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魏晋——选墓地？防火防盗防皇帝

《荀子·礼论》中说：“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事死如生，事亡如存。”此后，国人头脑中就有了一个观念，叫“事死如事生”。

怎样才能为死者尽最后的孝道或是情义呢？当然首先是要为他们挑选一块上好的墓地，呈上足够好的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在阴间享福。然而，这一切都做好以后，也不能消停，因为哪里有墓地，哪里就有可能有盗墓贼，必须得防着点儿。

由于某位盗墓贼盗出了大名堂，我们说这个话题便绕不开他去。他叫作不准，读音是“fǒu biāo”。西晋名盗不准，在太康二年（281年），曾在汲郡（今河南省汲县西南），偷掘了战国时期魏襄王的陵墓，您猜他发现了什么？对历史了解较多的朋友，一定知道《古本竹书纪年》的存在，而它最初被史家称为“汲冢竹书”。

不准发现了不少写在竹简上，多达10万多字的古书。其间所记述的商朝历史，从盘庚迁殷后算起，仅仅只273年。然而，《史记》中的记载却是773年。经过考证，早于《史记》成书200年的竹简上，所述的商朝史更接近真实情况。不过，发现这一点的人，不是不准。不客气地说，他还没有这么高的水平，去分析比对史料中的异同，得出这样震惊史学界的认识。

据说，当时不准的火把刚好燃尽了，于是他在漆黑的墓室里瞎摸一气，竟然随意捡起墓道里的竹简来作火把。官府的人闻风赶来时，不为不准所看重的珍宝，只剩了少半零散在地。

要说有官方的重视就是好啊，抢救工作迅速展开。由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牵头，束皙、傅瓒、张宙、卫恒等杰出才士组成的“抢救小分队”立马开始加班加点地工作。官方将一众人抢救、整理、释读出来的竹简，定名为“汲冢竹书”。再后来，这些竹简被整理，更名为“古本竹书纪年”。

正因有了不准的为人不齿的盗窃行径，《汲冢竹书》才得以重入人间，继而不但纠正了《史记》中的谬误，也刺激了晋代史学的独立。当然，不准盗墓的做法肯定是错的，但他这样误打误撞，却有了非凡的贡献，不知该不该算是功过相抵。

说起盗墓贼来，几乎在历代都是遭人唾弃的，甚至是要受到严惩的。比如，明朝对陵寝的保护制度是空前完备的，胆敢触犯者将遭受重刑。看看《明会典·刑律条》里怎么说的，“凡谋反及大逆，但凡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这个“大逆”，说的就是盗毁宗庙、山陵和宫阙的行为。单看这一条，都令盗墓贼胆寒。

且往汉朝回溯过去，“窃盗者刑”“发墓者诛”等峻厉的语句也时常见诸律令之中，但是自从旧石器时代晚期，逝者有了竖穴墓（土坑墓），有了附葬的物品后，盗墓贼的眼睛就红起来了。

要说盗墓贼盗墓的目的，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但主要是以下几种。一是谋财，二是报仇，三是破坏风水，四是兴之所至。其他的都好理解，这个“兴之所至”该怎么理解呢？来看看传说中的两位盗墓人士——刘去和钟繇。

西汉广川王刘去，堪称是史上最变态的盗墓贼了。他之所以好这一口，主要是因为他觉得这事刺激好玩。西汉刘歆在《西京杂记》中披露过，“国内冢藏，一皆发掘”——估计能逃过他贼铲的，是太过寒碜让他不屑抬眼皮的小墓了。

总之，刘去所盗挖的大型墓葬，主要是魏襄王、晋灵公的陵墓。《太平广记》中写道，刘去掘盗魏襄王的墓，很花了些功夫，因为这个石椁的入口，是用铁水灌注过的，这就花了三天时间。之后，生漆杂以犀牛皮所制的棺材，也是厚达数寸，不用锯子完全不能锯开。

相比而言，生前口碑差到极点的晋灵公，在死后几百年后，遭到刘去的掘盗，可以说是报应了。一个是君不像君，一个是王不似王，在陵墓中亲密接触——刘去从晋灵公的九窍中取走了金玉——真可谓是“恶人自有恶人磨”。

至于曹魏大书法家钟繇盗墓的事，与之平日的正人君子形象相去甚远，这是怎么回事呢？话说，东汉书法家蔡邕著有《笔势》一书，还是“飞白体”的创始人。《笔势》后来被曹魏的书法家韦诞捏在手里。钟繇十分想拜读《笔势》，无论是借还是买，对方都不干，于是年深月久的，就生出了心病。到了韦诞去世之后，钟繇就再也坐不住了，干脆雇盗墓贼掘墓偷书。

不过，根据考证，钟繇早于韦诞23年过世，谣言应该可以不攻自破了。唐人张彦远在《法书要录》中提过，蔡邕、蔡文姬、钟繇是一脉相传的，因而，钟繇之隶书，颇得蔡邕隶书之味，是很应该的事。在此，有意将钟繇受冤的公案写了出来，是为证明贤者的清白。

被冤枉的是钟繇，被“广泛认可”的专业盗墓贼，则肯定非曹操莫属。因其后来被追封为武帝，故此他可以被算在皇帝的行列中。曹操的专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

认真算来，历史上很多大规模的盗墓活动，都有着官方的参与或是默许的因素在里面。不过，这种事是上不得台面的，官方的态度一般都是——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可曹操却不同，他竟在军中设置了“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这样的岗位，专门负责“研发”盗墓工具，执行盗墓任务。托当下正火爆的盗墓题材小说的福，这些岗位的名称和性质，今人应该很熟悉了。

试问，曹公当年如此“光明正大”地冒天下之大不韪，是为哪般？无疑是为了钱。要打天下，要筹集军饷，除了发这种死人财，也没有更方便更快捷的生财之道了。

在曹操掘盗过的陵墓中，最有名的应该是芒砀山王墓了。此处所葬的，是汉朝梁孝王刘武和李王后。相信不少人都去过北京的明十三陵吧，芒砀山王墓的面积足有明十三陵的四倍之大。人称“天下石室第一陵”，还真不是吹的。

然而，“树大招风”这话真是一点儿都没错。规模宏大、陪葬丰厚的芒砀山王墓，终于落入了曹操之手。墓道、甬道、主室、回廊、侧室、耳室、角室……繁杂的组成部分，如果不是专业程度够深，掘盗起来肯定是吃力的。曹操也很看重这件事，因此还亲临现场，指挥手下掘金取宝。传言说，这次曹操可赚翻了，“收金宝数万斤”，凭此养活了全军将士三年。

只是，为今人所难参透的是，芒砀山王墓的墓道，本来是用千斤巨石封死了的，真不知曹操手下的能人们，是用了怎样堪比起重机的器具，才能搬开巨石的呢？

在东晋十六国对峙时期，乃至之后的南北朝时期，帝王级别的盗墓贼都不鲜见。咱们不妨来聊一聊其中另外几位行家。

按时代顺序，首先来看看前赵昭文帝刘曜。这位仁兄为了得到足够的施工材料，来给父妻修建陵墓，便干起了“拆了东墙补西墙”的勾当，只不过，这东墙是别人家的，跟他毫无关系。因为前赵境内的古冢被掘盗了成百上千，而安全措施做得又不够好，因此，那些丢弃的尸骸释放出了大量的疫气，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后赵武帝石虎，和叔父石勒都对盗墓有狂热的兴趣，赵简子墓和秦始皇嬴政的皇陵，都“招待”过石虎的御驾。《晋书》中提到，“又使掘秦始皇冢，取铜柱铸以为器”，想来应该是大有所获的。

《晋书》中还有这样的记载：“姚苌残虐，慕容垂凶暴，所过灭户夷烟，毁发丘墓，毒遍存亡，痛缠幽显，虽黄巾之害于九州，赤眉之暴于四海，方之未为甚也。”这说的是后秦武昭帝姚苌和后燕成武帝慕容垂。据著史者看来，这两位皇帝是走到哪儿，盗到哪儿，行为较之黄巾军、赤眉军都更为恶劣。

《晋书》中不严谨之处不在少，对姚苌和慕容垂掘墓的恶劣程度，我们存有保留态度，但所谓“空穴来风，未必无因”，对他二人“帝王盗墓贼”的论断，应该是符合实情的。这俩的生年和卒年都很接近，也难怪被放在一块儿说，受到时人的指指戳戳。

南北朝时的帝王盗墓贼，以南朝宋前废帝刘子业为代表。在这方面，他是极为仰慕曹操的，因而也在侍从中设置了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的职务。让人无奈的是，当有人制止神秘盗墓贼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那竟是当朝皇帝，连阻止的勇气都没了。

话说回来，不管掘盗的目的是什么，掘盗者的身份有多尊崇，一旦被人逮着这段黑历史，势必会大做文章。这一点，仅看“建安七子”中陈琳写的檄文便可见出端倪。“操率将校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宝，至今圣朝流涕，士民伤怀。又署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毁突，无骸不露。”这是言辞咄咄的控诉，对此，曹操心里真会一无所动吗？

盗墓过多，曹操也怕遭人报复，故此特设了七十二疑冢，还提倡薄葬和秘葬，一开魏晋南北朝薄葬风气之滥觞。石虎也要求薄葬，并为此还采取了杀人灭口的秘葬之法，但可惜的是，前燕景昭帝慕容儁，得到了石虎生前妃子李菟的相助，最终找到了他的秘葬之所。

今人不是有句话，叫作“试看苍天饶过谁”吗？若是将这句话送给石虎，倒也挺贴切。

小　贴　士

【隋唐前的墓葬形式】古今以来，墓葬形式一直都有变化。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竖穴墓产生了。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小规模出现过木棺。到了商朝时，墓葬的阶级和等级差别，便鲜明起来了。亚字形墓和中字形墓开始出现，而贵族的墓葬中，都要使用木材所筑的椁室。西周春秋承前发展，并出现了只有一个墓道的甲字形墓。此时，夫妻“异穴合葬”的制度也已形成。战国时期的贵族墓葬，一般要在地面用夯土筑一个坟丘，多重棺椁往往都施以髹漆及彩绘。到了战国晚期，横穴式的土洞墓和空心砖墓开始出现。

汉朝中期以来，逐渐在横穴式的土洞墓基础上，增设以砖和石料所筑的墓室，形制很像现实生活中的房屋。及至东汉时期，已大面积普及了砖室墓，石室墓也曾盛极一时。魏晋南北朝的墓葬制度，基本上承袭汉代，但薄葬之风兴起后，大致如曹操所愿，选址在“瘠薄之地”“不封不树”，平地深埋即可，陵内“无藏金玉珍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