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魏晋——佛寺、石窟，是另一种瑰丽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唐）杜牧《江南春》

说佛寺，我们依然可以从杜牧的诗说起。一首《江南春》，道尽历史沧桑，让人至今都感慨唏嘘。可事实上，除了南朝以外，北朝也十分流行佛教。

那么，佛教是怎样流行起来的呢？

应该说，佛教最初是从统治阶级上层流行起来的。我们都知道，西汉董仲舒独尊儒术，而儒家的核心就是“仁”。佛教中最经典的教义，莫过于“悲悯众生”“救苦救难”，而当战乱迭起，大家需要精神支撑的时候，统治阶层蓦然发现，“王治以仁，化民为恕”或许是更为安全有效的统治策略。于是乎，佛教就这样在统治阶层的倡导中，与本土文化迅速融合起来，中原内外都兴起了崇佛的时尚。

早在十六国后赵石勒时期，就有来自西域龟兹的佛图澄，获得君王的高度信任。由于石勒的崇佛态度，后赵境内很快营造起大量佛寺，人们竞相出家，向往能在佛的指引下，彻底脱离苦海，接收到西方极乐世界的甘霖、鲜花。

袈裟如云，梵音袅袅，一时间，后赵境内无论胡汉，大多信佛。前秦苻坚执政时，情况也与之相差不远。与此同时，东晋自开国以来，也已兴起崇佛的热潮。

到了北魏统一北方之后，历代皇帝几乎都将崇佛作为国策来考虑。明元帝拓跋嗣时，帝都平城内外，已是佛寺林立。但是不久之后，佛教就会在北魏遭受到一次巨大的挫折。

中国历史上有“三武灭佛”之说。三武，指的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和唐武宗李炎。因这三位皇帝的谥号或庙号都带有个武字，故有此别称。后来，五代十国时期，后周世宗柴荣也进行过大规模的禁佛运动。

为什么要开展禁佛，甚至灭佛的行动呢？原来，崇佛一方面利于巩固统治，但另一方面，沙门既不事生产，又拥有大量劳动力，享有特权，这就不可避免社会财富向佛寺大量集中，与统治阶层抢夺财力、民力——唐武宗灭佛时，就有“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的说法。

故此，两者之间的矛盾，在积攒到一定程度时，就可能会被某些因素引爆。对于太武帝来说，引爆北魏世俗统治阶级和佛教阶层矛盾的引线，是司徒崔浩的建议。

崔浩出身于望族，对于经史阴阳术数之学，无所不通。参政军机的崔浩，深受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的宠幸，因而，在他将道士寇谦之引荐给太武帝后，对方已逐渐改信了天师道，为此，一是派人去祭嵩山，二是在平城东南建天师道场，三是自称“太平真君”并以此作为新的年号。

太武帝对道教的执迷，很明显也有打压佛教势力的政治目的。统一北方是他的理想，而他最需要的便是兵力。之前，他已经在太延四年（438年）下诏，命五十岁以下的沙门还俗服役。等到第二年北凉被灭之后，太武帝更加容不下佛教了。

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开始，太武帝诏令王公庶人，一概禁止私养沙门，凡有私匿的沙门，全家受戮。两年后，太武帝在镇压卢水胡人盖吴时，竟然发现长安一所寺院里藏匿了大量兵器。

应该说，从这时起，太武帝才真正决定对佛教斩尽杀绝——沙门与盖吴通谋造反，是绝对不可姑息的。

此后，北魏的灭佛政策更为严酷，长安的沙门，尽被诛戮，佛寺和经像也受到了毁坏。不过，由于笃信佛法的太子拓跋晃正在监国秉政，这自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沙门、佛像、经论的保留，创造了条件。只是，北魏国境内的寺院塔庙，却几乎都遭了难。

太武帝驾崩，魏文成帝拓跋濬即位，开始复兴佛教。等到北魏迁都洛阳之后，洛阳城中佛塔的数量，远远不是“南朝四百八十寺”可比的。

《洛阳伽蓝记》中提过，在西晋永嘉年间，洛阳城里只有42所寺塔。可在北魏极盛时期，“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

在此著述中，洛阳的佛寺留下了极深的烙痕。今人都很熟悉的歌曲《烟花易冷》，即是取材于此。“繁华声，遁入空门”，于北魏洛阳中，佛塔林立，沙门众多，每个人的身上都或多或少藏着故事。

当时，洛阳最大的佛寺，是永宁寺。永宁寺是在熙平元年（516年）建成的，到永熙三年（534年）被天雷劈中焚毁时，不足20年历史。巧合的是，北魏王朝分裂也是在这一年，因此，不少人将此视为一个凶兆。

根据杨炫之的追述，由灵太后胡氏所立的永宁寺，位于宫城西南，占地面积达9万平方米。作为专供皇家礼佛的场所，佛寺以佛塔为中心，为木结构建筑，高达九层一百丈。筑好后，一百里外都能看见它的踪影。不过，在别的史料里，塔高要低一些，但它依然是古代佛塔之最。

南朝这头，造寺塔的现象也是极为普遍，由后妃、公主出资兴造寺塔的风气可谓是经久不衰。只是，“浮图塔，断了几层”，倾塌的山门，最终还是来不及等到历史转身。

相比而言，魏晋南北朝的石窟，因其建筑材质等原因，存留情况要好得多。在这个时期所开凿的石窟，可以说是融建筑、雕塑、石刻、绘画等艺术为一炉，别有一种中外文化交汇的瑰丽。

在五胡十六国时期，河西走廊上便开凿了炳林寺石窟。最初开凿这一石窟的，是西秦。西秦是由陇西鲜卑酋长乞伏国仁所建，存祚时间并不长。石窟是利用天然的岩洞建成的，四壁都凿满了佛龛。

坐落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莫高窟，最初开凿于十六国时的前秦时期，稍早于炳林寺石窟。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其后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朝代都在此续建，如今它已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也最完整的佛教艺术圣地，因此，莫高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应该说，莫高窟是在唐朝时才进入了繁荣期，而中国四大石窟——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中的另外三处，却都与北魏结下了不解之缘。

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分别是文成帝拓跋濬和孝文帝元宏（古阳洞为孙秋生所造）下令开凿的。麦积山石窟虽始建于后秦时期，但却兴盛于明元帝、太武帝时期，直至孝文帝时期，也在继续发展。

云冈石窟，在北魏帝都平城西郊。依山开凿，延山麓绵延，依然是其主要营建模式。

早期石窟的主要造像是高大丰满的三世佛，造像风格极为劲健质朴，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古印度犍陀罗、秣菟罗艺术的特点。

中期石窟是在北魏迁都前就已开凿出来的。因为执政者对此极为重视，在国力的保证下，云冈石窟的造像风格呈现出体型大而雕塑精的特点。洞窟造像中，释迦、弥勒佛的地位是突出的，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也是十分常见的。一些完整的佛教故事，也通过造像的形式，生动地演绎出来，护法天神、伎乐天、供养人行列、维摩诘故事……不一而足。至于造像的衣着，则出现了褒衣博带的形象，这无疑是折射了胡汉交融的时风。

石窟的形制和造像风格，已经逐渐汉化了。到了北魏迁都洛阳后，虽然官方的开凿活动鲜有了，但凿窟造像的风气，却开始在社会中下层阶层兴起。这以后，许多小窟小龛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限于财力和汉化加深等因素，不成组的单窟形式居多，造佛的面形较为消瘦，肩膀窄小下削，呈现出典型的“秀骨清像”的艺术形象。

当然，造像并不只以宗教人物为素材，为帝后造像也是常事。为今人知之较少的是，在麦积山石窟中，曾经还埋葬过一段伤感无奈的爱情故事。

在麦积山东崖，第43、44号窟被称为“魏后墓”和“魏后像”。这个魏后，指的西魏乙弗皇后。石窟佛龛正中塑有一尊弥勒佛，其身后的崖壁上，曾凿有一洞，安放过皇后的灵柩。

西魏国弱，文帝元宝炬必须得迎娶柔然公主，因此不得不废黜原配乙弗皇后。后来，皇帝想将出家的废后接回来，柔然便又对此施加压力，逼得他不得不含泪命她自尽。

武都王元戊和太子元钦很伤心，他们选择在麦积山凿龛葬母，此处被称为“寂陵”。

文帝驾崩以后，乙弗皇后的灵柩迁回与之合葬，因此第43号窟的魏后墓，只是一座空墓。

不过，今天我们还能在第44号窟，看见以乙弗皇后为原型的造像。造像为泥塑，可以说是北朝石窟造像中的代表。

造像面部慈悲庄严，还带着神秘的微笑，显得和蔼静穆，令人心生亲近之意。造像之人，应该对乙弗皇后这样一位善良悲情的女子，寄寓了很大的同情心吧。

小　贴　士

【佞佛亡国第一人】南朝梁武帝萧衍，是汉代名相萧何的第二十五世孙。为人多才广艺，兼擅文武，是梁朝的开国皇帝。可是，就是这样一位出色的皇帝，到最后却用“自我得之（天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来慰解自己，沦为笑柄。

梁武帝在位48年，其间一共在同泰寺出家四次：公元527年，做了三天的住持和尚；公元529年，换上僧衣，讲解过《涅槃经》，由群臣捐钱一亿而赎回；公元546年，群臣以两亿钱再次将其赎回；公元547年，前后住了37天之久，朝臣惶然，后以一亿钱第三次赎回菩萨皇帝。

自梁武帝佞佛起，一方面广兴庙宇，一方面过于放纵罪犯，已伤国本，“侯景之乱”只是引爆矛盾的导火索罢了。最后，梁朝元气大伤，很快被东西魏蚕食掉，而梁武帝也被侯景活活饿死。究其佞佛亡国之因，是滥用宗教的权力，迷信臣民的自觉性。

【道教和道观】曹魏时，有鉴于黄巾起义，统治者对早期道教，或限制镇压，或利用改造，但门阀士族的加入，却使之分化加剧，分出了神仙道教（含天师道）和民间道教两个层次。到了南北朝时期，北魏道士寇谦之“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又改“直诵”为“乐诵”，改革了北方天师道。南朝宋时，陆修静禁绝了道官自行署职，不断完善斋醮仪式，整理道教经典。南朝再晚一些的知名道教学者，是被时人誉为“山中宰相”的陶弘景，他的主要贡献是开创了茅山宗。但在南梁时期，陶弘景不得已佛道兼修，保全了茅山派的实力，其为好友沈约致以悼词时，曾说：“我有数行泪，不落十余年。今日为君尽，并洒秋风前。”也是在陈诉自己的哀情。

东晋道教学者、炼丹家、医药学家葛洪在《〈关尹子〉序》中说：“今陕州灵宝县太初观，乃古函谷关候见老子处，终南宗圣宫乃关尹故宅，周穆王修其草楼，改号楼观，建老子祠。道观之兴，实祖于此。”道观作为道士修炼的场所，在普遍崇佛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都逊色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