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魏晋——晋武帝的羊车，真的和羊有关吗？

说起羊车来，大概有些人会露出暧昧一笑，这实在是因为，有一个典故和晋武帝司马炎有关，并且知名度很高。

根据《晋书》的描述，晋武帝贪恋女色，后宫佳丽有近万人之多。我们今天说不少人有选择困难症，做事时是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可这皇帝却不然，把每晚上的御幸权交给天意。这天意是什么，是羊。

原来，晋武帝解决疑难的办法是，让他的羊车在宫苑里自行走动，羊爱歇谁那儿他便宠谁。运气这种事，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总不能“坐以待毙”是吧，经过观察分析之后，宫人们慢慢得出经验，要想受宠，还得先讨好羊儿才行。

于是，一个宫人因把竹枝插在门上，把盐水洒在地上，得到了羊儿的眷顾后，女眷们都纷纷效仿，以求一沾皇帝的雨露了。“羊车望幸”这个典故由此而生，后人将此推而广之，凡企望得到别人重视宠爱的心态，几乎可以以此来作喻。

因为这典故流传甚广，故此，很多人一听羊车，便习惯性以为一定就是指的宫中用羊牵引的小车。有关羊车，不光《晋书》中有记载，《南史》中也有潘淑妃以此获宠的记载。所以，羊车在后世便被打上了宫怨的标签，时不时被粘贴进诗词当中，直到清词中，还有“游丝不系羊车住，倩何人传语青禽”（朱彝尊《高阳台》）的句子。

然而，羊车在过去，真的与羊有关吗？来看看别处的记载。马上出场的人物，叫作卫玠。

和独孤信一样，卫玠也是魏晋南北朝时第一流的美男，不过前者是勇武阳刚的，后者却是阴柔文秀的，最后留下了一个“看杀卫玠”的典故，让人惋叹不已。当然，其死因也倒不仅如此简单，此处不作深究。

卫玠之美，在幼时就为人看重。“总角乘羊车入市，见者皆以为玉人，观之者倾都”，这是什么意思？是说他小时候乘坐羊车去市里，映入大家眼帘的，已经是个冰清玉润的小美男了。此处的羊车，与羊完全没有关系。

清代学者俞正燮在《癸巳类稿》中对魏晋南北朝时所用的羊车，予以了考证。据他之意，那时的羊车，主要是一种以人步挽的小车，得名的由来，一是因为挽车的多为头梳羊角辫髻的儿童，二是因为“古以羊为吉祥”。

在《隋书·礼仪志五》中，早有这样的记载，“羊车，一名辇，其上如轺。小儿衣青布袴褶，五辫髻，数人引之，时名羊车小史。汉氏或以人牵，或驾果下马。梁贵贱通得乘之，名曰牵子。”

这就是说，羊车实际上就是步挽车，又叫作牵子。《洛阳伽蓝记》中，曾有“帝给步挽车一乘，游于市里”的追叙；《北史》中也有北齐斛律金“乘步挽车至阶”，武成帝高湛“出昭阳殿，敕侍中高文遥将羊车引之”的记载。

由此看来，不但卫玠所乘的羊车和羊没有关系，就是晋武帝那轰动史册的艳闻，都可能有不尽确凿之处。想想看，在那个时代，皇帝贵人们都是坐的步挽车，他就一定那么特立独行的，非得要乘坐用羊牵引的小车吗？

翻开东汉刘熙《释名》中《释车》部分，再来看看——毕竟这是一部专门探求事物名源的字书，具有可信度。“羊车。羊，祥也；祥，善也。善饰之车。”装饰精美的车子，这应该就是羊车最初的含义了。

实际上，汉代的辇车（宫中所用的便车），基本上都是有轮车，到了魏晋时期，便去了车轮，开始使用人力担抬。综合刘熙的解释，再根据这样的考证，我想，以人步挽的豪车，或许更是“羊车望幸”里，“羊车”的真正含义。

且将目光从羊车移开，来看看此时所流行的其他交通工具。从车制上来说，陆路交通工具中供人乘坐的，主要有版舆、襻舆、篮舆，轺车、犊车、露车等。

版舆，别称为“步舆”，是一种木制的轻便坐车，由两人垂手握持。周迁在《舆服杂事记》中特别提到：“自天子至庶人通得乘之。”犹记得，《红楼梦》中描写贾元春归省仪仗的片段：“一队队过完，后面方是八个太监抬着一顶金顶金黄绣凤版舆，缓缓行来。”这是不是说，到了后来，版舆就是贵人的专属物呢？肯定不是。明清之际的钱谦益在《佟母陈氏墓志铭》中曾写过“中丞受新命，以兵宪治嘉兴，淑人版舆就养”的句子。

看来，版舆的生命力很旺盛，其使用阶层也是一直不受限的。

襻舆又称为“肩舆”，因其以皮为襻，加于杠上，以肩扛抬而得名，多用于尊者、老病之人。至于篮舆，有两种理解，一是说由人力抬着行走，类似后世轿子的交通工具；一是说一种竹制的坐椅。“富春车道既少，动经江川，父难于风波，每行乘篮舆，晷躬自扶侍”，《晋书·孙晷传》中有孙晷亲自扶持父亲乘坐篮舆的记载，可想此时的篮舆，应该是指后者。

供人乘坐的轺车、犊车、露车，也都是各具特色的。

轺车经过了一个由马到牛拉车的过渡期，“汉世贱轺车，而今贵之”，说明乘坐轺车的人，身份地位越来越高。犊车，顾名思义便是牛车了。应该说，这是当时最为流行的陆路交通工具了，只是，贵族所乘牛车的车型及装饰，是普通的牛车望尘莫及的。

要说露车，可以顺便说说鹿车。这俩发音相同，造型可不一样，一个是敞篷车，除了载客也可运货；一个是一人便可推行的独轮车，主要是货运车——诸葛亮就将它升级成了木牛流马——可是，放浪不羁的人，也是可以坐鹿车出门旅游的，大酒鬼刘伶就曾这么干过。

和别的朝代差不多，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辇类、车类的交通工具，人们出行也是可以骑马的。何况，在这个时候已经出现了马镫，骑乘起马儿来更是便利。《红楼梦》中，湘莲“说着，丢下了薛蟠，便牵马认镫去了”，这个“认镫”，便是说的脚尖钻进马镫。当然，马镫肯定是由北而南流行开来的，毕竟东晋的士大夫们，是“出则车舆，入则扶侍”的，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出现“郊郭之内，无乘马者”的现象，也不稀奇。

话说回来，骑马虽然便利，但如果骑马的人不靠谱，不懂得在该“刹车”的时候“刹车”的话，势必会生出不小的乱子。这就跟今天如果不在主干道上限速一样，危险系数太大。为了防止骑马之人乱闯一气，魏晋南北朝时有一种特制的警戒设施，叫作“行马”。行马为木制品，个头较大，将它摆置于宫门前，还是能起到作用的。

行马多用于宫门前，但是，皇帝为了表达对某位大臣的优待之意，也可以允准他们将这物什陈设于宅邸之前。

比上述所有辇类、车类、畜类交通工具，行速更快或更稳的肯定是追锋车、骆驼之类的了，但是它们几乎都用于战场之上，不列入日常范围。

要出行，除了陆路，还可选择水路。相比而言，水路在南北双方，各自以邺城、洛阳和建康为中心。

在建安十八年（213年）时，曹操被封为魏公，便以邺城为都，开始打造邺城和黄河间的河道——先前已有平虏渠、泉州渠，现在凿出了利漕渠，再引漳水汇入白沟。洛阳这头，在北魏灭亡之前，伊、洛、谷水相通连的航运路线也极为发达。建康南拥秦淮河，北据玄武湖，这样有利的条件，到了三国吴定都之后，很快就被建立起来了。

无论陆路还是水路，人们出门时，一定还有一样东西不能忘记携带，那就是过所。过所是什么？如果您知道明朝的路引，就不难明白它的意思。《释名》中说：“过所，至关津以示之也。”这是一种通过水陆关隘时，必须得出示的交通证明书。其目的是保证商贸往来，稽查行旅，防非法活动于未然。

因而，这种证明书上，既要写明出行人的年龄，还要备注对方随身携带的物件。相关守吏会一一核对之后，才予放行。过所制度直到唐朝仍在沿用，而且益发严苛。要是某个马大哈把这个东西弄丢了，会比较麻烦，因为它是由中央尚书省或地方都督府或州颁发，补发还得找他们审查去。

唐僧前往印度取经是得到官方许可的吗？在《西游记》中是，在真实历史上却不是。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因为没办到签证，而无可奈何做了偷渡客的和尚，我们应该更能感受到他的热望和虔心，理当更怀敬意才是。

小　贴　士

【《禹贡地域图》】西晋泰始四年至七年（268～271年）间，裴秀对《禹贡》中有关山川河流的记载，予以了考察，并在此基础上，主编完成了《禹贡地域图》18篇。这部历史地图集，将当时十六州的郡县和水陆图都绘制出来，是我国目前第一部有文献可考的历史地图集。

此外，裴秀还在序言中指出了绘制地图时，应遵循的六项原则——分率（比例尺）、准望（方向）、道里（距离）、高下（高取下，取下为水平直线距离）、方斜（方取斜，取斜为直线距离）、迂直（迂取直，取直为直线距离）。这六原则涉及比例尺、方向和距离等平面测绘的要素，意义重大。因为裴秀在地图学上的贡献，他是当之无愧的传统地图学奠基人。

【两大交通线路】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围绕着建康和平城，构成了南北两方最大的交通网络。

前者，往西可至今天的九江、武汉、襄樊、荆州；向东可抵今天的镇江、丹阳、苏州、绍兴、温州、福州；向北可达今采石矶、和县；向东可到扬州、徐州。可以说是四通八达了。

后者，在京畿内与其他区都有所勾连，构成了折扇形的交通网络。平城与外界的联系，也有许多交通线，定州大道显得最为重要，修建而成后，其东段十分便捷易行，故此被唤作“直道”。另外，连接平城与晋阳的并州大道，更早于平城发展起来，此时也是一条重要的商旅道路。总之，平城不仅是北魏的帝都，更是北方交通干线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