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刘毅　傅咸

刘　毅（？—285）　字仲雄，东莱掖县（今属山东）人，西汉城阳景王刘章的后裔。

刘毅年轻时就注意磨砺自己的节操，同时也喜欢褒贬批评人物，因此连王公达贵都怕他三分。刘毅曾经侨居平阳郡（治今山西临汾西南），太守杜恕聘他为功曹，作为自己的助手。刘毅到任后，淘汰了一百多个不称职的郡吏，声望因此而大增，甚至超过了太守杜恕。当地流传着赞扬刘毅的一句话：“只听说刘功曹，没听说杜府君。”

曹魏末年，刘毅被举荐为司隶都官从事，作为专管京城治安的司隶校尉的属官，又以自己的严厉执法，得到了京师人民的崇敬。但在弹劾河南尹的时候，却遭到了司隶校尉的阻挠，刘毅因此愤而辞职。与他同郡的王基向司马昭推荐说：“刘毅为人方正亮直，耿介卓异，说话从不随意附和，行事从不苟且宽容。昔日侨居平阳的时候，就以执法严明而颇有赞誉。可惜刘毅没有遇到知音，无法表现自己。”太常郑袤也向司马昭极力举荐刘毅。王基等人的举荐，引起了司马昭的重视，下令征召刘毅为相国的属官。不料刘毅却借口身体有病，迟迟不肯应召。当时有不少人都说刘毅之所以不肯应召，是因为他效忠于曹氏。司马昭为此十分愤怒，准备对他处以重刑。得到消息的刘毅非常害怕，不得不乖乖地听从了命令。

司马炎代魏称帝后，刘毅先后担任过尚书郎、驸马都尉、散骑常侍、国子祭酒等官职。后来，晋武帝又因为刘毅忠介耿直，命他执掌劝谏之官。可是，敢于直言的刘毅仕途并不顺利，在升任太仆、尚书以后，又因故被罢了官。

咸宁四年（278），刘毅重新被起用为博士祭酒，不久又调任司隶校尉。此时的刘毅，虽然在仕途上经历了沉浮，但严厉执法的秉性依然不改。位极人臣的何曾生活奢费，刘毅接连数次对他进行劾奏；皇太子上朝违反礼仪，刘毅认为是由于太子的师傅教导不力，照样加以弹劾。一时间，那些贪赃枉法的朝廷命官，人人都谈刘毅色变，纷纷挂印辞职，避之唯恐不及。

即使面对至高无上的皇帝，刘毅也照样直言不讳。太康三年（282）正月，晋武帝在参加了郊祀之后，突然很感慨地问刘毅：“卿以为朕可与汉代的哪个皇帝相比？”刘毅不假思索地答道：“臣以为可与桓帝和灵帝相比。”晋武帝听到刘毅竟然把他与东汉的桓帝和灵帝相提并论，便很不高兴地说：“朕的德行虽然比不上古人，但还是兢兢业业地治理国家的，何况又平定了东吴，统一了天下，将朕比作桓帝、灵帝，未免太过分了吧？”刘毅丝毫不肯退让，反驳道：“桓帝和灵帝公开卖官，得来的钱是入国库的。而陛下卖官，钱却入了私人的口袋。从这一点来说，陛下还不及他们。”在场的大臣们听见刘毅说出这样的话来，吓得脸色都变了，认为刘毅这下子可闯了大祸，都为他捏着一把汗。武帝虽然很难堪，但他还是想办法为自己找了一个台阶。他没有处罚刘毅，反而大笑着说：“桓帝和灵帝不会听到这样的直言。如今朕有直言敢谏之臣，所以还是胜过他们。”

不过，刘毅也有徇私情的时候。中护军羊琇，因在支持司马炎成为世子一事上有功，很受晋武帝的恩宠，参预机密十余年。但他因恃仗宠信而骄侈，一再触犯法律。最初，刘毅奏劾羊琇，认为羊琇罪应处死。武帝有心纵容羊琇，知道刘毅不好通融，就转了个弯子，让与刘毅友情很好的齐王司马攸私下前去说情，一向严厉执法的刘毅碍于齐王的面子，竟然答应不再追究。后来还是由于其属下坚持调查，武帝才不得不罢免了羊琇的职务。

太康五年，刘毅在担任司隶校尉六年之后，升任尚书左仆射。这时，九品中正制已实行了数十年，其弊端日益滋生。刘毅为此上疏，请求废除九品中正制，实行官僚选拔制度的改革。他在上疏中认为：“曹魏时设立九品中正制，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并不见得能选拔出真正的人才，而且还有种种弊端，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状况，所以应该罢斥中正，废除九品，舍弃曹魏的旧法，另立一代新制。”刘毅的见解，得到了汝南王司马亮和司空卫瓘等大臣的支持。武帝虽然也认为刘毅讲得很有道理，但他却没有魄力加以实行。

不久，年过七十的刘毅请求告老还乡。晋武帝批准了他的请求。可是，刘毅刚回家乡，又因青州（治今山东淄博北）官员的强烈要求而出任青州大中正。晚年的刘毅仍然言议切直，无所曲挠，凡有所弹劾，必从自己亲近的人开始。正因为刘毅一生严峻刚直，所以当不了宰辅之类的高官。太康六年，刘毅去世。晋武帝得到噩耗以后，抚摸着桌子感叹道：“朕失去了一位名臣，没有让他在生前做到三公！”

傅　咸（239—294）　字长虞，北地泥阳（今陕西耀县东南）人。他出生在累世为“二千石”的官僚家庭，祖父傅幹曾任曹魏扶风太守，父亲傅玄在西晋初年历任御史中丞、司隶校尉等职。

傅咸为人刚正，风格严整，生性聪明，疾恶如仇，又喜爱文章议论，虽然言辞说不上绮丽，但却颇有见地。

泰始九年（273），傅咸被任命为太子洗马，这是他踏上仕途的开始。此后，他几经升迁，担任了尚书右丞。

咸宁五年（279），傅咸调任冀州刺史。但由于继母杜氏不肯随他一起离京赴任，傅咸便自己请求解除了这一职务。不久，晋武帝又重新任命他为司徒左长史。在武帝下诏询问朝政得失的时候，傅咸上疏提出：“陛下亲理万机，日夜辛劳，昔日的帝王没有能够超过陛下的。自从陛下登基，至今已有十五年了。然而国家并未丰足，百姓则时有饥色。这都是因为设官太多的缘故。曹魏初年只设四个都督，如今连监军加在一起，已超过十个；夏禹时分全国为九州，现在的刺史几乎翻了一倍；户口只及汉代的十分之一，可是设置的郡县却远远超过了汉代；此外，五等诸侯也都广置官属。各种各样的供给，都出自老百姓，所以才会造成公私困乏。当今的急务，应该先裁并官吏，减省徭役，从上到下都大力务农。”

傅咸的刚直性格，给他带来了麻烦。当时的豫州大中正夏侯骏先以鲁国小中正孔毓身体有病，不能正常理事为由，建议另派他人取代，可是几天以后却又提出恢复孔毓的职务。傅咸认为夏侯骏随心所欲，上疏提议罢免夏侯骏的大中正职务。但是司徒魏舒是夏侯骏的姻亲，不同意傅咸的意见。傅咸再三据理力争，因此而激怒了魏舒。魏舒向武帝奏了一本，傅咸便被调任为车骑司马。

但傅咸被调任以后，耿直的习性依然不改。太康三年（282），他针对世俗奢侈之风，又上书说：“谷帛生产不易，如果不注意节俭，必然会造成匮乏。而且奢侈的破费，比天灾还厉害。古代人多地少，还有积余，就是因为节俭的缘故。而现在土广人稀，却有不足之患，全是奢侈造成的。要想让人崇尚节俭，就应该追究奢侈之风。如果不追究奢侈，则反而会竞相崇尚奢侈，那就没有穷尽了。”

永熙元年（290），晋惠帝即位。太尉杨骏辅政，与汝南王司马亮相互猜忌。傅咸对此深感忧虑，认为宗室与外戚只有相互依凭才能保持安定，所以建议杨骏把离京的司马亮召回来共同辅政。可是杨骏根本不听。傅咸不甘心，又向杨骏提出忠告说：“如今圣上谦让，把朝政托付给明公，但天下人并不赞成，只怕明公不容易承当。周成王年幼，周公德高望重，摄政以后尚且招致流言四起，何况当今圣上并不像周成王那样年幼呢？我以为明公应当仔细考虑进退的事宜。”傅咸又常在别的事上再三提出劝谏，终于惹怒了杨骏，要把傅咸贬为郡守，赶出京城，后来经其外甥李斌劝阻，杨骏才没有这样做。

杨骏的弟弟杨济与傅咸向来友善，得知了此事，就写信给傅咸说：“俗话说：‘生子痴，了官事。’官事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了的。我很担心君以直言致祸，所以给君写这封信。”傅咸接到信后，立即回信说：“昔日的卫公说过，酒色杀人，更甚于直言。可是人们沉湎于酒色而死却并不后悔，反倒畏惧因直言惹祸，这是因为心术不正，所以想苟且而明哲保身。自古以来以直言惹祸的人，都是由于矫枉过正，或者本不忠笃，却言辞亢厉，所以激起忿恨。哪有诚恳忠贞反遭怨恨的呢？”

杨骏拒不接受傅咸的忠告，终于在元康元年（291）招致杀身之祸，汝南王司马亮接替杨骏执掌了大权。这时，傅咸已升任御史中丞，他见司马亮也像杨骏一样专权，便像以前对杨骏那样又一次对司马亮提出了劝谏：“杨骏有震主之威，任用亲戚，导致天下喧哗。如今担当朝廷重任者，应该吸取这一教训。一犬吠形，群犬吠声，以群犬之吠为惧，才可以不听到犬的吠声。我的为人，向来做不到当面顺从而在背后议论。曾经触犯杨骏，几遭杀身之祸；对于殿下，自然也不会有所顾惜！我自知今日所言，无异于触摸虎须。所以敢于直言，是希望殿下体察我的心意。”司马亮也没有接受他的忠告。

不久，傅咸因继母去世而辞官，但很快又被任命为议郎、长兼司隶校尉。傅咸再三推辞，均未获准，只得接受任命。既做了司隶校尉，就得为整肃风气而努力。为此，傅咸针对当时朝野混淆、豪强放肆的状况，先后弹劾了河南尹司马澹、左将军司马倩、廷尉高光等一批高官，京师为之震动，达官贵戚们都不得不有所收敛。吴郡名士顾荣对傅咸的为人非常钦佩，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赞扬说：“傅咸为司隶校尉，刚直果断，弹劾惊人，虽然不是至才，但谅直坚贞的品格是难能可贵的。”

元康四年，傅咸死于司隶校尉任上，时年五十六。

评：刘毅、傅咸都以刚正坚贞、敢于直言而著名。无论是权臣贵戚，还是当朝天子，他们都敢于直言进谏或弹劾，这确实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格。对九品中正制的弊端和奢侈淫逸风气的批评，也显示了他们的远见卓识。中国历代都有敢逆龙鳞的直臣，虽然为数不多，但对时政和风气毕竟多多少少起了一点匡正的作用。当然，世竞奢侈的风气和权臣专政的局面，毕竟不是一、两个人的规谏就能加以扭转和改变的。就这一点而言，刘毅、傅咸的作用实在是很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