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魏晋——门阀士族，家学渊源

与官学相对，互为补充的，叫作私学。

私学产生于春秋时期，孔子私学是其中规模最大、最有影响力的一家。西周以来，“学在官府”本质上是一种官府垄断的行为，私学的发展无疑降低了教育门槛，增多受教人数，更容易实现“有教无类”，文化传承。

汉末以来，官学时兴时废，传承文化的重任便有大半落在了私学的肩上。家学也是私学中的一种，但是它的规模，因其教育对象只是家庭成员，而与一般私学相差很多。然而，因人数少而同脉相传的原因，家学往往更能保障教学质量。

南朝梁沈约时常对人夸道：“吾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自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也。”他口中所说的王氏，是指的琅琊王氏，而让他发出这等感慨的人，是王筠。

获得史书“幼警寤，七岁能属文，年十六为《芍药赋》，甚美”称誉的王筠，自小就以文学见长。他还很识时务，在同宗们对不够显要的官位表示不满，“未有居郎署者，或劝逡巡不就”时，却认为：“陆平原东南之秀，王文度独步江东，吾得比踪昔人，何所多恨？”他说的是陆机和王坦当年的往事。

谢朓曾说：“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沈约对王筠的赏识态度，简直没得说，时常借用这句话来称赞王筠的诗。先前说的那番话，是在鼓励其他学子们要“仰观堂构，思各努力”。

您发现了吗？沈约话语中所说的“爵位蝉联、文才相继”，是有深意的。他将爵位与文才放在一块儿说，谁能不明白以文才维持、兴继门第的道理呢？

所以说，门第观念的渗透和强化，从根本上促进了家学的发展。

其实，早在东汉章帝时，以弘农杨氏“四世三公”、汝南袁氏“四世五公”为代表的阀阅之家，便有优先参与政治的特权。但他们也清楚一点，没有个人才德的砥砺，通经入仕的路子，他们也达不到这样的高度。

因而，魏晋南北朝的门阀世族们，为了使得家族长盛不衰，持续地垄断朝廷政治，必须努力地培养后人。不是有句话，叫“铁打的世家，流水的王朝”吗？毫不夸张地说，这时期的门阀士族们，做到了这一点。这大概可以叫作，“任尔宋齐梁陈朝，我自岿然不动”了。

那么，门阀士族的家学有何特别之处呢？

他们的教学内容，是以儒学为宗的，比如北魏范阳卢氏，一方面“文武功烈，殆无足纪”；另一方面，之所以“见重于时，声高冠带”，是因为“德业儒素有过人者”。这就是说，谙熟于家传儒学，会格外有利于提高家族的声望。

然而，他们所学的内容，也不唯儒学。与社会的整体氛围和官学的特点相一致，家学也必须做到儒玄佛道的交融，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这里面，值得一提的是玄学。简单说来，玄学便是指对《周易》《老子》《庄子》这三玄的研究与解说，名士们耽于清谈，所论的也多是诸如有与无、本与末等形而上学的抽象问题。

从三国鼎立之时，以儒学为宗的家学，便已初见“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的端倪。

玄学这种思潮，在经过葛洪、寇谦之、陶弘景等人的改造与发展后，被引入家学中，便极大地丰富了教育的内容。南朝史家何尚之，精于儒学，但他却“素好谈玄”，并在府中置玄学，引来不少学子“慕道来游”。

应该说，玄学融入的时风，自有它的一番价值，但不得不说，西晋的亡国，与之有一定关系。有个词叫“清谈误国”，说的是西晋的伪君子王衍。

琅琊王氏人才辈出，王衍貌美且风度娴雅，自小便被名士山涛称赞为“宁馨儿”，但山涛又预言说，这个人很可能会误尽天下百姓。果不其然，王衍身为高官，却不重经世只重玄谈，这会带来很坏的社会风气。我们有个成语叫作“信口雌黄”，便是来源于此君的“贡献”。因为他清谈起来缥缈不着边际，错了随口就改，这个说法就悄悄流行起来了。

客观地说，在历时16年的“八王之乱”中，墙头草王衍其实还是有匡扶晋室的决心的，但是有决心和有实力是两码事。永嘉四年（公元310年）时，羯人石勒包围了洛阳，东海王司马越忧惧而死，这下子，王衍慌了。

王衍没练过凌波微步，逃跑功夫不行。石勒本来还对这个俘虏比较尊敬，可一来听不惯他到这时候还在谈玄学论古今，撇清亡国的干系；二来讨厌他劝说石勒自称皇帝的墙头草行为。王衍最后惨遭椎杀，才知后悔，道：“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

讲王衍清谈误国的故事，无非是想说，在门第教育也就是家学中，习染了玄风，对于社会上层普遍谈玄，乃至误国误民，应该是负有一定责任的。

这当然不是说，家学教育是失败的。总的来说，家学十分注重教授高雅的内容，也尤为重视世家门风的培养，这无疑都是其成功之处。

书法、文学、棋艺、琴术，都是高雅之艺。在两晋南朝，琅琊王氏是书法世家；在北朝，清河崔氏和范阳卢氏，也都是极重家学渊源，一时称善的。文学方面，当属陈郡谢氏为最风流。李白在《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中吟道：“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这个“小谢”说的是谢朓。其实，李白的偶像谢安、谢灵运、谢朓，都是陈郡谢氏的佼佼者，后两位都是在诗文上有深厚造诣的。

刚刚说的世家门风是怎么回事呢？

有一点得说明的是，门风这个东西不只门阀世家才有。通俗地讲，所谓“门风”，便是一户人家的德行风气，也就是道德准则。于丹教授认为，“教孩子厚道做人是最基本的家风”“女性在家庭教育里扮演重要角色”，家教的学问，是“教孩子从小明辨是非承担责任”。这说得很好。

过去，尤其是在魏晋南朝，门阀士族的家庭教育观，是很温厚育人的。他们讲究谦退知足的处事原则，他们秉持廉慎爱国的为官思想。虽说士族之中，不是人人都能成为芝兰玉树，但其“优生率”在那个年代，已经是很高的了。

为了达成目标，除了以世代相授的家学，对后辈们施加影响，他们还特意发展了家馆。

在北魏时期，“置学馆于私第，集群从子弟”的做法并不少见，之后，西魏、北周两朝的重臣于谨、李弼等人，也专门设置家馆，来教育后代子孙。

光有这些，他们还嫌不够，于是，家诫、家训等书籍便大批涌现出来。家训旨在对子孙进行立身处世、持家治业的教诲与指导，从汉初开始，就较为流行了。可以说，“修身”“齐家”的观点贯彻始终，以牢记家法国法、和睦宗族乡里、孝敬父母长辈、尊重礼教名分等内容为主。

这些内容，有很多在当下都是可资借鉴的，可谓是常看常新，脍炙人口。

魏晋南北朝最为有名的家训，应该是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士族家庭的出身，使得颜之推幼承庭训，资质不俗。他本来在南朝梁任职，官至散骑侍郎。在南朝梁亡国之后，转投北齐，继而归附于灭掉齐国的北周，又成为隋朝的学士。家国屡丧的人生经历，让他在立身、处世、为学方面，有了更多深刻的体会。

《颜氏家训》著成以后，被后人誉为家教的典范之作，在后世，《朱子家训》《曾国藩家训》诚然不错，但要说起影响力，都赶不上它。

“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颜之推提倡教育要趁早，他自己的话，是在“七岁时，诵《灵光殿赋》，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犹不遗忘”，可在二十余岁，“所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至荒芜”。

这样的现身说法，让人读起来真是倍觉亲切呢！

小　贴　士

【隋唐前的私学教育】西周王权式微、礼崩乐坏的局面渐渐被打破了。各诸侯国甚至各卿大夫，亟需以养士等方式来壮大实力。怎么培养士人？“学在官府”是不可能的，以培养士人为目的的私学，便就此兴盛起来。儒、墨、道、法四家，是其中最富影响力的，其思想的传播主要依靠私学。终于，在战国时期，“学在四夷”的局面完全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气象也鲜明起来。

汉朝时期的私学，多传授古文经学，这自然是因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汉朝的太学生，除了在太学读书，也可同时接受私学教育。因此，经师大儒可放心地开门授徒。到了东汉末年，动乱不息的时代给了私学压倒官学的机会。

两晋时期，名儒开庐办学，生源极好，往往可达人数千百的规模，这说明这时的私学是极为发达的。南朝的情形也大抵如此。北魏曾下诏禁绝过私学，但考虑到汉化需要，也渐渐放松了禁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