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魏晋——太学生，读出来！

曾有作家说，如果非得从文化层面剔除掉所有朝代，只留下一个的话，应该是留下春秋战国。其中一个原因是，这时期不同学派的知识分子，在思想领域极具个性色彩，形成了争芳斗艳的局面。史学上称之为“百家争鸣”。

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精神自由和艺术自由，是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点。不得不说，这个时期可以算是春秋战国之后，第二个百家争鸣的时代，虽然其影响力不可与前者相比，但他们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儒学独尊的局面，是相当不容易的。当然，儒学思想仍在发挥作用，只是，先前一统天下的势头减弱了不少。

说起思想领域上的新格局，自然有必要了解一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教育体制。官学、私学、家学，都是特色鲜明的教育形式，一个都不能少。

官学，就是学校教育了。歌词里唱“东汉末年分三国”，从严谨的史学角度讲是不对的。因为，一者，东汉末年之后，三国各自攫夺了大半土地和利益，但同时期还存在很多诸侯势力；二者，三国鼎立的局面是在赤壁之战后才形成的。这里想说的是，正因为军阀啊诸侯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不知最后鹿死谁手，所以三国时期的统治者们，无一不是格外重视学校教育的。

在这里面，曹魏是起步较早的一个国家。在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操在邺城南建立泮宫，目的在于恢复前代的官学。“泮宫”是指古代的国家高等学校。

根据《礼记·王制》的记载，“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这是说，西周诸侯所设的大学，是国家最高学府，其性质相当于周天子的辟雍。性质虽同，形制却不同。郑玄讲道，“泮之言半也，半水者，盖东西门以南通水，北无也”。这是说，辟雍中央是高台建筑，四面环水，呈圆环形，而为了体现等级差别，诸侯所建的泮宫，只能有三面环水，便呈现出半圆环状。

这么看来，“泮宫”这名儿取得确实很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曹操此时已被封为魏王，他不肯称境内的高等学校为“辟雍”，这无疑说明他对无比渴求的皇权还是有敬畏之心的——哪怕只有一步之遥。

《诗经·鲁颂·泮水》中对鲁国泮宫里的活动进行了描写，“穆穆鲁侯，敬明其德。敬慎威仪，维民之则。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从中不难看出，泮宫不仅仅是教育场所，还兼具了祭祀、庆功等礼乐活动的功能。由于泮宫制度影响深远，往后到了科举时代，都有用“入泮”来代指生员入学的规矩。

泮宫之下，还有地方官学。在这一点上，曹操也是很上心，很早就命令郡国之内各修文学。具体办法是各设学校，自行招收本地学生，及时入学。

魏文帝曹丕即位后，在黄初五年（224年）正式创立了太学，地点在洛阳。通过“禅让”得来的皇位，自然让魏文帝倍觉理直气壮，于是，学校的体制也不再“束手束脚”的了。他到底都做了些什么呢？

首先，在太学里置经学博士。这就意味着要保证儒学的地位。遵循“五经课试法”的制度，太学生刚进来时，称为“门人”，两年后，考试通过一经者才能叫作“弟子”，没通过的回家凉快去。

弟子再学两年后，考试通过二经者，可以被称作“文学掌故”了。没通过的这次不用担心被遣走了，留个级补考一下。后来的程序可以这样概括：再一年，通过三经者，为“太子舍人”——再两年，通过四经者，升“郎中”——再两年，通过五经者量才擢用。

在这样重视考试的教育制度下，南郭先生恐怕只能早早离场，原则上绝不可能走到最后。不得不说，五经课试法还是极见成效的。这个制度的形成，当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早在东汉桓帝永寿二年（156年），就已有课试法了，不过，曹魏对此进行了改造创新，一边令太学生认真学习，一边以授任官职等办法来奖励他们，这其实已经反映了今日提倡的“激励性教学原则”，确实很讲科学。

除太学以外，曹魏还开设了律学。和五经课试法不同，律学是曹魏的原创“产品”。所以，律学是我国律学设置的开端。尚书卫觊趁着魏文帝刚刚即位，要大展拳脚时，便以“九章之律，自古所传”为由，“请置律博士，而转相教授”。他说得很有道理，官吏们如不通晓熟习律法，定然也会导致工作效率低下。

曹魏在鼎立的三国中实力最强，这固然有多方因素，但他们在学校教育方面做出的探究和实践，却是不容小视的一个因素。

对手这么强大，蜀、吴两国岂会甘于“让贤”。

昭烈帝刘备自打在章武元年（221年）即位后，便开始设立太学，设置博士。在地方上，总辖一州的典学从事，和劝学从事、典学校尉、儒林校尉、师友祭酒、师友从事等掌官员，协作掌管州学等地方官学机构，都为蜀汉的教育事业添了不少砖瓦。

东吴这头，太祖孙权晚于蜀汉一年建国。次年，也就是黄龙二年（230年），孙权决定建立太学，一遵汉制。其教育管理的专职官员，叫作“都讲祭酒”。根据《典略》的记录，雄踞汉中近30年的张鲁，曾动过让马超担任“都讲祭酒”职务的念头，可见，这一要职普遍存在。

在地方上，东吴在州郡上，设有师友从事、师友祭酒、师友决疑等教育主官。

三国归晋之后，西晋继承了曹魏的优良资源，整顿和重建了太学。多达7000人的太学生里，难免素质参差，晋武帝裁汰一番留下了精英后，又及时补充臣工子弟入学，最后形成3000人的格局。

太常博士之下，负责教授的是19位博士。先前说过，门人要在两年后参考通过一经，才能叫作“弟子”。这时，除弟子以外，门生、散生、寄学、陪住等类型的学生，也在太学中一道学习。在散生中，甚至还出现了外国（西域）学生。

这种气象，很能彰显乱世之后统一政权的开阔胸襟，本来是极好的。却哪里知道，西晋由乱而亡得那么快呢？太学随之衰落，即便是东晋建国后，瞅着战争之隙有意复兴，也不奏效。

西晋在教育制度上的一大创造，便是让国子学与太学并立。略知明史的人都知道，明朝时期在南京和北京，都设立了国子监——北齐时期改称“国子寺”，隋炀帝时改称“国子监”——分别称之为“南监”或“南雍”，“北监”或“北雍”。

国子学办学的宗旨，是在培养高级贵族子弟。出于笼络人心的目的，这事必须操之以急，于是，下诏之后不过两年，校舍便已全部建好。此后，一位国子祭酒、一位博士、十五位助教，便各司其职，开始履行教育之职。到了惠帝元康三年（293年），国子学的入学资格，已被明确地定为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弟。

至于东晋时期，连太学都办得不像样子，国子学在孝武帝时，即便是办了，也是形同虚设。相比而言，两晋时的地方官学一样，就更是一片衰飒气象了。

在几乎与东晋并存的十六国里，让人较为意外的是，他们反倒格外重视崇儒兴学。南朝宋代东晋而立，其地理优势及其与北朝勉强可相抗衡的军事实力，便决定他们有能力办好官学。

南朝四代中，宋朝最具特色。比如，宋文帝刘义隆分立了四学馆，改革了教育管理模式，此后，玄学、史学、文学、儒学分门别类地招收学生，这自然便于因材施教。宋文帝本人，最重视的是儒学馆。后来，宋明帝刘彧下诏立总明观（东观），在四科之外，特设了正令史、书令史、干、门吏、典观吏等职。这就使得总明观不仅是高等学校，还具备了藏书、研究的价值。

北魏的官学，总的来说是遵循汉制吸收晋制，使儒学居于统治地位的做法。不过，“国子学”的名称，曾被改成过“中书学”。他们的教育体制是极为规范的，郡县学制分四等办学，也就是“看菜吃饭”。依照《学令》的要求，州郡学生必须“三年一校”，以决定他们是否该继续深造。

北魏有个富有特色的高等学校，叫作“皇宗学”。顾名思义，皇宗学是为皇室子弟专门设立的学校，早在孝文帝元宏进行汉化改革之前，就存在了。北魏高层有这样的认识，实际上也是胡汉交融的必然趋势。

北魏分裂之后，北周最终取西魏而代之。明帝宇文毓本来雅好文史，他专门设立的麟趾学，和东汉时的鸿都门学倒有得一比，好评如潮。武帝宇文邕时，还设置了露门学这样的贵族学校，所传授的知识极为丰富。宇文邕的另一创造，是兴建了与南朝四学馆中的玄学馆相似的通道观。武帝曾有灭佛的行动，这个官方的道教教育机构，其意义真是不言自明。

众所周知，隋唐教育是极为发达的，但试问，如果没有兴废不定却百家争鸣的前代教育为基础，只怕它们也未必能有那样的格局。还是那句话，世界上哪里有“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呢？

小　贴　士

【十六国时重视教育的皇帝】前赵昭文帝刘曜，自迁都长安后不久，便“立太学于长乐宫东，小学于未央宫西”，平民子弟中聪慧者1500人，入学为生。

前燕武宣帝（追封）慕容廆大兴文教，让刘赞做东庠祭酒，文明帝（追封）慕容皝还是世子时，便率国胄束脩受业。后来，慕容皝曾下令开除“不任训教”的学生，又在旧宫边建立东庠，令官员子弟以“高门生”称号入学，每月都要考察擢用“经通秀异”者担任近侍。

前秦宣昭帝苻坚在长安“广修学宫”，每月在太学中“考学生经义优劣”。后秦武昭帝姚苌富有远见，建国前已建太学，即位后很快下诏地方官学迅速兴办起来，并注重考试的成绩排序。他还开设了专门研究佛经的学校——逍遥院。

总的来说，十六国的官学也是主要遵循汉制，但在儒学之外，也颇为重视律学、史学、佛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