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臣全传——张居正



张居正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嘉靖年间首辅。谥号“文忠”。江陵（今湖北江陵）人，其父张文明，未入仕。张居正于嘉靖朝中进士，在主持朝政期间，大刀阔斧地改革，整吏治、强边备、改漕运、清土地、裁冗官、行一条鞭法，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改革家。

一、少年得志初涉政坛

张居正的祖先系安徽定远人，原是朱元璋部下的兵士。曾随大将军徐达平定江南，授归州长宁所世袭千户。其后，曾祖父张诚由归州迁往江陵，张居正的祖父张镇为江陵辽王府护卫。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曾先后七次参加乡试，但均以落第告终。

张居正出生时，其曾祖、祖父、父亲均健在。刚一出世的张居正，即被全家视为掌上明珠，爱护备至。无论是生活和启蒙学习方面，他都得到特殊的照顾。五岁时即被送到学校念书。由于张居正天资聪颖，学习用功，因此不到十岁时，就懂得经书大义，诗词歌赋更是出口成章，信手可成。

嘉靖十五年（1536），十二岁的张居正以才华出众，童试考中头名秀才，成为名震荆州的小秀才。嘉靖十六年（1537）中秋八月，恰逢三年一度的举人考试。来自府县的学子云集一起，应试之人比历次都多。此次秋闱如此隆重，这与湖广巡抚顾嶙的重视分不开。这位当朝著名才子，三年前赴任湖广，此次恰好是他在任的首次秋闱，心情自然格外激动。他真希望全省莘莘学子俱各怀绝学，奋力考出优秀成绩，给他脸上增光！

这天早上，考场考官们开始阅卷。顾嶙闭门谢客，独坐花厅，静候结果。忽然他脑子里猛然回忆起一件事来，那是一年前，本省学政曾告诉他说，荆州发现一少年才子名叫张居正，十二岁应考便以头名得中秀才。顾嶙独自揣摩，不知这位少年张居正此次会不会来应试呢？顾嶙认为张居正年纪太小，如果此次让他中举，他会不会骄傲自大而误了前程呢？倒不如先不录取他刺激一下，使其能更加发奋读书，如此才具老练，今后才能前途无量。于是，尽管张居正此次考试成绩名列前茅，却在他十三岁这年的科举考试中未能如愿以偿。

三年后，十六岁的张居正英姿勃发，又参加了乡试，欣然中举。十六岁中举，在当时也是少有的，许多人都很羡慕他、夸奖他。张居正并没有自满，他特地去晋见顾嶙。顾嶙非常高兴，解下自己身上的犀带，送给张居正，感慨地说：“古人说，大器晚成，此为中才说法罢了。而你并非中才，乃大才。是我耽误了你三年功名，直到今天才能中举。你千万不能以此为满足，再不求进取了。”张居正谦恭地一揖道：“感激您的教导。”

嘉靖二十六年（1547），张居正二十三岁时又考中二甲进士，授庶吉士，从此进入官场，开始登上政治舞台。这时的朝廷内阁大学士是夏言、严嵩二人。严嵩并无特殊才干，只会谄谀媚上，以图高官厚禄。为了争夺首辅的职务，严嵩和夏言发生了尖锐的斗争。严嵩表面上对夏言谦恭有礼，暗中却伺机陷害报复他。

张居正作为一个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新科进士，根本无法左右当时的政局。不过，通过朝廷内一次又一次争权夺利的斗争，他认清了当时政治的腐败。于是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张居正写了《论时政疏》，系统地阐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张，这是他第一次疏奏，首次展现了他企求改革的思想。然而遗憾的是这并未引起严嵩和世宗的重视，这篇奏疏没有被采纳。

明杜琼《友松图卷》

嘉靖二十九年（1550）六月，鞑靼进犯大同。宣大总兵仇鸾是个草包，他的总兵官职是用重金向严嵩买来的。因此，面对敌人的进攻，他胆战心惊无有良策，只好向敌方送去重金，乞求人家不要进攻自己的防区。鞑靼接受重礼后挥兵东进，相继攻占古北口、蓟州，直逼通州，京师告急。明世宗吓得胆战心惊，遂下诏勤王。仇鸾为了邀功，博得世宗欢心，主动增援。世宗命令其为平虏大将军，节制各路兵马。由于各地军队日夜兼程，直奔京师，于是粮食无法自带，负责粮饷的户部不能及时拿出钱粮，明世宗异常恼怒，一气之下罢免了户部尚书李士翱的官职。

敌人直逼城下，明军被围在城中无计可施，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敌人在城下烧杀抢掠为所欲为。兵部尚书丁汝夔迫于手下将士要出城杀敌的压力，连忙向严嵩请教。严嵩对他说：“不能出城和敌人交战。我们在边塞上打了败仗还能掩饰，如果现在在京师城下打败了，皇上怪罪下来，你我如何交代呀！”于是，尽管有许多大将要求和敌人作战，都被一一驳回，丁汝夔哪敢违背严嵩的旨意！鞑靼兵在城郊抢掠了大批财物，又见京城久攻不下，遂回师西去。平虏大将军仇鸾这时又耍起了他的小聪明，他命手下杀了几十个老百姓，把他们的头割下来向皇上邀功，被封为太保。

尽管敌人退去，但生性多虑、心胸狭窄的明世宗仍觉得很不是滋味。想自己堂堂大明皇上，竟被小小的鞑靼人囚困于京城，简直是奇耻大辱。由于这一年是庚戌年，所以历史上把这一事件定为“庚戌之变”。明世宗怒气难消，把这一切全怪罪于兵部尚书丁汝夔的身上，指责他治军无方，退敌无策，坐以待毙，贻误战机，并下令将他逮捕。丁汝夔预感事态严重，遂想起向严嵩求救，严嵩对他说：“你不用担心，只要有我在，保证你不会死的。”谁知过了不长时间，丁汝夔即被杀害。丁汝夔临死才知被严嵩欺骗了。当面向丁汝夔许下了诺言的严嵩为了迎合皇上，保全自己的地位，哪里还顾得了去救别人呢？

庚戌之变时，张居正就在京城里。他亲眼目睹了所发生的这一切事件及其内幕。对严嵩的误国卖友行径深恶痛绝，对仇鸾之流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丑恶表现极为愤慨，深深地感受到权奸当国，政治黑暗，官吏腐败，自己的政治抱负和远大理想在如此环境下怎能得以实现？对此他已心灰意冷，无意再留在京师。嘉靖三十三年（1554），张居正借口请假养病，毅然离开北京回到故乡江陵。

明镀金铜佛塔

在江陵一住就是三年。这期间张居正并没有停止实现自己的抱负的努力，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详细地分析和了解民间所存在的各种问题，从而他对时弊的认识更加深刻，改革的方向更加明确，改革的决心更加坚定。

嘉靖三十六年（1557）张居正怀着革新政治的抱负，由江陵回到北京，再次投入到激烈争斗的政治漩涡中，他决心为实现自己的改革目标，披荆斩棘地大干一番。

嘉靖三十八年（1559）五月，张居正所在的翰林院掌院学士徐阶晋升为吏部尚书，次年又由少傅晋升为太子太师。张居正亦由翰林院编修（正七品）晋升为右春坊右中丞兼国子监（相当于国立大学）司业（相当于副校长），这时高拱为国子监祭酒（相当于校长）。严嵩与徐阶的矛盾日益激化。由于严嵩年事已高，常常出现纰漏，世宗皇帝颇为不满，严嵩遂渐渐失宠。

严嵩倒台后，徐阶继任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欣喜若狂，笑逐颜开，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而兴奋不已，因为徐阶是张居正任庶吉士时翰林院掌院学士，在名分上徐阶是张居正的老师。徐阶对张居正的为人处事和聪明才智也很赏识，他对张居正寄予很大的希望，将其视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张居正也竭尽全力协助徐阶工作，二人真是相得益彰。嘉靖四十五年（1556），明世宗逝世后，徐阶在张居正参与下即开始以世宗遗诏的名义革除弊政，平反冤狱，颇得人心。

明世宗逝世后，隆庆帝即位。次年二月，张居正晋升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与机要政务。这时另一大学士高拱因为与徐阶不和而离开内阁，所以朝廷大事基本上由徐阶和张居正管理。张居正如鱼得水，使自己的聪明才智得以尽情发挥，不久他就写了：省议论、核名实、振纪纲、重诏令、固国本、饬武备的《上陈六事疏》，更是令朝中官员刮目相看。

隆庆帝

隆庆二年（1568）七月，徐阶在政争中失利被迫辞官，政敌高拱再次入阁兼掌吏部事，控制了内阁大权。高拱这个人是非参半，最大的优点是非常重视培养起用人才，尤其是善用有德有才的年轻官员。他考核官员惟以政绩为准，从不问出身和资历，而且在选派官员时特别注意年龄和健康。他规定凡五十岁以上者，均不宜再任州县之长，不称职者立即去之。他当政时起用了一批优秀人才，张居正就是其中之一。尽管张居正和徐阶关系不错，而徐阶又是高拱的对头。

但是，高拱为人傲慢，刚愎自用，又很不善于听取下级的意见。因此，张居正虽然有幸在内阁任职，但有高拱在他之上，他想尽展才华，大干一场又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二、力挽狂澜督导幼帝

张居正在高拱内阁中，小心谨慎，他在耐心地等待时机。日复一日的上朝，张居正总不免有些感慨。光阴荏苒，岁月催人。他回想自己二十多岁入京为官，辗转四十三岁得以进入内阁，现在已五十有余了，他已记不清究竟上了多少次朝。他只记得每次上朝都满怀一腔抱负进入皇极门，到散朝时却往往带回一肚子失望。他悲哀，他叹息：满朝之内忧国之士实在太少了！

这天张居正再次上朝，文武群臣等了足足半个时辰后，方听皇宫内高声传呼：“皇上驾到！”只见隆庆帝头戴金丝皇冠，身穿绣龙黄罗袍，在一群太监的簇拥下无精打采地进入大殿。

谁知刚一入座，隆庆帝便觉一阵虚火攻上心来，顿时感到头要迸裂，五脏六腑仿佛被什么东西搅乱了。他霍地站起来，嘴角不停地抽搐。一旁的掌印太监孟冲、秉笔太监冯保一看大惊失色，忙上前将他扶住搀入乾清宫。一会儿功夫，一太监气喘吁吁跑来口传圣旨：“请文渊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入宫受命，其余百官退朝！”三位大学士慌忙入宫，只见皇上面如土色，陈皇后与李贵妃愁容满面，悲哀难忍，年仅十岁的太子朱翊钧肃立在御榻旁边。秉笔太监冯保宣读诏书：“朕即位才六年，却病魔缠身，有负先帝付托。太子尚年幼，一切托付各位爱卿，请按祖先规矩办理太子即位一事，不负国家。”三个大臣喉头哽咽，强忍悲痛，叩头谢恩，回文渊阁中等候消息。

明隆庆青花鱼藻盘

不久隆庆帝逝世，十岁的太子朱翊钧继承帝位后改年号为万历，在冯保的左右下张居正不断得到重用，而高拱明显地感到内宫对他不信任，于是他决定和冯保决一死战。但这时的冯保已顺利地当上了掌印太监又兼提督东厂，可谓宫内宫外大权在握，因此他把高拱根本不放在眼里。这天一上朝，就见御前太监跨前一步急急宣布：“两宫太后和皇上有特旨在此，文武群臣细听着！”接着，由冯保展旨，高声诵读：“大学士高拱，揽权擅政，威福自专，我母子朝夕惊惧，即令其回籍闲住，不许停留……”高拱被罢了官，高仪不久也作古，剩下张居正一人独守文渊阁，一身挑起了首辅的重任。十年寒窗，坎坷升迁。一生功名所求，现已达到了顶峰，真可谓已达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张居正心中这时充满了实现夙愿的喜悦和整治朝政的壮志。

明神宗朱翊钧当皇帝时年仅十岁，因此皇帝的教育问题首先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头等大事。张居正深感教育好一个皇帝是一件利国利民的事情，于是他自己毅然肩负起教育小皇帝的责任。他每日除安排好功课外，还专门为万历帝讲解经史；将每日早朝改为每月三、六、九日上朝，其余时间均安排给万历攻经读史；又请李太后移居乾清宫，让其与万历同住，以便朝夕照护调理管束。

张居正为皇帝编著的《帝鉴图说》

万历读书的地方叫文华殿，坐落在紫禁城东部，为历代皇帝就读省事之处。十岁的万历帝，尽管身已为人主，心则终属童稚。他爱玩、爱闹，天性活泼，兴趣广泛。可当了皇帝一切就由不得他了。严厉而令人敬畏的张居正先生不仅亲自为他讲解经史，而且还为他任命了五个讲经说史的老师，两个教书法的老师，为他编订了厚达一尺多高的讲义。每日上午他要学经书、书法、历史。这其中还要在冯保和其他宦官的协助下，把当天臣僚们上奏的本章一一亲览，在张居正“票拟”旁边用御笔作出批示。他有时觉得很有趣，尽写些“如拟”、“知道了”一类的字，如同练习书法……。吃过饭后的时间，本可以自由支配，却仍不敢懈怠半分，因为李太后和冯保还让他要温习功课，第二天必须把所学的内容背诵出来。如果准备充分，背书流利，张居正先生就会颂扬天子圣明；如果背得结结巴巴或读出别字错字，张居正便会以严师的身份加以训斥，使他感到诚惶诚恐。

在张居正的谆谆教导下，万历一天天长大，一天天成熟起来，他已明白了不少为人处事的道理和治理天下的策略。为了检验万历帝学习的成绩，张居正给他讲了一个宋仁宗不爱珠宝玉器的故事。故事讲完了，他说：“自古以来，那些只看重珠宝的君主是不可能干出大事业的。”万历帝马上接着说：“珠宝是没有用处的东西，贤臣良将才是真正的宝贝。”张居正一听，露出几分喜色，连忙夸奖说：“陛下说得很对。凡是圣明的君主均重视五谷，而对珠玉看得很淡薄。因为五谷能养人，珠玉呢，饿了不能当饭吃，冷了不能当衣穿。”“先生说得有理。”万历帝说。“陛下这样圣明，真是大明朝的福气，也是黎民百姓的福气。”张居正高兴地称赞着。他想皇上已经可以担当起治理国家的重任了，自己总算没有辜负先帝的嘱托。

三、巩固边防 整饬吏治

耳闻目睹了“庚戌之变”的张居正，对国家的安全和军队的素质深为担心，他从那时起就在谋划着对边防的整顿，发誓一定要使边关安定，人民和睦，尤其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更是张居正所关心的问题。

隆庆元年（1567），张居正入内阁参政后，鞑靼首领俺答率军直逼京师，北京危在旦夕，尽管后来敌兵在大肆掠夺之后引兵北退，但皇上和大臣均意识到非彻底整顿软弱无力的边防不可了。当时任内阁首辅的是徐阶，有个任工科给事中的吴时来上疏推荐谭纶、戚继光驻兵于蓟州，加强北部边防。这一建议马上得到首辅徐阶的支持，但由于新任兵部尚书霍冀对情况并不熟悉，而张居正与吴时来、谭纶、戚继光又都是徐阶所重用的人。这样在内阁中主持整顿蓟、辽，巩固边防的重任就落到了张居正身上。张居正从整顿边防入手正式开始了他酝酿已久的改革事业。

张居正大胆地任用了一批智勇双全的将领，对他们非常信任，因此他们非常乐意接受张居正的指挥。他所重用的谭纶、戚继光、李成梁、王崇右、方逢时等人都大显身手，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才华和智慧。

当时，北边战守的重心在蓟州。御倭名将谭纶、戚继光主持蓟州防务后，张居正给予大力支持。谭纶提议造筑敌台，张居正立即同意谭纶、戚继光防务战略。

当初，建立过赫赫战功的抗倭名将戚继光，奉调从浙江北上蓟州，总理蓟州、昌平和保定三地的防务，他上任后强烈要求改革蓟州军制的想法，得到了内阁大学士张居正的赏识和支持。短短的几年里，整编防区，训练新军，一切均按他的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使他的军事才能再次得到充分的发挥。

戚继光

戚继光常备不懈，励精图治，在他镇守蓟州十六年间，这里一直相安无事，各部蒙古再也未敢侵犯边境。在整顿边防的过程中，张居正与戚继光私人之间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辽东方面，张居正任用出身贫寒、但有大将之才的李成梁镇守。从隆庆元年起，李成梁在辽屡败蒙古土蛮郭入犯，其后被提为总兵镇守辽东。李成梁镇守辽东二十二年，先后十次连奏大捷，其武功之盛是数百年来未曾有过的。

在宣化、大同方面，张居正任用王崇古、方逢时镇守。他们修边墙，开屯田，加紧练兵，防御力量也大大加强。

在张居正的主持下，经过几年的努力，扭转了长期以来边防败坏的局面。战守力量日益增强，蒙古犯边逐年减少。在加强防御力量的同时，张居正积极寻求改善蒙汉关系的门路，他命令沿边将帅，要抓住一切有利时机，积极发展同蒙古的友好往来，有一线的和平希望也不要轻易兵戈相见，一切为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及生活安宁着想。宣大总督王崇古屡次派遣同蒙古有关系的人深入蒙古内部，发表布告并宣布：番汉军民凡由蒙古投奔汉族地区者，一律以礼相待并接纳安置。这些在蒙古地区果然引起民众很大反响，投奔人口越来越多。

张居正通过重用英勇善战的将帅，整顿边防，加强战守，改变了英宗正统以来边防日益废弛的局面；通过重用足智多谋的边帅，改善蒙汉关系，改变了自明朝开国以来一直与蒙古所处的敌对关系和战争状态，发展了两族之间的友好往来，促进了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后，对朝中空议盛行、不务实事、人浮于事、政令不通的现状很是担忧。他曾和内阁次辅、大学士吕调阳对此作过多次讨论，激奋之情溢于言表。他下决心要彻底改革吏治，为其他改革铺平道路。因为他现在纵有许多想法也都是无法施行的。因为他知道他的主张要靠这些部、科、院的大小官员去办，可如何才能把这群各自为政、散沙似的“散兵游勇”捏合成一支令行禁止、进退自如的精锐之师呢？他心里一直在默默地思考着。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万历元年（1573）十月，张居正上疏请行考成法，神宗批准了他的请求。

张居正考成法的具体内容，正如他给皇上的奏疏中所讲的，最主要的有以下两条：第一，六部和都察院把所属官员应办的事情规定完成期限，并分别登记在三个账簿上，一本由部院留作底册，一本送科道，一本呈内阁。第二，六部和都察院按照账簿登记，对所属官员承办的每件事情，逐月进行检查，完成一件，注销一件，如若没有按期完成，必须如实申报，否则以违罪论处；六科亦根据账簿登记，稽查六部的执行情况，每半年上报一次，并对违限事例进行议处；内阁同样亦根据账簿登记，对六科的稽查工作进行检查。这样，六部和都察院检查所属官员，六科稽查六部，内阁监督六科，层层检查，内阁总其成，内阁遂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中枢，这就是张居正的统治体系，也是张居正对明代吏制的一大改革。

由于考成法赏罚分明，因而使官员们办事的效率大大提高了，整个明朝政府自上而下，如同一台流水线作业的机器，各项工作稳定而有序地进行着。

四、反腐倡廉 改革税制

随着考成法实施，使每个官员都有了明确的职守，这样管理起来自然方便多了。张居正以推行考成法为中心，决心使腐败到极点的吏治得以整顿，使腐败之风得以改变。

“大明万历壬辰年制”款剔彩龙纹盘

张居正依据立限考成的三本账，严格控制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每逢考核地方官的“大计”之年，张居正便强调要把那些秉公办事、实心为民的官员列为上考，把那些专靠花言巧语骗取信任的官员列为下考，对于那些吃粮不管事的冗官，尽行裁革。万历八年（1580），张居正下令撤苏松地区擅自添加的管粮参政，并责成吏部检查各省添设官员人数，核实上报。万历九年（1851），一次就裁革冗员一百六十九名。在他当政期间，裁革的冗员约占官吏总数十分之三。与此同时，张居正又广泛搜罗人才，把那些拥护改革、政绩卓著的官员提拔上来，委以重任。万历四年（1576）十月，万历帝审阅了关于山东昌邑知县孙凤鸣贪赃枉法的报告后问张居正：孙凤鸣进士出身，为何这样放肆呢？张居正说：“孙凤鸣正是凭借他进士出身的资历，才敢这样放肆。以后我们用人，应当视其才干，不必问其资历。”皇帝赞同了他的意见。这样，张居正以圣旨为依据，彻底打破了论资排辈的传统偏见，不拘出身和资历，大胆起用人才。他主张用人时要“论其才，考其素”，即对才能和品德进行全面考察，同时，他又注意到每个人的长处和短处，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这些被破格选拔的文武官员都在改革中发挥了骨干作用。

对于因工作政绩好坏而被赏罚的官员，无论是升迁或是被革职，他们都是心服口服的，因为有考成法在一目了然。可是对于朝廷上下滥用职权、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等问题却很难判断是非，尤其是难以公平处理。有些官员大量侵吞国家财产，欺压百姓，但因政绩突出，甚至还会被升迁。

面对此种现象，张居正觉得有必要针对具体问题，制订出行之有效的办法，彻底打击这股腐败风。正在张居正着手制订新法规的时候，忽然接到了吕调阳送来的奏本。张居正一看，原来山东布政司报告孔圣人后代“衍圣公”每借进京觐见之名，沿途骚扰各路驿站，苛派强索夹带走私，交通沿线深以为苦，提请朝廷务必出一万全之策予以制止。

张居正看后，经过深思熟虑颁布了新驿站规则。

驿递新规颁发后，混乱不堪的驿站得到大大改观，许多人立刻收敛了自己的行为，不敢再滥用职权，违法强索驿站财物了。但是有些官员却不以为然，依然我行我素，滥用驿站车马，万历五年（1577）正月，张居正开始对违制使用驿站的官员进行严惩，据《明实录》和《国榷》记载，万历八年（1580）五至十二月八个月中，违制使用驿站受处罚者达三十人之多。这样，经过张居正整顿，改变了长期以来无法改变的、滥用驿站的混乱状态。既保证了军国要务的畅通，又节省了大量开支。

张居正的改革，是先由军事、政治着手，逐渐向经济方面推广。明朝中叶以来，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和吏治的腐败，豪强地主与衙门吏胥相勾结，大量隐瞒土地，逃避税粮，无名征求，多如牛毛，致使民力殚竭，不得安生。私家日富，公室日贫，确实到了非革弊整治的时候了。

大学士张四维和吕调阳纷纷向张居正提出建议，要求立即改革赋役，兴利除弊，并推荐了“一条鞭法”。所谓一条鞭法，早在嘉靖年间就由部分有识之士在福建、江西等地开始实行了。这一方法最早由福建巡抚庞尚鹏提出，他主张把田赋、徭役及其他名目繁多的杂税、杂征、杂差统统合为一体，按照各家各户的具体境况重新核实编定，将有丁无粮的编为下户，有丁有粮的编为中户，粮多丁少和丁粮俱多的编为上户。在总数确定后，按照丁、粮比例，将所有赋役派到丁、粮里面，随同完纳。此即“一条鞭法”。但是，自那时起到现在五十年来，朝中对此争论不休，各陈利弊，以致政令屡行屡止，从来未成统一之策。

明万历年间兴建的内蒙古喇嘛教寺院——大召寺

要推行一条鞭法，首先就得将天下田亩丈量清楚，这样才好合理分配。张居正责成户部尚书张学颜亲自主持清丈。凡庄田、民田、职田、牧地，通行丈量，限三年完成。所丈量土地，除皇上赐田外，一律按地办纳粮差，不准优免。

户部随后颁布了《清丈条例》，规定了各级官员的职责及其完成期限。嘉靖以来不断有人提出清丈天下田亩的倡议，在张居正的努力下终于付诸实施了，这是当时震撼朝野的一件大事。

由于清丈天下田亩触犯了官僚、贵族、豪强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了他们的拼命反对，有些地方官对清丈田亩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有的甚至公开袒护豪强，迟迟打不开清丈局面。张居正知难而进，坚定不移，他表示“只要对国家有利，不怕个人安危”。他运用考成法，严厉督查各级官员认真清丈，对阻挠清丈的宗室、豪强，严加惩治。他下令：“凡有阻挠执法的，不分宗室、宦官、军、民，均依法严罚。”他告诫百官，清丈田亩一事，实为百年少有的壮举，不应草草了事、必须严格核查。这样清丈田亩工作终于冲破重重阻力，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

这次清丈达到了预期的成功。仅据北京、山东、河南统计，清出隐占田亩就达五十余万顷。至清丈完毕统计，全国田亩总数达到七百余万顷。由于扩大了摊派税粮的负担面；初步做到“粮不增加，而轻重适均”。清丈田亩的告成，为全面改革赋役制度创造了条件，户部尚书张学颜亲自起草的一条鞭法终于到了可以全面推行的时候了。万历九年（1581），张居正下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的推行是与张居正创考成法，整顿吏治、抑制豪强、清丈田亩密切配合的，没有这些条件，一条鞭法就难以推行。可以说一条鞭法的推行是张居正改革最主要的归宿。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整顿赋役、克服财政危机、稳定明朝的统治，但它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和重大影响，却远远超出了张居正的主观愿望。

五、门生发难 死后蒙冤

张居正从任内阁首辅后，一心为国家社稷着想，尽心尽力地辅佐教导幼主明神宗万历皇帝，力劝他亲贤臣，远小人，慎起居，戒游佚。他本人积极进行改革，殚精毕智，勤劳于国家，由于他的勤勉努力，使万历以来吏治廉勤，纪纲振肃，风俗淳朴，府库充实，漠北骄虏俯首称臣。

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张居正在改革整顿中难免得罪了不少人。他们对张居正的改革触及自己的利益十分仇恨，也有的人与张居正政见不和，甚至嫉妒其才能和权力。他们认为张居正以宰相自居，挟天子以令天下，事无巨细均须听命于他，也太专权霸道了。种种不满和矛盾不断地困扰着张居正，给他的改革带来不少的阻力。

万历初年，礼部尚书陆树声就因看不惯张居正的一系列做法而辞职。陆树声在朝中算是个清流首领，向来恃才傲物，把功名看得很淡。张居正对他很尊重，曾以后进之礼前往参谒。可他却不冷不热，弄得张居正十分难堪。他对张居正的所作所为因看不惯而不免时时耿耿于怀。他指责张居正不行王道，只顾富国强兵。在他看来，当首辅的应行大政，行大政即应倡王道，举孝贤，清世风，而张居正一会儿节省钱粮，一会儿派员巡边，一会儿要裁夺冗员，他认为这些全是些鸡毛蒜皮的事儿。他对张居正的考成尤为不满。有一次，一名给事中提醒他说有几件事他还未按规定时间办，督他抓紧，不然将据考成法如实报呈阁部。他听后不觉恼羞成怒，大发了一顿脾气后竟拂袖而去，一连几天也不进礼部办事。

不久，因张居正父亲的去世，又引起了一场门生发难的风波。按旧例，父母去世后要在家守孝三年。可是关于张居正的守孝问题，皇上和朝中大臣却意见不一。万历帝降旨：“卿受先帝遗托，辅助朕执政至今，以安定国家社稷，朕全依赖卿，哪能离开朕一日呢？”皇上命令张居正不必回家守制。正在张居正犹豫不决的时候，以吏部尚书张瀚为首的一批张居正的门生却对他刀剑相逼，逼他离阁回家守制。

明代钱币

一些后进的门生也不甘落后。翰林院编修吴中行乃隆庆五年进士。那年恰是张居正任主考，依例而言，张居正便是他的“座师”。这种“师谊”、“门谊”向来很为科甲出身的人所重视，可吴中行天生傲骨，又正是年少气盛。他趁张居正丧父之机，想轰轰烈烈地闹腾一番，给青史留下个不徇私情的光辉形象。他指责张居正平日里满嘴圣贤义理，却连父丧都不去守，说如此圣贤之训何在？并说张居正哪里是为了国事，无非簸弄名辞，怙权贪位而已。他还写了份奏疏递上去。时隔一天，张居正的又一门生，翰林院检讨赵用贤又上疏，诬称张居正不奔丧是不明法纪，背徇私情……紧跟着，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又联名上疏，指责张居正不修匹夫常节，不作纲常之表率，愧对天下后世……

天哪，怎么都是自己的门生？他想起当年大奸相严嵩满朝结怨，人人痛恨，却还没有一个他的门生或同乡去攻击他。如今他竟连严嵩都不如了吗？经受了几次门生发难的沉重打击和为父奔丧的长途跋涉，张居正终于身患重病，卧床不起，经过多方医治也不见好转。

张居正自知行将不起，遂连上两疏，恳求万历准允致仕归去，以求生还江陵故土，但万历始终不准。到了万历十年（1852）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终于抛开了他呕心沥血建树的改革业绩以及年近八旬老母，静静地离开了人间，终年五十八岁。

张居正病重期间，明神宗万历皇帝曾十分伤心，送给他许多珍贵药物和补品，并对他说：“先生于国功劳不能再大了，朕无以报谢，只有日后多照顾你的子孙是了。”张居正病逝后，神宗下诏罢朝数日，并赠他为上柱国，赐谥“文忠”。据谥法解，“文”是曾任翰林者常有的谥法，“忠”是“危身奉上曰忠”。显然在赐谥时，神宗对于张居正功勋业绩的评价还是相当高的。

然而，张居正尸骨未寒，时局却急骤逆转。没过几个月，明神宗就变了脸，加上那些在改革中被张居正得罪的人添盐加醋地告状，张居正立刻遭到自上而下的批判。

《醒世恒言》插图

张居正过去的改革所以能得以顺利进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神宗与他保持了一致的态度。这种局面由两种因素决定，一是自嘉靖以来与日俱增的政治危机的猛烈袭击下，统治阶级再也不能按照原来的样子继续统治下去了，这使反对改革的势力未能占据上风；二是由于神宗即位后，年仅十岁，他对身兼严师和首辅的张居正又敬又畏，处处听从其指点，因此对进行的改革并无疑议。在这种形势下，张居正代表的是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行使的是至高无上的皇帝权力，所以才使其改革取得了迅速成功。后来情况却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改革已见成效，危机已经缓解，官僚和贵族们在贪婪的本性驱使下，强烈要求冲破改革时期所受的节制，并进而废弃改革；另一方面，神宗皇帝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威柄震主”的张居正日益不满起来，嫌张居正把自己管得太严，使自己不能自由地行使权力。张居正活着的时候，他不敢怎么样，现在张居正死了，他就谁也不怕了，由此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快活，不由对张居正的严厉大为不满。

张居正死后，司礼太监张诚等在神宗面前拼命攻击张居正的主要支持者大太监冯保，随即冯保被逮捕，家产被查抄，而张居正生前与冯保关系极好，于是在反冯同时也拉开了弹劾张居正的序幕。

正如曾被张居正逐出朝门的原兵部侍郎汪道昆所总结的：“张公之祸是在所难免的。这个中缘由，是因为张公想有所作为，必揽大权在手。而这大权非是别人，乃当今天子之权！张公当权便是天子的失位，功高震主，权重遭忌，此是张公无法逃脱的必由之路。”

明神宗态度的变化，在反对改革的官僚和贵族中引起强烈反响，那些受过张居正批评的人趁机告状，原来巴结张居正的人也都反过来说他的坏话了。明神宗听了这些人的话，也不明事理，就下令把被张居正改革过的旧东西都恢复起来。张居正创造的考成法也被取消，官员不得任意使用驿站的驿递新规也被废止，张居正重用的官员被罢黜，好多被裁处官员，一个个又官复原职，重新被起用。

万历十一年（1583）三月，明神宗诏夺张居正上柱国封号和文忠谥号，并撤销其儿子张简修锦衣卫指挥的职务。不仅如此，当有人告发张居正专权要谋反，他家里一定藏着许多财宝时，神宗皇帝马上下令：“张居正简直是作恶多端，快给我抄了他的家！”万历十一年五月，张宅被抄，全部家财也不过三十万两左右，十余口人被活活饿死，长子敬修自杀，三子懋修投井未死。神宗听了还不满意，干脆又下令：“张居正生前专权乱政，干了许多坏事，本当把他的尸首从棺材里拉出来斩首，念他在朝廷办事多年，就免了。不过，对他的亲属不能轻饶，都给我充军去！”在刑部尚书潘季驯的乞求下，神宗才勉强答应留空宅一所，田地十顷，以赡养张居正的八旬老母。

唐寅《牡丹仕女图》

明神宗曾对张居正说过，要照顾好他的子孙，可是在张居正死后不久，其家里人便死的死，判刑的判刑。一个为国家的富强建立了功绩的人，反倒成了罪人！这个结局是张居正生前万万没有料到的。就连张居正生前所重用之人，如张学颜、方逢时、梁梦龙等辈也均遭遣还籍。

张居正的改革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他所建树的业绩并没有因为改革的废止全部付诸东流。例如，封贡通市，改善蒙汉关系，又如赋役改革，推行一条鞭法，在张居正死后仍一直向前发展。这种情况表明，明神宗虽然可以凭借至高无上的皇权废止张居正改革，查抄其家产，但却改变不了“天下不得不一条鞭”的历史潮流。

张居正死后，明神宗如小鸟出笼无拘无束，他嗜酒、贪色、恋财，为满足私欲，他横征暴敛，挥金如土。朝廷上下荒淫腐败，糜烂不堪，各种社会矛盾又急剧发展起来，最终一发而不可收拾，明王朝的丧钟敲响了。

面对日益衰败的朝廷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许多有识之士又想起了张居正及他的改革业绩。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熹宗帝下诏为张居正平反昭雪。崇祯三年（1630）礼部侍郎罗喻义挺身而出为张居正论冤。到崇祯十三年（1640），崇祯皇帝终于下诏恢复张居正长子张敬修官职，并授予张敬修的孙子张同敞为中书舍人。尽管张居正的改革没能完全继续坚持下去。但张居正忠心耿耿辅佐小皇帝，革除积弊，创建新政，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张居正不愧是明代最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