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名臣——范仲淹



范仲淹

范仲淹（989～1052），北宋著名政治家和文学家。字希文，苏州吴县（今属江苏）人。他于大中祥符八年（1051）进士及第，监泰州西溪镇盐仓，筑海堤，后人称为“范公堤”。天圣六年（1028），在晏殊的推荐下任私阁校理。因不满仁宗废后，上书直谏，被贬为睦州知府。景祐二年（1035）他任开封知府，政绩斐然。庆历三年（1043）召为枢密副使，不久改为参知政事。在宋仁宗的支持下，变法图强，即“庆历新政”。后变法遭到失败，庆历五年，罢免参知政事，出任邠、邓、杭等州知州。他一生当中，经历了无数挫折，然其忧国忧民之心始终如一。他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此种心态的集中反映。

一、励志苦学 蟾宫折桂

范仲淹于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八月生于徐州。其父范墉，时任宁武军节度尊书记（徐州军事长官的秘书）。其母谢氏，为范墉继室，范仲淹排名第三。范墉于范仲淹出生次年即病逝。谢氏无奈，怀抱幼子嫁到家境富裕的朱家，居住在山东淄州长山县，仲淹从继父姓朱，取名悦。

范仲淹从小就励志磨炼自己，苦读诗书，他寄宿在位于长白山上的醴泉寺里，生活极其清苦。早起煮一锅粥，分为四块，早晚各两块，再加几根腌菜，就是一天的饭食了。然而在学习上他丝毫都不松懈，早起晚睡，勤于诵读，如此三年，学业大有进益。二十三岁时，范仲淹偶然得知自己的身世，身为范家之子而寄于朱家之篱下，范仲淹深感震惊，他决定恢复自己原来的姓氏，离开朱家，等到能独撑门户时，再接母亲过去。他心意已决，只带了几件随身衣物，孑然一身，踏上漫漫求学之路。

宋真宗赵恒

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范仲淹来到应天府书院，这是北宋四大书院之一，又称为南都学舍，原来只是儒士戚同文讲学的地方，后来又扩建校舍，增多藏书，逐渐吸引了大批才华横溢的人前来教授、求学。名师荟萃，人才济济，藏书丰富，又有良好的学习氛围，这一切都使范仲淹大长见识。再加上这里免收学费，范仲淹毫不犹豫地将此处选定为自己的求知之所。生活的清苦一如从前，范仲淹不以为意，终年以粥度日；学习上更是废寝忘食，沉浸于其中。有生于富家的同学，对他的贫苦生活深表同情，送美食给他，他却谢绝了，说自己习惯于喝粥的生活，怕吃了美味食物，就觉得粥难以下咽了。他学习时聚精会神，不受外界干扰。一次宋真宗路过南京，众人蜂拥而出，希望能一睹龙颜，他仍闭门读书，不为所动。同学问起缘由时，他回答：“日后再见，也未必晚。”其志向之远大，非一般人能及。

范仲淹以读书为乐，不改初衷，晨起舞剑，夜半乃眠。寒来暑往，清苦生活依旧，知识与日俱增。五年之后，范仲淹对儒家经典已然十分精通，擅长吟诗作文，胸怀大的抱负。十年磨剑之苦，终于到了蟾宫折桂之时。大中祥符八年（1015）春，他一举中榜，登进士第，时年二十七岁。京都汴京，二月繁花似锦，进士们更是春风得意，但范仲淹想到自己已二十七岁，仍未建功立业，欣喜之余不免多了几分怅惘。“长白一寒儒，名登二纪余”充分描述了他复杂的心境。

自二十七岁始，范仲淹走上仕途。中举后不久，他被任命为广德军司理参军（掌管讼狱）。他兑现了离家时的承诺，接来母亲，恢复范姓，改名为仲淹。

二、命运多舛 赤诚不改

真宗天禧五年（1021），范仲淹改任泰州西溪镇盐仓监。当地自然环境极为恶劣，范仲淹不愿居闲职而无所事事，他带领民众，排除万难，开始修建海堰。此中艰难使众人几次都要放弃，但范仲淹依然坚持到底，毫不退缩，使众人鼓起勇气坚持了下来，终于修成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海堰——范公堤，造福于民。

两年后，范仲淹被调回京师，任大理寺丞，成为京官中的一员，此时范仲淹已三十六岁。仁宗天圣四年（1026），范仲淹的母亲病逝，他回到南京，离职服丧。晏殊当时任南京留守，早就听说范仲淹的才名，就邀请他主持教学。范仲淹欣然前往，尽职尽责。他讲授《易》文，很受学生们欢迎。他还倾囊帮助那些有心读书却贫苦无助的学生，很多人都慕其名不远万里前来求学。

天圣六年，范仲淹服丧期满。经晏殊力荐，他被任命为秘阁校理，实际上是皇帝的文学侍从。担任这一职位能侍立于皇帝左右，是一条平步青云的捷径。然而正是身居此位，范仲淹得以了解许多政治斗争的内幕。宋真宗驾崩后，年仅十三岁的宋仁宗即位，由刘太后辅助，事实上刘太后独揽了大权。天圣七年（1029），宋仁宗年满二十岁，可以亲政了，但刘太后仍把持朝政，丝毫没有向宋仁宗移交皇权的迹象。更为露骨的是刘太后为庆祝自己六十一岁寿辰，要百官陪同仁宗给她行朝拜之礼，这使得范仲淹极为愤慨，他不顾后果，立即上奏疏，极力反对刘太后这种独揽大权，损害皇帝尊严的做法。紧接着再上奏疏，要求刘太后将大权还给仁宗。此事引起轩然大波，举荐范仲淹的晏殊更是胆战心惊，质问范仲淹为何做事不顾别人的安危。范仲淹义正辞严，毫不妥协，说正是为了知己的信任，才要做得称职，才要忠直，晏殊无言以对。之后，范仲淹又写信给晏殊，详细阐述了自己这么做的道理，晏殊更是惭愧不已。这次直言的后果是范仲淹被贬为河中府通判。朋友们送他出城，却祝贺他：“范君此行，极为光耀啊！”

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死去，范仲淹被召回京师，担任右司谏（言官），他更是直言不讳。这一年，京东和江淮一带旱灾又加上蝗灾，民不聊生。宋仁宗对此事却无动于衷，范仲淹质问仁宗：“若宫廷中停食半天，陛下该怎么样。”一句话使得仁宗恍然大悟，接受他的建议，赈济灾民。

吕夷简

由于范仲淹刚正不阿，触怒了当朝宰相吕夷简。在与吕夷简的斗争中，范仲淹又两次被贬。

吕夷简本无将相之才，是个谄媚之徒，靠溜须拍马才得以仕途顺畅，平步青云。他由刘太后一手提拔，在刘太后死后却对她大肆诋毁。吕夷简与郭皇后不和，被免去了相职，他就玩弄权术，耸恿仁宗废掉郭后。此时，宋仁宗另结新欢，郭皇后失宠。在吕夷简的挑拨下，仁宗降下废后诏书，并下令禁止百官参议此事。范仲淹正直的性格使他不能缄口不言、明哲保身。他与诸御史前往垂拱殿门前，请求面见仁宗。然而仁宗废后之志已坚，此事料无回转的余地，但范仲淹不屈不挠，直到以手叩门，大声质问皇帝为什么不纳谏官之言。无奈宋仁宗不见他们，百般努力终无结果。范仲淹与众人商议，准备在次日早朝之后，与吕夷简就此事辩论，希望宋仁宗能辨明孰是孰非。第二天，还没等范仲淹诸人将计划实施，吕夷简就下手了。未等上朝，仁宗已降下圣旨，贬范仲淹为睦州知州，并要他即刻离京。进京未满一年，即遭第二次贬谪，但范仲淹心中不平之气未超过坦荡之感。举酒饯别之际，众人又祝贺他：“此行更加光荣。”

第二年，范仲淹由睦州知府改任苏州知府，由于功勋卓著，被召回京师，任尚书礼部员外郎，获得天章阁侍制头衔。吕夷简从中作梗，故意刁难，让范仲淹担任开封知府。开封乃北宋都城，是个鱼龙混杂的地方，治理问题向来令官员头疼。正是这样的环境使得范仲淹大显身手，展现了他杰出的政治才能。他整顿官僚机构，改革弊制，几个月后，开封府就“肃然称治”。

吕夷简在朝中拉帮结派，势力很大，朝廷里很多官员都是他一手培植出来的亲信，朝廷上下一片乌烟瘴气。范仲淹对这种状况很是担忧，经过调查，他绘制了《百官图》，并上奏宋仁宗，上面罗列了哪些官员是不依规定只凭私人关系得到提拔的。吕夷简恼羞成怒，自然不会善罢甘休，双方针锋相对。在这件事上，吕夷简并没有占到多少便宜，他就常怀报复之心。他趁机在宋仁宗面前说范仲淹的坏话，先是诬陷范仲淹勾结朋党，没有成功。宋仁宗二十七岁仍没有子嗣，范仲淹出于臣子对皇族延续的关心曾上奏过此事。吕夷简就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说范仲淹这种作法实属对皇帝不敬。宋仁宗不明是非，贬范仲淹为饶州知州，这是范仲淹第三次被贬。为范仲淹鸣不平的官员也随之被贬，朝中正直之士七零八落，对范仲淹钦佩有加的官员，毫不畏惧地为范仲淹饯行，称此行“尤为光彩”。范仲淹更是不把被贬之事放在心上，他对被贬早已习以为常。

自大中祥符八年（1015）至景祐三年（1036），为官将近二十年间，范仲淹三次被贬，其正直的性格渐为世人同僚所认可，其忧国忧民之心更是无比诚挚。在出任地方官辗转各地期间，他患上肺疾，遭受无数奔波之苦，妻子李氏也病死在饶州，尚未赢得生前死后名，可怜已是白发丛生！

三、边疆之战 声名大振

仁宗宝元元年（1038）十月，居住在甘州和凉州一带的党项族人，其首领元昊称帝，建立西夏国，宋与西夏间臣属关系遭到破坏。康定元年（1040）正月，元昊调集十万军马，攻打延州，边疆局势紧张万分。

韩琦

范雍时任延州知州，是一个胆小如鼠、怯懦无能之辈。面对元昊大军压境，他只是紧闭城门，祈求神灵。北宋边疆久无战事，军队战斗力很差。急报传入京城，大臣们不能统一意见，宋仁宗也迟疑不决。局势的发展越来越不利于北宋：先是援军遭到伏击，损失惨重；其次是延州北长达百里之地，皆为西厦军队占领，就连延州也几丧于敌手。国难当头之际，宋仁宗任命夏竦为主帅、韩琦为副帅，在韩琦力荐下，起用范仲淹，任命他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共同抗击西夏的入侵。在抗敌的同时，范仲淹的政治命运由此有了转机。

此时的范仲淹已五十二岁，几十年仕途坎坷、漂泊无定的生活，并没有使他的心态沧桑不堪。他千里迢迢奔赴延州抗敌，积极投入斗争中。在仔细分析北宋兵力和军备状况的基础上，范仲淹形成了自己的战略思想，即以守为主，先守后攻。然而同为副帅的韩琦却大加反对，而且韩琦大举反攻的计划已得到仁宗的认可，范韩两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尹洙受主帅夏竦之命前往延州，要说服范仲淹发兵，然而范仲淹坚持自己的看法，顶着来自朝廷各方的压力，拒不发兵。尹洙说：“您过于谨慎，看来真不如韩公！”范仲淹回答：“大军一发，万命皆悬，不能只以一句置之度外就不负责任了。”

庆历元年（1041）二月，韩琦接到战报说元昊打算进攻渭州，他决定全面出击，进行直接对抗。士兵由任福指挥，正面出击，并打算在西夏军背后伏击。西夏军佯装败退，诱宋军到好水川口处，西夏军伏兵一出，进行反击，宋军大败。包括任福在内的十六名将领战死沙场，军士战死者更是数不胜数。宋军折兵断戟，一路上阵亡将士的家属哭倒在路旁，骨肉永别之悲痛，其惨状令人不忍目睹。韩琦也是泪落不止，懊悔不已。惨重的代价使正副将领统一了意见，使以守为主的战略思想得以确立。

范仲淹“以守为主”的战略思想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守”。他不赞成主动出击，一举收复所有失地的方法，而是选择稳扎稳打、步步推进的方法。庆历二年（1047）三月，范仲淹暗中让长子纯佑和蕃将赵明率兵袭击西夏军，占领了被西夏军攻陷的马铺寨。之后，他又出其不意地率军向北推进，并在十天里就建成了大顺城，范仲淹深谙“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之道，因此，这次出兵他极为慎重又十分保密，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范仲淹率军建造的大顺城处于宋与西夏之间，战略位置很重要，再往北就是西夏军的边防重地。范仲淹正是以大顺城为中心构筑了北宋的边防体系。

元昊

此外，范仲淹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以争取战争的胜利。他注重提高将士的素质，选拔了一批有才能的兵士培养成将领，对士兵进行严格挑选，再集中加以训练；在防御工事的建设方面，他下令建起一系列军事据点，包括在延州东北二百里外建城；在民族关系方面，争取团结羌族，削弱西夏的力量；在战术方面，他废除旧的体制，采取灵活的战术，根据敌兵人数来决定作战士兵人数。后来，他又奏请仁宗，建议在边疆地区推行屯田政策，使边疆地区军粮和军用物资的供应有了保证，又可免去运送的耗费。范仲淹和全体将士的努力，使北宋的边疆地区呈现一派新的景象：延州筑起青润城，东北边防虽不是固若金汤，但防范能力已有很大的提高；庆州北部也基本上巩固了。元昊已不敢攻打延州，西夏军兵士也相互告诫不要再攻打延州，说现在“小范老子腹中有数千万兵甲”，这里的小范老子即指范仲淹。

宋的边防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宋与西夏之间战争的主动权转移到了北宋手中，这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此时西夏国内部也是困难重重，在内外压力下，元昊求和。庆历四年（1044），双方达成协议；西夏仍臣服于宋，宋每年给西夏一定数量的钱、绢、茶等物资。宋与西夏的战争暂时告一段落，西北边境恢复和平。范仲淹出色的军事才能在这场战争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西北边境流传“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的歌谣，范仲淹声名远播。

四、推行新政 励精图治

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升任枢密副使，八月，拜为参政事，即副宰相。此时的北宋，社会弊病丛生。综观北宋一朝，都是“积贫积弱”。北宋自创建时起，就崇尚分权治之，忌惮官员手握重权。官僚机构膨胀，政府入不敷出是伴随北宋始终的政治危机。仁宗时，边防开支剧增，内政亟待改革。据史料记载，至宋仁宗时北宋官员已达两万之多。面对严峻的形势，范仲淹连连上书，要求变法以图强，解决国家财政上的危机。

西夏陵石刻

此时宋仁宗也赞成改革，希望以此摆脱困境。为表示自己的决心，宋仁宗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将宰相吕夷简免职，重用韩琦和范仲淹等正直之士，又广开言路，增多言官，还使得朝廷上下污秽之风顿去，吏治较为清明。范仲淹总结经验，提出了十项革新主张。在这些改革措施中，最重要的就是改革官制，也涉及经济、军事和人民生活等方面，这十一项改革措施得到了宋仁宗的同意，并于庆历三年（1043）以诏书颁行全国，北宋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革运动，史称“庆历新政”。

为提高办事效率，范仲淹要求扩大宰相实权，并向各个地方派遣按察使监督地方官员的任职情况，然后向他汇报。这使得那些不称职的地方长官不能再尸位素餐。在撤换不称职人员时，他一点情面都不讲。新政的实施使北宋的政治、社会生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北宋精简了官僚机构，“冗官”问题得到了初步改善，政府机构办事效率也有了提高。然而，改革官制就意味着对权贵官僚既得利益的侵犯。改革的不断向前推进，使得改革派与守旧派的矛盾更加突出，改革道路上阻力重重。

宋仁宗赵祯

守旧派开始散播大量不利于改革派的言论，在行动上也不加以配合，千方百计地给予阻挠；将改革派官员调离京城，分化改革派的势力，继而又阳奉阴违，大肆诋毁改革派。庆历四年（1044）夏，夏竦指使台官们伪造证据控告石介和富弼谋逆。宋仁宗虽明白此事定另有隐情，但慑于守旧势力的强大，对于新政已不如当初满怀热情了。这之后，富弼出使边地，范仲淹带职巡视边防。随着改革派中坚力量一个个离开京城，加上边境危机已解，宋仁宗更无推行新政之心了。守旧势力开始反扑，制造一系列冤案，迫使改革派官员纷纷离京。庆历五年（1045）正月，宋仁宗诏令废除改革措施，罢免范仲淹参知政事一职，富弼也被免职。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仅实行一年就以失败而告终。

“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调往邠州（今陕西彬县）一带任知州，这是范氏发祥地，冬天寒冷异常，年近六十岁的范仲淹体力不支、难耐寒冷，请求移往邓州，获得皇帝恩准。

五、先忧后乐 万世景仰

范仲淹青年时代就善诗文，正所谓“文如其人”，他一生坎坷不平，赤子之心未改，忧国忧民之情在他的诗文中时有体现。范仲淹驻守西北边陲之时，经过三年苦心经营，边疆危机才得以解除，当时他五十四岁，虽已建功立业，但目之所及，皆寂寥广袤的边境，苍凉沧桑之感顿生，他的《渔家傲》就有体现：

寒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渔家傲》词意图

宦海浮浮沉沉，直至“庆历新政”失败后，他居住在邓州，已垂垂老矣。应好友滕宗谏之邀为岳阳楼题记。值秋高气爽之夜，皓月当空之时，他对着岳阳楼图，回忆起年少时所见，豪气满怀，把酒临风，一篇洋洋洒洒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一气呵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将个人荣辱置之度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使多少志士仁人扼腕而泪落。

“先忧后乐”的思想正是范仲淹一生高尚情操的体现，少小时胸怀大志，青年时为官正直，中年时奋勇抗敌，直至老年时，仍以天下为己任。他为官就要为国家效力，为百姓造福；他为朋友则倾其所有，无比忠诚。而范仲淹对自己则是非常严格。直到年老，他也没有一所像样的房屋，妻子儿女的衣食只是求个温饱。街头巷尾，穷乡僻壤，百姓都叫得出他的名字，声望之高，无人能及。

皇祐三年（1051），范仲淹移往青州。次年（1052）初，他又被调往颍州，此时他已患病，但仍坚持前往，途中病死在徐州，时年六十四岁。遵照他的遗愿，他被葬在洛阳南郊万安山下，紧挨着母亲谢氏墓地，消息传出，举国哀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