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名臣——司马光



司马光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学家，英宗时任龙图阁直学士，神宗时任翰林学士，哲宗时任宰相。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乡人，其父司马池，曾担任过天章阁待制。仁宗宝元元年（1038）进士及第，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等。英宗治平二年（1065）升龙图阁直学士。神宗即位后，升他为翰林学士。熙宁三年（1070），任永兴军（今陕西西安）知府，次年，改任西京（今河南洛阳）御史台。宋哲宗即位，召司马光为门下侍郎，进尚书左仆射。司马光在担任西京御使台期间主持修撰《资治通鉴》，在文学和史学上都有极高价值。此外，他还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他在相位不到一年，尽废新法。司马光一生为官正直、诚实待人，为后人所尊崇。

一、家教严格 志向远大

司马光于北宋天禧三年（1019）十月生于光州（治今河南潢川）。其父司马池当时正在光州等地任职，因此为儿子取名为“光”。司马光的故乡位于山西省夏县西北，是一个风景秀丽、地杰人灵的地方。

司马光家境很好，虽不是世代官宦，但他的祖父、父亲都经由科举之路做过官。他的父亲官居四品，任兵部侍中、天章阁待制。司马光家风甚好，不像一般的纨绔子弟一样只知道纵情享乐。司马池清正廉洁，对司马光更是谆谆教导，要求极为严格。

在品德方面，司马池要求儿子诚实做人。司马光五六岁的时候，有一次要吃核桃，核桃在没有熟透的时候，青皮是难以褪下来的。女仆用开水烫开青皮，而当姐姐问起时，司马光说是自己剥开的。父亲得知此事后，并没有因为司马光年纪甚小不明事理而放任纵容他，而是对他严加批评，使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严格的家风加上司马光自身的秉性，使他终生保持着“诚实”的美德，直至成年之后为官，司马光有一次要卖掉马匹时，还要明明白白告诉买马之人马的缺陷，不肯有丝毫的隐瞒。因此，司马光称自己为“司马君实”，还喜欢叫自己“迂叟”，笑自己诚实得“不通情理”。

在学识方面，司马池对司马光要求甚严，期望很高。司马光并非如方仲永一样反应敏捷，一目十行，然而他勤学不辍。他睡觉时头枕圆木，圆木稍一滚动，他就爬起来继续读书。年年岁岁、日日夜夜都如此。司马光之所以博闻强识，皆源于他的刻苦。自六岁起开始识字到十五岁时，司马光已经博览群书了。

就在十五岁这年，司马光因“恩荫”制度被赐予官职，授予将作监主簿。入仕之后的司马光并没有放松自己、安享其乐，他想凭自己的实力入朝为官。二十岁时司马光参加科举考试，考中进士甲科。这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足以光耀门楣、告慰祖先了。

二、仕途坎坷 为官正直

进士及第后，司马光被任命为奉礼郎、华州判官等。次年，为侍奉双亲，司马光极力请求，得以调往苏州任判官。同年，其母病逝。庆历元年（1041），其父司马池也病逝。双亲相继离开人世，司马光痛心不已，一直守在夏县服丧。四年后，服丧期满，司马光又任职于河南。

二十七岁时，司马光被调往京师任职，先后担任评事、直讲、大理寺丞等。他的朋友庞籍出任宰相，在庞籍力荐下，司马光任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等。后庞籍被罢免，要到郓州（治今山东东平）任知府，庞籍想让司马光一同前往。两人相知多年，司马光得到友人的提携，此时友人失势，何去何从关系到以后仕途是否顺畅，但司马光毅然随庞籍前往郓州。次年，庞籍改任并州知府，司马光仍心甘情愿跟随他，这期间在麟州（治所在今陕西绥德西北）城下与西夏军一战，结果大败而归。庞籍为保护司马光，引咎自责而被贬，司马光连连上奏章述清事情原委。庞籍去世后，司马光更是义无反顾地照顾他的亲人，无微不至。

嘉祐二年（1057），司马光的政治生涯又有了起色，他被调往京城，任开封府推官；嘉祐六年（1061），改任起居舍人，同知谏院；英宗治平二年（1065），司马光任龙图阁直学士；治平四年（1067），宋神宗即位。在欧阳修的力荐下，神宗重用司马光，任命他为翰林学士，后又升任为御史中丞。

在任职的这些年当中，司马光历经无数坎坷，仍不改其正直的品格。皇祐四年（1052），太师中书令夏竦病死，他是宋仁宗的宠臣，然其卑劣的行径为众人所不齿。仁宗赐谥号“文正”，司马光坚决予以反对，他直言不讳，认为仁宗所赐的谥号与事实根本不符，并两次上书言此事。仁宗感于其正直，最终更改了谥号。后来，司马光任谏官时，更是忠心耿耿、针砭时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为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耗尽心血。他上呈的奏章无数，仅《传家集》中收集的就有一百七十八份。

宋白釉娃娃骑鼓

司马光很重视民众的力量，同情百姓的疾苦。他主张以仁义来治民，认为“利百姓”才能“安国家”。他的“仁政”的含义主要是“养百姓”，反对朝廷过度剥削、压迫人民。这些思想在当时的北宋，对于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安定的统治秩序有进步意义。治平三年（1066），陕西、河东一带旱灾严重，民不聊生，朝廷却仍无动于衷，大肆搜刮百姓、挥霍无度。司马光对这些状况极为愤怒，要求朝廷节省开支，而他自己则将各种恩赐用于公务的开支。

北宋时期，徭役繁重，据史料记载，“向东京民有父子二人将为衙前，父告其子云：‘吾当求死，使汝曹免于冻馁。’遂自经而死”；更有“嫁其祖母及与母析居”来逃避徭役者。司马光对此种状况很是担忧。有一次，他居然拍案而起，要求皇帝自我检讨，并采取有效措施“养民”。英宗时期曾下诏陕西地区三丁抽一来组建义勇军，司马光认为此项措施没有什么用处，只能加重百姓的负担，劳民伤财。为此他敢于触怒皇帝，直言不讳，甚至与诸大臣展开辩论。他的忧民之心由此可见。

三、力斥变法 愤而退隐

建于北宋的太原晋祠圣母殿

司马光与王安石相识很早，且交情甚好。他们两人对于北宋的政治危机都有清醒的认识，都主张采取措施以改变现状；然而在具体方式上，两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直至发展到对立、仇视对方，昔日的好友分道扬镳，终成陌路。

元宵灯市图

“王安石变法”是北宋历史上名噪一时的著名事件。北宋积贫积弱，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刚刚即位的宋神宗试图致力于改变这种状况。他“问以治道”，王安石的回答深得他的赏识。熙宁二年（1096），宋神宗“以翰林学士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变法。

王安石与司马光起初在“理财”方面意见不统一。王安石认为，国用之所以不足，是因为“未得善理财之人耳”，而司马光则认为，“善理财之人”只是聚敛民财，“民穷为盗，非国之福”；王安石认为，有了“善理财者”，不用增加赋税而“国用足”，司马光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财物百货”总数是一定的，不是在人民手里就是在政府手里，要想“不加赋而国用足”，只会“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由此可看出，王安石变法的重点在于“开源”，努力从各个方面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而司马光则注意“节流”，即减少政府支出。

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接连提出数项改革主张，并自上而下推行。熙宁二年（1069）七月，“行均输法”，“稍收轻重敛散之权”，以防止富商操纵市场。九月，“行青苗法”，“民愿预借者给之，令出息二分，随夏秋税输纳，愿输钱者以其便”。后又实行“保甲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等。些改革措施的推行，给北宋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综观“王安石变法”的社会作用，既有有利于生产发展的一方面，也有不利于生产发展的一面；既有有利于农民的一面，也有不利于农民的一面。如青苗法的实施，很大程度上打击了依靠高利贷剥削农民的豪强地主，但仍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政府“给散青苗钱，本为惠恤贫乏，今虑官吏不体此意，均配摊派，反成骚扰”。本来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反而被官僚用于榨取农民的血汗。二是尽管青苗法所规定的利息同高利贷者相比大为减轻，但仍高达十之五六，有时甚至翻倍，政府的财政收入是增加了，但农民的负担仍然很重。司马光看到这些弊端，主张采用常平仓的办法，以改变青苗法推行过程中存在的“抑配”、“摧勒”等现象。再者就是免役法的推行。免役法的内容是“使民出钱募人充役，计民之贫富，分五等输钱”。贫民为凑足免役钱而大费周章。司马光认为这一措施不体恤下层民众的疾苦，应改差役为雇役。对市易法与均输法，司马光认为这是争夺商人的利润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不利于商品的流通。对于保甲法，司马光认为也存在很大的弊端，使农民不安心种地。两人的见解针锋相对，王安石更注重增加财政收入，在方式上是大刀阔斧从制度上加以变革；而司马光注重“养民”，尤其是底层劳动人民，方式上主张采用缓进式的改革措施。

宋《耕织图》

司马光极力反对变法的另一个原因是王安石用人不当。熙宁二年，王安石升任参知政事，宋神宗“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并令“陈升之、王安石领其事”，王安石即推荐吕惠卿，“言惠卿学先王之道而能用”，由此吕惠卿被任命为条例司检详文字。他一直很信任吕惠卿，在罢相后仍推荐他担任相职。但吕惠卿追逐权力，试图诬陷王安石，变法只是他夺权的手段，新法也成为掠夺民财的方法了。这种用人不当所招致的后果，使得司马光对王安石意见很大，他曾三次致信王安石，阐述自己的观点，但王安石不以为然。

随着新法的推行，保守势力逐渐瓦解，宋神宗罢免了一些保守派官员；司马光也在其中，被罢免了翰林学士等职。熙宁三年（1070），司马光再一次离开京城，出任水兴军（今陕西西安）的地方官。熙宁四年（1071）夏，司马光辞去职务，任西京（今河南洛阳）留司御史台，这是一个有职无权的闲职。从此司马光定居在洛阳，在“独乐园”里居住长达十五年；而就在这期间，史学巨著《资治通鉴》修成了。

四、独居西京 修成巨著

自七岁识字时起，司马光就逐渐对《左氏春秋》等历史著作产生了兴趣，之后他更是博览群书，为他在学术、著作方面的巨大成就奠定了基础。司马光很早就在考虑编写一部中国通史，只是身为朝廷官员，无暇顾及此事。他曾利用空闲时间编写了《周纪》和《秦纪》，效果很好。现在正逢此闲居，他想安安心心伏案写作，完成自己多年的夙愿。

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得到了皇帝的大力支持。早在宋英宗年间，他已初步撰写《历年图》二十五卷和《通志》八卷，得到宋英宗的赞同，并允许他设书局、择官属。神宗时，司马光又得到宋神宗在资料、财力方面的支持，使其不为物力缺乏所限制，专心著书。

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与刘攽、刘恕、范祖禹及其子康编集。光编阅旧史，旁采小说，考证异同，斟酌取舍”。正是这些当时一流史学家的笔耕不辍，《资治通鉴》才得以著成。《资治通鉴》的编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排列丛目；长编的撰写；删改成稿。在长达十几年的编撰过程中，司马光等人忍受了常人所无法想象的寂寞与辛苦。他从不轻易见客，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修书上。他自己曾说：“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在编写的过程中，他极为认真，事事考据、字字推敲，翻阅了无数的资料。而其残稿之多，竟堆满了两间房屋。巨著写成，司马光已“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

《资治通鉴》书影

《资治通鉴》编写的目的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足以稽懋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司马光希望皇帝以史为镜，考察社会现实的得失，使北宋维持长久的统治，“使观者自责善恶得失”。

《资治通鉴》采用编年体史书体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记述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全书包括主要史实二百九十四卷，“又略举事目，以便寻检，为目录三十卷，参攻群书，评其同异，为考异三十卷”，前后经十九年才得以修成。在叙述史实方面，文字不事雕琢，读后却余韵悠长；场面宏大气魄而又详略得当；人物刻画寥寥几笔却栩栩如生，成为历史散文的典范。在评论上，该书也有独到之处，针砭时弊，用心可谓良苦。《资治通鉴》成书后，不仅为时人所重视，更受后人推崇，成为研究中国史的必读史书。

五、出任宰相 尽废新法

元丰七年（1084）十二月，《资治通鉴》书成，司马光历经十几年呕心沥血闭门著书的历程，已是年逾古稀、身体羸弱、两鬓斑白、牙齿几无的老人。他本可以安享晚年，直至老死于户牖之下。然而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病死，保守派势力占据了上风，高太后执意要司马光出任宰相一职。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司马光走马上任，开始了废除新法的改革。

司马光雷厉风行，立即着手全面废除王安石新法。元丰八年（1085）六月，“诏罢府界（开封府）三路保甲”，“罢义仓、方田”。当新法被革除殆尽，只剩下免役、青苗、将官之法时，司马光仍以之为患，认为此患不除，他“死不瞑目”。司马光以差役法来代替免役法，又“诏复常平旧法，罢青苗钱”。在废除新法的过程中，司马光有两个方面做得不妥：一是对新法一概否定，如废除免役法。中书舍人范百禄认为，免役法实施之初，是很得民心的，“开封罢遣衙前数百人，民皆欣幸”，后来只是“有司求羡余，务刻剥”，才会显现很多弊端，最好是“减助免役钱”。但司马光对这些建议听不进去，仍一意孤行。二是急躁冒进，如在以差役法代替免役法时，司马光以五日为限。章惇以为熙宁年间变法“行之太速，故有今弊。今复以差代雇，而限以五日，其弊将更甚”。司马光一味求快，与王安石变法时如出一辙。这同时让那些刻意讨好司马光的人钻了空子，如蔡京“即用五日限，施行之，以媚司马光”。但司马光在此次出任宰相之时所表现出来的坚毅和不畏艰辛，也说明他对北宋王朝的无比忠诚，对于百姓的满怀热忱。

宋代蹴鞠图铜镜

司马光一生生活节俭。在对独子司马康的训诫中说：“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衣帛。”严格要求儿子要俭朴，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他一生不追求物质享受，而为国家任劳任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高风亮节为后人所景仰。

元祐元年（1086）秋，司马光病情加重，于九月一日与世长辞，享年六十七岁。消息传出，高太后和宋哲宗深表哀痛，赠他为太师温国公，谥“文正”。京城各界人士也哀痛异常，人们自发为他送葬。司马光之深得民心，由此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