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魏晋探微——曹袁之争与世家大族

历史大观园还原历史 2020-06-22 13:38:08 0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四〇“弱者胜”条说：“两敌相争，弱者胜：越灭吴，韩魏灭智伯，乐毅胜齐，刘灭项，曹灭袁。”“弱者胜”不是普遍规律。弱者之所以胜，强者之所以败，每一事例都有其所以胜、其所以败的具体原因，王氏并未究及。《魏书》四七《卢渊传》孝文帝答卢渊谏表，曰：“曹操胜袁，盖由德业内举，……定非弊卒之力强，十万之众寡也。”孝文帝理解曹袁胜败，涉及社会政治深度。在我看来，曹操“德业内举”，关键在于他对当时极具影响的世家大族这一社会阶层有较清醒的认识，采取了适度而又有效的弹性政策之故。

一

曹操和袁绍是在同样的历史条件下登上政治舞台的。

崇尚儒学的东汉统治者维护大地主的利益，大地主势力膨胀，所谓世家大族迅速形成。他们宗族强大，土地和依附农民众多，称霸一方。他们世代高官厚禄，还垄断舆论以保障自己的子弟沿着察举、征辟道路进入官场。他们以某种儒家经典作为“家学”，广收门生，借以扩大和加强自己的社会影响。他们还拥有私人武装（家兵），以保护自己，实行镇压职能。

为了争夺权力和财富，外戚、宦官和以世家大族为主体的官僚士大夫，三者之间又斗争又勾结，大闹了几十年。世家大族及其政治代表在这个过程中归根到底起着主导作用，但他们无力解决矛盾。地主阶级内部的冲突给农民带来灾难。只有掀起大规模农民战争把东汉政权摧毁，把附着在东汉政权上面的蠹虫冲洗一番，才能为社会前进开辟道路。

黄巾起义打击了世家大族，从根本上动摇了东汉政权。但是由于分散的起义军被地主武装阻隔和被官军镇压，东汉政权暂时保存了自己的躯壳，得以苟延残喘。历史没有按直线发展，而是在曲折的道路上逡巡。

幸存的东汉统治者弹冠相庆，误把东汉政权的弥留之际当作好时光。他们各派互相砍杀，比过去更厉害。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当世家大族的代表袁绍等人勾结外戚，尽杀宦官的时候，他们又被自己召来的董卓赶跑了。

在这种条件下出现的袁绍和曹操，具有镇压农民起义的共同立场，早期所走的道路颇有相近的地方。

袁绍出身显贵，孟氏《易》是祖传的家学。他颇有沽名钓誉的本领，在濮阳长的任内博得了一点“清名”。他“折节下士”，交游广阔，而又自命不凡，“不应辟命”。这是世族子弟观察风向、待机而行的一种惯用手腕。大宦官赵忠对袁绍起了疑心，说：“袁本初坐作声价，不应呼召，而养死士，不知此儿欲何所为乎？”⁽¹⁾果然没有多久，由于黄巾起义而暂停下来的官僚士大夫同宦官的斗争，就由这个贵公子而兼名士的袁绍重新挑起。

而曹操呢，祖先没有给他留下一个“清白”的身世，一切都得靠自己去争取。虽然个别有地位的人给他加过“名士”的桂冠，但是“赘阉遗丑”实际上是难于挤进名士行列的。他努力向官僚士大夫靠拢，而同宦官势力疏远。他上书皇帝，替被宦官杀掉的官僚名士陈蕃、窦武鸣冤。他的志向是“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²⁾他自述幼年“孤苦”，“既无三徙教，不闻过庭语”，⁽³⁾受孔孟熏陶较少，更没有袁绍那样的家学渊源。不过他还是被认为“明古学”，而这一点正是他能在朝廷做官的一个重要条件。

曹操还同袁绍一样“好为游侠”，⁽⁴⁾两人结成了朋友。

为什么曹操和袁绍没有早早分手呢？枯木朽株一样的东汉政权完全丧失了自我调整的能力，处在无可挽救状态。虽然地主阶级的个别思想家发出过一点清醒的呼声，可是要像他们那样在保存东汉政权的条件下走出一条刷新政治的道路，是根本办不到的。黄巾起义揭开了社会矛盾的大盖子，但这个盖子马上又被捂住。所以还要等待，要等到东汉朝廷无法自存的一天。那时候，也只有到那时候，对症的医方才能开得出来，曹袁分野才能明朗。

这并不是说早年的曹操和袁绍就没有什么分歧，只是说分歧没有达到对立的程度。曹操居官行法不避豪强，⁽⁵⁾又在济南“禁断淫祀”，⁽⁶⁾袁绍都没做过。袁绍杀宦官，召董卓，曹操认为鲁莽，表示反对。曹操比较有深谋远虑，不安于东汉统治的现状，这就决定了曹袁分歧势必进一步扩大。

董卓入京，东汉政权的躯壳彻底破碎。地主割据武装好像从地底下涌出来的一样。他们有的是闻名的世家大族，有的是大小土豪；有的打起州郡的旗号，有的聚族自保以观形势。他们“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⁷⁾名曰讨董卓，实际上是抢地盘。他们一伙又一伙，“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斗争形势错综复杂，但世家大族仍然是举足轻重的力量。

局面如何收拾？地主阶级中各种不同的人物，都要回答这个问题。袁绍和曹操逐步地作出不同的回答。这一对过去的朋友，日益接近分道扬镳的时候了。

二

袁曹树兵的目的，都是要重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以代替瓦解了的东汉政权。但是地主阶级的营垒并不总是统一的，固定的。他们所要建立的统治，在政治上可以是走东汉老路，也可以是有所更张；可以是让世家大族牵着走，也可以是牵着世家大族走。袁绍依靠世家大族，走东汉的老路，不能突破限制，有所更新。

袁绍成为讨伐董卓的盟主，说明世家大族是把赌注押在袁绍身上的。袁绍也遵循世家大族的愿望，吸收了大批儒生，还想方设法把当时首屈一指的大儒郑玄弄到手里，行军作战也把他带着走。袁氏家族都是孔孟之徒。当袁绍的儿子袁谭、袁尚火并不休时，审配劝说袁尚，刘表劝说袁谭，都说要“克己复礼”。⁽⁸⁾袁绍标榜儒学，无非是用它为自己的政治野心服务，显示自己是东汉衣钵的当然继承者。

袁绍家族是伴随着东汉政权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它也和东汉政权一样，早已走向腐朽。这个家族的成员“竞为骄奢”，而且由于受到掌权宦官的保护，其骄奢程度甚至没有别的世家大族可与比拟。⁽⁹⁾袁绍横行冀州的时候，河北“袁族富强，公子宽放”。⁽¹⁰⁾在袁绍乡里豫州汝南，袁族和他们的门生宾客霸据汝南郡的各县，修造壁垒，“拥兵拒守”，达几万人的规模。⁽¹¹⁾袁氏门生故吏遍于天下，是袁绍不费气力就占据广大地盘的重要原因。被迫向袁绍让出地盘的那个冀州牧韩馥，就是袁氏的一个故吏，而取得冀州，是袁氏政治发展的重要一步。

袁绍按东汉成规，征辟本州本郡的大族做掾属。被“委以腹心之任”、替他守护邺城的审配，是邺城所在地魏郡的一个“族大兵强”的重要人物，后来曹操攻占邺城，“籍没审配等家财物赀以万数”。⁽¹²⁾王修说“袁氏政宽，在职势者多蓄聚”，⁽¹³⁾郭嘉说袁氏“以宽济宽”，⁽¹⁴⁾都表明袁绍左右是一个腐朽的大地主集团。

袁绍当道，人民苦难无穷。袁绍直接统治的冀州，大族赋税要贫苦农民破产代纳。袁谭在青州，军队“草窃市井”，“虏掠田野”，为了抓丁，竟至“放兵捕索，如猎鸟兽”。一个万户的县邑，有户籍的不满数百，其余的不是被大族占夺，就是四散逃亡。

袁绍自夸“公族子弟，生长京辇，颇闻俎豆，不习干戈”。董卓入洛，只有三千人，而袁绍却仓皇出逃。后来他身为盟主，只盘算如何拥兵自重，如何在各路盟军间挖墙脚，要他指挥作战，他既不会，也不敢。他说要“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但却没有可能实现。当时中国北方不可能由袁绍统一，就好像不可能恢复东汉的统一一样。

袁绍口头上说什么“同奖王室，翼戴天子”，实际上是想找个没有名分的刘姓傀儡过渡一下，通过天命符瑞的把戏，相机取而代之，轻而易举地把东汉政权承袭过来。

袁绍的无能和他迫不及待地要当皇帝的政治野心，使他失掉不少本来是寄希望于他的世家大族的支持。这就是为什么荀彧要从袁绍那里转投曹操，而杨彪、孔融这类人物也跑到许下去了的原因。当然，杨彪、孔融并非看中了曹操，而是想靠拢汉献帝。他们丝毫没有改变世家大族的立场。

历史现象真是纷繁复杂。我们看，头等的世家大族杨彪、孔融进入了曹操的翅膀底下，代表世家大族政治利益的袁绍则要求曹操杀掉他们，而曹操反而以“公义”的名义保全了他们的性命。⁽¹⁵⁾这种现象，说明世家大族并不是完全一致，也说明在曹操和袁绍的营垒中，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世家大族内部的矛盾，提供了一个缺口，便利了曹操战胜袁绍。不过曹操要比较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并加以利用，那还需要一个实践过程。

三

曹操起兵，在同辈人中条件很不利。他的对手，总是拿他的身世来贬损他，讽刺他，攻击他，影响舆论，甚至影响人民群众。读一读曹操写的《明志令》，就知道他起兵后还没有破除对世家大族的迷信，字里行间隐寓着自卑。跟他同时起兵的人，多是“众各数万”，旗鼓响亮，唯独他几经坎坷，在别人的帮助下才凑成五千人的队伍。他说本来是可以多搞一些兵的，“然常自损，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兵多意盛，与强敌争，倘更为祸始”。首战荥阳，这支小队伍几乎全军覆没。他跑到扬州重新募兵，也由于“本志有限”，只搞了三四千人，而且一夜之间突然叛散，剩下几百人而已。这个阶段，他兢兢业业地厕身于“飘扬云会”的“名豪大侠，富室强族”之间，还不敢独树一帜，也没有什么独特的政治主张。但是在各路盟军畏敌如虎的时候，只有曹操敢于同董卓打，打了败仗也不灰心，表现得颇有生气。

曹操本来是没有地盘的。他靠镇压黑山起义军，取得东郡太守的名号和地盘；靠镇压青州黄巾，上升为兖州牧，并掌握了黄巾三十万众。然而对于世家大族，他还没有挺起腰杆来。

兖州之战和官渡之战，是决定曹操胜利的两大战役。关于这两大战役的军事活动方面，《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有较多记载，无须置论。这里只就两大战役的政治方面，即曹操与世家大族的斗争，试作分析。先谈兖州之战，下一节再谈官渡之战。

兴平元年（194），曹操用兵徐州。吕布趁机夺取曹操的根据地兖州。兖州郡县纷纷倒戈，甚至曹操身边的“督将大吏”都参预了这次事变的策划。没过多少时间，整个兖州形势大变，只剩下鄄城、范、东阿三县还在曹军手里。曹操回师，想拚死夺回濮阳，可是他率领的青州军并不力战，他本人在濮阳城里也被烧伤。曹操遇到极大的困难，困难迫使他对形势重新估计。

为什么突然出现这种逆转？回答是陈宫、张邈叛迎吕布。但陈张二人与曹操关系较深，为什么会突然叛变？两个人叛变，又为什么会使整个兖州易手？真正的原因是曹操杀了曾做过九江太守的边让，得罪了世家大族。我们知道，陈宫、张邈、边让都是兖州名士，都与世家大族深有关系。

边让这个人，与孔融齐名，是一个“心通性达，口辩词长，非礼不动，非礼不言”的儒生。孔融把他推荐给曹操，⁽¹⁶⁾他“恃才气不屈曹操，多轻侮之言”，⁽¹⁷⁾曹操杀了他。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兖州士大夫从边让事件中深感悲哀和恐惧，于是“士林愤痛，人怨天怒，一夫奋臂，举州同声”，以致使曹操“躬破于徐方，地夺于吕布”。⁽¹⁸⁾显然，这不是个别人兴风作浪，而是站在边让一起的兖州世家大族向曹操发动了突然袭击。曹操面临着一场始料所不及的激烈斗争。

当曹操被吕布打得精疲力竭，失地少粮的时候，袁绍又伸出了手。他要求曹操把家属送到邺城去住，目的是把他们当作人质，扣押在自己手里。曹操剩下的只有三座孤城，力量单薄，因此临事而惧，产生了动摇。程昱力陈不能屈居袁下的道理，曹操才坚定信心。他顶住袁绍的政治压力，发挥自己的军事才能，削平叛乱，收复兖州，赢得了这一场与世家大族斗争的胜利。

兖州的艰苦斗争使曹操认识到要巩固自己的阵地，战胜对手，统一北方，必须敢于打击那些不愿意同自己合作的世家大族，不怕与袁绍决裂。

这里，需要谈一谈汉献帝的问题。本来，东汉政权经过农民起义的打击以后，幸存的汉天子已成为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谁取代他都可以。问题在于，在那么多军阀虎视眈眈，各不相下的条件下，取而代之只能扩大纷争，阻碍统一。这不止是封建伦常问题，曹操看得明白，一向是慎重从事的。他反对过王芬废立的密谋，反对过袁绍拟立刘虞的事。袁术僭号而不正式称帝，据说是由于“曹公尚在”，有所不敢。后来袁术让袁绍称帝，袁绍“阴然之”而未行，恐怕主要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既然觊觎帝位的野心家大有人在，那末曹操掌握住现成的皇帝以制止他们的轻举妄动，并利用他的名分以促进统一，这不能不说是策略上的妙用。曹操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看来这并不是夸张之词。《吕布传》注引《英雄记》，早就记有吕布所说“郡郡作帝，县县自王”的话。

沮授建议袁绍“迎大驾于长安”，比毛玠建议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还早一年，但是袁绍怕天子在身边对自己不方便，没有答应。后来沮授又提出把天子从河东弄到邺城来的主张，仍然被袁绍拒绝了。等到天子到了曹操手里，袁绍才嚷着要曹操把天子带到鄄城去，企图就近控制，曹操当然不予理睬。官渡之战前夕，袁绍要实现当皇帝的梦想，叫人陈说天命，部下都不附和。袁绍称帝不敢，挟帝不成，政治上更加被动。

恩格斯对中世纪历史提出过一个有名的分析：在“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53页）。这里当指王权能促进稳定，促进统一。在曹袁斗争的具体条件下，卫护王权的是曹操而不是袁绍。汉献帝本人无法独立地起作用。只有汉献帝加上曹操，才能促进稳定和统一。不能说谁掌握了汉献帝谁就可以实现统一。假使汉献帝落到袁绍手里，袁绍照样统一不了，正像董卓不能靠挟持汉献帝而实现统一一样。值得注意的是，代表世家大族的汉献帝竟被世家大族的袁绍抛弃了，曹操却拥抱着汉献帝去打败世家大族，并通过一系列的步骤，完成王权从刘姓向曹姓的过渡。这真是一个历史的讽刺！

曹操的思想和政策，一般都带有打击大族的特点。曹操不信天命，起了剥夺世家大族的精神武器的作用。曹操经常称道孙武、孙膑、商鞅、韩非、秦皇、汉武等人，是为了给世家大族所尊奉的儒家圣贤树立对立面。屯田制具有同大地主争夺土地和劳动人手的意义。破格用人主要是针对东汉选士只“论族姓阀阅”，⁽¹⁹⁾针对垄断选举的名士清议。关中监卖食盐，是为了换得耕牛农具以招怀流民，削弱关中诸将。以后曹操搞租调制，也是与“重豪强兼并之法”相伴颁行的。曹操的政策打击了世家大族，得利的是地主阶级中的较低阶层，客观上对人民也有点好处。

四

建安五年（200）的官渡之战，袁绍一方本来在军事上占绝对优势。除了地广兵强粮足以外，他还有号召力大这一政治优势，随时可以调动兖豫大族，联络曹操东面南面的割据势力，拉曹操的后腿。袁绍自以为稳操胜算，万无一失，所以临战前夕，居然命令兵士每人携带三尺绳，等着活捉曹操。

对于曹操说来，官渡之战既是一场打垮袁绍主力的军事斗争，更是一场战胜世家大族影响的政治斗争。

曹操“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进”，⁽²⁰⁾争取了半年的时间，作了相当的军事部署。但是不利的情况还是接二连三地发生。曹操派刘备去徐州击袁术，刘备占领徐州后却倒戈相向。势力很大的东海豪强昌豨也联络郡县，附和刘备。刘备拥兵数万，与袁绍勾通，成为东翼大敌。许、蔡以南郡县倒向袁绍，连许下官员和军中将领，也纷纷与袁绍通消息。关中诸将中立观望，首鼠两端。同袁绍轻兵袭许之谋相呼应，江东的孙策也想乘机突袭，劫持献帝。汉水流域的刘表答应援助袁绍，他虽然没有出动军队，但是却想方设法策反曹操的地方官员。恰恰这个时候，许下又发生了以车骑将军董承为首的图谋政变巨案。曹操的一个卫士也在官渡兵营中谋杀曹操。事实表明，袁绍凭借自己在地主阶级中的优势地位，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企图一举摧垮曹操。“四方瓦解，远近顾望”，⁽²¹⁾风风雨雨，黑云压城。形势真是千钧一发。特别严重的是，相当一部分人民群众，在袁绍的影响下向北流徙，甚至汝南黄巾余众也响应袁绍，反对曹操。仍保留在曹操手中的少数几个郡（主要是谯郡和颍川郡），长吏不敢向人民征收租调绵绢。曹操甚至作过撤军保卫许都的打算，荀彧用楚汉荥阳之战对比，说明“先退者势屈”的道理，才坚定了曹操的决心。

为什么忽然间又出现分崩离析的情况呢？第一，曹操辖区内郡县有兵，大族有兵，他们本来就是半公开的割据势力；第二，袁绍支配了大族的政治动向，他们不倒向曹操而倒向袁绍。

但是局面毕竟比兖州之战时有了很大的不同，经过兖州之战的曹操也更能判断情况，指挥若定。他军事手段和政治手段双管齐下，交替使用，迅速镇压了以董承为首的政变集团，又利用袁绍多疑少断的弱点，从官渡前线抽身，亲征刘备，打垮了袁绍的一些同盟军，争取了驻在南阳的张绣。他充分利用能为己用而又有社会影响的人物，把他们派到各地：派投降过来不久的青徐豪强臧霸到徐州去，以稳定东方局势；用钟繇、卫觊镇抚关中，笼络诸将；把一批名士派到他的故乡谯郡作县令，以抗拒袁绍的影响。这样，曹操就逐渐控制了混乱局势，为官渡前线后发制人、出奇制胜的战术创造了条件。

官渡之战，不论是从消灭袁绍主力的意义说来，还是从控制辖区内割据势力的意义说来，都是曹操对世家大族的决定性胜利。

官渡战后几年，形势如风扫残云。袁绍死了，袁绍诸子势力被消灭了，作为袁氏割据后盾的乌桓被制服了，关中问题解决了，北方统一实现了。历史终于证明，以世家大族为其社会基础的袁绍失去了优势，失去了政权；敢于蔑视和打击世家大族的曹操得到了优势，得到了政权。

恩格斯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49页）汉末的军阀大混战的确是一场“巨大的历史灾难”，而作为补偿的，则是由于消灭了袁氏势力而使曹操得以在四分五裂状态下逐步完成半个中国的统一。曹操在官渡战后搞“整齐风俗”，“重豪强兼并之法”，“惟才是举”，扩充屯田，禁止厚葬等等，都是继续针对世家大族及其政治代表而采取的有力措施，都是“历史的进步”。

完成了这些措施以后，曹操也进入了自己的暮年。但是他没有迟暮之感，没有在安乐的铜雀台里停息下来。他一生的最后几年，大部分仍然用于带兵征战。一个叫刘廙的劝说曹操，要他仿照周文王的办法修德徕远，而不要到处奔波。他回答说：“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²²⁾曹操不肯做皇帝而又让儿子非做皇帝不可，这一点是与周文王相似的。然而刘廙把周文王打扮成坐待其成的人而要曹操照着做，这就未免太不了解曹操的性格了。

五

曹袁胜败原因，历代评论甚多，曹操生前，就有杨阜、贾诩、荀彧、郭嘉等人比较系统的分析。郭嘉论曹操十胜、袁绍十败，认为袁绍凭借“世资”（即家族传统势力），标榜礼治，继承东汉的腐败政治，“以宽济宽”，不可能不败；曹操依靠一大批实干的人才，提倡法治，力排东汉腐败风气，对世家大族“纠之以猛”，必然获胜。这实际上说明了曹袁之争在思想上是儒法之争，其焦点是对待世家大族的态度。

曹袁之争是地主阶级内部两个阶层、两种势力之争，这种斗争，在一定条件下激化为外部对抗。但是一般说来，这两个阶层、两种势力，又可以依一定条件互相渗透，甚至互相转化。袁绍营垒，本来不乏有才能的人，随着斗争的发展，其中不少人先后转入曹操一边，著名的人物如郭嘉、荀彧、崔琰等都是这样。曹操“惟才是举”，“拔出细微”，但是经常在曹操身边出谋划策的，除了郭嘉等少数人以外，更多的却是出身世家大族的名士之流。这看来是矛盾的现象，但历史的实际就是这样。曹操只是打击世家大族中那些在政治上反对自己的人，而对他们之中其余的人，则是兼容并蓄，使他们各尽其能，为自己效力。

曹操以知人善用著称，反对他的人往往也不能抹煞这一点。例如南宋的洪迈咒骂他“为汉鬼蜮，君子所不道”，却又列举了十个例子，证明他“知人善任使，实后世之所难”。⁽²³⁾虽然这样，曹操阵容也在不断分化。为曹操效力的人，他们忠实的程度，效力的多少，时间的久暂，以及受到曹操信任的大小，也各不相同。大体说来，有以下几种情况。

郭嘉“有负俗之讥”，⁽²⁴⁾名士陈群屡次在曹操面前说他“不治行检”。⁽²⁵⁾但曹操不听，使郭嘉得以出谋划策，发挥才能。敢于推行法治、打击大族的基层“事功之臣”，如许令满宠、邺令杨沛、菅长司马芝、魏郡太守王修等，都得到曹操的赞许和支持。他们一般出身于地主阶级的较低阶层。

相反，像杨彪、孔融、许攸、祢衡这类人物，本来是出身世家大族或追随世家大族的名士，是袁绍的社会基础。他们在曹操身边总是“恃旧不虔”，⁽²⁶⁾起破坏作用。所以时机一到，曹操或杀或罚或逐，以剥夺他们的影响。

介于这两类之间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崔琰本是郑玄的学生，是个颇有见识的人。他身为大族名士但没有别的名士那种浮华气习，所以能替曹操办事。不过大族意识和儒家思想，在他身上还时有表现。曹操打下邺城，需要整顿兵马，以利再战，崔琰却讥刺曹操不是“仁声先路”，而是“校计甲兵”。曹操称魏王，崔琰心怀不满，在给人的书信中“傲世怨谤”，“意指不逊”，遂被赐死。荀彧为曹操筹划军策，出了不少好主意，并推荐了一批有用的人才，包括出身卑微的戏志才、郭嘉在内。荀彧功劳很大，又知道谦虚自守。但荀彧也有矛盾。在对待东汉朝廷和汉献帝的问题上，他自觉不自觉地保留着大族名士的感情。他劝迎天子，更多地是为了“乃心王室”而不是着眼于壮大曹操势力。后来在加九锡的问题上，荀彧思想抵触，矛盾爆发，在忧郁中仰药而死。荀彧一生主要跟随曹操，但是他深层的一些思想感情，又使他终于避免不了悲剧的命运。李贽评论荀彧说：“世间道学，好骑两头马，喜踹两脚船，……卒之俱不能得而反以两失也，岂独荀令君然哉！”⁽²⁷⁾荀彧的矛盾，李贽看到了。至于李贽目荀彧为道学而贬损之，这是李贽的偏执处。

还有一些人，如陈群、何夔，本来就是以名士的资格为曹操所用的。⁽²⁸⁾何夔是袁氏亲戚，生活特别奢侈。⁽²⁹⁾他对曹操选士“未详其本”，“时忘道德”，很表不满，提出选士要“慎德”与“兴功”并重，而且要“核之乡闾”，意即恢复汉代的乡举里选。这显然是对曹操惟才是举的用人路线的否定。值得注意的是，曹操居然表示赞赏这个意见。建安二十二年（217），曹操最后一次颁布举贤令，基本上还是惟才是举的思想，但是把“至德之人放在民间”者与“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相提并论，这实际上就是几年前何夔提出的那个“慎德”与“兴功”的双重标准。其实早在建安八年，曹操就说到“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那时是“有事”的时候，强调的是“赏功能”。后来，能办到的“事”办完了，日子好像逐渐到了“治平”之世，因此“慎德”（即“尚德行”）就自然而然地提上日程了。至于陈群，著名的“九品官人之法”，就是他在曹操刚死、曹丕还没有做皇帝的那几个月里提出来的，内容与上述何夔建议很有关系。大家知道，正是这个九品官人之法，后来导致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结果。

从曹操同何夔、陈群的关系中，我们隐约地觉察到曹操晚年政治上向世家大族转化的动向。

世家大族作为一种社会成分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某一阶段出现，是封建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历史的必然。三国时期，世家大族正在生长，远没有走完自己的路程。世家大族把尽可能多的财富和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按家族血统一代一代地向下传。他们的经济、政治地位决定他们带有保守性。不抑制和打击他们，社会就不能前进。曹操同他们进行了胜利的斗争。但是一个一个胜仗打完了，一批一批对手消灭了，曹操发现长江和秦岭锁住了自己前进的脚步，而世家大族又悄悄地来到自己的身边。时代的和阶级的限制终归是无法超越的。“君主们……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21页）这并非曹操个人高低的问题。归根结柢，不是曹操创造历史，而是历史创造曹操。

——原刊《历史研究》1974年第1期

〔作者跋语〕　本文写成于1974年秋间，意在解释曹袁关系。文章最后落在儒法之争上，在当时不得不如此。不过，这是一篇早有酝酿的历史论文，见解本有来历。曹袁之争的性质，在社会地位上被视为两个阶层之争，在意识形态上被视为儒法之争，这一认识最早是受到陈寅恪先生《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的启示。陈先生谓“东汉之季，其士大夫宗经义，而阉宦则尚文辞；士大夫贵仁孝，而阉宦则重智术”，并谓前者代表是袁绍，后者代表是曹操。我们知道，袁绍四世三公，出于孟氏《易》世家；曹操则览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所以分别定他们为儒为法，是说得过去的。陈先生《崔浩与寇谦之》一文，发挥了前文的观点，论及官渡之战的意义，曰：“此战实亦决定东汉中晚以后掌握政权儒士与阉宦两大社会阶级之胜负升降也。东汉儒家大族之潜势力极大，虽一时暂屈服于法家寒族之曹魏政权，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故必伺隙而动，以恢复其旧有之地位。”陈先生的前一篇文章，我在写作时是读过的；后一篇则在较晚读到。陈先生的见解，那时不便公开征引，所以未加说明，只在一处注文中引证了陈先生关于无涧神的考证，以示尊重陈先生的学说。对于这一史学问题，我在此文中所增添的内容，一是在曹操早期事迹中把他与士家大族之争作了勾勒，例如论证兖州之战就其基本性质说是与官渡之战一脉相承的；二是两个社会阶层的人物，在曹操和袁绍阵营中彼此渗透，曹操如果不重用出自世家大族的名士，就不能使自己的势力壮大起来；三是曹操晚年政治上出现向世家大族转化的倾向，在意识形态上说就是回归于儒，这在他消灭了一切可以由他消灭的政治对手，只等着摘取皇冠的时候，是必然要出现的。所以儒家大族欲恢复其旧有的地位，不必等到日后河内司马氏之兴起。第三点意见在当时有点异端味道，因而受到怀疑。可是我确信历史就是如此。“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曹操自己就是这样说的。现在时过多年，再读此文，自觉基本资料、基本观点都还站得住。只是书生写史，理当悃愊无华，所以选入本文集时，在保存框架、不动筋骨的原则下，对之作了删削。儒法斗争字样保留了一处，以存旧貌，但不渲染。此观点虽受陈寅恪先生启示，但是陈先生将他对曹袁之争性质的观点延伸至大半个世纪以后，用以解释魏晋易代之际的历史现象，我对此则期期以为未必。这一层意思，我在《论东晋门阀政治》中作了说明，读者可以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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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国志·魏书·袁绍传》注引《英雄记》。以下见于此《传》及注以及《后汉书·袁绍传》及注的引文，一般不注出处。

(2)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以下见于此《纪》及注的引文，不注出处。

(3) 曹操诗《善哉行》。“三徙教”，指孟母三迁，这里指母教；“过庭语”，典出《论语·季氏》，这里指父教。

(4) 《世说新语·假谲》。

(5) 曹操这时敢于打击的豪强，一般都是与宦官外戚有关的人，还不是正牌的世家大族。

(6) 淫祀指不在祭典的祭祀。济南到处祭城阳王刘章（汉高祖之孙，初封朱虚侯），搞迎神赛会，曹操予以禁止。《司马芝传》说，魏明帝时曹洪的乳母和临汾公主的侍者迷信无涧神（无涧，山名，在洛阳附近。陈寅恪谓无涧神即无间神，佛教之地狱神，音译阿鼻），被河南尹司马芝下狱。这也是禁淫祀。《王朗传》注引《王朗家传》：“会稽旧祀秦始皇，刻木为像，与夏禹同庙。〔会稽太守〕朗到官，以为无德之君，不应见祀，于是除之。”这说明三国时民间还祭祀秦始皇，而王朗把它当作淫祀加以禁止。

(7)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典论》。

(8) 分见《三国志·魏书·袁绍传》注引《汉晋春秋》及《魏氏春秋》。

(9) 《后汉书·袁安传》附《袁闳传》。又，《后汉书·杨震传》注引华峤《汉后书》：“东京杨氏、袁氏累世宰相，为汉名族。然袁氏车马衣服极为奢僭，能守家风为世所贵，不及杨氏也。”

(10) 《三国志·魏书·崔琰传》。

(11) 《三国志·魏书·满宠传》。

(12) 《三国志·魏书·王修传》。

(13) 《三国志·魏书·王修传》。

(14) 《三国志·魏书·郭嘉传》注引《傅子》。

(15) 曹操后来杀孔融，杀杨修，那是另一个阶段的具体条件下的斗争，当别论。

(16) 《太平御览》卷六九一引《边让别传》。

(17) 关于边让事迹以及他与曹操的关系，见《后汉书》边让、孔融、谢甄、袁绍等传。《三国志》有关纪传略同。

(18) 《后汉书·袁绍传》载陈琳为袁绍作《檄州郡文》。按曹操杀边让，《通鉴》系于兴平元年，并说兖州之变原因在此，是对的。《后汉书·边让传》说是在建安中，显然有误。躬破于徐方，指曹操东征陶谦吃了败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