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梦华——无奇不有的大明时尚界



话说在万历年，有一位士子，姓韩名松如，中了秀才后未能更进一步，又因家中贫寒，且上有老下有小，只得放下书籍，务农为生。

一日，接到昔日同窗的请柬，说是会试得中，不日将赴外省任知县，望众好友，念昔日同窗之谊，临别一叙。

此时之风气，已非太祖、成祖时期那般简朴，举国上下动辄大操大办，韩松如心中明白，话说是临别一叙，却也是攀比之所，以自己现今之情状，以及身上所穿之衣物，若真去了那些场合，不免寒酸。然同窗之谊又岂能因了身上寒酸便即丢了？

思量再三，还是决定去赴宴。是日早上，与家中的父母、妻儿作别，身上带了一两银子，在集市上买了套笔砚，用油纸包好了，往那同窗府上赶。

走了半天路，好不容易赶上中午的饭时，只见得门口进进出出的皆是鲜衣怒马、衣着光鲜之辈，再看看自个儿这一身粗布衣衫，虽没打补丁，却也洗得有些发白了，不觉得脚下趑趄。

然既已来了，总不能再行踅转吧？再者人家盛情相邀，说明并没忘记于你，你又何须妄自菲薄呢？当下咬咬牙鼓足勇气走了上去。

门口迎客的正是那同窗，乍见韩松如时，下意识地愣了一下，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番后，似乎才认将出来，笑道：“原来是松如兄，快请快请！”

韩松如早已敏感地捕捉到同窗脸上诧异的表情，尴尬地将手里的礼物递将上去，微红着脸道：“区区薄礼，不成敬意，望请笑纳！”那同窗收下礼物，请韩松如入内。

府内的大院里面，许多桌上已坐满了人，韩松如被家丁安插在某桌的空位上。刚入座，同桌的一位少年瞟了其几眼，眼神之中似有些不满，说道：“你可知晓这桌坐的都是哪些人吗？”

韩松如一时没会过意来，道：“却是不知，叨扰了。”

那少年指了指其旁边的两人，冷笑道：“这位乃是本乡里长黎老爷，这位是乡绅尹老爷。”说完之后，便目不转睛地看着韩松如。

韩松如衣着虽不光鲜，可到底是读书人，心思细腻，那冷冷的话语，冷冷的眼神，如利箭一般，穿透他的心，直教他身心冰凉，讪讪地起身，向那些老爷揖手道：“小子鲁莽，得罪了！”然后像逃难一样逃了出来。门口的同窗见状，问是何事；韩松如编了个谎说是忽想起家中有些急事，须赶回去，失礼之处万请海涵。

太祖时期，士人之间，无论贫富衣衫一致，人与人之间，所比者无非读书多寡，诗文优劣。今时代在进步，所攀比者亦有变化，诗文之优劣、读书之多寡，已非衡量某个人之标准，一概以贫富论人与人之间的高低，社会之浮躁，可见一斑。

那么此等攀比之风是如何盛行的呢？综观有明一朝，在下总结了一番，共有三条。

首先，从太祖始至正德年间，乃明朝的过渡和发展时期，上至官员，下至百姓，多数不富裕，民风相对朴实。正德帝之后，明朝的经济飞速发展，商业繁荣，商人所受到的约束日渐减少，钱财的累积后，伴随而至的必是恣意地享乐之风。

这等享乐之风，最先从南方江浙一带开始。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这一带地区的百姓率先富裕起来，吃食自不消说，服装穿戴更是大胆，视种种禁令若无物。

初期，官民士庶衣物皆有限定，违者论罪，后来不光是官民之衣物混乱，普通民众竟敢于描龙绣凤；起先，大红、黄色等颜色平民百姓碰都休想碰，后来，非大红而不华。女子之首饰，更是非金玉珠翠而不戴，非绫罗绸缎而不穿。即便是并不殷实之家，为了赶潮流之风，抑或是为了充面子，不惜借贷，置办几身能穿得出去的行头。以至于街上穿金戴银，吏庶同服。

毫无疑问，这是进步，体现的是自由、平等的良好风气，然任何事都有一杆秤，过头了便是奢靡，看似丰富多姿，什么也不缺，实际上物质生活提升了，精神生活则已倒退。

服饰跟风之潮头一起，带动了更多攀比、炫富之苗头。如婚嫁、丧事、乔迁、生辰、升官、中榜等事，逢事必宴，逢宴必随人情礼金，收受礼金一事在少部分富人的带动下，越随越高，以至于明明不过中等人家，随份子亦不敢寒酸，结果几场宴席下来，一年之收入，十去八九，端的是人前笑着装大方，人后含泪咽咸菜，个中甘苦唯自知耳。

此谓之地域效应，或由富人带头掀起的攀比之风。

其次，乃名人效应。

何为名人效应？明之名士，标新立异，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穿不只是时尚而已，更可堪放浪形骸来形容。

前面在下曾说到，明初士庶的头巾，不过四方巾或四方平定巾而已。万历年间，有名士陈继儒，字仲醇，号眉公，松江府（上海）人士，工诗善文，与沈周、文徵明、董其昌合称“吴派四大家”，其所著的《小窗幽记》，与洪应明的《菜根谭》、王永彬的《围炉夜话》并称“处世三大奇书”。

眉公恃才傲物，放荡不羁，是个极为潇洒之辈，当时的百姓，虽也不一味地只戴四方平定巾了，有晋巾、唐巾、宋巾、东坡巾等，眉公则统统弃之不用，只取两根绢带束于顶，行走起来既简单，又飘逸风雅，更显读书人之气质，众人见状，纷纷效仿，人谓之“眉公巾”。后来其所食之糕点、所坐之椅子，甚至所用之夜壶，无不灌以“眉公”标签，被大相效仿。

头巾乃士子庶民必戴之物，风气开放以后，各种款式层出不穷，后又嫌款式不够新颖，则在巾环上面嵌以玉器，或在两侧配以玉环，以增别致之效果。

明之一代，最为流行之色为红，上至官吏，下至平民，无不着以红袍，后来似乎觉得大伙儿都着红装，大同小异，无甚新意，则又改良，在衣服上绣以花朵，更有甚之，身披彩绘，绘着大大的荷菊图案，招摇过市！

男子之衣服，穿红戴绿，描荷绣菊，以艳为荣。列位看官，可敢想象，大街之上，所行之男人飘红带绿、争相斗艳之景象乎？

又有位唤作张献翼者，字幼于，乃嘉靖年的国子监生，有才学，著有《文起堂集》《执绮集》等传世，为人放荡不羁，言行随性而为，上面提及的身披彩绘，在衣服上绣大大的荷菊图案招摇过市的，便是此君。其唯恐言行不够诡异，出门时要带数种颜色的假须，走一段路换种颜色，前一里其胡须还是黑色，下一里已为绿色，时人称“五色须”。

明人以美须为荣，张居正时常以拥有一部美须而洋洋自得，然比起张献翼随时切换胡须颜色，张居正实不及矣。

然张献翼之举虽诡异，尚不足新奇也，还有更加奇怪的。时人有一首诗如是说道：昨日到城郭，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

何解也？此诗之由来，有一个故事。

话说无锡有一位名士，唤作邹公履，字德基，工于书画，性孤峭，藐视礼法，其于应天府游妓院时，头戴大红纱巾，内衣外穿，脚踩双高跟屐，走路时，由于鞋跟高，屁股左右摆动，实在妖娆之极。手里拿把蒲扇，脸上被乐妓印了数个唇红，嘴角含笑，洋洋自得。从妓院出来时，已有七八分醉了，走起路来，越发一摇一晃，满面春风。其后面又跟了几位同伙，跟他一样，都内衣外穿，扎红色头巾，这才有“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之说。

见到这等怪异情景，也怪不得有人去了趟城里，归来泪满襟。

此乃名士之举，然但凡一股大潮流的形成，若无官方的推波助澜，难成气候。再来说说官方人物的时尚之风。

张居正对生活的讲究，以及对衣着的要求，可谓登峰造极。

话说有一官员叫陆树声，字与吉，乃是有名的士子，嘉靖二十年会试头名，初至京师，蒙张居正挽留，去张府吃饭。这本是荣耀之事，然陆树声自打吃了那一餐饭后，就不想做官了，决心归隐。

时张居正为内阁首辅，掌握国家公器，乃一时无两的权贵人物，这一日傍晚，他从内阁出来后，所乘坐的是一架由三十二人抬的大轿子，此轿不光大，轿内之设施亦是令人叹为观止，前有会客厅，后有卧室，间隔有道回廊，另有两名小童闷热时持扇，闲时焚香。

陆树声是跟他一起回府的，只觉坐在轿内并无颠簸晃动之感，完全如置身于一间精巧雅致的内室。

到了府上，张居正一边命人备酒饭，一边去内室换了件衣服出来。此一顿饭，珍馐佳肴自不消说，更教陆树声惊奇的是，一边在饭桌上吃着，一边竟让仆人给他梳理鬓发。鬓角之发若是乱了，自也影响美观，可堂堂男子，饭间休暇时候，居然让人时时梳理，实在是怪异之极。这还罢了，一顿饭光景，来来回回竟换了四套衣裳！

陆树声在一旁冷眼旁观，却越看越是心寒，此等穷奢极欲之人，岂能长久乎？

当然，在下这本书，谈的是明朝之生活琐事，不言政治，是否长久且不言及，张居正是个极其讲究之人，是毋庸置疑的。

另有一位高官，乃工部侍郎徐渔浦，家中所置办之衣服，即便是爱美之女子，亦感汗颜。其卧室之内，有五个大衣橱，围列于卧室周边，每有客至，必让仆人留意来者所穿的是何等样衣裳，哪种款式、怎样的颜色，而后，他再根据客人的衣着打扮，在衣橱里选能够与之相配的衣裳，如此这般穿戴齐整之后，方才出去会客。

列位看官，试想官员尚且不顾祖宗法度，争相斗艳，又岂能怪名士奇装异服，百姓效仿乎？

以上所言，谓之地域、名人之效应，带动了跟风、攀比、时尚之潮流。还有一物，对此风潮有煽风点火之功效，即女人也。

在下如是说，或有看官不服，莫非女人还能推动奢靡攀比之风？且莫着忙辩论，先听在下说一件事。

话说在苏州府，有一处村庄，户未过百，村里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民风淳朴，况村中日月与外界不同，平素也没多少事可以说道，特别是女人，所讨论的无非是村东头王家姑娘新做了件衣裳，款式怎生别致，或村西头姑娘的发髻与众不同，甚是新颖。

某一日，村里有位姑娘进城，回来后穿了身新衣，乃短袖直领对襟短袄，袖口及护领白色相衬，下身则是柳绿色的马面裙，衬着她那白皙肤色，直如画中人儿一般，十分吸引人。其余的姑娘不免眼红，纷纷问这是哪家店定制的，可是今年最新款式？

其中有一位姚姓少妇人，回了家后，向官人撒娇道：“奴家已数月不曾置办新衣，与她们在一处闲话时，人家所言皆是新衣之款式，奴家却是低头不敢言，自惭形秽，都不敢出去见人了，望官人也腾出些银子来，好歹置办一件，免得人说闲话。”

这家官人也知道村中人妇竞相攀比，自家婆娘若是给比了下去，他脸上也不免无光，便咬了咬牙拿出银子来。

列位看官应也明白，女子轻易不敢到外面抛头露脸，活动较少，也正是因了如此，即便明初期对庶民穿戴有禁令，而对于隐居家中的女人们，则禁之不及，由此村中攀比之风渐盛，继而影响男人的比较之心，也就不足为奇了。

衣服如此，天生爱美的女人对发型亦是注重。史载万历初期，女子之发型十年如一日，鲜有变化，到了中期，则三年一变，而于后期，日新月异，为了看上去高贵，不惜以假髻装饰，头饰之中金银、玉器饰物，随处可见，至于后来，头上不戴些金银，不敢出门。

从洪武初年的穿错一衣一物皆责罪，到后期以华丽为荣的攀比之风大盛，实乃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何以会如此呢？与政治有关，与经济复苏、人性之觉醒有关。

明朝初期，举止间的一言一行，穿身上的一针一线，无不列入律法，稍有差池，追责问罪，将人性、欲望牢牢地禁锢，后来经济繁荣，国家昌盛，各行各业亦随之稳定，所谓的盛世便开始了。

盛世时武将退居幕后，至少不常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而文人的地位则逐渐凸显，他们的文章渐渐地开始张扬个性，从而影响普通的百姓。

在政治的默许下，文人的推动下，被压抑了许久的个性觉醒了，于是，他们肆意地张扬，不只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于行为、着装上，更是惊世骇俗，这是对那个时代的抗议，是宣示自由、平等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