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魏晋探微——诸葛亮《与兄瑾论白帝兵书》辨误

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的《诸葛亮集》，于卷一中收有诸葛亮“与兄瑾书”九件，其中一件题为《与兄瑾论白帝兵书》，文曰：

这件书札出于《太平御览》卷三四一。今据中华书局影宋本《太平御览》复校，文内“先帝”作“先主”，“嫌其少也”作“嫌其少者”，题作《诸葛亮与瑾书》。

诸葛亮写给诸葛瑾的书札，魏晋之际有不少存世。陈寿上《诸葛氏集》，所列二十四篇目录中有《与诸葛瑾书第十五》一篇，不悉件数多少。明人张溥所编《百三家集》中的《诸葛丞相集》，收有诸葛亮“与兄瑾书”九件，其中之一即此件书札。清人严可均辑《全三国文》，清人张伯行辑《诸葛武侯文集》，清人张澍编《诸葛忠武侯文集》，都因袭《百三家集》，收入诸葛亮“与兄瑾书”九件。中华书局的《诸葛亮集》，系根据张澍所编上述《文集》点校而成，所收“与兄瑾书”也是九件，一仍张澍之旧。由此可见，从北宋李昉等编纂《太平御览》开始，经过明张溥，清严可均、张澍，直到现在，一千年来，这一书札都被认为是诸葛亮致诸葛瑾书，似乎没有人提出过异议。至于李昉以《诸葛亮与瑾书》为这件书札的题目，是否还有所本，今天已无考了。

核之史实，这件书札有明显的可疑之处。

这件书札，作书人没问题是诸葛亮，受书人则决不可能是诸葛瑾。亮兄瑾仕吴，与蜀国关系较多。他的儿子诸葛乔，一度出继亮后，随亮在成都和汉中。这个时期，瑾、亮书札往还当然是很方便的。但是问题在于，瑾、亮分别为吴、蜀重臣，各在一国，郊境有防，他们在往来书札中，有所干碍的话是不能说的，这一点，不论诸葛亮还是诸葛瑾，都不会不明白。据《三国志·吴书·诸葛瑾传》，诸葛瑾建安二十年为孙权使蜀时，“与其弟亮俱公会相见，退无私面”。后来诸葛瑾为吴南郡太守驻公安时，与蜀为与国，相交以磊落闻，深得孙权信赖，亮、瑾于书札往还中决不会言及郊境军事秘密。既然如此，诸葛瑾何得于与亮书中妄论蜀国军务，对白帝蜀兵既嫌其不精，又嫌其少？诸葛亮又何得因瑾之言，而暴露“部分江州兵以广益之”这种军事秘密？蜀国白帝之守，主要是为了备吴，而吴将诸葛瑾居然越俎代庖，给蜀相诸葛亮指点白帝兵守事宜，这样的事难道是可能的吗？

《太平御览》称此信为《诸葛亮与兄瑾书》，直观的根据是书之首句尊称受书人为兄，而诸葛亮又确有不少与其兄瑾的书信曾经长期存世，因而误以其所尊称之兄即诸葛瑾。在《诸葛亮集》中，编者又以其所议为白帝兵事，因而进一步误标此书为诸葛亮《与兄瑾论白帝兵书》。既然此书不可能涉及诸葛瑾，不是致诸葛瑾之书，那末，受书人究竟是谁呢？

据《三国志·蜀书·李严传》等资料判断，可知受书人是蜀国都护李严；书札中说到的“到”是护军陈到；作书的时间是建兴四年（226）诸葛亮筹划北伐出军之际。这一书札，与诸葛瑾没有任何关系。

李严，南阳人，少为郡吏，后历事刘表、刘璋、刘备。章武二年（222）刘备诏李严诣白帝城永安宫，拜尚书令。翌年，李严受遗诏副诸葛亮辅少主，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诸葛亮还成都后，李严留镇永安，转前将军。诸葛亮出军汉中，李严当知后事，建兴四年，严遂移屯江州，留护军陈到驻守永安，统辖于严。上述书札就是诸葛亮此时所作，用以回答李严所提关于永安驻军的问题。

据杨戏《季汉辅臣赞》及注，陈到，字叔至，汝南人，“自豫州随先主，名位常亚赵云，俱以忠勇称。建兴初官至永安都督、征西将军，封亭侯”。《华阳国志·后主志》：“（建兴）四年永安都护李严还督江州，城巴郡大城（按江州为巴郡首县，今重庆市），以征西将军汝南陈到督永安，封亭侯。”《李严传》系年同此。陈到督永安，一说在建兴初，一说在建兴四年。这或是一事的误记，或是说前者指陈到随李严初镇永安之年，后者指李严赴江州而留陈到独守永安之年。《华阳国志·巴志》巴东郡：“以尚书令李严为都督，造设围戍。严还江州，征西将军汝南陈到为都督。到卒官，以征北大将军南阳宗预为都督。”陈到卒官，宗预代守，洪饴孙《三国职官表》谓在延熙中，若尔，则陈到守永安前后历二十年左右。

此件书札经李昉误题以后，张溥以下长期因袭其误而未发觉，如前所述主要是由于作书人诸葛亮在其中称受书人为兄之故。亮称瑾为兄，例见《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注引《江表传》。但不能因此断定凡诸葛亮称之为兄的人就是诸葛瑾。友朋之间称兄道弟以示亲密，也是常情，不必真为兄弟，也不必有年岁长幼之分。何况李严与诸葛亮同受遗诏，关系特殊，自然可以兄弟相称。《李严传》严与孟达书曰：“吾与孔明俱受寄托，忧深责重，思得良伴。”诸葛亮亦有书致孟达曰：“部分如流，趋舍罔滞，正方（李严字）性也。”史谓“其见贵重如此”。李严生年，史无明文。《季汉辅臣赞》谓费观于建安十八年（213）参李严军事，观年少严二十余岁。《华阳国志·先主志》谓费观于建安十九年为巴郡太守。若以费观始居巴郡太守之年为二十岁，其时李严当在四十以上。诸葛亮此年则为三十四岁。李严既年长于诸葛亮，亮以兄称之，更是合情合理的事。

书札谓“白毦，西方上兵”。《御览》卷三四一引服虔《通俗文》：“毛饰曰毦。”《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魏略》：刘备“性好结毦”。所谓“结毦”，说的是以髦牛尾“手自结之”，以为饰物。可知髦牛尾可以称毦。《御览》“毦”在兵部。古代军中符节以髦牛尾为饰，如《御览》同卷引《汉魏故事》：“与外国节皆二，赤毦一，黑毦十，异于常节。”据此可知，“毦”又可作军中符节之代称，所谓“旄（髦）节”是也。又，《后汉书·西南夷传》“青衣道夷与徼外三种夷赍黄金、旄牛毦，举土内属”。注，“顾野王曰：毦，结毛为饰也，即今马及弓槊上缨毦也”（按，今本顾野王《玉篇》无毦字）。《御览》同卷《庾翼与慕容皝书》：“今致襦铠一领，兜牟白毦自（百？）副。”兜牟即兜鍪，白毦与兜鍪连言，当为头盔之饰可知。综上所引，“白毦，西方上兵”的白毦，或指以白髦牛尾饰其符节的西方之兵，或指以白髦牛尾饰其弓、马、头盔的西方之兵。无论是前者或后者，均以白毦即白髦牛尾为饰，是无疑义的。

蜀国西部羌中出产毡毦。据《华阳国志·蜀志》，毡毦为蜀国一宝。《御览》同卷，诸葛亮曾以白毦赠孙权。《三国志·蜀书·王嗣传》，羌胡以马牛羊毡毦等资姜维。所谓“白毦，西方上兵”，又当指蜀国的羌胡兵以白毦为饰者。蜀国有羌兵和胡兵，前者如《华阳国志·南中志》中所谓“青羌五部”和《后出师表》中所谓“叟青羌”之青羌等是；后者如《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夷陵战中吴兵所斩蜀军胡将沙摩柯和《三国志·蜀书·后主传》注引后主伐魏诏令中所谓月支、康居胡侯奋戈先驱等是。这些出自蜀国西土及北境的羌胡兵，比较精练，战斗力强，故被视为“西方上兵”。他们本来是刘备的帐下兵，刘备死后则由陈到率领，戍守永安。陈到得以统率刘备帐下精兵，那是由于陈到本为刘备豫州旧部，又以忠勇见称，可以信托之故。

根据以上情节，我们可以断定，这一书札，就是诸葛亮回答李严的问题，说明驻守永安的羌胡兵非不精练。至于书札中“嫌其少，当复部分江州兵以广益之”云云，意思是说永安防军本来统属于都护李严，李严既移驻江州，自可用江州兵去补充增援。

陈寿所上《诸葛氏集》，其目录中除有上述《与诸葛瑾书第十五》一篇外，还有《废李平第十七》一篇。李平即李严。陈寿可能以此札列于《废李平》篇内。陈寿《诸葛氏集》不传，诸葛遗文编次遂以错乱，后人才会把诸葛亮致李严书札列入致诸葛瑾书札之中，贻误千年之久。

附带说及，各书所辑诸葛亮致兄瑾书九件之中，除此件外，还有几件也不像是致诸葛瑾书，兹不一一辨析。

——原刊《文史》第14辑，中华书局，1982年

〔作者跋语〕　这篇短文结尾说：“陈寿《诸葛氏集》不传，诸葛遗文编次遂以错乱，后人才会把诸葛亮致李严书札列入致诸葛瑾书札之中”云云。这话不够准确，须要订正。案陈寿《诸葛氏集》凡二十四篇，《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十五卷，又云梁二十四卷，大抵以陈寿所录写者每一篇为一卷而或有所增析。《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作二十四卷，可知五代、北宋所见，仍同陈寿录写之旧，并无变化。《宋史·艺文志》始著录此书为十四卷，盖沿《中兴书目》而来，是此书旧本二十四卷者散佚在南渡以后，不在北宋太平兴国以前。不过当北宋李昉等人于太平兴国年间编纂《太平御览》之时，《诸葛氏集》旧本既在，诸葛亮之言教书奏单行别出者亦复不少，例如《御览》所附《经史图书纲目》之中就有《诸葛亮书》等多种。这些书出于众手，随意钞摘，准确性是难于保证的。考虑到亮集流传的这种具体情况，我估计《御览》误题诸葛亮致李严之书为致诸葛瑾之书，有两种可能。一是陈寿录写编次之本已误，但这种可能性较小；一为单行别出之书之误而为参与编辑《御览》之人所沿袭，这种可能性较大。迨二十四卷旧本在南宋时散佚，后来编纂诸葛遗文的人无复旧本可依，收录此信札时就径袭《御览》之误，以迄于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