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往事——与烈火烹油的时代共舞



血统是造反者的理由

如同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的叛乱夺权者一样，唐高祖李渊出生于显赫的门阀世家。按照李唐皇室的谱牒记载，李渊和他的后人有着极为高贵的士族血统。其远古的祖先可以追溯至五帝时代的颛顼高阳氏，而春秋时期的祖先则可以追溯到老子（李耳），同时也是西汉抗击匈奴的名将李广的后裔。

这种说法也只是李唐皇室的一面之词，并没有强有力的血缘证据。没有证据的说辞，就难免会让人质疑。这只是李唐皇室为了“高远其来者”而精心编造的一个血缘神话，神话往往是无法落地生根的谎言。在后来者的眼里，贴上去的金粉固然无碍皇家的尊荣，但始终无法渗透血肉。

中国人的血缘纽带往往只限于三代或者四代，上延下伸，跨过这个界限，血缘的纽带扣就会慢慢松开，直至断裂。原因很简单，中国是一个讲究家族传统的社会，每个人的血缘都能产生一种势能，而这种势能往往由血缘生成情感。中国人讲究“隔辈疼”，也就是说爷爷疼孙子，胜过孙子将来回报给爷爷的感情。中国人含蓄的情感表达注定了血缘就像河流一样，往下流淌。

李唐皇室为自己脸上扑的金粉还算厚实：李渊的七世祖是十六国时期的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县西南）人、西凉的开国帝王李暠；六世祖李歆是西凉后主；西凉被匈奴灭掉以后，五世祖李重耳流亡南朝刘宋，后又归降北魏，任弘农太守；高祖父李熙任北魏金门镇将，率豪杰镇守武川（北魏“六镇”之一，宇文泰家乡，今内蒙古武川县），遂留居此地；曾祖父李天锡也是北魏的重臣。

现代人续家谱喜欢攀名人，更何况帝王之家的家谱，更是来不得半点污浊。老子英雄儿好汉，后人做皇帝，前人当为王，这种由后者往上逆推的条件句式依然合乎情理。寻常人家通常只是将个体的荣光向上逆推两三辈。可是对于至尊至贵的皇家来说，家族史就是国史，他们恨不得将家族的至高荣誉逆推至原始社会那只刚刚进化了的猴子身上。好让天下臣民晓得，皇帝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炼成的。

李唐皇室之所以想尽办法与西凉王李暠攀上关系，是因为他既是北魏的豪门显宦，又是西汉名将李广的后裔。如果能够将家族的血缘管道与李暠完成一次对接，那就意味着李唐皇室不仅出自汉代名门，而且世代均为陇西望族。可是经过史家考证，李渊的家族与陇西望族李氏毫无关系。之所以自称先祖曾留居武川，目的在于暗示他们与西魏的实际统治者、北周的开创者宇文泰同出一源，均为北朝后期至隋唐年间叱咤风云的武川军团的核心成员。

李唐皇室高贵的出身渊源和美丽的血缘传说就像是折射着七色光的泡沫，只要轻轻触碰，就会在阳光下轰然破灭。不管最初的渊源如何，李渊家族在6世纪下半叶已经是中国北方地区的贵族，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从李渊的祖父李虎开始，李氏家族的历史就脱离了神话的轨道，进入有真材实料的“信史”阶段。北魏末年，李虎追随宇文泰创建了西魏，官至太尉、尚书左仆射，封陇西郡公，并与太师宇文泰、太傅元欣、太保李弼（李密曾祖父）、大司马独孤信、大司寇赵贵、大司空于谨、少傅侯莫陈崇八人同为西魏的佐命功臣、柱国大将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西魏“八柱国”。史书有称：“当时荣盛，莫与为比！故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周书》）

当时的中华帝国划江而治，南北两朝各有各的精彩，总而言之，不止一个乱字了得。这“八柱国”是北朝的贵族，他们不光在婚姻关系方面彼此勾连，在权力交接方面也像是商量好了，走的是轮流坐庄的路子。不过轮流坐庄，也同样伴随着血腥与杀戮。北周的创建者宇文泰创设了府兵制，在显赫的“八柱国”之下又设置了十二大将军。“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家族共同构成了一个空前强大的政治军事集团，成为西魏王朝当之无愧的中坚力量，并且在其后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延续和走向。

如果把这几大贵族按出场先后和对历史影响的大小排列，宇文家族应该是第一位。他们最初都是西魏时期的高级将领，后来宇文泰取西魏而代之，创建了北周，其他几大家族也随之成为北周权力集团的大股东。

这个在北朝后期强势崛起，并且对中国历史影响至深的军事贵族集团，被史家称为“关陇集团”。该集团的几大核心家族不但是政治和军事上的同盟者，而且还通过彼此联姻的方式缔结了一条颇为特殊的政治纽带。

在几大股东中间，最有投资眼光的当属早已汉化的匈奴氏族成员独孤信。他虽然没有建立自己的王朝，走称霸之路，却通过联姻将自己应得的权力份额牢牢地锁定在自己的家族权力的吸盘上，成为最大的赢家。隋、唐和北周的皇室创始人都选择了独孤信的女儿为妻，“一门三后”的荣光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独孤信的长女嫁给了宇文泰的长子，即北周明帝宇文毓；七女嫁给了杨忠的儿子杨坚，即后来的隋文帝；四女嫁给了李虎的儿子李昞，她在北周天和元年（566年）生下了李渊。武德初年，李唐皇室追尊李昞为元皇帝，而李渊的母亲自然也就被追封为皇后。所以从理论上来讲，独孤信就成了三个皇帝的岳父，而独孤家族也成了三个王朝的外戚。

尤其是他的七女儿独孤伽罗，也就是隋文帝杨坚的皇后。两人刚结婚时，杨坚起誓：不与其他女人生育子女。独孤皇后在文化修养方面高出后宫其他女子，同时具有强烈的政治直觉，宫内的侍从称他们为“二圣”。有官员曾引用《周礼》，要求官员的妻子都要听命于皇后，独孤皇后却说：“以夫人与政，或从此渐，不可开其源也。”也就是说，身为女人的她反对女人参政，也不准外戚（自己娘家人）掌握大权。有一次，她的娘家人犯案，杨坚想看在她的面子上宽恕此人，可她的回答是“国家之事，焉能顾私！”

北周建立后，已经不在人世的李虎被追封为唐国公，其子李昞承袭了爵位，并任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北周建德元年（572年），李昞就死了，年仅七岁的李渊袭爵唐国公。这个年轻的世袭贵族不但风流倜傥、一表人才，而且为人豁达宽容，毫无纨绔子弟的骄矜恶习，史称其“任性真率，宽仁容众，无贵贱咸得其欢心”（《旧唐书?高祖本纪》）。也就是说，少年李渊就具备一个成功男人必备的素质——亲和力和宽容度，以及由此带来的良好人缘。

李渊作为出身于北朝的关陇贵族子弟，如果说，他的人生还有什么可遗憾的，那就是过早地失去了父母之爱。这种亲情上的缺失，深刻地影响着他后来在处理家庭与子女问题上的态度和做法。李渊七岁的时候，父亲李昞去世，母亲去世似乎更早一些。这个世界的孤儿有很多种，对于朱元璋那样一个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孤儿来说，生存才是第一位的。而对于生来显贵的李渊来说，则又是另外一番情形，毕竟不用为衣食所忧。于他而言，如何摆脱生存环境所带来的不利因素，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才是第一位的。

所幸的是，李渊虽然失去双亲之爱，却有一个待他视如己出的姨妈。而他的姨妈能够为他提供的不仅仅限于亲情上的慰藉，因为他的姨妈有一个强势的身份，那就是隋国公杨坚的妻子。随着南北朝在政治、经济上逐步衰落，身为北周辅政大臣的杨坚于公元581年二月迫使年轻的周静帝让位，自立为帝。因杨坚曾官居隋国公，故改国号为隋，年号开皇，建都长安。

杨坚登基后，果断地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社会改革，巩固了隋朝的统治，并于开皇八年十二月攻占了南朝的最后一个王朝后陈的都城建业（今南京），进而宣布了南朝政体的消亡。至此，长期分裂的中国又复归统一。

在政治变革风生水起的大时代背景下，李渊的姨妈独孤伽罗也妻凭夫贵成为大隋王朝的一国之母。此时李渊刚满十六岁，正步入一个男孩向男人蜕变的人生阶段。独孤氏是个强势的女权主义者，十四岁时嫁与杨坚，就逼着自己的丈夫对天起誓：一生只爱她一人，坚决不与其他女子生育子女。

成为皇后的独孤氏牢牢地控制着隋王朝的后宫，成为历史上最为出名的“妒”后。而杨坚的表现也符合一个好男人的标准，始终恪守着自己所发出的那句不靠谱的誓言。对于一个帝王来说，这句誓言过于严格，可杨坚还是遵照执行，他的五子五女都是独孤皇后一人所生。史料记载：“独孤后性妨忌，后宫莫敢进御。”

独孤氏的“妒”达到了一种心理扭曲的状态，说是变态也不为过。独孤皇后每次见到朝野大臣家养有娇妻美妾或妾室生了孩子，一定要隋文帝将那人贬官。有一次，隋文帝宠幸一个官员的女儿，独孤皇后得知后，命人将其活活打死。隋文帝心中有着百般愁苦，也只能私下叹息：“吾贵为天子，不得自由！”在感情的世界里，杨坚真是个万里挑一的好男人；对于帝王来说，他对待感情的态度更是难能可贵。

父母双亡之后，李渊大部分时间都寄养在独孤皇后身边。父亲去世的时候，李渊只是七岁的孩子，正是承欢父母膝下的好时光。李渊虽然没有从父母那里得到更多的爱与关怀，却继承了他们高贵的血统，袭封唐国公。独孤氏（他的母亲家族）的祖先为漠北的鲜卑族，后来随北魏拓跋氏入主中原而南迁，最终定居在中原境内。李渊身上流淌着汉民族、鲜卑、突厥的混合型血液。

对于一个孤儿来说，除了要面对外部世界的纷繁复杂，更要战胜内心世界的孤独，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在那样一个世道里求生存，没有强大的内心，就不可能拥有强大的生存能力，想要走得更远几乎是不可能的。李渊显然做到了这一点，他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拓展了适应社会的综合能力。成人后的李渊是一个为人潇洒，性情率真，善于搞好各种人际关系的公关型人才。人际关系是中国社会生存和发展中最重要的软环境，无论是经商中投资的机遇，还是权力场上的竞技，人际关系都起着无可取代的作用。

李渊后来的妻子窦氏是隋定州总管神武公窦毅之女，其母为北周武帝的姐姐襄阳长公主。因此李渊与隋朝上层统治集团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确保了李渊不同于那些身世飘零的孤儿。至少在一个王国的权力世界里，他并不是一无所有的孤儿。李渊在隋文帝杨坚身边做了一名侍卫——千牛备身。

对于中国历史而言，隋开皇九年（589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在这一年里，平陈之战结束，持续分裂了近三百年的中华大地终于重归一统。这一年，李渊刚满二十三岁，青春正当时，也正是一个男人干事创业的黄金阶段。

自古以来无数人的实践证明，一个人的出身虽然不能决定他的人生之路，但二者之间却有着莫大的关系。要探究李渊所走的人生道路，就绕不开社会阶层划分这一规则体系。

在隋朝的社会体系中，各阶层的划分有着明确的法则。按照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从低到高依次排序：奴隶、平民、中下层庶族地主、上层士族、关陇军事贵族、皇族。如果我们把整个社会比为一个金字塔体系，那么奴隶和平民就处于塔底，而庶族地主以及上层士族和军事贵族，处于塔腰的位置并逐级向上，而风光无限的塔顶，便当仁不让地为皇族成员和皇帝所占据。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在这个帝国权力的金字塔体系中，撇开那些处于塔顶的皇族不论。置身于其中的每个人，都渴望自己能够在这个金字塔的生存体系中获得最佳的位置。正是在这种欲望的驱使下，他们都绞尽脑汁，奋力向上攀缘。有条件利用条件，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在这个艰难攀缘的过程中，有人不得要领，中途跌落，有人深谙规则，如鱼得水。

不过金字塔体系是先于规则而存在的，规则只是附于皮上的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算有人试图超越等级，抵达它的更高处，也只能是始于想法又止于想法的事。中国人讲究的是等级，《左传》云：“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作为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等级制的作用是将全国人民都纳入一种从属关系中，使每个社会成员都归属于金字塔结构，凸显人的不平等，强化每个人的身份意识，使屈服、顺从、奴性成为被统治者的基本性格。唯有如此，专制秩序才可以得到充分保障。这种金字塔结构提醒人们，任何事物都不能超越于政治权力之上。

在北朝北魏时期的军事体系中，官家体系里设置了一种高级禁卫武官。这种高级武官除了要负责皇帝的人身安全，还要执掌御刀“千牛刀”，这种禁卫武官就是“千牛备身”。虽然千牛备身的品级只有六品，但由于是皇帝的贴身侍卫，不仅威风得很，同时也很容易获得晋升，是一般贵族子弟梦寐以求的美差事。

有资料显示，千牛备身之类的御前侍卫一般任职时间为四五年，然后就可以通过吏部的考试而被选派到地方为官。根据李渊的官员任职履历，以及隋朝的职官制度等各种史料分析，李渊在大兴殿里为隋文帝杨坚站岗放哨将近十年。如果从开皇初年，李渊十六七岁算起的话，他二十六七岁才离任。这十年时间，是一个男人干事创业的黄金时期，也是一个男人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形成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关键阶段。

李渊在这十年的时间里始终没有调离京城，这里显然有他姨妈独孤皇后的一份功劳。将李渊置于自己身边，从个人情感因素上来说，这样既可以照顾到他，又可以着力培养他在权力场上的生存意志；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隋文帝和独孤氏对李渊有着深刻的信任感，皇帝身边的人通常是最得皇家信任的，尤其是涉及皇帝的安全的人员。

杨坚以一种近乎神奇的速度将自己的亲信党羽安插进帝国的各个权力要害部门，尤其是帝国的军事枢要部门。如此布置，京师重地就会成为杨家禁脔。

凭借着良好的人缘和过人的社会交往手段，这时候的李渊深得杨坚夫妇的欢心。在独孤皇后的关爱之下，羽翼将丰的李渊做过畿辅地区和中国西北战略要地的刺史或郡守。先后辗转累任谯（今安徽亳县）、岐（今陕西凤翔）、陇（今陕西陇县）三州刺史。也就是说，隋文帝在位期间，李渊的最高官级只达到过地方州郡一级的最高行政长官——刺史（太守）。

在这期间，李渊对姨夫杨坚的大隋江山忠心耿耿，并无异心。顶多是在夜深人静睡不着觉的时候，为自己的权力得失做一番权衡和考量，考虑自己是继续留在杨坚和独孤皇后身边发展，还是找个机会到地方上做一个真正有实权的封疆大吏。最后的结论往往是，只有离开才是最完美的回归。这期间，李渊还完成了自己的另一件人生大事——结婚。

李渊的婚配对象是窦氏，此女非寻常人家女子。她是京兆平陵（今陕西兴平）人，父亲窦毅是北周末年的上柱国，金州总管，爵封神武公，而她的母亲是周武帝宇文邕的姐姐襄阳长公主。李渊的这段婚姻虽然有着浓烈的政治意味，所表现出的形式却是一部浪漫的偶像剧。要知道，在门阀制度下，最为人所重视者为“婚”与“宦”，因为“宦”是门阀士族势力得以稳固的基础，而“婚”则是保持家族高贵血统的纯净，并借以攀结其他高门贵族的必要手段。

据说这个窦家女儿出生不久便“发垂过颈，三岁与身齐”，如此一头美丽的长发实属罕见，因此十分招人喜欢。由于窦氏的母亲是北周朝的襄阳长公主（宇文泰的长女）、武帝宇文邕的姐姐，而宇文邕又特别喜欢这个美丽的小外甥女，所以一直把她养在宫中，视如己出。

其时北周王朝尚未统一中原，仍然与关东的北齐和江南的陈朝处于“三国鼎立”之局，因而不得不依附东突厥，并与其联姻，以求得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持。当时宇文邕娶的就是东突厥的公主阿史那。但是这种纯粹的政治婚姻毫无半点感情基础，所以宇文邕并不宠爱阿史那，对她的态度极为冷淡。

也许由于出生于鲜卑的名门望族，再加上在宫廷中耳濡目染，窦氏从小就表现得聪慧过人，而且具有非常敏锐的政治头脑。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这是极为难得的。在对待突厥皇后这件事情上，年幼的窦氏特意找了一个没人的时候，郑重其事地向她的皇帝舅舅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她说：“四边未静，突厥尚强，愿舅抑情抚慰，以苍生为念。但须突厥之助，则江南、关东不能为患矣！”也就是告诉舅舅，现在天下还没有统一，突厥还很强大，希望舅舅能够抑制自己的情感，好好对待突厥皇后，只要突厥配合，江南和北齐就容易对付了，统一大业也容易实现。

这句话超越了同龄孩子的政治智慧，让所有人都为之吃惊。如果这句话出自成人之口，周武帝不一定能够听得进去，对于这个小孩子提出的问题，他还是放在了心上。

周武帝接纳小外甥女的进谏，从此对阿史那皇后态度大为转变。六七岁的小女孩能有如此深远的政治见解着实让人惊叹。这种胆识与血性，或许和她身上流淌的鲜卑血液有密切的联系。窦毅在听说这件事后，高兴地对妻子说：“此女才貌双全，不可轻易许人，当为之择一贤夫。”

后来杨坚代周受禅时，窦氏大哭道：“恨我不为男，以救舅氏之难。”窦毅与襄阳长公主忙掩其口说：“汝勿妄言，灭吾族矣！”或许窦毅认为此女非寻常女子，如果随便嫁人，将来难免会为窦氏家族留下祸端。窦毅采用了武侠小说里常见的方法，在长安城公开招女婿，以武会英雄。作为皇亲国戚，窦家大小姐还是很有市场的。消息传开，京城内外的贵胄王孙、豪门子弟竞相前往。

窦毅选女婿的方式很奇特，他一不问家世财产，因为窦家有的是金银珠宝，贵为皇亲在物质上并无特殊要求；二不挑剔容貌气度，只是在园中置一个门屏，屏上画了两只孔雀。凡有上门求婚的，不管老幼美丑，每人必须在百步之外张弓射箭，谁能射中孔雀的眼睛，谁就成为窦小姐的乘龙快婿。

结果李渊如愿抱得美人归。有人说，李渊由此攀上了窦家的高枝。其实真相并非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窦皇后的父亲窦毅在后周算是一颗政治明星，可惜他的小舅子周武帝宇文邕短命，内侄又过于不着调，以至于被杨坚取而代之。

在杨坚大肆清算前朝遗老的时候，窦家感受到的是空前的政治压力。如何摆脱与前朝皇族的利益勾连，如何在新朝的权力结构中寻求突破的新路径，成为一个权力指数正在走下坡路的家族的当务之急。他们将希望都寄托在了女儿的身上，嫁出去的女儿虽然是泼出去的水，但是为人妻后的女人就有了妻凭夫贵的资本。为女儿找个权力靠山，来挽救行将崩溃的家族利益，是窦家人的现实想法。

李渊是最佳的人选之一，他的外公是独孤信，姨父杨坚是帝国的新任帝王。比武这件事，也许是窦家安排好的一场局。这场局不是为网罗天下英雄，而是为李渊量身打造的。对于此次招亲，两《唐书》中分别记载道：“乃于门屏画二孔雀，诸公子有求婚者，辄与两箭射之，潜约中目者许之”；“因画二孔雀屏间，请婚者使射二矢，阴约中目则许之”。最后的结果却是“射者阋数十，皆不合。高祖最后射，中各一目，遂归于帝”。

“阴约”和“潜约”在这里表达的是同一层意思，也就是说，比赛规则并没有向那些求婚者说清楚，而是窦家暗中许诺，射中眼睛者胜出。

“高祖最后射”也是暗藏玄机，李渊之所以压轴出场，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大赛组委会（窦家）在赛前就向参赛选手（李渊）泄题，使得李渊提前获知比赛的潜规则；二是这是一场专门为李渊设的局，规则按他的表现而定。最后出场的李渊显然是为了赢得比赛而来，他出场后，这场毫无公平可言的竞赛也就到此结束了。即使李渊一箭偏离靶心，窦公也会临时修改规则，最后一个偏离者为胜方。

关于李渊的箭术，倒是有据可查。大业十一年（615年），隋炀帝要游幸汾阳宫（在今山西宁武县），命李渊为其开道护驾。李渊受命后率军东渡黄河，驻军龙门（今山西稷山县北古城）。当时叛军首领毋端儿“帅众数千薄于城下”，李渊“从十余骑击之，所射七十发，皆应弦而倒”，叛军溃败而去。面对敌方数千人，李渊只带了十余骑，所射七十发，居然能够箭无虚发。没有非凡的军事眼光和英雄胆识，怕是无法做到的。窦毅与妻子襄阳长公主在私底下商量女儿终身大事时，也定下了基调：此女才貌如此，不可妄以许人，当为求贤夫。也就是说，窦家对女儿的夫婿有着很高的标准和要求，不能随意嫁个庸常之人。

大业初年（605年），杨广通过非常规手段成为隋王朝的新君，也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为自己留下罪孽深重的一笔。对于那些开口必言尧舜德，闭口总道孔孟圣的史家而言，杨广俨然成了末世昏君的典型代表，什么弑君篡位、奸淫父妃、诛戮贤臣、大建官苑等罪行，杨广被牢牢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性格决定命运，当天下人的天下变成一个人的天下，一个人的性格便可能左右天下人的命运，有些皇帝，或暴戾多疑，或阴沉偏狭，或荒唐无稽，在这样一些皇帝的统治下，臣民们又怎么会获得好的命运，而臣民们没有好的命运，也就意味着这个王朝不配有好的命运。皇帝能左右天下人的命运，而天下人的命运也同样能够主宰皇帝的命运。

胡戟教授曾经说过一句尚算公允的话：“秦始皇做过的事，他（隋炀帝）多半也做了，但是他没有焚书坑儒；我们还可以说，隋炀帝做过的事，唐太宗多半也做了，但是唐太宗贞观时代远不及他大业前期富庶，然而，秦始皇、唐太宗都有‘千古一帝’的美誉，隋炀帝却落了个万世唾骂的恶名。”

杨广即位后，对自己的表弟李渊还算过得去。从小在隋文帝与独孤皇后身边长大的李渊，与杨广的成长过程应该有一段时间上的交集。这种交集很多时候会转换为情感上的倾向性，中国人讲究人情世界里的差序格局。费孝通老先生说：“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我们俗语里有‘一表三千里’，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网络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

差序格局就是我们常说的人际关系格局，每个人都拥有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圈状扩展，关系递减的圈子。这就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内外有别，亲疏不同。中国是“熟人社会”，小圈子里面的人相对来说会彼此信任一些。李渊与杨广是表兄弟，按照差序格局原理，他们是距离彼此“中心”较近的那道波纹。

我们常说家国天下，可国情又不完全等同于家里的状况。杨李的权力身份决定了这份亲情难以替代帝国的政情。所以两人的亲情关系，在权力的作用下，有了更多趋利避害的成分。有一次，杨广当着满朝文武大臣的面羞辱李渊是“阿婆面”，也就是取笑他“高颜面皱”，长得像老太太。李渊十分气恼，回家见到夫人羞愤难平，不禁怅然落泪。

李渊并没有脆弱到因为相貌问题而流泪，而是他从杨广的话语里读解出更为深层的问题。对于生长于帝国核心政治家族的李渊来说，他对于权力得失的解读要比其他人来得更为直接和敏感。这些时日以来，他觉得自己苍老了许多，他内心曾经强硬的部分，似乎被一点点地吞噬。

其实杨广即位后，对他这个表弟还算过得去。可是对于权力者来说，少年时的情感始终代替不了权力上的交割。皇帝的金銮殿也毕竟不是慈悲的佛堂，它自古就是靠死人骨头堆起来的。

李渊从皇帝对待自己的态度，很快就解读出自己在仕途上的黯淡前景，以及李氏家族在帝国权力结构内中的尴尬位置。因为距离权力高层太近，李渊比其他人更了解帝国政治的运作规则，也更加明白受到君王轻视将会有怎样的下场。念及于此，李渊难免会黯然神伤。在他伤感的背后，我们也能够感觉到帝国贵族在末世来临前脆弱的政治敏感度。

男人的哭，有时有一种迷人的魔力，仿佛此前长久的压力和委屈，都是为此次释放所做的情绪准备。所以那天，李渊在夫人面前肆无忌惮地大哭了一场。窦氏和几个孩子也一起抱头痛哭。这是他们夫妻二人第一次用哭声对话，哭得相当默契。由此可以看出夫妻之间和谐的感情，以及他对窦氏有一种精神依恋，而这一切源于窦氏是个有能力、有想法的女人。她既能够为自己的男人带来创业的思路，又能适时平复他那颗躁动不安的心。

一家人哭完了，窦氏劝自己的夫君：“公封于唐，阿婆乃是堂主。”也就是说，“堂”即“唐”，阿婆就是堂主。这是好的兆头，说明相公将来要做唐国之主。

窦氏的这番话又让李渊眼睛潮了，不是因为难过，而是因为高兴。他们彼此的理解，在哭声中开始，也在哭声中结束。窦氏的一席话打通了李渊内心世界的任督二脉，他借着窦氏的这句吉言，居然当天晚上就在府上设宴以示庆贺。

其实窦氏在这里只是偷换了一个概念，解释也给得有些牵强。为了这样一句话，李渊摆宴相庆显然过于夸张。李渊的兴奋点到底在哪里呢？无非是窦氏的一句话，暗合了他胸中藏着的某种政治野心和权力欲望。加上“李氏当为天子”的预言尽人皆知，机缘暗合，难免让他觉得自己真的在冥冥之中拥有了天命，他不敢公开庆贺，只能“私相贺焉”。李渊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想法究竟是什么，是帝国权力即将易手于己，自己将成为一个新王朝的帝王吗？

如果说李渊是成功男人的典范，那么窦氏就是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大业初年，李渊在担任扶风太守期间，曾经得到过几匹身形与速度都超一流的骏马。好武之人都好马，李渊如获至宝。窦氏却告诉他：“主上亦喜飞鹰骏马，此公之所知，所以这些马必须送入宫中，不可久留，否则一旦有人跟主上提起，它们必定成为负累，请公慎重考虑。”

李渊明知道妻子说得有道理，可他又舍不得那几匹刚到手的宝马，一直犹豫不决。没想到后来杨广知道了这件事，对他进行责罚。李渊汲取教训，老老实实按妻子所说的去做，四处搜罗良马猎鹰，频频进献给杨广，终于赢得天子欢心。

将隐忍修炼到最高一层

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是，这个世界无穷大，而人的认识十分有限，生有涯，而知无涯。在任何时段里，都会有很多未知的事情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和认识。比如谶言这个听上去很玄妙的玩意儿。《辞海》里对“谶”的解释是：“预言；征兆。”

谶言多用于政治斗争中，是一种具有宗教神学色彩的政治宣传。通常用来为谋求权力者或已登上权力宝座的统治者大造舆论，从而收服具有传统天命观的民众，证明其权力的合理性。

谶纬神学在西汉末年的哀平之际大兴，王莽与刘秀就曾利用图谶、符命，作为“改制”与“中兴”的合法依据。在这些事件的推波助澜下，到了东汉，谶纬神学更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历史上所谓的神奇的谶言通常分为三类：一是官史的粉饰，二是野心家的编造，三是大众的选择性记忆。当然，还有部分巧合的因素不容忽略，巧合的因素要远远小于人为的解释和放大。

6世纪末7世纪初，“李氏当为天子”的谶言在市面上十分流行。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都知道。这一谶言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主要功能是为自己臣服的那尊权力大佛找到一个存在的理由。大业九年，已经四十三岁的李渊转任卫尉少卿，是一名专门掌管京师军事器械的从四品官员。同时他还兼任一项重要的军事任务，那就是在隋炀帝二次远征高丽的战争中担任向东北前线（今辽宁省）运送军需的监督官员。

对于一个四十三岁，人生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的男人来说，李渊所获封的从四品官级，的确算不得什么。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李渊在隋王朝的两代帝王心目中，虽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信任，但始终没有得到高官显位和实际权力。

隋文帝杨广将护身之责交予李渊，而隋炀帝杨广则将战争所需军资交到李渊手里。李渊能够在帝国谋取到实际利益，无非取决于两点，一是先人所赋予的豪门世族的血统，二是与杨氏皇族的母系血亲关系。

杨玄感起兵这件事在李渊内心深处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造反者既不是赤贫阶层，也不是权力的冷落客，而是位居礼部尚书高位，世袭楚国公的本朝贵族。这时候，李渊已经被杨广调到弘化郡（今甘肃省合水）担任留守。他非常佩服杨玄感振臂一呼的勇气，同时也为他的命运忧虑。其妻兄窦抗也劝他起兵，说：“杨玄感已经抢先一步了！李氏名应图谶，应该趁势举义，这是天意啊。”

李渊没有同意，虽然听到杨玄感起兵的消息时，内心颇不平静，但他觉得造反的时机还不成熟。杨广这时候委派他镇守弘化郡，并兼管关右诸军事，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卫通往京师的战略要道。根据后来发生的诸多事情来看，李渊的气质类型应该属于黏液质。这种人习惯将自己内心的欲望深深地埋藏起来，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做到平静地克制与忍让。如果作为对手的话，这种人也是最为可怕的。在李渊看来，杨玄感发动的这场起义过于唐突。而结果也真的如他所料，仅仅两个月杨玄感便兵败身亡。

随着时局的进一步动荡，地方叛乱所引发的社会效应，波及面越来越广。大量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也拥进了叛乱者的队伍，他们往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瓦岗军中的魏徵、祖君彦，窦建德军中的杜伏威、李子通，以及江南农民军中的李百药等，都是各地叛乱者的代表人物。

不只世俗权力阶层中的人趋之若鹜，就连一些不甘于青灯黄卷的僧侣也参与到叛乱中来，其中有扶风沙门向海明，自称“弥勒出世”的唐县宋子贤，等。除此之外，反隋队伍还出现了少数民族的身影，而且势力同样不容小觑，如秦陇地区的屠各胡人起义，江南地区的俚、僚诸族人民起义，等。

众多的阶级、阶层和少数民族卷入这场时代的洪流，使得一个王朝呈现出末世狂舞的盛大图景，中华帝国也因此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政治乱象。

在众多的叛乱者中，地主武装发展最为迅猛，尤以关中地区居多。李唐政权的根据地也在关中地区，这一地区集中了大量的地主阶级上层人物。他们在地方上势力强大，在社会上声望卓著，在政治上能量很强。

李渊占领长安后发布的《授三秦豪杰等官教》檄文中这样写道：“义旗济河，关中响应，辕门辐辏，赴者如归。五陵豪杰，三辅冠盖，公卿将相之绪馀，侠少良家之子弟，从吾投刺，咸畏后时，扼腕连镳，争求立效。”也就是说，关中豪强的数量、质量都高于帝国版图的其他地区。帝国统治阶层为了各自的利益，蜂拥而起。

这就像一块巨型利益蛋糕，每个人都想趁乱瓜分，下手晚了，恐怕连个渣儿都吃不到。

隋朝是中国经历长期分裂之后才建立起来的统一王朝，它的情况有些类似秦朝。从表面上看，帝国强盛至极。可是透过历史的肌肤表层，我们会发现大一统的表面下却涌动着各种割据势力的暗流，统治阶级内部的不安定因素就像随时可能引爆的火药桶。

杨广的统治基础很不稳固，隋政权本身固有的缺陷，使得隋朝于极盛之际就开始迅速走向败亡。杨广登基后，为了规避关中集团损害帝国官家集团的权力，围绕封爵勋官制度推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旨在打破北周宇文泰以来实施的关中本位政策。杨广意图通过限制、削弱关陇集团的强大势力和影响，以整饬吏政，加强中央集权，扩大统治的社会基础。

杨广是一个急性子，还没有等方案修订成熟，改革就已经破门而出。

既然要改革，就必然会触及既得利益者的权益。关中本位政策，是史学家陈寅恪提出的一个概念。西魏王朝的建立者宇文泰根据当时的社会环境做出政治调整，将自己建立的西魏与鲜卑化的东魏和继承汉、魏、晋的梁朝区别开来，以鲜卑旧部落为基础，建立了贵族性质的府兵制。同时将府兵将领的郡望与姓氏做了修改，使他们与关中地区的豪门大姓相结合，使之在地方具有一定的号召力。以府兵制为基础，建立起一个足以与东魏、梁朝相抗衡的强有力的关陇集团。宇文泰更改府兵将士的郡望与姓氏，是要使他所带来的山东人与关内人混而为一，使汉人与鲜卑人混而为一，组成一支籍隶关中，职业为军人，组织为部落式的强大军队，与东魏、梁朝争夺天下霸权。如此一来，就在关中地区形成一个强大的地方利益集团——关陇集团，这是一个具有统治地位的权力集团。

如果只是修改郡望与姓氏，并不足以使关中集团巩固并持续下去。那些府兵将领都有赐田与乡兵，他们既是府兵将领，又是关中豪族。将领与关陇豪族混而为一，使这个集团在关中地区深深扎根。

宇文泰利用关中本位政策，将关陇胡汉民族中的精英人物都笼络到自己的权力集团中，以创霸业；隋文帝继续推行这一政策，其皇室及佐命功臣大都是西魏以来关陇集团中的人物，所谓的“八大柱国”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历史事实证明，那些居住在帝国边界，经常遭到武装攻击和受到生命威胁的民众，要比那些住在内陆安全地区的民众，更具备开疆拓土的勇气和能力。秦汉以来，关中地区一直是华夷混杂之地，从人才角度来说，这些地方更利于产生良将。经历魏晋北朝的长期整合，这个地区已经具备了一统天下的新兴锐气，经过隋朝的发展，这个地区的人才结构更趋向合理。

王朝虽然频繁更迭，这一地区的社会局面却初告安谧。这对于精英人物的成长是有一定影响的。尤其是隋文帝灭陈之后，中华帝国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局面。太行山东和长江中下游齐陈故地的人物陆续西来，卜地定居，为后来唐初人物的风生水起奠立了基础。这样，这里不仅有攻城略地的良将，更具备了运筹帷幄的谋士，可以说是帝国人才的选拔基地。更何况，这里还是全国最为富庶的地区之一。

杨广想要打破关中本位政策，可是选择的时机过于超前。整个帝国已经走到火烧油烹的境地，如果这时动摇“关中本位”这一国本，无异于打破帝国权力集团的利益分配格局。因此杨玄感这边一摇旗，马上就有豪门子弟跟着响应。

再看江淮到岭南一带的南方地区，这些地方原来都是南朝的统治地区，有众多支持南朝的豪强地主，隋朝建立之后，它们大都成为隋朝的异己力量。所以，后来在南方地区爆发了大规模武装反抗隋朝的叛乱。隋文帝虽然平定了这次大暴动，但采取的是镇压和妥协结合的方式。很多叛乱头领后来成了州郡的刺史、县令，所以这股强大的势力并没有被根除，一旦天下有变，这些潜在的力量会立即起兵反隋。

还有黄河中下游地区，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山东一带，地主起兵的数量也很多。中原地区的政治形态向来复杂。隋炀帝征讨高丽，所征用的马匹和耗费的钱物，大部分出自中原地区。史料记载，中原富人因此破家者十之有九。

由此，统治阶级内部的三股势力成为三把火。其中以李渊、杨玄感为代表的隋朝高官显贵，以萧铣、沈法兴为代表的南朝残余势力，以梁师都、刘武周为代表的地方大族豪强群起反隋，锋镝鼎沸。按照史家所言，割据叛乱为“土崩”，农民起义为“瓦解”。这时候，杨广的政权不仅失去了天下民心，而且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地主阶级的支持。

李渊经常会盯着挂在墙上的帝国军事地图，陷入长久的沉思。一个王朝的大厦，要积累多少辛苦才能完成，一个即将崩溃的大厦，却不知道哪一阵风就会将它掀翻。他无法理解，杨广怎会如此挥霍先人留下的这份基业。

作为皇亲，他的内心既有着深深地忧虑，也有着莫名的冲动和迷茫。

他忧虑，帝国的巨轮会将自己与李氏家族的命运带到何处？他有莫名的冲动和迷茫，因为他隐隐感觉到，有一种叫作使命的东西在前方召唤着他，他不应该与这样一个时代失之交臂。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又何尝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大业九年初，李渊从地方太守的任上被调回朝中担任卫尉少卿。其时正逢杨广发动第二次高丽战争，李渊赶赴怀远镇负责督运粮草军需。没过多久就爆发了杨玄感叛乱，李渊又被紧急调回弘化（今甘肃庆阳市）担任留守，并主持潼关以西十三郡的军事。

从大业中期开始，李渊已经成为隋炀帝杨广最为倚重的心腹重臣之一。话又说回来，这时候帝国已走到无人可用的境地。正因为无人可用，表面上还算忠心的李渊才能不断获得从地方到中央的各个重要职位。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李渊的政治和军事能力得到了深入的历练与极大的提升。

随着权力的不断增长，李渊那颗问鼎天下的雄心也在不断膨胀与壮大。《旧唐书?高祖纪》称，李渊当时“历试中外，素树恩德，及是结纳豪杰，众多款附”。也就是说，李渊是个深谙社会规则的人，有着极好的人缘和独特的人格魅力。对于这样的人来说，乱世是个极好的平台。凭借良好的口碑，引得地方豪杰之士竞相投奔，李渊在地方形成了自己的势力集团。

李渊行事并不张扬，始终以一名旁观者的姿态注视着天下时局的动向。他只是冷冷观望，以不变应万变。不是不想变，只是时机未到。尽管李渊得到重用，隋炀帝对他这个表弟还是心存防范。当然，杨广的警觉并不是专门针对李渊，他这种不信任帝国权力阶层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的到。

有一次，杨广在行宫传诏李渊觐见，李渊托病不去。当时，李渊的一个外甥女王氏是杨广的嫔妃，杨广就问她：“你舅舅为何迟迟不来？”王氏回答说李渊病得厉害。杨广似是而非地说了一句：“会不会病死啊？”

后来这句话传到了李渊的耳中，李渊大为惊恐。他比一般人都要了解自己的这个皇帝表兄，李渊能够在隋帝国的权力场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官场的生存智慧自然是少不了的。从那以后，李渊像是变了一个人，终日沉迷酒色，大肆贪污受贿。而且他将这种堕落腐化的行径做得大张旗鼓，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一个烂泥扶不上墙的末代贵族。在外人看来，李渊从一个精明强干的朝廷重臣堕落为一个酒色财气的地方庸官。

这个消息通过朝廷的情报网传到杨广的耳朵里，杨广发出了一声悠长的叹息。就好像他一直在等着李渊的这次“华丽转型”，这个消息让他悬着的一颗心放了下来。一直以来，杨广特别讨厌那些在他面前卖弄手段和炫耀能力的官员。像李渊这种贪图享乐、不思进取的贵族，正合他的心意。一个不求上进的官员，不会有吞并帝国的野心。

当然李渊的恐慌也不是毫无来由的，对于喜怒无常的杨广来说，决定官员的生死只是一念之间的事。《隋唐嘉话》上记有这样一句话：“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出其右。”也就是说，杨广的文章写得很好，可是他又不希望有人超越他。对付这样一个嫉妒心和疑心并重的表兄，李渊还是有办法的。

当时文人学士喜欢扎堆，类似今天的文化沙龙。他们在一起写诗唱歌，不过一半以上只能算是平庸之作。当时的司隶大夫薛道衡，诗写得比杨广好，杨广就找了一个理由逼他自杀，并说：“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杨广也写过一首同题材的诗，官员怎么可以比他这个皇帝写得好呢？

著作郎王胄临刑时，杨广故意诵他诗中的警句，说：“从今以后你还能写出‘庭草无人随意绿’这样的佳句吗？”这完全是一幅变态文人的丑恶嘴脸。

大业十二年（616年）年底，李渊被擢升为太原（郡治在晋阳，今山西太原市）留守。太原这个地方，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地方，自古为河东——山西地区的中心。历史上，无论上古时代政治中心在中原，还是中古秦汉时期西移关中，以至晚近以来北徙京蓟，它始终处于中央肩背或者肘腋位置，

中央在中原，它隔一条黄河；

中央移关中，它还是隔一条黄河；

中央至京蓟，它则隔一座太行山。

也就是说，它一向处于与京蓟相表里、相依托，与首都长安共存亡的地位。李渊后来之所以能够在诸多反王中一战定乾坤，与他起兵太原密不可分。作为隋朝的军事重镇，它北据幽州，南临西安、洛阳。进可南下直取中原，退可凭借城池坚守待援，即便大势已去，也可以北逃塞外以待卷土重来。同时太原粮草丰足，实在是造反起义、募兵退守的绝佳之处。

李渊赴任太原之前，杨广已经离开东都洛阳，第三次驾幸江都。南方是他疲惫心灵的慰藉之所，他知道南方有一个古老的传说，传说里有一个古莽之国，那里的人以醒着为虚妄，以梦中发生的一切为真。他真想生活在那里，这么多年，他心里一直住着这样一个国度。他总觉得这些年来自己所经历的都是抓不住的幻象。回顾长长一生做过的梦，无数的人、事、物，组成了一个浮华无边的世界，而这一切真的在这个现实世界里存在过吗？他如同活在那个传说中的古莽之国。

杨广畏于北方农民军的发展，不敢北还，他的王朝已经失去对中国北方的控制。李渊的新任命只确认了他在太原境内可以行使军事权力，并无行政权力。直到此时，李渊表面上仍是隋王朝的忠心耿耿之臣和极有价值的支持者。

杨广自知帝国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经常会在江都的不眠之夜里发出一声声感叹。这是大业十三年（617年）冬末春初的夜晚，他和萧后月下饮酒，两人陶醉于江南香甜的空气里。杨广如同酒醉般，飘飘欲仙，他转头对萧后说：“现在很多人都反对我，就算我丢了天下，也不失为长城公（陈后主降隋后封长城公），你也不失为沈后（陈后主皇后沈氏）。不用管那么多，且暂管眼前行乐吧！”

萧皇后看着眼前的男人，只有徒留一声叹息在风中。江都的春天比北方来得要早，透过清冽的空气，她分明嗅到了泥土里散发出的潮湿的香气。春天要来了，她感觉不到生命的勃发，相反预感到的却是自己如花的生命正在迅速枯萎，她在黑暗中伸出手臂想要抓住一只救援的手，可四下却空空荡荡。她虽然贵为皇后，却无力改变王朝兴替的规则，更无法改变自己的宿命。

在杨广的成长过程中，宫殿始终作为一个巨大枷锁而存在，这个巨大而沉重的枷锁让他透不过气。他曾经以为，手握皇权的他可以肆意狂舞，再无羁绊。很多时候，我们往往会忽略杨广还有一个诗人的身份。诗人的情绪容易让人琢磨不定，热情过头或者忧虑到底，容易走极端路线。很多时候，他觉得这庞大的帝国就像一艘船，载着他漂浮于无边的夜色里。

萧皇后是梁明帝萧巍的女儿，才学出众，会八音七艺。那一年杨广二十五岁，萧氏十三岁，一个是年轻有为的当今皇子，一个是才貌出众的前朝公主，他们新婚宴尔，过上了一段幸福甜蜜的时光。婚后不久，杨广就陷入与哥哥杨勇的皇储争斗之中，而身为妻子的萧氏，自然站在自己男人的一边。

在诸多的史料描述中，杨广是一个沉湎于酒色，风流至极的帝王。在他看来，女人不过是只有脸蛋和性器官的侍婢。尽管如此，他对结发妻子萧皇后还是十分礼敬，每次出巡都将萧氏带在身边。可聪慧的萧皇后又怎能弃任性妄为的夫君于不顾，她担心这大好江山迟早会在他的手里垮掉。她曾经作了一篇《述志赋》，劝解自己的夫君。

承积善之余庆，备箕帚于皇庭。恐修名之不立，将负累于先灵。

乃夙夜而匪懈，实寅惧于玄冥。虽自强而不息，亮愚朦之所滞。

思竭节于天衢，才追心而弗逮。实庸薄之多幸，荷隆宠之嘉惠。

赖天高而地厚，属王道之升平。均二仪之覆载，与日月而齐明。

…………

　

沉浸于天马行空的杨广又怎能听得进妇人之言，直到有一天，他拿起一面镜子，仔细端详了半天。在这个春天里，杨广看见的不再是那个才华与美貌并存的君王，而是一个鬓发散乱、面目浮肿、神情倦怠、目光空洞的中年男人。尽管这个镜中人已经变得让自己感到陌生，但是他并没有过于失望。因为这个镜子里的人仍然拥有一个宽阔饱满的额头、一个端正挺拔的鼻梁以及一个微微扬起的下颌。纵使失去所有，杨广相信自己依然能拥有一个帝王最后的高贵与尊严。

他回头对萧皇后说：“这么好的头颅，谁来砍下它呢？”萧皇后听得脸色大变，问他为何会说出如此不祥之语。杨广凄然一笑，幽幽地说：“贵贱苦乐，更迭为之，亦复何伤？”这完全是遭受到心灵创伤的诗人吟出的一句透着苦味的诗行。

能够将人生的无常看得如此透彻，杨广如痴如魔的政治行为背后有着太多的无奈与无助。杨广身上那种恃才傲物、好大喜功的一贯秉性成了他人生的致命伤，使他在逆境中的抗挫折能力几乎为零。所有这一切共同驱使他最终走上了失败和灭亡的道路。而他在时局面前所流露出的悲观情绪，像病毒一样传染给帝国权力系统里的每一个人。而这种病毒一样的情绪，最终埋葬了整个帝国。

男人之间的争斗，受祸害最深的往往是女人，这是历代王朝易主的丑陋之处。后来隋将宇文化及杀死杨广，将萧皇后掳到自己手中。随后河北霸主窦建德又在一场战争中杀死宇文化及，萧皇后又成了窦建德的宠妾。战争的目的是掠夺，女人和财富、土地一样，都是必不可少的战利品。待到中原混战，李渊在长安称帝，为一个纷乱的时代画上了休止符。而在这个混战的空隙内，北方的突厥人迅速壮大。而突厥番王的其中一个爱妃，正是萧皇后的小姑子——隋炀帝杨广的妹妹。她打听到嫂子的遭遇，就说服番王，将萧皇后从窦建德手里讨要了过去。然后将其盛大迎娶，成为胡人父子两代相继受用的爱妃。

贞观四年（630年），李世民大破突厥，又将其带回长安。一个妖娆的女子，就这样沦为7世纪中国历史舞台上那些权力英雄们的玩物。作为乱世斗争的牺牲品，女人的命运就像是一面镜子，往往能够照见男性权力者卑污的人性。

公元618年的春天，在数不清的噩梦之间踉跄前行的杨广知道，在他的生命中，快乐的时光已经越来越少，就连诗人的感伤也变得遥不可及。趁着杨广“巡游扬、越，委弃京都”之际，翟让、李密率领瓦岗军攻下荥阳诸县，屡败隋军，并于次年二月攻取洛口仓。要知道，洛口仓是帝国最大的粮仓，从江南经大运河运来的粮食基本上都囤积于此。在这种危机四伏的情况下，杨广已经无力控制局面。

夕阳西下的黄昏，许多宫人都看见她们的皇帝穿着短衫，拄着手杖，像一个飘然遗世的行吟诗人一样，独自游荡在雕梁画栋的亭台楼阁之间。没有人知道，这一刻的杨广是想把这些良辰美景深深地烙印在自己的心间。没有人知道，就算死神在下一刻马上把他从世界上剔除，他也要在这一刻把属于自己的世界收藏。他知道自己已经回不了那个烽火连天的中原了。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保住江东，为此杨广准备迁都丹阳（今江苏南京），以防李密兵锋越过长江。

李渊这时候已经被杨广安置于太原，其主要任务是清剿周边地区的叛乱，并与马邑（今山西朔县）太守王仁恭共同防御突厥。李渊万分感慨地对次子李世民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而今我等能得此地，绝对是上天的恩宠和赐予。与而不取，祸将斯及！”也就是说，唐朝是李家的国，太原就是国土。如今我们能够得到这样一块地方，是上天给予的恩赐。如果不领情，那么就会大祸临头。

对于早有准备的李渊来说，这座太原郡无疑将会成为他开创帝王大业最理想的根据地。这里是一座给养充足、战略地位显要的军事重镇，同时还是五帝时期圣君唐尧的发祥地，正好与李渊“唐国公”的爵衔相吻合。也正因为考虑到这一点，李渊才会“私喜此行，以为天授”。他认为这是老天给他的一次绝佳机会，不可以错过。

在帝国统治集团内部，杨玄感烧起的那把火无异于吹响了权力集团内部分崩离析的号角。在这种危机四伏的情况下，隋炀帝已经无力再去控制全国的局面。李渊并不急于将自己摆在隋炀帝杨广的对立面上，他一直在等待一个能够让自己跳出来的机会。他之所以最后在太原起兵，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因为他的胸中早已藏好了一幅锦绣。

李渊前往怀远督运军需，在途经涿郡的时候，与他的朝中密友、皇帝身边的近臣宇文士及有过一次密谈。宇文士及是隋朝重臣宇文述之子，隋炀帝杨广的驸马，身处帝国的政治中枢。由于二人身份显赫，他们此次密谈显得非同寻常。此次会谈的内容，史书没有记载，但是我们可以从武德初年李渊对裴寂所说的一句话中窥见端倪——高祖笑谓裴寂曰：“此人与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辈皆在其后！”

宇文士及于武德二年（619年）归顺唐朝，往前推六七年，就是613年前后。这一年，杨广曾召唤李渊前往他的行宫一聚，李渊借病推托。隋炀帝语带双关地问他会不会病死。也就是说，李渊与隋炀帝的君臣和表亲关系此时已经有所动摇，并且可能已经走到了离心离德的地步。

宇文士及到了长安后，也向李渊掏心掏肺地表白：“臣早奉龙颜，久存心腹，往在涿郡，尝夜中密论时事，后与汾阳宫，复尽丹赤。”

两人“尝夜中密论时事”，有什么样的话题需要他们夜晚密论，除了政治和权力，两个置身于帝国权力高层的老男人，还能有什么私密话题可聊？

大业十一年，李渊任河东讨捕使时，被杨广派往山西境内讨伐叛乱。他的副帅兼好友、善观天象的夏侯端再次劝说他：“如今玉床星座摇动，帝座星不安定，岁星居参宿的位置，必有真人起于晋地。这个人就是你。如今主上猜忌残忍，尤其猜忌诸李姓，李金才已经死了，如果你不趁早打算，必然会成为第二个李金才。”

当时市面上流行的那首《桃李子》歌谣，再次暗合“李氏当为天子”的谶言。时任右骁卫大将军的李浑就是因为隋炀帝的猜忌而惨遭灭门之祸，成为“李氏当为天子”谶言的第一个牺牲家族。李渊留守晋阳时，鹰扬府司马许世绪也曾经如此劝说李渊：“你的姓氏应在图谶上，名字应验歌谣，你手握五郡之兵，身处四面应战之地，起兵举事则可成帝业，端坐不动则指日可亡。”

而在李世民一再涂抹过的两《唐书》中，他也如此劝说父亲李渊：“如今主上昏庸无道，百姓困顿贫穷，晋阳城外都成了战场，父亲大人要是恪守小节，下有流寇盗贼，上有严刑峻法，我们李家的危亡就要来到了，不如顺应民心，兴起义兵，转祸为福，这是上天授予的时机。”两《唐书》这么记载，是为了坐实李世民为太原起兵的主谋。

这些人的话在李渊的耳边轮番轰炸，有着强烈的催化作用。很多时候，我们和杨广一样都被这个在史料里接近平庸的男人欺骗了。让人不敢肯定的是，这个活在两《唐书》里的李渊是不是真的来过这个世界。一个人在这个世界生存，不可能只带着一张面孔。李渊虽然是帝国的开启之主，但是由于其继任者李世民夺权的非法性，让唐朝初年的这段历史留下了太多模糊的印记。

每一个或真实或虚构的事件，都展示了李渊的一个侧面。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一个开国者绝对不会是平庸无能之辈。不像刘邦、朱元璋这些从底层打拼上来的开国者，他们从举起刀枪的第一天，就和旧时代的官僚集团撕破了脸皮。他们不需要太多的伪装，他们只需要冲天的血光和算计死人不偿命的计谋。而李渊不同，在太原起兵之前，李渊在帝国官僚集团中始终摆出一副爱国者的姿态。

李渊的野心、计谋和血腥，不到最后一刻，都处于隐形状态中，也可以说，都是不存在。对于一个五十岁的男人而言，想要掩饰自己对于权力的欲望是件很容易的事，毕竟追逐权力的最佳时间段已经过去。

太原起兵的前后，由于史料经过粉饰与篡改，有太多的真相被淹没。李世民为了掩饰玄武门夺权的血腥，在史料中动了大量手脚。他将李渊那些看不见的隐形的努力，都视为不存在；同时又将帝国创业过程中必然存在的推动力移植嫁接，变成自己的光荣史。李世民通过暴力手段夺得继承权后，为了光大自己权力的正统性，只好不断放大自己的功劳。他一边将李渊的功劳收入自己囊中，一边打压李渊的创业价值。一句话，他偷了自己老子的功劳。

李渊在起兵之前，长时间隐忍不发，他在等待一个最佳的时机，他不是喜欢浪费机会的人。门阀士族出身的李渊，成长经历不同于刘邦、朱元璋那样的社会底层。他们观察这个庞大帝国的视角也是不同的。在朱元璋看来，庞大的官僚体系就是一根根扎根土地的吸血管道，而土地是农民生存的根，帝国流淌的每一滴血液都源自社会的最底层。他的反抗是农民阶级对权力阶层的反抗。

可是对于李渊这样的帝国权力阶层来说，这个庞大的帝国就像自己的家业。他的所有作为都围绕着家族利益展开，他观察这个世界，采用的是一种俯瞰的视角。他不像朱元璋们，只看见抽血的管道，只看见贪婪的面孔。

如果隋王朝的基业没有摇晃到倾覆的程度，李渊是绝对不会迈出那一步的。

试想，一个七岁时就当上唐国公，天上掉馅饼似的捞到世袭爵位的人，一个有着名门望族血统和盘根错节的权力关系的人，与生俱来的荣耀是许多不是世出的名臣大将拼死拼活一辈子也得不到的。李渊七岁时就拥有了一切。一个拥有权力资源和社会利益的人，你能指望他生来就与皇帝叫板，没事就和官府对抗吗，这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

如果天下太平，国本稳固，李渊的人生轨迹不会有任何偏差，他的子孙也会像他一样在某个人生阶段进入帝国的官僚序列。哪怕他的儿子李建成、李世民再没有能力，也能够轻而易举地在当时的政治或者经济领域攫取优越的地位。

他们生来就是权力的主人，掌握着国家的政治资源，控制社会的经济命脉。中国历史上有两种人是最容易造反的：一是被权力者逼入绝境的农民，他们为了争取微小的生存空间，往往会选择铤而走险；二是在帝国利益蛋糕的重新分配中，部分受到新政压榨的既得利益者，并且利益受到损害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一群人的利益就是集团利益，如果这个集团处于帝国权力阶层的上方，这些人手里往往还拥有反伤害能力。

作为一个挣扎于最底层的民众，由于没有政治背景或经济背景，通常会被整个社会边缘化，甚至无法获得生存所需要的最基本的物质材料。可以想象，他们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成问题，也就无法与拥有特权的士族门阀子弟们竞争。士族门阀的存在，使帝国的权力阶层能够轻易获取社会资源，正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种现象和内部的勾连关系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终将一个帝国引向覆灭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