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魏晋——铜雀春深，可曾锁过二乔？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是晚唐杜牧托物咏史、自表其志的诗句。虽说诗人“立意必奇辟”，此事在真实时空不曾发生过，但一直以来，邺城里有个铜雀台，铜雀台为曹操蓄养姬妾歌伎、纵情享乐之所的看法，很少有人怀疑过。

事实果真如此吗？

首先说，赤壁大战发生于建安十三年（208年），而铜雀台则是初建于建安十五年（210年），曹操就算是以强胜弱，也不可能有这么一个地儿来锁系二乔。其次，仔细研究邺城三台——金凤台、铜雀台、冰井台的营建布局和修筑原因，我们会有更多的新发现。

根据东晋陆翙《邺中记》的记载，建安十五年时，曹操击败了袁绍及其三子，又得到北征乌桓、荡平北方的战果，接下来才在邺城（今河北省邯郸市临漳）漳水之畔修建铜雀台。

众所周知，曹操是在建安二十二年，才确立了世子曹丕的地位，这时的家中诸子在他而言，都是可造之才、可托之后。于是，曹操“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颇有比较高下的用意。

此时，曹植“援笔立就”，倾倒一席，曹操颔首称许，封他为平原侯。约莫从这时起，曹植在父亲心目中的地位已经非比寻常了，但可惜的是，笑到最后的人不是他。

从明后而嬉游兮，登层台以娱情。见太府之广开兮，观圣德之所营。建高门之嵯峨兮，浮双阙乎太清。立中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临漳水之长流兮，望园果之滋荣。仰春风之和穆兮，听百鸟之悲鸣。天云垣其既立兮，家愿得而获逞。扬仁化于宇内兮，尽肃恭于上京。惟桓文之为盛兮，岂足方乎圣明！休矣美矣！惠泽远扬。翼佐我皇家兮，宁彼四方。同天地之规量兮，齐日月之晖光。永贵尊而无极兮，等年寿于东王。

——《铜雀台赋》

（《三国志·魏书十九·任城陈萧王传》裴松之注所收录的版本）

铜雀春深，似乎更像是曹植命运的一种见证。我们说建安文学（我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个高潮），就绕不开那批文学家们，自铜雀台聚会而始，争先抒发的襟怀。试问，有着这样丰厚底蕴的铜雀台，怎么可能是一个骄奢淫靡的所在呢？

在建安时期，铜雀台高十丈，在其后相继落成的是金虎台（后改为“金凤台”）和冰井台，分别在铜雀台的南北两侧。“飞陛方辇而径西，三台列峙以峥嵘。亢阳台于阴基，拟华山之削成”，正如西晋左思的《魏都赋》中所言，邺城三台之间以阁道相通连，彼此呼应。左思又说，“上累栋而重溜，下冰室而冱冥”，可见，它们在当时不仅是邺城的制高点，可供览胜游玩，还有着储备冰块的作用。

冰块是拿来做什么的？作战时，保障饮水是极为重要的一环，而水源很容易被污染、被破坏，所以储备冻结的水源，既可保其化水后洁净安全，又不必担心其渗透干涸，真是妙哉！既然此处可以储冰块，那么，再储备粮、盐等军备物资，也在情理之中了。

正因曹操的创举为世所肯定，所以，到了十六国后赵石虎时期，他们又将铜雀台的高度增加了二丈，并增建了五层楼。这样一来，铜雀台的总高度就达到了十五丈。不但如此，铜雀台的面积也被大大地扩充开去，共占地二十七丈，“周围殿屋一百二十房，房中有女监、女妓”——很可能，对曹操修建铜雀台目的的歪曲认识，是来源于石虎等人的这番折腾。

值得一夸的是，后赵时期的一个重大创举，是运用了折叠伸缩式的活动浮桥，用来连接邺城三台。“上作阁道如浮桥，连以金屈戌，画以云气龙虎之势。施则三台相通，废则中央悬绝也”，如果《邺中记》中没有吹牛，想象一下合页收起来之后，铜雀台独独耸立于邺城高处的景况，真是令人不得不惊叹。

为了让铜雀台更为体面，石虎甚至还让人把西晋洛阳宫殿中的贵重物件搬来，还特意“应景”地制作了个高达一丈五尺的大铜雀，放在楼顶上。

不过，这“舒翼若飞”的大铜雀也没带给后赵什么好运气，其国祚存续的时间并不长。在东魏以邺城为都之前，前燕曾建都于此，对邺城三台加以修缮；之后，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和孝文帝元宏都曾将邺城作为帝都备选，可想而知，邺城在后赵时代，已发展到怎样的程度。

到了北齐天保九年（558年），文宣帝高洋征发30万工匠，整修邺城三台，并将铜雀台更名为“金凤台”，直至唐朝时才复以旧称。

除了邺城三台以外，邺城里的知名建筑还有不少。这里只说说华林园（一作“苑”）。

数数历史上的华林园，除了邺城以外，还有洛阳、建康这两个版本。在魏文帝初期，皇家御苑名为“芳林园”。芳林园的规模不算小，湖池、高台都有不少。魏明帝曹叡是历代皇帝之中，喜欢大兴土木的一个，大臣们对此忧心忡忡，便在奏疏中把殷商时的琼室和秦朝的阿房宫拿来作比，说担心皇帝穷奢极欲，会惹出大祸。

魏明帝都做了些什么呢？土山、水池、楼台、草木……能想得到的都下过功夫，特别是为了堆叠土山，还“使公卿群僚皆负土”，唉，这真是，大家背才是真的背！当然，他本人也没闲着，在对整个宫殿大修特修之时，还“躬自掘土以率之”。

因为原长安宫苑里，汉武帝的仙人承露铜盘在搬运途中“悲剧”了，魏明帝干脆重铸了一个。曹植后来还写过《露盘颂》，希望博得侄儿的好感，但事实上，再华丽的文辞，也无法打消对方的顾虑。

芳林园的扩建增饰，使之成为继秦朝的上林苑、汉朝的建章宫之后，又一个出色的皇家园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魏明帝还在“天渊池南设流杯石沟”，这是要与臣同乐，作曲水流觞之戏呢！

到了曹魏第一位傀儡皇帝曹芳继位后，为避帝讳，芳林园才更名为“华林园”。由于此后曹家的皇帝一个比一个傀儡，华林园也很少再进行大规模的修整了，不过，其宴集娱乐的性质倒还在，发布诏令的功能也还有。

在后赵时期，有沙门对石虎说：“胡运将衰，晋当复兴，宜苦役晋人以厌其气。”石虎深以为然，赶紧让尚书张群主持此事。可以说，除了铜雀台，华林园的修复增建也让百姓苦不堪言。赵揽、申钟、石璞等人上疏直谏也没有用，最后，60万民工中，死伤数以万计。

毫无疑问，赋予邺城的华林园以新生命的，是东魏。根据《魏书》的记载，孝静帝元善见曾“宴齐文襄（高澄）于华林园”，并连续在天平四年（537年）和元象元年（538年）这两年，亲自去华林园听审，可见，这时的华林园的功用，与曹魏时没多大的区别。

到了北齐时期，华林园被改名为“仙都苑”，这是因为武成帝高湛和后主高纬在对其进行大规模翻新增饰之后，觉得这里好比神仙居所。来看看——第一步，齐武成帝在其间封土筑五岳，引水汇成大池，因其可泛舟通船，故此乐滋滋地称其为“大海”；第二步，再在苑内增修了好些殿宇台观；第三步，齐后主新筑了好些建筑，比如在中岳北面的平顶山、东西面的楼阁、南面的峨眉山……

什么地方最有仙都的感觉？那是在那“大海”之中，设置了靡芜岛、三休山之类的园景，接着，连璧洲、杜若洲、修竹浦、龙游观、大海观、万福堂、流霞殿……纷纷而起，令人目不暇接。石虎若是见着这情形，恐怕也只能自叹弗如，说一声“后生‘可畏’”了吧？

匪夷所思的是，仙都苑中还建了一个贫儿村，是后主专门用来“换口味”的。在那里面，后妃、宫人都扮作商人——爱妃冯小怜更是当垆卖酒，风韵楚楚，他自个儿则扮成乞丐，嬉笑不已。嗐！“无愁天子”果然不是浪得虚名。

说罢铜雀台和华林园，再来说说邺城的城市布局。

本来，汉代的城市布局，要么是宫坊没有截然分开，要么是里坊包围宫城，但从曹魏时起，便有了宫坊分筑的格局；而北齐时的宫城，则居于邺南城（新修的）的北部正中，其格局直接影响了后代“中轴线对称”的城市营建模式。

所以，不必说北齐统治者对铜雀台的修复，也不必说他们对仙都苑的营建，成为清苑中买卖街、城关的范式，单说他们对古代都城规划新格局的继承发扬，都应该为之点个赞。

客观说来，北齐政府虽大耗民财，但能让邺城这等底蕴不及长安、洛阳的城市，能在建筑史上留下绮丽的一笔，其功终不可没。

小　贴　士

【里坊制】西周时期的闾里制度，在春秋至两汉时为里坊制所继承。这个“里”，有“区分界域”的意思，是说将全城分割为数个封闭的居住区，与此同时，人们又将商业与手工业限于“市”中。里、市之间，需以高墙、里门、市门隔开，宵禁甚严。北魏时，将“里”叫作“坊”，二者并称。

这种城市规划的布局及管理制度，在两汉至隋唐时期，一直都是盛行的，只曹魏都城特立独行。以北魏洛阳为例，彼时共有220个里坊，各住有近500户居民，由里正等官吏负责对其进行管理。

【凌云台】魏文帝曹丕称帝后，把洛阳正式定为国都。他在黄初二年（221年）十二月东巡时，命人修建了凌云台。北魏杨炫之在《洛阳伽蓝记·瑶光寺》中便提到，“千秋门内御道北有西游园，园中有凌云台，即是魏文帝所筑者”。后来，魏明帝曹叡在此间增筑了楼观，并留下不少逸闻。

有一则逸闻是关于楼观的倒塌的。话说，那楼观构筑得极为精巧，所有木材的轻重都预先称量过，四面重量完全一致，此所谓“台虽高峻，常随风摇动，而终无倾倒之理”。可惜的是，魏明帝心里总感觉不踏实，便多用了一块大木头来支撑它，楼台随即坍塌。这真是现实版的画蛇添足。

另外一则逸闻是关于书法家韦诞的隐退。韦诞本来师从张芝，兼学邯郸淳的书法，尤擅题署匾额。凌云台楼观筑好之后，魏明帝命韦诞前去题匾。大家都了解烛之武“夜缒而出”的情形吧，韦诞可没那个胆子，在“辘轳长絙引上，使就榜题”之时，被那“去地二十五丈”的高度吓得好一哆嗦，须发都变得皓然如雪了。于是，他回头就告诫子孙，学啥也别学大字楷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