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臣全传——于谦



于谦

于谦（1398～1457），字廷益，明代名将，英宗、景帝时任兵部侍郎。追赠光禄大夫、太傅，谥号“忠肃”。浙江钱塘人（今杭州），其父于仁，没有做过官。于谦于永乐年间中进士，历任监察御史、巡按御史、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兵部左侍郎、兵部尚书等职。于谦一生清正廉洁、高风亮节，在国难当头之际，他整军备武，安邦定国，是明朝的一代名臣。

一、少年得志 清风亮节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于谦生于浙江省钱塘县的太平里。他家原籍河南考城（今河南兰考），曾祖时迁居于杭州。祖父在洪武初年做过明朝的兵部主事。传说于谦七岁的时候，有个和尚看了他的相貌，惊奇地说：“这是将来救世的宰相呀！”十五岁那年，于谦考中了钱塘县的秀才。他不仅认真学习书本上的知识，而且十分敬仰古人坚贞的节操，非常敬慕民族英雄。他家中藏有文天祥的画像，并撰写赞词，悬置在自己的座位旁：“呜呼文山！遭宋之季，殉国亡身，舍生取义，气吞寰宇，诚感天地。陵谷变迁，世殊事异，坐卧小阁，困于羁系，正色直辞，久而愈厉，难欺者心，可畏者天。宁正而死，弗苟而全，南向再拜，含笑九泉。孤忠大节，万古修传，我瞻遗像，清风凛然。”于谦的一生，正是以此座右铭为自己的立身之本的。

十七岁那年，于谦写下了那首不朽的、脍炙人口的《石灰吟》诗：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首诗中，于谦以石灰自喻，决心在今后的官场中，以清白为立身之本，清风亮节，兴利除弊，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永乐十九年（1421），于谦考中了进士。宣德初年，于谦被任命为御史。在奏对的时候，他声音洪亮，语言流畅，皇帝听得十分用心。当时顾佐任都御使，对下属都很严厉，只对于谦很客气，认为他的才能胜过自己。于谦扈从宣宗朱瞻基驻扎在乐安时，高煦出来投降，宣宗让于谦口头数说他的罪行。于谦义正词严，声色俱厉。高煦伏在地上战战兢兢，两脚发抖，口口自称罪该万死。宣宗很高兴，班师回朝，给于谦的赏赐和各大臣一样。

于谦《题公中塔图赞》

过了不久，于谦放了外任，以兵部右侍郎的职衔，巡抚江西、河南、山西等地。他外出巡按江西，昭雪了被冤枉的几百个囚犯。他每到一地，都十分注意了解人民的疾苦，听取人民的呼声。他简装轻骑遍历所部，亲自访问当地父老，或者把他们请到官署，听取他们的意见，对一些应该兴办或者需要改革的事情，他都及时具疏向皇帝上奏。说起于谦的兵部右侍郎之职，也颇具戏剧性：当时宣宗知道于谦可以承担重任，又正要增设兵部右侍郎为直接派驻省的巡抚，于是亲手书写了于谦的名字交给吏部，把他越级提升为兵部右侍郎。而于谦果然不负所望，微服私访，平反冤案，被当地人民尊称为“于青天”。

于谦在河南、山西等地巡察时，发现两地积谷数百万石，而广大群众在每年三月后青黄不接的季节里，都要缺粮挨饿，严重影响农事生产。明英宗正统六年（1441），于谦向皇帝上书，大略说：“现在河南、山西各自储存了数百万谷物。请在每年三月，各府、州、县具实上报缺粮农户，由国库借粮赈济。先给菽秫，再给黍麦，再次给稻。待秋后让他们再还给官府，对老弱病残和特别贫寒无力偿还的，应准予免还。各州县官吏每年都要储存足够的粮食，储粮不足的，即使任期已满应升迁调转的，也不准许他离任。并命令监察官员经常稽查视察，并按时上报。”英宗很欣赏他的建议和见解，立即诏令实行。河南靠近黄河的地方，常因水涨冲坏堤岸。于谦命令加厚防护堤，计里数设置亭，亭有亭长，负责督促修缮堤岸。又下令种树、打井，于是榆树夹道，路上没有干渴的行人。大同远在边塞之外，巡按山西的人难以前往，于谦奏请另设御史管理。他还把镇守将领私自开垦的田地全部收为官屯，用以资助边防经费。

当初，“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主持朝政，都很重视于谦。于谦所奏请的事，早上上奏章，晚上便得到批准。但是于谦每次进京商议国事时，都是空着口袋进去，那些有权势的人不能不感到失望。到了这时，“三杨”已经去世，太监王振掌权。王振自比周公辅成王，肆无忌惮，招权纳贿，作威作福。连明英宗都称他为“先生”，而不唤其名。百官大臣争相求媚，每逢朝会期间，进见时都献纳白银。于谦居官清廉，不收馈赠，不拉拢私交，每次进京奏事都不带礼品。有人对于谦说：“你虽然不献金银珠宝、攀求权贵，但也应该带些地方著名土产如合芗（即线香）、干菌（即蘑菇）、裹头（即手帕）等物，便中送点人情。”于谦笑着举起两袖说：“带有清风！”为此，他还作了一首绝句：

绢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此后，这首诗远近传诵，成为古今佳话。

智化寺。原为王振的家庙

于谦清廉刚直，声望很高，太监王振很是嫉恨。正统十一年（1446），于谦进京奏事，荐举参政王来、孔原贞自代，王振就唆使他的走卒弹劾于谦，诬陷他“因长期不升官而心怀不满，随意荐举私人自代，不合大臣的体统”。于是，王振把于谦投进了监狱，判了死刑。关押了三个月后，王振迫于舆论的压力放了于谦，但把他降职为大理寺少卿。山西、河南的官吏和百姓俯伏在宫门前上书，请求于谦留任的人数以千计，周王、晋王等藩王也纷纷上书，请让于谦官复原职，于是于谦又被命为巡抚。当时山东、陕西逃荒的流民有二十多万人到河南求食，于谦就请求发放河南、怀庆两府积储的粟米救济。又奏请令布政使年富安抚召集这些人，给他们田、牛和种子，由里老监督管理。

于谦做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巡抚山西、河南前后共十九年，一直全心全意为百姓着想。他关心群众疾苦，对农民采取轻税养民政策，为老百姓办了许多好事，深受群众爱戴。他公而忘私，在父母去世时，都是皇帝下令让他回家办理丧事，办完后就赶紧回到了任上。

二、整军经武 御敌主战

正统十三年（1448），于谦被召回京，任兵部左侍郎。第二年七月，蒙古也先大举进犯。

元亡后，蒙古贵族退至蒙古草原及东北各地。经朱元璋征讨，其内部分裂为三，即兀良哈部、鞑靼部、瓦剌部。这时瓦剌部也先统一了蒙古三部，名为尊元皇室后裔脱脱不花可汗，实际是归也先统治，不时引兵南下掠夺，破坏正常贸易。这个时候，也先借口给的贡物少，发兵攻打明朝，脱脱不花也跟从他，率领着蒙古大军入犯辽东，阿剌入犯宣府（今河北宣化）、围赤城（今河北赤城），其他将领入犯甘肃，也先率大军入犯大同。大同守军失利，塞外城堡大部分陷落，边境告急文书一天就有数十封发往京城，英宗和大臣们都十分惊慌。

这时，英宗问他最信任的王振怎么办？王振根本不懂军事，却对英宗说：“我大明朝是在马上得到的天下，太祖太宗都是亲自带兵打仗，皇上也应效法祖宗，出师亲征。”明英宗是个太平皇帝，没有什么主见，根本不考虑客观条件是否具备，就轻率决定亲自带兵出征，而且命令群臣随行。当时于谦认为没有做好准备工作，大军远征，一旦失利，后果将不堪设想，遂再三谏阻。吏部尚书王直、兵部尚书邝野以及其他大臣，也都奏言“六师不宜轻出”。但英宗盲目相信王振，不纳忠言，下诏令郕王（朱祁钰）留守，太师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等率师跟从，兵部尚书邝野也跟随皇帝管理军队，留于谦主持兵部的工作。

英宗率五十万大军出征，一路上王振跟随英宗左右，寸步不离，重大决策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大军北行过居庸关后，连日风雨交加，人心浮动，诸大臣请求暂缓前进。王振根本不听，还说：“朝廷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难道未见敌人一兵一将，就想回去吗？有违抗者，以军法处治。”各部尚书大臣稍稍忤了王振的意见，就要被整天罚跪，不准起来，因此谁也不敢提不同意见。当大军前进到阳和时，由于粮运不济，供给不上，军内饥病交加，死的人很多，大家都很担心。而王振却一意孤行，一直行进到了大同。王振还想继续北行，镇守大同的宦官郭敬悄悄对王振说：“目前的局势，绝不能再向前走了。”前方战败的消息又不断传来。王振见实在支持不下去了，这才决定还师。

土木堡城门

王振是蔚州（今河北蔚县）人，他想从紫荆关绕道到蔚州，请英宗“临幸”他家。可走到半路又怕大军损伤了他家的庄稼，走了四十里又折而向东。这时也先探知明军退还，就带领大队人马乘势追了上来。王振听到这个消息，只派朱勇带领三万骑兵前去拦截，结果，因寡不敌众，被敌军包围，死伤几尽。兵部尚书邝野急请皇帝速入紫荆关，并建议以重兵断谷，确保安全。王振却认为：“腐儒不晓得军事，如此惊慌失措，再乱说就应处死。”他偕同英宗照常缓缓行进，到达离怀来城（今官厅水库）只有二十里的土木堡时，群臣要求赶到怀来城再休驻。可是王振检点他个人的财产，还有千余车未到，就命令在土木堡驻兵等候。从晡时（下午六时）等到夜半，瓦剌军从后面追到，四面合围，把英宗他们包围了。英宗及明军所驻扎之地无泉无水，人马饥渴了两天，挖井二丈也不见水。在土木堡南十五里处有一条河，但已经被瓦剌军占领了。到了第三天，也先派使者来谈和，英宗命曹鼐去和也先谈判。王振见敌兵压境，惊慌失措，不但不抵抗，反而下令退逃。大营一动，就乱了营，还没有走三四里，瓦剌军的骑兵从后面追杀上来，从四面向中间冲突，口里还大声喊着解甲投刃者不杀，明军仓促应战，死者过半。随军的大臣、宦官、虎贲卫士纷纷被乱箭射死，尸体上箭多得像刺猬。英宗十分慌张，问王振有什么办法？王振只是抖个不停。驾前护卫将军樊忠气愤地说：“皇上遭此危难，都是王振的罪过，我今天为天下杀此贼子！”用铁锤当场打死了王振。樊忠请英宗上马，率一部分骑兵冒死突围。但由于敌军众多层层围困，樊忠力战身亡。英宗见突围不出，于是下马据地而坐，被瓦剌军掠去。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土木之变”。这一仗，明军死伤了数十万人，从征大臣张辅、曹鼐以下死难者五十多人。当时宦官和所从大臣都跑散了，宦官喜宁投降了也先，把中原的虚实都告诉了也先。只有锦衣校尉袁彬跟在英宗左右。英宗让袁彬写信给怀来的守臣，而且索要大量金帛。怀来守臣连夜派人把信送到了京城，信使半夜从长安门入京。

北京智化寺内存太监王振像

亲征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文武百官相聚号啕大哭。随后，群臣集会商议，讨论作战和防守的方略。侍讲徐珵说星象有变化，应当迁都南京。于谦听了，立即提出不同意见，指出：“京师是天下的根本，放弃京师人心就会涣散了。北宋南渡的结局，就是前车之鉴。当前的上策，是速召勤王之师，打退敌人的进犯。”并大声喝问：“哪个敢倡议迁都？谁提出迁都，就把他斩首示众！”其他一些大臣如吏部尚书王直、学士陈循也认为于谦的话有理，极力赞同，太监兴安、金英也斥责徐珵。太后听了这些意见后问太监李永昌，李永昌也表示赞同，于是防守的决策就这样定下来了。议定之后，由太后命郕王朱祁钰代总国政，任于谦为兵部尚书，总督各营兵马，固守京城。当时京师疲马羸马不足十万，城内军士有盔甲者仅一百一十，而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和精锐的骑兵都已在土木堡失陷。对于抗击敌人，朝廷上下都没有坚定的信心。于谦请郕王调南北两京、河南的备操军，山东和南京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和北京所属各府的运粮军，马上开赴京师，依次策划部署，人心稍为安定。

郕王暂代皇帝出朝，廷臣们请求将王振全族都杀掉。王振党羽马顺心有不甘，站出来斥责说话的人。给事中王郕冲上来抓住马顺的头发，用牙咬他的肉，大声骂他说：“你这个走狗跟着王振作威作福，今天还敢这么大胆？”群臣都冲上来打马顺，顷刻之间马顺就被打死了。朝廷上秩序大乱，卫卒也气势汹汹地跑来。郕王害怕得要起来走开，于谦推开众人，走上前去扶住郕王，叫他不要起来，而且告诉郕王宣谕说：“马顺等人有罪该死，不再追究其他人的责任。”大家这才安定下来。混乱之中，于谦的袍子袖都被人们撕裂了。退出左掖门时，吏部尚书王直握着于谦的手叹道：“国家安危全靠你呢，今天之事即使有一百个王直又有什么作用呢？”当时，上上下下的人都依赖重视于谦，于谦也毅然地把国家的安危视为自己的责任。

三、辅助景帝 安危定国

此时，英宗被掳，大臣们都十分担忧国家没有君主，太子又年幼，大敌当前，所以请皇太后立郕王为皇帝。郕王害怕，一再推辞，于谦大声说：“我们完全是为国家考虑，不是为个人打算。”郕王这才受命。这年（1450）九月，郕王即帝位，改号为景泰元年。郕王即为景帝。

一次景帝召于谦商讨国事，于谦进前答话，情绪激昂地哭着说道：“敌寇得意，留住了皇上，必然轻视中国，长驱南下。请命令各边境的守臣，竭力防守遏制。京营士兵的器械快要用完了，需要马上分道招募民兵，令工部制造器械盔甲。派遣都督孙镗、卫颖、张、张仪、雷通分兵据守九门重要的地方，军队驻扎在外城的外面。都御史杨善、给事中王竑亦参与这些事，迁徙外城附近的居民进入城内。储存在通州的粮食，令官军自己去支领，用装足的米作为军资，不把粮食留给敌人。文臣像轩倪这样的人，应该用为巡抚。武臣像石享、杨洪、柳溥这样的，应该用为将帅。至于军队里面的事情，我自己承担，没有成效就判我的罪。”对这些意见，景帝全都认真地接纳了，可见于谦深受倚重。

景泰元年十月，景帝下诏令于谦提督各营军马。也先挟持上皇（英宗）攻破紫荆关长驱直入，进窥京师。石亨建议收兵固守，使敌兵劳顿而归。于谦不同意，说：“我们为什么向也先示弱，使敌人更加轻视我军？”马上分别调遣诸将带领了二十二万兵士，在九门外摆开阵势：都督陶瑾在安定门，广宁伯刘安在东直门，武进伯朱瑛在朝阳门，都督刘聚在西直门，镇远侯顾兴祖在阜成门，都指挥李端在正阳门，都督刘得新在崇文门，都指挥汤节在宣武门，而于谦自己和石亨率领副总兵范广、武兴在德胜门外列阵，抵挡也先。于谦把兵部的事交给了侍郎吴宁，全部关闭各城门，自己亲自督战。并下了命令：临阵将领不顾部队先行退却的；斩将领。军士不顾将领先退却的，后队斩前队。于是将士们知道只能死战，个个都磨拳擦掌、准备拼命。副总兵高礼、毛福寿在彰义门北面抵抗敌人，俘虏了一个头目。景帝十分高兴，命令于谦挑选精兵聚集在教场，以便调动，再命太监兴安、李永昌同于谦一起管理军务。

起初，也先部队以为早晚就可以攻下京城，及至见到明朝官军严阵以待，有些丧气。叛变了的宦官喜宁教唆也先邀明朝大臣迎接上皇，索取黄金和丝织品以万万计；又邀于谦及王直、胡等出城谈判。景帝不准许，也先更加沮丧。不久，也先的部队窥伺德胜门。于谦令石亨在空屋里设下埋伏，派几个骑兵引诱敌人。敌人用一万骑兵逼近，副总兵范广发射火器，伏兵一齐起来迎击敌人，也先的弟弟孛罗、平章卯那孩被炮打死。也先的部队转移到了西直门，都督孙镗抵御他们，石亨也分了部分兵力来到，敌军撤退。副总兵武兴在彰义门攻打敌军，和都督王敬一起挫败了也先的前锋。敌军正要退却，不料几百个骑着马的明廷宦官想争功，打马争着向前。此时明军乱了阵脚，武兴被乱箭射死。敌兵赶到土城，明朝居民爬上屋顶，呼喊着用砖石投掷敌人，喧声震天。王竑和福寿的援兵赶到后，敌军取胜无望，就撤退了。就这样，两军相持了五天，也先见邀请没人理，作战又失利，知道不可能达到目的，又听说各地勤王的部队马上要开到，恐怕被截断了归路，于是拥着上皇由良乡向西退去。于谦调各将领追击，到居庸关才回来。

战后评功，景帝加于谦少保，总督军务。于谦说：“四郊这么多敌人的堡垒，这是卿大夫的耻辱，怎么敢求取赏赐功劳呢？”坚决推辞。景帝不准。于是于谦命增兵守真定（今河北正定县南）、保定（今河北保定）、涿州（今河北涿州）、易州（今河北易县）等府州，并请景帝派大臣镇守山西，防止敌寇南侵。

景泰元年（1450）三月，瓦剌侵扰朔州（今山西朔县）、宁夏、庆阳（今甘肃庆阳），又分道扰阳和（今山西阳高）、大同、偏头关（今山西偏关）等地。总兵于谦奏称敌兵三万围攻万金（今河北宣化），景帝下诏令范广担任总兵官抵御敌人。不久，敌寇退，于谦请求立即驻兵居庸关，敌寇来则出关剿杀，敌寇退则由京师供饷。大同参将许贵奏称敌方有使者来，想让朝廷派使者讲和。于谦说：“以前派指挥季锋、岳谦前往讲和，而也先却跟着入侵我们。接着派通政王复、少卿赵荣去和谈，结果没见到上皇就回来了。显然，我们不能依靠和谈。况且我们大明与也先的仇不共戴天，从道理上来说也绝不可以讲和。万一和了，就要满足他无穷无尽的要求。如果我们答应他，会给我们造成很大困难，不答应他又会发生变乱，这种形势也使得我们不能和他讲和。许贵是一名武臣，却这样恐惧畏缩，怎么能同仇敌忾，共同御敌呢？按军法应处死他。”景帝虽然没有处死许贵，但听从于谦的建议，下诏予以严厉的谴责。从此以后，边境上的将领们个个都坚决主张坚守抗战，没有敢说讲和的。

其实也先的许多要挟的策略，都是叛阉喜宁一手策划的。于谦秘密下令给大同的镇守将领，把喜宁这个败类抓起来杀了。同时，于谦还设法联络蒙古贵族，让他们疏通也先，放回上皇。慢慢地也先开始有放回上皇的意思，派使者来联系，北京城的戒备才稍稍开始放松了一点。于谦给景帝上言：“南京重地，需要有人加以安抚稳定。中原有很多流民，假如遇上荒年，啸聚成群，这是很值得担心的。请敕令内外守备和各处巡抚用心整顿，防患于未然，召回派往内地招募发兵的文武官员。”

到了景泰元年八月，上皇被留在北方已经一年。也先见明朝没有什么事端，更想讲和，使者接连前来，提出要把上皇送回。大臣王直等商议派使者前往迎接，景帝不高兴地说：“朕本来不想登大位，当时是被你们推上来的；现在你们又主张迎归上皇，想把我置于何地？”于谦从容地说：“皇帝的天位已定，不能再加改变。按照正常的道理，是应当迅速地迎回上皇，万一也先欺诈我们，皇帝就没有责任了。”景帝听于谦这么一说，就高兴地说：“如果是这样，我听从大家的意见。”于是立即派遣李实、杨善为使者，终于把英宗迎奉归来。可以说，当时明王朝的统治得以保全，英宗能够平安归来，于谦起了重要的作用。

明景帝朱祁钰

英宗回归后，景帝口头推让，实际上继续占据皇帝的权位，不肯还位给英宗。如此一来，英宗只好以上皇的名义居于南宫。

上皇已经回来，瓦剌请求朝贡。先前蒙古贡使不过百人，正统十三年竟增加到三千余人。而且对给予的赏赐一不满意，他们便声言入侵。此次也先又派三千人来朝，于谦请求列兵居庸关以备不测，在京师隆重陈兵，设宴招待。由此，于谦认为和议很难依靠，便逐条进上安定边境的三个策略。

于谦懂得，没有巩固的国防，安定是不会持久的。他积极加强国防，整军经武；布置军卫，充实边防。在整肃军纪，惩办贪污怠职、“卖放民壮，盗关月粮”、违令冒功的军事将领的同时，大力改革京营的军制，创立了团营。

明朝京卫部队，原来分别隶属于五军、三千、神机三大营。五军营有步队、马队，专教阵法。三千营是骑兵，专管扈从皇帝出入。神机营主要是步兵，使用火器，附添马队。三大营各有总兵官，不相统属。虽同归五军都督府调动，但平时掌府官只管军政文书，不管操练。战时分别调遣，号令不能配合一致。将领和军士彼此也不熟悉。战斗时，京军士四十余万，由于营政废弛，作战能力很低。“土木之变”，京军伤亡惨重，营制更是混乱。

景泰二年（1451），于谦开始改革京军营制，筹建团营。于三大营中挑选精勇军士十万人，分为五营操练，叫做“团营”。第二年，又将团营军士增加到十五万人，分十营操练。没有编入团营的军士，仍归三大营，称做“老家”。十五万精锐军，分编十团营。每一团营有一万五千人，由都督、把总、领队、管队等，逐级统管。十团营设一总兵官，朝廷命石亨充任，总领团营，受兵部尚书于谦节制。自从团营制度确立后，全体官兵都要在安定门外教场操练武器，演习阵法。把总、指挥、领队等主要军官都能熟悉每个军士的姓名、年龄、相貌以及部队番号。战时调遣，不再更调将领。经过于谦团营法的整顿，使得军将相悉，互相统属，“管军者知军士之强弱，为兵者知将帅之号令”，不但加强了战术技术训练，提高了京军的战斗力，而且也节省了大量的军饷。《明史·兵志》有这样的记载：“于谦创立团营，简精锐，一号令，兵将相习，其法颇善，京军之制一变。”

在团营以外，于谦对各地守军的操练和番休制度，马政、阵法、战车、军器、军功制度也作了一些改进。景泰元年，巡关侍郎江潮建议制造“火伞”，系用铁枪头上环系许多响铃，再装上三个火药筒，然后放出去，可以惊崩敌军马队。又有应州人师翱制造有机关的火铳，短时间内可以发三次，射程达三百步以外。于谦都悉心采纳，试验应用。同时，于谦十分重视民壮的招募和选拔。景泰元年二月，已经招募民壮计有九万五千二百余名。除送到京营以外，仍留多处操练，随时调动策应。于谦精研战阵操法，编成《经武要略》四卷，书内绘列古代各类阵法图形，并有理论说明，还附有历代名将事迹。于谦在书的第一卷“辑阵图”的序言中，谆谆劝告将领们学习阵法，以提高指挥作战的能力。

四、内修勤政 两袖清风

于谦不仅精于武备战阵，对内政也很是熟稔。他主持兵部工作时，也先的势力正在扩张，而福建邓茂七、浙江叶宗留、广东黄萧养各自拥有部众和自封的封号，湖广、贵州、广西、瑶、僮、苗、僚到处蜂起作乱。前后的军队征集调遣，都是于谦独自安排。当战事匆忙急迫、瞬息万变的时候，于谦眼睛看着、手指数着，随口讲述奏章，能按照情况采取正确的方针方法。同事和下属接受命令，见了，无不惊服。于谦号令严明，虽然是勋臣老将稍有不守法度，立即请圣旨切实责备；一张小字条送到万里外，没有不谨慎小心执行的。于谦才思的畅通敏捷，考虑问题的仔细周到，一时没有人能比得上。他性情淳朴、忠厚过人，忘身忧国。上皇回来后，于谦一点也不说自己的功劳。东宫改易以后，朝廷下令兼职官支领两处官俸，其他大臣都未推辞，只有于谦一再推辞。自己的生活很简单俭朴，所居住的房子仅仅能够遮挡风雨。景帝赐给他西华门的府第，他推辞说：“国家多难，臣子怎么敢自己安居。”坚决推辞。景帝不准。不得已，于谦把皇帝前后所赏赐的玺书、袍服、银锭之类，全部封好，写上说明，放在那里，每年去看一看罢了。

于谦画像

景帝很了解于谦，于谦所议论奏请的事没有不听从的。景帝曾经派使者到真定、河间采办菜蔬，去直沽制造鱼干，于谦认为这样做不妥，就略加阻止。景帝一听于谦的意见，马上就停了下来。景帝打算任用大臣，事先都要征求于谦的意见。于谦实事求是地回答，没有隐瞒，也不躲避嫌疑怨恨。因此那些不称职的人都怨恨他，而不像他那样被皇帝任用的，亦往往嫉妒他。当敌寇刚刚撤退时，都御史罗通立刻上奏章弹劾于谦登记的功劳簿不实。御史说于谦太专权，干预六部的大事，好像他就是内阁一样。于谦根据祖制反驳他们，户部尚书金濂也上疏为他争辩。但指责他的人还是不断收集他的材料，各御史多次用苛刻文词上奏弹劾他。全靠景帝力排众议，始终信用，于谦才得以尽可能去实行自己的计划。

于谦的性格很刚强，遇到有不痛快的事，总是拍着胸脯感叹说：“这一腔热血，不知会洒在哪里！”他看不起那些懦怯无能的勋臣、国戚，因此憎恨他的人很多。他始终不赞成讲和，上皇虽然因此能够回来，但对他并不满意。无论是性格特点还是处事风格，于谦都与当时的人有些格格不入，就这样，一群宵小开始设法陷害于谦，其中要紧的三个人是徐有贞、石亨、曹吉祥。

徐有贞原名徐理，他因为提出迁都南京，受到于谦斥责。对于谦恨得咬牙切齿。石亨因为违犯军法被削职，是于谦请求皇帝宽恕了他，让他总理十营兵。他因为害怕于谦，所以不敢放肆，但也不喜欢于谦。德胜门一仗的胜利，石亨的功劳并不比于谦大，却得到世袭侯爵，感到内心有愧，于是上疏推荐于谦的儿子于冕。景帝下诏让于冕到京师，于谦推辞，景帝不准。于谦说：“国家多事的时候，臣子在道义上不应该顾及个人的事情。而且石亨身为大将，没有听说他举荐一位有才干的人，提拔一个兵卒，以补益军队国家，而只是推荐了我的儿子，这能得到公众的认可吗？我对于军功，极力杜绝侥幸，绝对不敢用儿子来滥领功劳。”石亨得知此事，更是又愧又恨。都督张因为征苗时不守律令，被于谦弹劾，他们和内侍曹吉祥等，都一向嫌恨于谦，恨不得早些把他除去。

景泰八年（1457）正月壬午，石亨和曹吉祥、徐有贞迎接上皇恢复了帝位，宣谕朝臣以后，立即把于谦和大学士王文逮捕入狱。他们诬陷于谦等和黄肱制造不轨的言论，要另立太子，又和太监王诚、舒良、张永、王勤等策划迎接册立襄王的儿子。石亨等拿定这个说法，唆使科道官上奏。都御史萧维桢审判定罪，认定为谋反，判处死刑。王文忍受不了这种诬陷，急于争辩，于谦笑着说：“这是石亨他们的意思，争辩有什么用处？”奏疏上呈后，英宗还有些犹豫，说：“于谦实在是有功劳的。”徐有贞进言说：“不杀于谦，复辟这件事就成了师出无名。”英宗本来还念着于谦的奉迎之功，但他实在不喜欢这个人，又有人撺掇，于是便拿定了主意。就这样，于谦被在闹市处死并弃尸街头，家人都被充军边疆。遂溪县主管教育的官员吾豫进言说于谦的罪应灭族，于谦所推荐的各文武大臣都应该处死。幸亏刑部坚持原判，这些人才幸免于难。不过，还是有许多趋炎附势的人出来落井下石。如千户白琦请求写上于谦罪行，刻版印刷，在全国公布。一时要讨好皇帝争取宠幸的人，全都以于谦作为话柄，恨不能踩着落难之人飞黄腾达。

于谦自从“土木之变”以后，发誓不和敌人共生存，经常住在值班的地方不回家。他一向有痰症病，病发时，景帝派太监兴安、舒良轮流前往探望。听说他的衣服、用具过于简单，便下诏令宫中造了赐给他，这些东西中甚至连醋菜都有。景帝又亲自到万岁山，砍竹取汁赐给他。有人说皇帝太过于宠爱于谦。太监兴安等人说：“他日夜为国分忧，不问家产，如果他去了，朝廷到哪里还能找到这样的人？”到抄家的时候，于谦家里没有多余的钱财，只有正屋关锁得严严实实。打开来看，都是皇上赐给的蟒袍、剑器。

杭州于谦墓

于谦死的那天，阴云密布，全国的人都认为他是冤枉的。有个叫朵儿的指挥，本来出自曹吉祥的部下，他把酒泼在于谦死的地方，大声恸哭。曹吉祥发怒，用鞭打他。第二天，他还是照样泼酒在地表示祭奠。都督同知陈逵被于谦的忠义感动，收敛了他的尸体；过了一年，送回去葬在杭州。皇太后开始时不知道于谦的死，听说以后，叹息哀悼了几天。此时英宗也有些后悔了。

于谦死后，石亨的党羽陈汝言任兵部尚书。不到一年，陈汝言贪赃累计巨万的坏事败露，英宗召大臣进去看，变了脸色说道：“于谦在景泰帝朝受重用，死时没有多余的钱财，陈汝言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石亨低着头不能回答。不久边境有警，英宗满面愁容。恭顺侯吴瑾在旁边侍候，说：“如果于谦在，一定不会让敌人这样。”英宗无言以对。这一年，徐有贞因石亨中伤，被判充军；又过了几年，石亨亦被捕入狱，死于狱中；之后，曹吉祥谋反，被灭族。徐、石、曹奸谋败露，于谦的事情得以真相大白。

成化初年（1465），宪宗将于冕赦免回来。于冕上疏申诉冤屈，于谦的官职这才得以恢复。英宗还专门祭奠了于谦。诰文里说：“当国家多难的时候，他忠心保卫社稷，使国无危险，他因坚持公道，结果遭受权臣奸臣的共同嫉妒。先帝在世时已经知道了他的冤枉，而朕更怜惜他的忠诚不贰。”弘治二年（1489），皇帝采纳了给事中孙需的意见，追赠于谦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号“肃愍”，并赐在墓地建祠堂，题为“旌功”，由地方有关部门在年节拜祭。万历年中，改谥号为“忠肃”。杭州、河南、山西等地历代都是对他奉拜祭祀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