隋唐往事——一场趋利避害的游戏



一道霞光从终南山冉冉升起，越过千层宫殿，越过干燥凛冽的空气，落在被城墙和壕沟拱卫着的长安城的大街小巷，落在远处河边停泊的三桅帆船上。连接绵长的宫墙的九个城门——东面、南面、西面各三道城门，在清晨的空气中哗啦啦地打开了，一夜未歇的京都又陷入新的狂欢。

权力，终于将一奶同胞的兄弟塑造成你死我活的对手。对于利用女人打口水仗这一套，李元吉已经烦透了。他直截了当地对太子说：“我想为大哥亲手杀了他！”不知在酒桌上伏了多久，李元吉睁开眼睛，狠狠地说出了这句话。风吹花落，飘进了酒杯，他睡眼惺忪看也不看，一仰脖子喝得干干净净，然后奋力将酒杯掷于地上，摇晃着身体，踉踉跄跄地走出东宫。望着李元吉的背影，李建成的内心有着隐隐的不安。他知道，自己早晚会被这个莽撞的弟弟害死，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在这样的情势下，任何一方违规操作，都可能给对方带来一次绝地反击的机会。李世民遭到冷落和排挤，李建成总算松了一口气。然而李元吉对这种局面很不满意。两个兄长如果相安无事，他就什么好处也捞不着。如果不能将李世民踢出这场博弈，自己永远也别想靠近宝座半步。

一天，李世民陪高祖李渊驾临齐王府。李元吉早早就让侍卫宇文宝埋伏在卧室内，准备刺杀李世民。可在太子看来，齐王这么做也未免太莽撞了。在你的府上、在父皇眼皮底下干这种事，即便成功了，你李元吉就算有九个脑袋也不够砍，而身为太子的自己到头来也难逃干系。有时候，李建成真的无法理解李元吉在对付李世民时所表现出来的诚意和决绝。他总觉得最后的时机还不到，他没必要匆忙下手。可李元吉总在提醒他，胜负往往只在毫厘之间，不要等到出手的时候，才发现机会已经完全丧失。

在政治斗争面前，死亡有自己的逻辑和条理。一个死亡，往往会牵扯出另外一个死亡。死亡不是单细胞复制，而是一道无穷无尽的血连环。身为太子的李建成还是不想轻易涉险，权力带来的危险，只有权力能够提供庇护。当李元吉埋伏的杀手准备刀剑出鞘的时候，李建成及时制止了。太子之位，距离权力巅峰只有一步之遥。在这场残酷的角逐里，自己必须成为最后的幸存者。

李建成的保守，让齐王李元吉很不满意，他不止一次地抱怨，自己这么做也是为大哥着想，两边都是兄弟，杀了二哥对他这个做弟弟的有何好处？李建成也不想失去这一政治盟友，只有安慰对方。

武德七年（624年）六月，这是云天湛蓝，蝉鸣交织的初夏时节。李渊突然放下手中的朝政事务，前往京郊宜君县新落成的仁智宫消暑避夏。李渊想离开长安一段时间，每天坐在宫里翻看奏折，让他困闷不已。做皇帝真是一件苦差事，光是看着那些堆成小山的奏折，就已经让他头疼不已，更何况还要逐件批阅。此次出行，秦王李世民与齐王李元吉护卫天子銮驾左右，而太子李建成则留守长安城。

李渊经常在心里将李建成与李世民做一番比较，虽然他最欣赏的是李世民，但是这孩子像一潭水，让人望不见底。太子相对仁孝，将来可为仁孝之君。所谓亲情，放在平民百姓家里是一种向心力，而放在皇家就有可能是一种潜在的危险，隋朝的前车之鉴还在那里摆着。他这次出行，特地将他们分开，也是为了在这林木幽深、风景宜人的仁智宫过一个安心而清凉的暑季。

在李渊驾临仁智宫的同时，一条重要情报打乱了计划。太子手下的郎将尔朱焕和校尉桥公山奉太子之命，将一批崭新的盔甲运往庆州（今甘肃庆城县）交给都督杨文干。

杨文干曾经担任过东宫禁卫的职务，后来李建成为了加强自己在地方的军事力量，便向李渊保荐杨文干为庆州都督。杨文干在庆州厉兵秣马，大肆为太子培养私人势力，成为继罗艺和李瑗之后，李建成在地方上的又一绝对强援。

奇怪的是运送军需物资的尔朱焕和桥公山到达豳州时停止不前，而且突然向豳州方面举报，声称有重大军情上告。豳州地方官不敢怠慢，即刻将他们送到了皇帝所在的仁智宫。尔朱焕和桥公山随即向李渊面奏，指控太子李建成准备与庆州都督杨文干里应外合，趁天子不在京城之际发动兵变。

李渊感到无比震惊，离开长安城，就等于离开了皇权的安全区。太子李建成留在京城监国，如果他选择在这时候突然发难，李渊的皇权系统会不会就此瘫痪。而嗅觉灵敏的李世民预感到，这是一个彻底扳倒太子集团的绝佳时机。虽然李元吉藏于暗处的杀手没有拔出那把杀人的刀，但刀是最不安分的事物，从来就不会沉默无语，就算藏匿于无形，也能让局中人感觉到杀气。太子和齐王的心里都藏着一把杀李世民的刀，而他又何尝不是。如果他倒下，历史轻描淡写也就过去了。如果太子倒下，李世民将有可能创造一场这个世界上著名的阴谋，想一想都令人兴奋。

太子养兵传递出的信号就是意图谋反，只要这个罪名坐实，他就绝无翻身的可能。一切不过是一场趋利避害的游戏，在乱云飞渡的非常时期，李渊没有理由不去怀疑李建成。太子之位距离天子之位仅一步之遥，来自于皇位的诱惑向来让人难以拒绝。

李渊决定试探一下，他召太子李建成速来仁智宫见驾。这是一着妙不可言的棋，如果李建成不来，说明他的心里有鬼，确定谋反无疑。如果他来了，说明这件事儿很可能暗含玄机。而李建成同样面临两难抉择：如果去了，父皇不给自己任何解释的机会，那么等待着他的将是凶多吉少的命运；如果不去，自己就真的坐实了谋反之名，同样必死无疑。

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李建成最终选择去见李渊。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只因为他是儿子，也是太子；而李渊是父亲，也是皇帝。父为子纲，君为臣纲，他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

七月十四日，李建成踏上了去往仁智宫的生死之路。大队人马刚刚开拔数十里地，李建成就将所属官员全都留在了北魏遗留下来的旧堡栅中。他生怕夜长梦多，让父皇的疑心加重。他只带了几个随从，快马加鞭去觐见李渊。

果然不出李渊所料，李建成承认的是错误，却不是罪责。他百般解释，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极力表明自己的清白，甚至使出了顶级表演水准，“叩头谢罪，奋身自掷，几至于绝”。在那电光火石的一瞬间，李渊确实动了恻隐之心。但事关生死，他不敢贸然选择相信他。李渊命人将李建成软禁在帐篷中，只给他麦饭充饥。

李渊不仅怀疑李建成，也怀疑李世民。为了澄清事实，他决定下敕，召杨文干前来对质。李渊软禁李建成的消息吓坏了杨文干，本能的恐惧扰乱了他的心智，他居然在慌乱之中起兵造反。漫长的时间会清洗掉历史地板上的痕迹，所有真实发生过的事，也像有人刻意留下的一场骗局。而对于李世民来说，这显然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从接手皇位的那一刻起，李渊的心就开始变得局促难安。皇帝难做，却又人人都想做。如此一来，做皇帝的风险系数就会大大提高。那些想当皇帝的，当了皇帝的，都在自己心里暗暗地签了一份生死状。总觉得这是一场以命相赌的游戏，松懈半分就有人在背后放冷箭。李渊认为杨文干事件既然牵连到了太子李建成，响应的人恐怕不在少数，毕竟太子的号召力不可等闲视之。

只要有仗需要打，李渊想到的第一人选就是李世民。也许是事关紧急，情急之下的李渊居然向前往平乱的李世民开出了一张难以兑现的空头支票：等到平叛回来，立他为太子，将现任太子李建成降格为蜀王。李渊甚至说了，蜀地狭小，蜀兵脆弱，将来建成若能服从你，你就保全他的性命，若不服从，你要制伏他也易如反掌。

这真是一个荒谬至极的玩笑，让李世民又一次看到了未来人生的光芒——尽管李渊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神游移不定，像是在掩饰一个最低级的谎言。选择相信固然不是最好的办法，但有时不这么做，别的什么也做不了。这句话如果不是李世民在后来修史中添加的“神来之笔”，只能说明李渊是一个在政治上极不成熟的君王。

身为开国之君的他显然不可能随便做出这样的承诺，更何况经历过战争风浪的他不应该如此慌乱。难道皇帝当得久了，胆子也变得小了；难道高大的宫墙截断了他的勇气，让他没有别的选择？等到李世民出发后，李元吉和嫔妃们不停地跑来给李建成说情，就连皇帝最信任的大臣也站出来为太子开脱。由此可见，李建成这个太子当得还算得人心。

在历史翻卷的巨浪中，没有谁重要到无可替代，任何一个人的倒台或者消失都是无足轻重的，时间会随时将另一个人推到历史的前台，然后取而代之。李渊替了杨广，他又将会被谁替代？所幸的是，现在能够真正威胁到他的是他的孩子。

李渊本就没有动太子的念头，很快就妥协了，他让李建成继续镇守长安。这么大的事，就这样被李渊轻轻地一笔带过。太子毕竟是太子，李建成的太子地位在李渊这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既然太子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有问题的就可能是太子的对立面——秦王李世民。一切仿佛都在李渊的操控之中，被动的李建成居然一夜之间成了胜利者，而李世民则再次受到命运的愚弄。

李渊只是推测李世民是这件事的幕后主谋，但是缺乏相关的证据。没有证据，不代表没有真相。武德中后期，李渊对世民“恩礼渐薄”，而建成和元吉则“转蒙恩宠”。只要李建成不犯原则性的大错误，等到李渊百年之后，太极殿上的那个宝座自然是他的。既然如此，在总体形势对其绝对有利的情况下，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李建成根本没有铤而走险的必要。

一方面为了向官员做出解释（太子私自运送铠甲给地方军官是谋逆行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向李世民发出警告，李渊最后将此事定性为兄弟不和，并归罪于东宫中允王珪、东宫左卫率韦挺和天策府兵曹参军杜淹，将三人流放了事。

虽然李世民对这个处理结果很不满意，但也无能为力。为了让自己从这件事中抽身而出，他并没有对处理结果提出任何异议，只是在私下里派人给天策府兵曹参军杜淹送去了三百两黄金作为慰问金。

李渊一直希望李世民安心做一个普通的皇子，不要对太子之位再抱有非分之想。他无意剥夺李世民政治上的地位，更无意取其性命。可是很多时候，人往往被事件拖着往前走，人只是洪流里的一粒棋子。

从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我们可以看出李渊的策略。在李世民出兵平乱的同时，李渊便改变了自己最初的想法。他将整件事情进行了冷处理，既没有处分李建成，更没有废立太子。因为他从这次事件中，既看到了由于历史原因而形成的李世民威震宇内、天下归心的现实，也看到了李建成虽然位尊，却处于难有作为的境地。他知道这是矛盾的焦点所在。李渊很清楚：只要在朝堂之外另辟战场，李建成根本无力与李世民抗衡。李建成之所以会自乱方寸，跳出来做出狂逆悖理的举动，是因为他耐不住内心的躁动不安。李渊将这件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因为他了解自己的孩子：老二是不会轻易臣服于老大的，当然老大被立为太子多年，也是不会臣服于老二的，否则，他早就自动让出太子的位置了。

李渊处理杨文干事件时，最初想废太子，将其贬往蜀地。可是李世民这边一出兵，杨文干就闻风而定。就在杨文干被自己的部将刺杀，首级传送长安之时，李渊也推翻了自己不成熟的想法。如果将李建成封到蜀地，只有一个结果，前任太子一定会在剑南招军买马、积草屯粮，树起反旗与朝廷对抗。到那时，一场伐蜀平叛的局部战争是免不了的。虽然以李世民的能力，伐蜀平叛不是很难的事，但对天下苍生社稷则是一场深重的灾难。而且时间越往后推，战争的规模就会越大。

李渊以“和稀泥”的方式勉强维系着太子与秦王之间的平衡，但谁都明白，包括他自己，这种平衡处于一种极其脆弱的状态。他在对此事进行冷处理的同时，也在为大唐帝国的权力归属和命运走向做着艰难的抉择。李渊表面上显得若无其事，其实时刻都在苦苦地寻找解决这一重大危机的良策。

杨文干事件发生后不久，紧接着又出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有官员上书说突厥屡次入境是由于帝国的都城长安过于繁华，物质诱惑太大造成的。这个上书的官员突发奇想，建议皇帝一把火将长安城烧毁，然后再择另一个地方建都。

这完全是不靠谱的想法，居然得到李渊的认可，并且还真派人寻找迁都之所。李渊寻找的下一站落脚点，锁定在今天的河南南部山区到湖北平原一带。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如果李唐选择那里作为都城，会失去相当程度的支持力量，等于一个武功高手自废武功。在古代中国，决定都城地点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包括地理位置、山川形势等自然因素，也包括经济、文化等人文因素。

长安位置偏西，位于内地和边疆的交界处，居关中之地，东有崤函天险，南有武关，西有散关，北有萧关，易守难攻。一旦帝国东部出现叛乱，统治者坐镇长安，进可攻，退可守。隋唐在北方和西北方面临匈奴、突厥等强大的草原民族的威胁，长安靠近边疆，是连接内地与西域的纽带，同时也是经营西域、反击草原民族的重要基地。

当然如果迁都河南洛阳也是上佳之选，洛阳居天下良好的地理位置，交通条件成为最大的优势。在很多朝代，洛阳扮演了长安的陪都角色。唐朝时长安、洛阳为东西两京，皇帝常常往来于两京之间，武周时改洛阳为神都，正式定为都城。

可是李渊选择的迁都之所并非洛阳，如果仅仅为了避免突厥的骚扰而迁都，实在不是什么明智之举。可是李渊却一副心意已决的样子，搞得重臣们“虽知其不可而不敢谏”。

在这件事上，李世民持反对意见，他劝谏：“北方少数民族为祸中原的情况自古就有。陛下凭着圣明英武，创建新王朝，安定中夏，拥有百万精兵，所向无敌，怎么能因有胡人搅扰边境，便连忙迁都来躲避他们，使举国臣民感到羞辱，让后世之人讥笑呢？霍去病不过是汉朝的一员将领，尚且决心消灭匈奴，儿臣愧居藩王之位，希望陛下给我几年时间，让我把绳索套在颉利（突厥首领）的脖子上，将他逮到宫阙之下。如果到时候不成功，再迁都也为时不晚。”李建成的态度和他的父皇是一致的——为了与李世民唱反调，同时也为了讨好李渊。他直接反驳李世民：“当年樊哙打算率领十万兵马在匈奴人中间纵横驰骋，（结果失败了）你的话该不是和樊哙的相似吧！”李世民当然不肯示弱，他说：“面对的情况各有区别，用兵的方法也不相同。樊哙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不超过十年，我肯定能够将漠北地区平定下来，并不是凭空妄言啊！”

虽然李渊最后没有迁都，但是兄弟二人针锋相对的斗争没有一刻消停过。任何事件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相互攻击的导火线。朝堂内外，官员们在冷静地观战，为自己在帝国权力结构中寻找下一站栖身之所。

那些本来不应该与政治发生关系的嫔妃们，在这场兄弟斗争中早早就选择了站队，她们义无反顾地将自己的选票投给了太子李建成。在她们看来，太子是帝国的法定继承人，是受到皇帝庇护的接班人，胜算要比李世民更大。

还有一点，李建成知道在皇帝耳边吹枕边风的厉害，平时就注意与这些嫔妃搞好关系，不断施以恩惠。李建成“内结妃御以自固”，李世民却“参请妃媛，素所不行”。截然相反的态度，让那些身居后宫的嫔妃并没有经过多少思想斗争就将手中的赞成票投向了太子。李建成与皇帝的嫔妃们联合起来，诬陷李世民。如果李建成在李渊面前直接说李世民的坏话，李渊不一定会相信，甚至可能产生怀疑，对太子有看法。可是发动围绕在皇帝身边的人一起泼脏水，尤其是让嫔妃们吹枕边风，这就由不得李渊不相信。即使是谎言，说上千遍也成了真理。李建成和李世民的权力斗法，就好像小孩子玩跷跷板，此消彼长。刚性的平衡状态往往会破坏游戏规则，让权力博弈成为帝国制度内的一道暗伤。既然太子李建成的口碑越来越好，那么李世民的信誉也就呈递减态势。

接下来的胡马事件，再次验证了帝国权力斗争中谎言吃人的严峻事实。李渊在京城南面设场围猎，太子李建成、秦王李世民和齐王李元吉随同前往。李渊命令三个儿子骑马射猎，角逐胜负。李建成有一匹胡马，膘肥体壮，尤其喜欢尥蹶子。他就将这匹胡马交给李世民，说：“此马跑得很快，能够越过几丈宽的涧水。二弟善于骑马，就骑上它试一试吧。”

李世民骑着这匹胡马追逐野鹿，胡马真就尥起后蹶。李世民的身手还是不错的，他跃身而起，跳到数步以外方才站稳。等到胡马站起来以后，李世民再次跃身上马。如此三番四次，李世民就起了疑心。他对当时的宰相宇文士及说：“太子打算借助这匹胡马加害于我，但是人的生死自有命运决定，凭此等伎俩怎能伤害到我？”

李建成听到这句话，乘机教唆后宫那几个力挺自己的嫔妃在皇帝面前吹风：“秦王想当皇帝，他说，上天授命于他，要让他做天下的主宰，怎么会白白死去呢！”（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为天下主，岂有浪死！）

李渊非常愤怒，只有自己这个皇帝是天命所系，你一个皇子怎敢口口声声称天命。他当着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面，将李世民狠狠地训斥了一通：“谁是天子，上天自然会授命于他，不是人的智力所能够谋求的。你谋求帝位之心怎么这般急切呢！”

李世民吓得当时就摘去王冠，伏地叩头如捣蒜，请求将自己移交司法部门调查，以证实自己从来没有说过如此悖逆之言。此前，李世民也许还能期望李建成放自己一马，在杨文干事变、迁都事件、胡马事件之后，他就再也不敢有这种奢望了。任何一个疏忽，都可能将自己置于死地。

兄弟三人在这条权力斗争的路上走得越来越远，不分出胜负是无法收场的。而胜负究竟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又会将帝国的命运拖向何处，没人能给出一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