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继光：英雄的另一面



以推翻异族而立国，因异族颠覆而亡国，民族矛盾贯穿始终的明朝，最著名的民族英雄戚继光，却与这些全然无关。

一、幸运与不幸

戚继光（1528-1588），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汉族，登州人。

正常情况下，戚继光应该是个很普通的人，历史上根本翻不出他的名字。但他的家族很幸运，又很不幸，戚继光便成了一个不普通的人。

戚继光的先祖本居定远，跟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有点近。地利之缘，元末朱元璋起兵时，戚继光的六世祖戚祥也跟去了，打了三十年的仗。明朝开国，戚祥功劳不算大，但枪林弹雨中活下来，也是相当不容易。论功行赏，戚祥在应天卫当了个六品百户，大约就是首都卫戍部队的团级军官。但胜利的果实戚祥没有分享太久，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军收复云南，他不幸中箭牺牲了。这位并不起眼的老乡，阵亡后让太祖很是感慨，授其子戚斌为“明威将军，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职级较他爹连升了四级——正四品。

戚斌捡了个官帽，却离开了繁华的京城，来到荒芜的登州安家落户。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明初纷繁的政治角斗中，这个家族远离了是非之地，官职顺利世袭罔替。但这种世袭只限于嫡长，戚继光的祖父戚宁系次子，世袭权属于其兄戚宣，戚宁需要回到平民堆里，孙子戚继光自然就是“民三代”，大名只能留在家谱上了。

命运的改变往往是偶然的——戚宣很不幸，始终没有子嗣。最终，戚继光的父亲戚景通成了戚宣的嗣子，戚继光幸运地由“民三代”变成了“官二代”。

戚景通世袭了登州卫指挥佥事一职，他为官清廉，为人正直。作为一名军官，戚景通武艺高强，先后任江南漕运把总、山东总督备倭、大宁都司掌印官、神机营副将等。明军三大营之神机营，是明军的精锐，布置在京城。戚景通入选神机营，可见其政治合格、军事过硬。

因为父亲的缘故，戚继光在京城度过童年。六岁时，戚继光潜入神机营玩耍，一不小心点着了火药。不知是火药质量太差，还是戚继光的命太好，他竟然死里逃生。否则，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早已夭折在意外事故中。

戚继光的父亲吓得不轻，赶紧把这个好奇又捣乱的儿子送回老家。从此，戚继光与祖母生活在了一起。到了读书的年龄，祖母让他在登州读书。军营卫所的教育质量很平常，戚继光的书也读得很一般，比较出色的是打架，并且是个领头的。换个角度说，这对靠读书谋取功名的人来说是个坏事，而对日后的职业军人来说反而是个好事。

嘉靖十七年（1538年），戚景通辞官归里，一家人在登州团圆。不幸的是，戚继光母亲张氏不久故去。十岁的戚继光悲伤至极，所幸的是继母王氏贤惠，视戚继光如己出。晚年的戚景通一心教子，激励儿子要做顶天立地的英雄，从而使戚继光从少年时代起，就树立起宏大的志向。

十三岁时，戚继光有过一次街头的见义勇为，救了一对受人欺负的母女。虽然这只是一个少年的性情冲动，倒见出戚继光是一个有血性的人。这件事引起了总兵王栋的注意，他特意召见了戚继光，见其“状貌庄严，丰神朗润，隆准方颐，声语洪远，沉毅有大度”，对这个少年有了很好的直觉印象。戚继光的父亲趁机上门提亲，王总兵虽觉得有点不够门当户对，但又看上了戚继光。天下哪有十全十美的事，王总兵将就着答应了。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六月，戚继光的父亲一病不起。自知来日无多的戚景通，让戚继光到吏部办理袭职。这一去，竟是父子的诀别。这年八月，戚景通去世。两个月后，戚继光办完了袭职登州卫指挥佥事的手续，回到了登州。

这一年，戚继光年仅十六岁。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十八岁的戚继光被正式授予登州卫指挥佥事之职。也就在这一年，他娶妻“万户南溪王将军栋女”。戚继光的青少年时代，虽有父母故去的家庭不幸，但没有任何艰辛与努力，轻松地成为了正四品的官员，并且还拥有了总兵老岳父这座“靠山”。如果不是命运的垂青，从寒门子弟起步，戚继光再努力十八年，也不一定能跻身官场。继续奋斗十八年，也不一定能成为“高干”。

幸福生活，唾手而得。但戚继光并没有就此安逸，因为他是一个有志向的人。

二、奋斗的尝试

靠运气，一步登天很简单。真正要自我奋斗，那是不容易的。

戚继光担任了卫指挥佥事，秩正四品，看起来是个大官，其实并无多大的权力，想有所作为就更难了。明朝的军制是实行军屯，卫所里的士兵大部分时间在种地。一个卫一般有五千名士兵，长官是卫指挥使，副手是卫指挥同知，下面是一大堆卫指挥佥事。戚继光担任的登州卫指挥佥事，不过是个二级机构负责人。卫指挥佥事一般分掌训练、军纪，而戚继光具体负责的又是登州卫的屯务，说好听点是分管后勤工作，实际上就是分配士兵种地，属于在专业部门干非专业的事。种地都能种出英雄，起码到明朝为止，还找不出相关的历史记录。

明朝的官场风气，世袭的官员因为来得容易，也普遍被人瞧不起。没有“进士”这张文凭，你的身份就是小广告办证的给弄出来的。被社会尊重的，是科班出身。戚继光决心改变自己的身份，毕竟他是一个有理想的青年，与纨绔子弟大不相同。

刻苦准备了三年，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戚继光参加了武举乡试。一分汗水一分收获，戚继光一举中举。

踌躇满志的戚继光，第二年赴京会试。不过，戚继光考得很糟糕，就像现在的体艺类高考，戚继光的专业出色，文化课真的不行。虽说戚继光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但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还要有第三种准备。

交白卷也是可能出英雄的，戚继光鼓起勇气准备交卷。就在这时，兵部侍郎杨守谦跑来了，在考棚里大声喊：都把笔扔了，赶紧跟我抄家伙！

考生们以为是试题有错要换卷子，其实是俺答的大军来了——这就是“庚戌之变”。

“庚戌之变”，是明朝继“土木堡之变”后的第二次重大危机。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秋，蒙古俺答部攻陷京城外围的密云、顺义，进逼京城九门。京城兵力不足，朝廷只好将前来应试的武举人投入战斗。戚继光临时受任总旗牌，督防京城九门，就是负责向九门传达命令，并监督命令的执行。

真打仗，戚继光这是第一次。当兵这么多年，戚继光也是第一次见到了真敌人。

“庚戌之变”危机解除，明朝北方的局势依然严峻。为了加强边防，明廷令各地卫所选拔一批精壮士兵，到长城一线协防。从此，戚继光开始了戍边生涯。

以科举谋取功名，不适合戚继光，他也没有继续往前走。但应试麻烦，戍边更艰辛。戚继光在一首诗里写道：“歧路驱驰报主情，江花边月笑平生。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

这诗的解读，相当麻烦：有人读出了志气，有人读出了怨气。到底什么意思，只有戚继光自己最清楚。机械地重复单调的工作，正常人都会有点牢骚。

戚继光驻守的地方又是蓟门，蓟门为明朝的四大防区（宣、大、蓟、辽）之一。因为太重要，所以高级军官多，戚继光的四品衔根本排不上号。在这里，戚继光只能巡哨。指挥军队，那是领导的事；站岗放哨，那是士兵的事。戚继光的日子不爽，好歹轻松。

业余时间里，戚继光没有打牌、喝酒，而是认真地写了篇专业军事论文，对明朝的边防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思考。明朝的武将多是大字不识，戚继光的这篇《备俺答策》，引起了兵部官员注意，发表在兵部“内刊”，供京师一带的守将学习，戚继光很是风光了一阵。但红了一阵，就再也没有下文。几乎白白混了三年，边境形势趋缓后，戚继光重新回到了山东。

五年后的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戚继光升任山东总督备倭。这个时候，明朝的“南倭”形势明显压过“北虏”问题。正是由于“倭寇”问题的升级，戚继光走到了历史的前台。

三、倭寇的面目

中国的“倭寇”之患由来已久，十四、十五世纪日本进犯朝鲜半岛，构成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元朝曾两次攻打日本，但最终庞大的海军因遭遇台风而告失败。明初方国珍、张士诚余部曾勾结倭寇进犯山东，但同样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地理常识告诉我们，中日之间大海阻隔，渡海太难了——日本船史著作《船的世界史》道：“自公元630年到894年的264年间，虽计划派出遣唐使计18次，然而实际成行的有15次，其中得以完成任务并安全返国的，只有8次。”

十六世纪出现“嘉靖大倭寇”，确实让人匪夷所思。千里之遥的日本武士，为何冒着生命危险，航行到中国沿海来抢点生活品？这得从朱元璋说起。

明朝建立后，张士诚、方国珍余部逃亡海上，出于政权安危的考虑，朝廷实行了“海禁”，就是不准老百姓做外贸生意，并将禁海令列入《大明律》。不过，这个政策后来执行得并不好，“时禁时开，以禁为主”，毕竟过去了许多年，张士诚、方国珍的那些部下估计也死得差不多了。日本这时已进入“战国时期”，哪有心思和能力到中国来捣乱，用不着自己吓唬自己。

禁海令针对的主要是民间，蕃国到明朝“朝贡”还是容许的，但“朝贡”只能在指定的三个地点：浙江、福建和广东的“市舶司”。“朝贡”几乎就是个“面子工程”，明廷“厚往薄来”，以高于“贡品”几倍价值的货品“赏赉”朝贡国。明成祖把侄儿赶下台，急于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日本国要“进贡”，交通工具不好解决，他很大方地白送了一艘“远洋货轮”，所以日本国对来华“朝贡”很积极，双方也没闹出什么乱子。

一两百年都没出乱子，怎么到嘉靖年间就乱套了呢？主要原因，是日本乱了。

嘉靖元年（1522年）五月，日本的两个诸侯大内氏与细川氏，都以日本天皇的名义来明朝朝贡。按理谁是真代表团，需要日本方面先确定好。但明朝官方并不在意，因为业务越多，经办官员的好处也就越多。

大内氏派了宗设谦导，细川氏派了鸾冈瑞佐、宋素卿，一个国家两个使团，先后到了宁波市舶司。前者后到，后者先到，按规定进港验货要以时间为序，但鸾冈瑞佐和宋素卿会来事，懂得中国的官场潜规则，给市舶太监赖恩狠狠地送了一份礼。赖恩也不白拿别人的东西，招待宴会都让鸾冈瑞佐坐首席。宗设谦导咽不下这口气，当场杀了鸾冈瑞佐，烧了他的船，把宋素卿从宁波追到绍兴。这一路，宗设谦导的人马坏事也干了不少，沿途抢掠，杀死大明官兵——这就是嘉靖元年的“争贡之役”。

争贡事件震动朝廷，朝廷做出了反应，但不是彻查“外贸部门”的腐败问题，而是总结出不做生意就不出乱子的经验教训。根据夏言的提议，撤销了浙江市舶司。举一反三，又撤销了福建市舶司，“惟存广东市舶司”。

天底下最来钱的生意，就数外贸。罢市舶司，影响的不仅仅是中日两国间正常的贸易，而是整个到中国来做外贸生意的。货物好不容易运到中国，生意却不准做，这路费也耗不起。洋人没办法，就私下把货物卖给明朝的“个体户”。明朝的“个体户”大多本钱小，这种私下交易很多都是赊销。明朝的商人厚道的也少，赊了别人的货物，很少记得付货款，洋人连本钱都捞不回来。

中国“个体户”的诚信，洋人算是见识了，转而觉得有权有势的家族，素质应该高一些。实际上，素质是个最靠不住的东西。权贵们赊了洋人的货物，压根儿也没有给钱的意思。洋人彻底惨了，是官商的回去无法交代，是单干的恨不得跳海。不能合法“入境”，他们就住在近岛，一天又一天地等，伙食费都没了，甚至要乞讨。没希望，干脆抢劫——沿海地区的社会治安就乱了。

最初，这种沿海治安问题并未严重到哪里去。明朝的东南沿海一带，除了地方官府，军事卫所即达四十余个，军警几十万，外来的生意人跟地方政府、军方，根本不敢分庭抗礼。但很快形成了“经济特区”——以许氏兄弟、李光头为首的几股势力较大的海商以及葡萄牙商人，聚集双屿港，开辟市镇。影响日大，日本、马来、琉球、暹罗等国海商，也赶来贸易。曾访问过双屿港的葡萄牙人平托，在《远游记》中称这里有“上千所房屋，包括教堂、医院等，居民三千多人，其中有一千二百名葡萄牙人”。

贸易固然繁荣，性质却是非法——走私。海商志在利润，并不打家劫舍，泉州名宦林希元说：“佛郎机（葡萄牙人）未尝为盗，且有利于吾民也。”但这份安宁并未维持多久，双屿港私商的贸易繁盛，令朝廷日益无法容忍。终于，一桩血案成为了双屿港之战的导火线——余姚大族谢氏，赖了走私海商的账不还，并威胁要报官。海商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便让“保安”到谢氏庄园打砸了一通。

谢氏血案，触痛了大明王朝敏感的神经，嘉靖皇帝派遣朱纨前来镇压“倭寇”。这位出身进士的海禁派官员，到任后雷厉风行，“革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突袭双屿港。海商的“保安”哪是正规军队的对手，“贼酋许六、姚大总与大窝主顾良玉、祝良贵、刘奇十四等皆就擒”，海岛上的“经济特区”被打成了一片废墟。一不做二不休，朱纨将海商追到福建，擒杀中葡海商百余人。几次大捷之后，朱纨在奏折中踌躇满志地写道：“全闽海防，千里清肃。”

如果事情真像朱纨所言，戚继光就没有成为英雄的机会了。

四、倭患的升级

朱纨军事打击的对象，显然是葡萄牙海商，并没有“倭寇”的影子。最终的后果，也为他始料不及。

朱纨的这一通打，打翻了相关官员的好处，打断了沿海豪富的财源，也打掉了沿海居民的生计，朝廷也不认可他擅杀与用兵。群起而攻之，朱纨吃力不讨好，一气之下自杀。从此，朝廷罢巡视大臣不设，朝中朝外无人敢再提海禁，当然也无人敢言开禁。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因为汪直的出现，“壬子之变”发生，倭患问题骤然升级。

汪直（1501-1559），又名五峰，号五峰船主，有史书误作“王直”，歙县人。

嘉靖十九年（1540年），汪直与同乡徐惟学、叶宗满等赴广东进行海外贸易，这时明朝海禁政策有所松缓，而广东也是唯一可以从事合法外贸生意的地方。汪直最初加入了同乡许栋的集团，与葡萄牙商人合作，做的是东南亚一带的生意。朱纨袭击剿平双屿港后，汪直自立门户，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转移到日本平户（长崎）。《明史·日本传》中的“嘉靖倭乱”，一半的记录便是汪直。

汪直开辟了日本市场并迅速做大，田汝成曾任广东提学佥事，其《汪直传》载：汪直“据萨摩洲之松津浦，僭号曰宋，自称曰徽王，部署官属，咸有名号。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汪直吞并福建海盗首领陈思盼，从此“海上之寇，非受（汪）直节制者，不得存”，大量海盗（倭寇）及沿海商人与居民投到其旗下，汪直的武装多达五千余人，而其时日本各个家族兵力只在三千左右。汪直在日本以信义取利，被尊为“大明国的儒生”。双屿港之战后，走私海商分裂成“互市派”与“寇掠派”，汪直属于前者，铤而走险的则是林碧川、萧显、徐海等走私集团。

汪直称霸海上十余年，有着地方官“私市”的默许，汪直也卖力地配合官府，平定陈思盼等多股烧杀掠夺的海盗，维持沿海秩序，并试图在沥港重建双屿港的繁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闰三月，俞大猷偷袭沥港，汪直败走日本，从此走上了与官方的对抗之路，成为“东南祸本”，名列官方通缉令榜首。

汪直最终被兵部尚书胡宗宪诱杀，但倭寇之患并没有解决，因为汪直并非整个嘉靖倭难的背后总指挥。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陷黄岩、攻郭巨的是林碧川集团，次年勾结诸倭大举入侵的则是萧显集团。这些海盗团伙本互不统属，甚至彼此劫夺，更重要的是他们又与民众纠结在一起——东南沿海地区，倭寇既祸害一方，又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民间支持和水土融合：地方百姓“任其堆货，且为打点护送”，“或送鲜货，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倭寇深入陆地时“若熟路然”，甚至“与农民杂耕于舟山山阜处”，“或披蓑顶笠，沮溺于田亩，或云中履，荡游于都市”。连本地官兵也与倭寇里应外合，通报军情，“关津不查不问，明送资贼”。

“嘉靖倭难”的最终解决是在嘉靖帝死后。隆庆帝继位后立即批准漳州月港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倭寇”很快由寇转商，“倭患”得到了缓解和平息。

但在嘉靖朝，朝廷并不检讨决策的得失，一根筋地依赖军事手段。

五、窝囊的开局

倭患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之后的十五年骤然加剧，共计六百零九次，占到了整个明朝倭寇侵扰记录的八成左右。

姑且不论其中的因果，东南沿海形势的严峻已是不争的事实，明廷不得不增加东南沿海的军事力量。这个背景下，戚继光成为平定倭患的一员。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戚继光改迁浙江都司，任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在胡宗宪的指挥下，与俞大猷、刘显等人共抗倭寇。

戚继光参与抗倭，机会也有点意外。朝廷要从山东选择军官到浙江，虽然是要去打仗，但也相当于从贫困地区调到发达地区，所以请客送礼的很多。戚继光没有谋个肥差的想法，所以不跑不送。但最后入选的，恰是戚继光。

任人唯贤，不是封建官场的正气，而是胡宗宪的关注。自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出任浙江巡按监察御史，胡宗宪的脑细胞差不多都因抗倭死掉了。倭患不见好转，是手下的窝囊废太多。现在，他急需一个有勇有谋而又荣辱不惊的人。经过很长时间的观察，他决定将宁绍台参将的职位交给戚继光。

这一年，戚继光刚刚二十八岁，正踌躇满志，有着干一番事业的雄心。

戚继光建功立业的时机，很快就来了。上任一个月，倭寇要抢掠浙江慈溪。据情报，倭寇不过千人，而戚继光召集的士兵达万名之众。这该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争，戚继光指挥浩浩荡荡的人马，直扑慈溪东南的龙山，并且顺利找到了倭寇的主力——龙山之战，就此开幕。

戚继光的军事素养，没有丝毫问题，他先熟悉地形，排兵布阵，然后命令部队出击。

待戚继光命令一出，奇怪的事情立刻发生：士兵不是扑向敌人，而是反方向逃跑。一群倭寇，跟着看不到边的明军后面猛追。戚继光的副将见势不妙，赶紧拉着他的衣袖，让他赶快逃跑。戚继光惊愕不已，登上一块高地，搭箭便射，冲在前头的倭寇头领应声倒地。接着，又是第二支、第三支，谁冲在前头谁先死，倭寇们的心理防线崩溃了，掉头回撤，明军开始反击。

戚继光命令将士全力追击。没有命令倒好，有命令士兵们反而回来了，戚继光怒不可遏，抓住一个士兵问其为何违抗命令，这位军爷倒也实诚，直接回答戚继光：把他们赶远点就行，何必拼命呢！

戚继光指挥的第一仗，就这么窝囊地结束了。

接下来的雁门岭之战，比这更窝囊。两军相遇，将士跑得没了人影，戚继光要不是年轻力壮跑得利索，早也做了倭寇的刀下之鬼。

其实，仗打得更窝囊的还不是戚继光。在调戚继光来前线之前，明廷早调过多路“客兵”：山东的弓手，蒙古的马队，四川的土兵，广西的狼兵，少林寺的僧兵，等等。各路“客兵”，比戚继光的手下更糟，不仅擅长逃跑，抢掠的水平也不比倭寇差到哪里去。只有少林僧兵打得不错，僧兵与倭寇交战时，正规军全在一旁认真看。不过，不是现场观摩学习，而是恨不得把僧兵给宰了——当兵是为了吃饭，你这种玩命打法，不是抢正规军的饭碗么？

说实在的，这帮明军与倭寇交手，也相当不容易的。有时准备偷袭，早有人向倭寇密报了军情。倭寇的成分太复杂，有的就是地方老百姓，有的与官员有联系。偶尔仗打得很顺，倭寇又使坏，败逃时竟不扔障碍物，而是扔下钱物。银子那么小，根本不好找，明军将士不得不停下来，仔细地搜索草丛。

这几十年，北起辽东，南至广东雷州、海南，“倭寇”的侵扰遍及中国沿海各省，还深入内地，连留都南京都一度告急。更要命的是一支六七十人的“倭寇”，竟将几万人的明军从海边追到今安徽境内——不是全方位的腐败，倭寇问题也等不到戚继光出马。戚继光的英雄之花，正是开放在王朝腐败的土壤之上！

一而再再而三地失败，戚继光犹豫了。

六、高危的险棋

戚继光思考的结果，就是重新练兵。

申请报告送到胡宗宪那里，胡总督大约批的是两个字：同意！

一来一往，太简单了。其实，胆小的早吓死了。

按照明朝的军制，军官的培训是都督府的事，士兵的训练是卫所的事。军官的职责就是带兵打仗，需要多少兵由兵部负责解决。这个制度最大的好处，是真有异志的坏人混进军队，只能当个光杆司令，没有办法带人造反。

戚继光要招兵训练，那是胆儿够肥的。胡宗宪胆敢批准，那也是和尚打伞。万一出了差错，两人得脑袋一起搬家。就算不出差错，还要看自己运气如何——看有没有人举报。当然，眼下属于特殊时期，真有人举报，得看胡宗宪应对危机的能力：或大祸临头，或大功在手。两个极端，都很正常。

在“戚家军”名震天下后，“状元军”就曾轰动过一时。

淮安人沈坤，嘉靖二十年（1541年）状元。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因为母亲去世，沈状元丁忧在家，恰逢倭寇进犯。出于保家卫国的良好愿望，沈状元散尽家财，招募了千余名兵丁，打得倭寇够呛，百姓称之为“状元军”。“状元军”只红火了一年，第二年，沈状元的父母官淮安太守范槚等，即举报沈坤“私自团练乡勇，图谋背叛朝廷”。结果，奖状没拿到，逮捕证到了，沈状元被捕入狱，最终被杀头。沈坤没有进入正史，他有个朋友吴承恩，就是写《西游记》的那位。吴承恩为沈坤的遭遇愤愤不平，便是拿沈坤与戚继光作对比的结果。

胡宗宪对戚继光的想法也有点不放心，因为浙江人当兵打仗是个弱项。戚继光的回答是：“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堂堂全浙，岂无材勇！”戚继光怎么这么自信呢？全是缘分。

戚继光的朋友中，有一位后人知之甚少的汪道昆，戚继光的诸多轶事便是出自这位朋友的著述。汪道昆（1525-1593），字伯玉，号南溟，又号太函，歙县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汪道昆仕途的第一站，便是义乌知县，后调任兵部。东南沿海局势紧张时，汪道昆又任福建副使。汪道昆帮助戚继光筹谋策划，大胆招募“义乌兵”。

汪道昆与戚继光共同看好“义乌兵”，是因为这里太穷。

在浙江，义乌属于贫困山区，民风剽悍，人能吃苦，也不怕死。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义乌人与永康人为争夺开矿权，一打就是四个月，双方死伤二千余人。双方打起来，男女老少齐上阵，前面人倒下，后面的接着上，并且极具义气，谁家死了人谁家抬回去，不计较抚恤费。

戚继光看中的正是这些矿工，并且还要挑。

戚继光的招兵条件不仅苛刻，简直有点欺负人。归纳起来，主要是这么三条：

一是看出身。城里人不要，比较奸猾。在政府机关混过的，肯定油条，当然不行。必须是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不怎么说话，擅长埋头苦干。

二是看体质。身强力壮，有胆气血性。身材不能太高，但手脚要长，肌肉结实，四十岁以内，不能长得太白。

三是看智商。人要老实，智商太高的不要，太低的也不要。关键是能听懂首长的命令。首长命令之外的话，最好一句听不懂。尤其是绝对不能怕对手，但怕首长又是必须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如此严苛的征兵条件，戚继光居然顺利地招到了四千多人。

对这些入伍的新兵，戚继光进行了简短的政治培训。因为前面征兵条件的限制，戚将军的动员报告只能作百十字：

“诸位都听了：凡你们当兵之日，是要拿饷银的。刮风下雨，袖手高坐，也少不得你一日三分。但你要记得，这银两都是官府从百姓身上纳来的，你在家种地辛苦，现在不用你劳动，白养你几年，不过望你上阵杀敌。你不肯杀敌，养你何用？”

接下来，戚将军要进行他特殊的军训。

七、残酷的兵法

创新从来就是制胜的法宝。多次的失败，迫使戚继光在这支队伍中实行全面的兵器与战术改良。戚氏兵法，猛而狠。没有猛药，治不了顽症。

倭寇的利器是倭刀。倭刀属于加长型的日本军刀，长有五尺。明代一尺约为32厘米，与今市尺相近。倭刀刀刃锋利而刀身有弹性，性能与质量优于明军兵器，戚继光对此曾有“长兵不捷，短兵不接，身多两断”之叹。倭寇使用倭刀，往往跳跃式前进，一眨眼就贴近明军，要是眼神差甚至没看清敌人，自己的脑袋就被削掉了半边。所以，新兵必须有新式武器克敌制胜。

孙子兵法的首要一条，是知己知彼。义乌兵要面临的敌人是倭寇，要消灭倭寇，首先必须针对性地取得兵器上的优势。戚继光选中的武器，叫狼筅。

这玩意其实很普通，义乌兵早就熟练运用。狼筅最初就是矿工打架时发明的，作为产业工人，私藏兵器是非法的，平时突然要斗殴，只有拿刀去砍根竹子，三下五去二，削去碍事的枝叶，然后就派上用场了——这就是原汁原味的狼筅。

戚继光新使用的狼筅，属于改进型。就是丈余长的竹子，削去散乱的枝叶，留下锋利的尖枝，再在顶端安上铁钉或尖刀——这就再也不是打架的工具，而属兵器的范畴了。况且，留在竹竿上的尖枝，浸过桐油，耐用程度与坚韧性也大为增强。有文人记述竹竿上还绑有铁丝，犹如尖锐的铁丝网，实际上没有，因为明朝还没有发明铁丝，并且这样做反而多余——笨重，用起来不顺手。

倭寇的另一个神秘利器是声波。朱九德《倭变事略》称倭寇“皆髡头鸟音”，实际上是他们的军中号令以及呐喊声都是外语，明军根本听不懂，感到很恐怖，但这也证明外语确实为任何专业不可或缺。狼筅的威慑力，还在于横扫或抖动时，会发出呼呼的声响，无数狼筅一齐舞动，现场气氛绝对吓人。倭寇拥有的声波武器，明军现在也有了。

公允而言，明军总是被倭寇打败，自身的腐败固然是主要原因，机械用兵也非常关键。东南沿海地区多丘陵沟壑，河渠纵横，道路往往狭窄，不似北方地势开阔。遭遇倭寇时，庞大的明军队伍往往施展不开，兵力发挥不了作用。与倭寇接触，前锋一败，后面便自相践踏，溃不成军。

吃了无数次亏的明军将领，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到戚继光这里才找到了有效的解决办法，即是“鸳鸯阵”。

鸳鸯属于爱情的形象代言，但“鸳鸯阵”一点都不温柔，只因鸳鸯好结伴，才给这种紧密型的作战团队取上这么个好名，顺便以温馨语词淡化其冷酷的属性。一个“鸳鸯阵”，就是一个独立的作战团队，成员平时生活在一起，相互熟悉，战时生死相依，共有十二个人：队长一人，盾牌兵两人（执长牌、藤牌），狼筅兵四人，长枪（矛）兵四人，短刀手两人，火兵一人（炊事员）。

作战时，“鸳鸯阵”纵队排开，队长居前指挥。盾牌兵遮挡敌兵的箭矢或刀枪，掩护后队前进，并与敌近战。狼筅兵既扰乱敌方阵脚，亦可发动进攻。长矛兵为进攻主力，给予敌兵以致命杀伤。队伍最后是短刀手，防止敌人迂回，从侧翼保护长矛兵。火兵有时也投入战斗，主要是协助其他士兵作战，积累实战经验后升为战兵。

随着战场的情形与局势的变化，“鸳鸯阵”可以变纵队为横队，变一阵为左右两小阵或左中右三小阵，一队变成两伍或三伍。前者称“两才阵”，后者称“三才阵”。戚继光的庞大军队，看上去黑压压一片，但无论是发动攻击还是追击敌兵，队伍的基本结构仍是紧密的，并非一哄而上。

这种阵法，实质上是以团队对付敌方的单兵，因而效果极佳。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的七年中，戚继光率领的“戚家军”累经十三战，每战必克，敌我伤亡比例达到30:1，并且倭寇始终没有找到破解之法。

“鸳鸯阵”能有如此成效，在于戚继光深知其中的关键，这就是团队的密切合作。而“戚家军”的胜利，完全是建立在严酷的军法之上：若作战不力而战败，主将战死，所有偏将斩首；偏将战死，手下所有千总斩首；千总战死，手下所有百总斩首；百总战死，手下所有旗总斩首；旗总战死，手下所有队长斩首；队长战死，十名士兵全部斩首；一伍士兵阵亡，其余四名士兵全部斩首。当然，有斩获的士兵可以免罚。冷酷的军规，一体赏罚的铁纪，迫使将士生死与共。

同时，戚继光又恩威并施，重赏杀敌士兵：每斩获一敌，赏银四十两！四十两白银，明代与当代的货币换算比较复杂，大体每斩获一敌，就可以成为有房有车一族。

——这就是戚继光基于军制的几项重大改革，戚继光也将因“戚家军”与“鸳鸯阵”而名垂青史！

八、永远的英雄

作为“民族英雄”，戚继光固为后世景仰，同样也为后世质疑。争议的焦点，在于为戚继光所灭的，究竟是些什么人？其中最偏颇的观点，是认为戚继光没有杀过一个日本人，镇压的都是走投无路的中国平民，旷日持久的反侵略战争“子虚乌有”，戚继光与岳飞、文天祥不能相提并论。

但历史并不能杜撰，正史与明人的相关著述，对日本人扰乱中国有着清晰的记载。《明史·外国》载：“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嘉靖实录》载：“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朝鲜正史《世宗实录》载：“然其间倭人不过一二，而本国民假著倭服成党作乱。”明代兵部侍郎郑晓称：“大抵贼中皆我华人，倭奴直十之一二。”比例最低的，见于被倭寇掳去的一位昆山人的回忆：“大抵艘凡二百人，所谓倭而椎髻者，特十数人焉而已。”从史料综合出的结果来看，制造这场祸乱的，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九十是中国人。

日本浪人、武士的多与少，只是一个比例问题，倭寇有“日货”成分肯定是真的。称之为“倭寇”不算错，就像水多肉少，叫“肉片汤”同样货真价实。朱九德《倭变事略》中倭寇“皆髡头鸟音”的细节描述，更能证实倭寇的性质：不会有哪个人，仅为当个土匪还特意去攻读外语。

倭乱长时间持续，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因素，军事因素也只是一个方面。数十年的抗倭，也不可能是戚继光一人之功。作为一个职业军人，戚继光不可能匡正最高统治者的治国方略，但他做到了救国家于危难，救百姓于水火。倭患最严重的东南沿海三省，皆因戚继光的出现而转危为安。

浙江战场：嘉靖四十年（1561年）四月起，戚继光部取得了“台州大捷”等五战五胜，歼敌五千五百余人。

福建战场：台州之役后，戚继光移师福建，赢得横屿、牛田、林墩、平海卫、仙游之战的胜利，斩杀海寇近万人，其境内倭乱基本平息。

广东战场：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俞大猷、戚继光水陆并进，在南澳之战中斩杀吴平人马一千五百余人，溺毙海寇五千余人。经其大战，广东境内海寇亦基本肃清。

空前的战绩，所谓“英雄”，莫非如此！

打的是真倭寇，当的是真英雄，戚继光是实至名归。戚继光身上最奇异的现象，其实是他建功立业的一帆风顺，几乎将英雄的形象进行到底。

嘉靖倭患，时间长达数十年，无数人献身平倭战争，他们或俨然英雄，或倒在迈向英雄的路上。

抗倭英雄，至少要有张经。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五月，张经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诸军，专办讨倭。张经选将练兵，并请调狼兵、土兵，于次年五月杀敌一千九百八十多人，取得王江泾大捷，为抗倭以来第一战功。半个月后，张经竟因“縻饷殃民，畏贼失机”获罪，两个月后被杀。

抗倭英雄，应该有阮鹗。对待倭患，阮鹗主剿，胡宗宪主抚，二人相得益彰。被后世忘却的阮鹗，起自文士，官至浙江、福建巡抚，为救民于水火，他数度冒死击败贼寇，自己一度被倭寇围困桐乡，几乎送命。但御史宋义望却弹劾阮鹗懦怯畏敌，图谋不轨。阮鹗由此被划为严嵩同党，列为贪官，身陷囹圄，后经闽浙士民多方营救获释，直到万历年间方获平反。

抗倭英雄，不能没有俞大猷。俞大猷一生的事业就是平倭寇，战功显赫，他的“俞家军”三个字，甚至都能将敌人吓退。他是戚继光的顶头上司，与戚继光并称“俞龙戚虎”。他人品极佳，多次被人冒领军功，从来不计较。但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的岑港之战，部分倭寇逃脱，俞大猷当了胡宗宪的“替罪羊”，被捕入狱。所幸好友陆炳用自己的钱财贿赂严世蕃，俞大猷侥幸死里逃生。

与俞大猷有过一段恩怨的胡宗宪，才是抗倭战争的真正主持者。没有胡宗宪，也就没有戚继光。但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十一月，胡宗宪竟削职被捕，被冠以投靠严嵩、谎报军功等“十大罪状”。出狱后，又被劾“假拟圣旨”，二度入狱。失去荣誉，也失去尊严，五十四岁的胡宗宪，写下“宝剑埋冤狱，忠魂绕白云”的诗句，含恨自尽……

只有戚继光是个例外，他一路胜利，一路升迁，生前身后，充满殊荣。嘉靖四十年（1561年）“台州大捷”后，戚继光因功升署都督佥事。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破倭寇巢穴平海卫，戚继光进官都督同知，升福建总兵。在残酷的官场争斗中，他是英雄，还能不倒。

人治背景下的官场玄机，民间有通俗的两个字概括：靠山。戚继光“干成事”又“不出事”，他的“靠山”是什么呢？

九、英雄的剖面

《明史·戚继光传》给出了这样一个答案：戚继光“与大猷均为名将，操行不如”。“操行”，这就是戚继光的神秘“靠山”。

这么说，有点抽象。戚继光是个极用心的军事家，他习惯以谋略的眼光看待敌人，也习惯以谋略的眼光看待他人。从他踏入军营的第一天起，事实上就有了一座硕大的“靠山”——这就是他的“泰山”，老岳丈总兵王栋大人。戚继光对总兵大人的女儿其实并不好，但又以对老婆的敬重而闻名，其中的精彩后面将讲到。

其后，戚继光不断地努力、不断地等待，期冀发现新的“靠山”。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等到了胡宗宪。胡宗宪的赏识与举荐，使戚继光摆脱了仕途沉寂而走上前台，成为宁绍台参将，英雄有了用武之地。

在这个舞台上，戚继光如鱼得水，其背后正是有胡总督这座“靠山”。胡总督的支持，使他打了败仗，仍有翻身的机会；打了胜仗，立功受奖，一路升迁。他有一个习惯，凡事先要请求胡总督、俞总兵，从不飞扬跋扈、擅作主张。当有官场冷箭飞来时，胡总督主动为他遮挡。

他的这个良好习惯，完美地复制在他的满朝人脉上，让他屈伸自如。兵部派来的官员，朝廷派来的御史，他都待若上宾，请客送礼。所到地方，先去拜码头，吃喝一通，再认认“兄弟”。就是对部下，他治军严酷却并不呆板，不断拉起自己的死党——这些小石头，他知道堆起来也是一座“山”。

戚继光同样以复杂的眼光看待胡宗宪。戚继光的光芒盖过俞大猷，起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这年四月，胡宗宪获悉倭寇逼近浙江沿海，他给俞大猷的命令是：阻止倭寇靠岸就行。结果，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倭寇掉头去了福建。都察院监察御史李瑚认为胡宗宪以邻为壑，纵敌逃窜。胡宗宪大为紧张，又深为狐疑，最终得出结论：是俞大猷出卖了自己。于是上下其手，把责任推到了俞大猷的身上。

——戚继光明白了，一棵树上上吊，迟早会真的吊死。在与胡总督产生不了利益冲突时，他是一座“靠山”。当自己的地位一天天接近胡总督时，这座“靠山”很可能就是压倒自己的大山。

俞大猷奇迹般地复出，戚继光醍醐灌顶，他很快打听出，是“老领导”俞大猷攀上了严嵩这座“靠山”，尽管这实际上是俞大猷的朋友陆炳所为。戚继光意识到，自己必须建立起自己的官场“鸳鸯阵”，从此主动进京“跑部”，以酒桌为战场，在兵部扎下了根。

在京城，戚继光还准备了充足的银两，试图结识高拱——戚继光看什么都具有战略眼光，高拱确实是个前途无量的人。但高拱这个人嚣张、孤傲，戚继光没有联络成功。戚继光退而求其次，与高拱的副手，时任国子监司业（约等于中央大学副校长）的张居正攀上了。

戚继光的眼光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日后的时局变化虽有偶然，但张居正确实如日中天。胡宗宪日后身败落马，只有他如意从前线回到了京城。奇怪的是，离职时的戚继光，“领将印三十余年，家无余田，惟集书数千卷而已”。

别的不说，戚继光巨额俸禄与奖金都到哪去了呢？

十、英雄试金石

戚继光离开福建去北方赴命，是在隆庆元年（1567年）十一月。新皇帝明穆宗朱载垕，性格仁慈宽厚，信用大臣，其当政六年，采取解除海禁等一系列新政，南方紧张局面明显缓于北方，戚继光也由此开始了他新的使命。

这一去，便是十六年。而这十六年，既是戚继光新的事业期，也是他与张居正的蜜月期。这时的戚继光与张居正交往已有十年。戚继光东南抗倭功绩不时震动朝野，张居正担任裕王（即后来的明穆宗）讲官时，曾与裕王谈论起戚继光。穆宗对戚继光有着良好的印象，这也是戚继光后来事业有成的基础。

隆庆元年（1567年）八月，明穆宗准备到天寿山祭祀，因安全问题未能成行。蒙古诸部军队屡次突破九边防线，造成京师附近形势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戚继光奉诏北上参与边务。戚继光到北京任职，是借了徐阶之力，与张居正没有直接关系。

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这十六年，戚继光最引人注目的是完成了三件事：训练部队，建立车步骑营，修建长城敌台。这三件事无疑是大事，有效地解决了明军的作战能力、军事协同与军事防御问题。只有一件，也是功勋。

三件大事，戚继光是怎样做到的呢？张居正至少帮助他解决了三大问题：职务问题、权力问题、工程建设问题。

职务是建功立业的基础，有位才能有为。权力的有效性，还需要不受掣肘与干扰。修筑敌台属于特大重点工程建设，蕴含着经济风险与政治风险，一个项目建起来，往往有一批官员倒下去。戚继光顺利地完成了三件大事，毫发未损，张居正是他的护身符。

隆庆元年（1567年）十二月，戚继光到达京师。待命在家，戚继光知道是要来做大事的，便上《请兵破虏四事疏》，提出自己的边防策略。但效果适得其反，引发一些官员的猜忌与非议。任命下来时，戚继光只是个禁军神机营副将，也就是他爹当年的位子。

戚继光的失落只维持了几个月。隆庆二年（1568年）三月，穆宗升兵部侍郎谭纶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兼理粮饷。两个月后，在谭纶的推荐下，戚继光以都督同知衔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务。

明代著名的书法家、精研兵法的徐渭，曾纵论天下名将：嘉靖以来，武将堪称杰出者惟戚继光、俞大猷、谭纶三人而已。很长时间里，谭纶都是戚继光的领导，谭纶与张居正交往亦深。

为了戚继光的职务，张居正和谭纶进行过几番讨论，在《与蓟辽总督谭二华》和《与蓟辽总督》两封信中，可看出张居正为戚继光事权而用心良苦。张居正争取到了明穆宗的支持，戚继光才有了创业的平台。

戚继光准备大显身手，巡抚刘应节、巡按御史刘翩、巡关御史孙代等群起反对。文官的节制，是明朝制度的设计，不排除有权力的争夺。但这场节制与反节制的斗争，胜出者同样是戚继光。《明史》载：“穆宗用张居正言，悉以兵事委纶，而谕应节等无挠。”张居正协调了兵部与都察院，由穆宗拍板中止了这场争执。

在排除文官的干扰后，武将内部的权力分配又出现了新的纷争。戚继光名义上总理三镇兵务，然而三镇都有总兵分别统辖，号令则无法统一。张居正再次游说明穆宗，最后蓟州总兵郭琥等走人，戚继光便为总兵官，复进封为右都督，事权得到高度的集中。

除了练兵，戚继光着手修整边墙，修建空心敌台。《请建空心台疏》中，戚继光提出的计划是新请三千座。这是十足的“国家重点项目”，兵部为此讨价还价，朝堂上更是充满非议的声音。但建是为了国家的安全，不建则是考虑国家的财力。戚继光此议一出，立刻“流言四起，忌者欲因此中以奇祸，政府诸公亦惧而求罢”。就连谭纶都感到担心，他甚至打算就此辞职，免得惹祸。

在这个关键时刻，张居正又一次支持了戚继光。张居正描述道：“台工之议，始终以为可行，确然而不摇者，惟区区一人而己。”为了解释修筑敌台的好处，张居正“因机解惑，舌几欲敝而唇几欲焦矣”。在张居正的劝说和影响下，明穆宗决定支持：“修筑墩台己有明旨，纶宜坚持初议，尽心督理，毋惑人言。如有造言阻挠者，奏闻重治。”在张居正的支持下，谭纶、戚继光仅隆庆三年（1569年）即“筑成敌台四百七十二座”，隆庆五年全部完成。蓟门从此固若金汤，戚继光获封太子太保，又进封少保。

戚继光的功绩，与张居正的保护和支持密不可分。张居正在归葬父亲时，为使戚继光安心事务免遭掣肘，任用自己的门生梁梦龙为蓟辽总督。平时有遇戚继光书信前来，张居正的府邸“虽夜中开门递进”。《明史》载：“居正尤事与商榷，欲为继光难者，辄徙之去。诸督抚大臣如谭纶、刘应节、梁梦龙辈咸与善，动无掣肘，故继光益发舒。”

张居正十六年一以贯之支持戚继光，公允之言是其器重戚继光的才能，为国家培养人才，有助自己的“相业”，并非希图钱财上的回报。张居正身居高位时求贤若渴，对人才“虽越在万里，沉于下僚，或身蒙訾垢，众所指嫉，其人果贤，亦皆剔涤而简拔之”。

但戚继光对张居正的尊崇，则包含着刻意的成分，目的则是“立功扬名，保位免祸”。戚继光每次给张居正写信，都非常谦卑地自称“门下走狗小的戚某”。张居正归葬其父时，戚继光选派了众多铳手以为护卫，但张居正觉得太张扬，将多数退回，只选“矫健者用五六人”。戚继光不断地给张居正送礼，有次张居正母亲大寿，戚继光送来了诸多财物，张居正留下部分，其余退回，并致信申谢。

而据一些文人笔记记载，早在与倭寇作战时，戚继光即多次将斩获的珠宝及春药等物秘献于张居正。为了部下的升迁，戚继光更是向张居正送去了重礼。高拱曾指斥：“荆人（张居正）久招纳戚继光，受其四时馈献金银宝玩，不舍数万计，皆取诸军饷为之者。”

但是，一个专制时代的将领，要完全做到洁身自好，分文不取，势必为官场所不容。专制时代的勤政与廉政，那是一对永恒的矛盾。

戚继光送予张居正的，还包括“色贿”，即所谓“（戚）时时购千金姬”。戚继光为张居正物色的美女，甚至还有“洋妞”。这种记述，来自王世贞的《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王世贞是戚继光的好友，两人的关系即便在张居正被清算后，也没有破裂。对朋友的隐事不加掩饰，这正是王世贞的史笔如椽。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张居正或死于情欲，至少是春药过度导致张首辅“痔根”病情加重。明人沈德符根据自己在京城多年的见闻，写了《万历野获编》，认定张居正因滥服壮阳药耗竭元气而亡，还指出张居正所服之药为腽肭脐。腽肭脐，即海狗肾。而这种春药，居然也是戚继光所献。

张居正死后，戚继光很快受到牵连。第二年，戚继光被调往广东。第三年，便被罢官。戚继光被弹劾的原因和罪状，不得而知，但可以推测。奉诏拷问张居正之子张懋修的官员，曾这样责问张懋修：“汝先大夫与戚帅相结，凡有书问，虽夜中开门递进，意欲何为？莫非反状乎？”

——戚继光之所以倒下，张居正的倒台、“靠山”的崩塌，是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

万历十三年（1585年），戚继光重新回到了乡下，其部将胡守仁、王如龙、朱任、金科等也相继被革职或戍边，这也是“靠山”理论的冰山一角。

十一、英雄美人关

作为响当当的英雄，戚继光被传作笑谈的是其“惧内”。其实，这正是戚继光五彩斑斓的地方。

据说戚继光曾因怕老婆而住进了军营，兄弟们为其打抱不平，仗义地拿出了一个标本兼治的办法：把戚王氏给灭了！气极之下的戚继光，欣然同意。戚王氏被骗到军营，看到手持刀剑的士兵，一点尊重领导家属的意思都没有，喝问戚继光：干嘛？！

戚继光居然行了个军礼：请夫人前来阅兵！

有一次酒后，戚继光决定自己把老婆杀了。拎着刀走到门口，惊醒了午休的戚王氏。戚王氏情绪不佳地问：拎刀干嘛？

戚继光尽管喝了酒，现场应变能力依旧不低。他马上笑着对老婆说：我准备杀只鸡给你补补身子……

戚继光这惧内，真不是一般的。

这类故事，显系传说，因为找不到任何出处。有史实依据的，是戚继光怕老婆的原因。据清乾隆《仙游县志》等记载，戚继光因为儿子在莆田违反军纪而“斩子”，从而自感愧对妻子，对妻子多方迁就忍让，而妻子终生怀恨，苛待丈夫。

但是，“传说”可能有真的，“史实”绝对有假的：戚继光在莆田时，根本没有儿子。据戚继光之子编纂的《戚少保年谱耆编》及《戚氏族谱》所述，戚继光的每个儿子，都出生于他离开福建之后。

戚氏后人并不喜欢先妣的这种形象，他们认为戚王氏应该是这样的：

有一次，家里买了鱼，戚继光朝饭桌一看，只有鱼头和鱼尾。戚继光估计，这鱼肉一准被戚王氏给独吞了。晚餐时，戚王氏端出了中餐缺少的那一截，戚继光大为感动——戚王氏贤淑，夫妻俩恩爱。

其实，戚王氏就是个悍妇角色。二人结婚时，戚继光虽是四品，但她爹是总兵。将门虎女，武功好，脾气倔，家庭纠纷通常以武力解决，徒手格斗戚继光不是戚继光的强项，他常被打得到处跑——自卑，往往又是潜意识的。

清官难断家务事，戚英雄不得不受点委屈。但有一次，这位“女汉子”显然打对了。

嘉靖四十年（1561年），戚继光在台州抗倭，作为随军家属的戚王氏住在新河城。不料倭寇来袭，城中士兵基本上都已出征，只剩下普通百姓，还以妇孺居多，一时人心大乱。关键时刻，戚王氏挺身而出，召集仅有的百名亲兵，命他们组织人力守城。满城的男女老少被动员起来了，戚王氏让他们上军械库领兵器。军事重地，闲人莫入，没有文件怎么能分发武器呢？戚王氏哪管许多，劈头盖脸将保管员一顿臭骂，守库的兵丁乖乖地打开了库门。

一切安排停当，戚王氏穿上盔甲登城指挥。倭寇的文化水平也有问题，压根儿没读过《三国演义》，哪知还有“空城计”这么回事。所以，既不敢攻城，又不愿撤兵，脑子进水一样地呆在城外干等。结果，戚继光的大军赶到，想跑再也没机会了。

戚王氏脾气暴，夫妻关系糟，最终二人分道扬镳，戚英雄的另一张面孔也由此呈现。

汪道昆既是戚继光的好友，也是当时的文化名人。汪道昆撰写的《孟诸戚公墓志铭》，记下了戚英雄的真实故事。戚王氏与戚继光只育有一女，戚继光便纳了小妾沈氏，接着又纳了陈氏，接着还纳了杨氏。

这么一数，最少是三个。封建时代纳妾，本属正常，不正常的是，“娶妾三人，生子五人，其夫人竟不知将门有子”，弄得戚王氏连影子都不知道。将军擅长做保密工作，但这种保密对戚王氏应该是无效的。因为作为军队高级干部，戚继光每年的工资、奖金会有几大袋，戚继光绝大多数时间都忙于工作，不可能背着这些到处跑，放在办公室也不安全，最多是留足零花钱，余款悉数交给戚王氏。否则，以戚王氏的强势，日子没法过，秘密也会遭曝光。

但是，如果这些交给了戚王氏，戚继光又拿什么去养其他三个老婆？况且，她们还生下那么多儿子。

等戚王氏发现这个秘密时，戚继光的几个儿子早已满地跑了。太伤自尊了！绝望的戚王氏，决心与戚继光同归于尽。她抄起一把尖刀，直奔戚继光而去。戚继光闻讯，立马开溜，戚王氏岂肯善罢甘休，每日在家里蹲守，“日操白刃，愿得少保而甘心”。

作为军事家的戚继光，对付老婆自然不乏大智大勇，他声泪俱下，请老婆理解，都是为家庭好啊——传宗接代！加上戚继光的小舅子正在其手下做幕僚，也为戚继光化解家庭危机出了一份力，危机似乎过去了。但戚王氏对戚继光之恨，已痛彻心肺。在戚继光死前的那一年，戚王氏“囊括其所蓄，辇而归诸王”。终身积蓄被戚王氏带回娘家，戚继光的生活陷入贫困。突然病发的戚继光，竟然一时缺钱买药。

“鸡三号，将星殒矣！”

万历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588年1月17日），没有英雄的万丈光芒，戚继光凄怆地落下人生大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