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三国政治制度

行政建制与区域。三国皆承州牧之制，以州为一级地方政府实体，但不再像过去的州牧那样拥有大量军队。州辖郡，郡辖县，县辖乡。三国区域时有变迁，以曹丕、刘备称帝，孙权称王时的辖境为基准，魏国设置：荆州（河南西北部、山西西南部，治襄阳，迁宛城，汉有七郡，魏得其三）、豫州（河南东南部、安徽西北部，治谯，迁颍川）、青州（山东东北部，治临淄）、兖州（山东西部、河南一隅，治鄄城，一说治廪邱）、扬州（安徽中部，治合肥，迁寿春，汉有六郡，魏得九江及部分庐江）、徐州（江苏北部、中部及山东南部，治彭城，一说治下邳）、凉州（甘肃、宁夏西部及青海东北一隅，治姑臧，即武威）、冀州（河北南部及山东西北边缘，治邺，迁信都，即冀县）、幽州（河北北部、辽宁南部、朝鲜西北部，治蓟，即北京）、并州（山西中部、北部，治晋阳，即太原）、雍州（陕西中部及甘肃东南部，治长安，即西安）；吴国置有：扬州（江苏、安徽南部、浙江、福建、江西，治建业，即南京）、荆州（湖南、湖北南部、广东、广西北部，治南郡，迁乐乡，即松滋县东）、交州（两广边缘及越南北部，治龙编，即越南河内东）、广州（广东、广西大部，治番禺，即广州）；蜀国置有益州（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南部、湖北、湖南接壤地区，治成都）。

三国的职官、爵位制度，总的说来处于汉晋间的过渡形态。三国多承汉制。特别蜀汉，几乎全盘承汉。三国的官吏选拔制度，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早期，为创业时期，曹、孙、刘集团都能大胆、破格选用人才，其中以曹操的“唯才是举”政策最具代表性。曹操针对东汉后期倡迂腐儒学、崇表面名节，察举征辟选取官吏的弊政，于建安十五年（210）、十九年（214）、二十二年（217）三次颁发求贤令，明确指出，品行好的人，未必有实际能力，有实际能力如像陈平、苏秦那样的人，品行不一定好，不能因其品行不好而不用其能，其中心是强调对人才不求全责备。曹操多次明令各级地方官员必须“各举所知，勿有所遗”，并将其作为考核的内容之一。曹操因此得到许多用传统观念看明显有问题的人才，较有名的如董卓的谋士贾诩、吕布的部将张辽、袁绍的谋士许攸等，不知名的更无计其数。三国分别建立以后，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在官吏选举上有许多变化，其中以曹丕执政后实行的“九品中正制”最能反映时代特征。延康元年（220），陈群在过去曹操考核军吏采用九品的基础上，创立“九品官人法”：各州郡选用有声望的“贤有识鉴”之人兼任“中正”（此职无品级、无俸禄），按“才能”、家世把境内士人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加上评语，朝廷据此授官。该制度针对豪族经济代替小农经济、并垄断教育文化的客观现实，公开、大胆地改革旧官制，主要是为各地豪族大姓、同时也为一些确有真才实学的寒族人仕提供了法定的途径、提供了相对均等的机遇。因此，魏国得到了豪族大姓、门阀士族（指世代为官之家）和各种有真才实学者的普遍支持，各种人才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曹魏（西晋）能最后一统天下，与此改革有很大关系。在曹魏中期，一些部门也出现卖官现象。如蒋济任护军时，牙门一职卖一千匹锦，百人督卖五百匹锦，但这种现象很快便被司马懿纠正过来。东吴虽未从官制上进行公开的、大的改革，但主要依靠江南土著豪族管理国家，仍能得到土著豪族的普遍支持；在每遭外侵的关键时刻，豪族多能站出来保护自身和国家的利益，故其政权能多次击败曹魏和蜀汉的进攻。蜀汉仍采用汉代察举制度，其实质是依靠外来的荆楚集团，在巴蜀内地排挤和有控制地使用益州土著大姓。在选拔人才方面，诸葛亮虽提出了德、才、学、识、能、忠、义、信八个标准，但并没从制度上保证其落实。蜀汉无视当前经济已由过去的小农经济发展为豪族经济的客观现实，无视益州土著的巨大实力和潜力，未能从职官制度上为其入仕拓开途径，在遭遇外侵时，土著豪族坐山观虎斗，根本不支援政府，就可以理解了。

三国皆对官吏实行一年一度的“上计”考核制度，考核内容包括政治、经济、作风等方面。每个郡或相当级别的单位，都设有上计吏，专门负责统计各种资料，按期上报朝廷。三国官吏的待遇，仍按汉代计石分级制度，以郡守为二千石，皆承袭汉俸禄加食租的制度。未受封爵的官吏，单纯领取俸禄。其俸禄又依官品高低而细加区别，子孙不得继承。封爵又分实封与虚封两种。虚封仍不食租，实封才食租。食租即被封范围内的人家不再向官府交租，而将租交受封者。食租的级别从亭侯开始，上有都亭侯、乡侯、县侯、公、王，食邑从一百户到数郡不等。建安十八年（213），曹操受封魏公时食邑为十个郡。曹操在建安二十一年被封魏王，司马昭在咸熙元年（264）被封晋王；其余被封王者皆为皇帝的亲弟，魏、蜀、吴三国皆封不少。这两类封王有性质之别。前者已控制朝政大权，封王有威逼其帝的含义。故荀彧因反对曹操称王而死，李严因劝诸葛亮晋爵封王被诸葛亮严厉批评。皇帝之弟封王则不同，其食邑一般不超过一县，且一律不带军队（有的有老兵百余人），一律不准私通宾客、私通京师官员，游猎不得超过三十里地面，有诸多限制。其中尤以曹魏的限制最严，曹魏的一些封王甚至很想当一个普通的庶民百姓都无法办到。一般大将建大功后被赐爵受封，食租户数在一百户至三千多户之间，通常不超过两千户。封爵食邑可以由后辈继承。虚封的爵位包括列侯、关中侯、关内侯、五大夫等六等数十级，皆发给不同质地的印绶，系身份的表示，也可用于抵罪。据统计，魏国在曹芳时在首都的官员有一万多人，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余人，朝廷中公卿以下四百余人；蜀国虽最小，但到亡国时全国仍有官吏四万多人；吴国到亡国时全国有官吏三万二千人：都比创国之初翻了几番。

三国的军制较为复杂。当时的士兵来源主要有五大类：一、用钱财召募。东汉末年可以自由召募士兵，如曹操、刘备、孙坚起事时皆曾以钱财募兵。魏、蜀、吴初具国家规模后，便要经过官府批准才能募兵。二、强制降民、俘虏、浮户、逃户丁壮为兵。三、征发兵役。一般人家按规定每年应承担一定时期的兵役。四、以兄弟民族中的丁壮为兵。曹操曾大批使用乌桓兵，东吴使用山越兵，蜀汉使用南中青羌兵。五、士兵来自兵户。三国时期魏、吴二国开始形成世兵制。朝廷直属部队的士兵，主要来源于兵户。兵户有专门的兵籍，终生并世代为兵。兵户的女儿，由主管官员将其配给兵士。兵户全家即是兵的人质。兵逃亡或降敌，其妻会被处死，父母儿女等亲属没为官奴婢。兵户的身份一般低于民户，东吴的兵户还带有部曲性质，有时还像奴婢那样被作为赏赐的对象。

曹魏的军队，从隶属关系看，大体可分为直属朝廷的中军和地方军两大类。曹操时期的中军，其性质似两汉时期的南北军（似近世中央军与禁卫军的结合体），负责皇宫、京城禁卫，同时也根据需要外出打仗，以大将军为该军的最高统帅，该军的装备、待遇最好。该军的组成包括五营兵、武卫、中坚、中垒、骁骑、游击、护军等营，总人数在十万以上，每营设将军若干。以中领军、中护军为大将军的军事幕僚，管理中军的日常事务，同时领一营。曹丕时期，地方上设都督领军，并兼州刺史或郡太守。都督军是外军中实力较强者，到曹魏中晚期，形成十都督区格局。此外，还有郡太守负责的地方兵。蜀汉在诸葛亮时期开始从益州分出部分地区设置都督，是与州同级、以管理军队为主同时兼理地方的实体政府（即兼管地方的大军区）。蜀汉先后置有降都督（南中地区云南贵州、四川南部一隅）、汉中都督（陕西汉中地区及甘肃武都）、江州都督（四川东南部）、永安都督（四川东北部）。蜀国亡国时有“带甲将士十万二千人”，占进入统计范围的总人口的大约九分之一，这个兵民比例在我国历史上无疑是相当高的。

部曲、依附民是三国时期普遍存在又较复杂的问题。部曲一般指豪族的私人武装、打手，通常是男性青壮年；依附民则包括依附于豪族的全家人。三国时的部曲、依附民大体有三种情况：一、与豪族大姓同族同姓或有姻亲关系，由于种种原因主动依附于豪族。三国时期，内地有一个大家普遍遵守的观念，即原则上不以同族人为奴婢。二、虽与豪族不沾亲带故，由于丧失土地等，迫于生计不得不主动依附于豪族。三、主人因军功等，政府将原由官府管辖的具有自由身份的农民划给该人管辖，以后不再向政府服役交租，只对该主人服役交租。三国被封亭侯以上者的食户便属此范畴。在法律上，部曲、依附民具有自由的身份，前二类还有权力自由选择主人，主人对他们不能买卖，更不能擅自用刑等。但由于经济上、宗族上千丝万缕的关系，部曲与依附民实际上受着种种人身限制。吴国豪族的部曲数量普遍很多，当时人曾形容其“僮仆成军，闭门为市”。孙权在给大臣赏赐时，往往将依附民与奴隶同时赏赐。如赏给吕蒙“寻阳屯田六百户，官属三十人”，吕蒙死后，又给他家“守冢三百家”；蒋钦死时，给其“民二百户”；陈武死时，给其“复客二百家”。这里，屯田户、守冢户、民、客等原系国家管理的民户，赐给大臣后便转变为依附民。蜀国豪族的部族规模也很惊人。建安二十三年（218），郪县豪族马秦、高胜起兵反对刘备，部众多达数万人，打下资中等县城。蜀国南中地区的豪族则兼具军事奴隶主性质，役使大量的汉人部曲和少数民族部曲。南中叛乱虽归于失败，但却是其惊人实力的表现。诸葛亮南中平叛后，仍不得不依靠当地豪族进行统治。

三国时的奴婢仍很普遍。奴婢由买卖、抢掳或抵债而来。当时内地豪族普遍从边疆地区购买少数民族奴婢，其次也从外地来的逃荒人中购买奴婢。当时法律，主人可以买卖、打骂奴婢，但不能擅杀。三国官府中皆有大量官奴，来源复杂，有俘虏，有罪犯，有被连坐的罪犯家属，有抵债者等。魏国在齐王曹芳即位时曾赦免六十岁的官奴婢为良人，但下面却未真正贯彻落实。正始七年（246）曹芳又再次下诏说，他在市场上看见很多正在等待卖出的官奴婢，都已七十岁，都有各种疾病，应一律释放为良民，由郡县抚养。这显然又是一纸空文。但它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的奴婢市场和官奴婢的命运。吴国朝廷也多次将官奴赏给功臣，如前文提到的给吕蒙家的“官属”。既然官府将奴隶奖给功臣，那么拥有奴隶便是光荣之事，故当时吴国奴隶最多。蜀国内地的奴婢相对较少，但也普遍存在，如车骑将军刘琰便有“侍婢数十，皆能为声乐”。在南中等边远民族地区，更有大量的奴婢。

三国法律制度的资料，魏国保留的稍多。曹操、曹丕时期主要是沿用汉律，仅据需要作了若干局部改动。曹操时期，曾让大臣们反复讨论以肉刑如宫刑、刖刑代替部分死刑的可行性。虽曹操自己偏向于可行，却终因分歧较大，未能实施。通过此事也可看出曹操对修改法律的慎重。后来在曹丕时期、曹芳时期都曾反复讨论此问题，亦不能决。该问题讨论时间跨度长达五十年以上，可以说这是曹魏时期唯一一个经过充分民主讨论的课题。明帝即位（226）后，令刘劭与议郎庾嶷、荀诜等共同制定新的《魏律》十八篇（《唐六典注》说是陈群制魏律十八篇，可备一说），具体内容已散佚，序文保留在《晋书·刑法志》中。从各种古籍转引、议论的《魏律》部分文字中，可以看出他的一些基本的内容。它包括《劫略律》、《诈律》、《毁亡律》、《告劾律》、《执讯断狱律》、《请赇律》（赇，贿赂）、《兴擅律》、《乏留律》、《邮驿令》、《惊事律》、《偿账律》、《免坐律》等；在刑法上，它包括死刑三大类（指砍头、腰斩、弃市）、髡刑四大类、完刑三大类、作刑（苦役）三大类、赎刑（除反抗朝廷罪外，其余可用金钱赎免的各类罪）十一大类、罚金（经济处罚）六大类、杂抵罪（如除名夺爵之类）七大类。魏仍沿用一年春秋两次判刑决狱的传统。《魏律》鉴于东汉末宦官专权的危害，曾专门制定了限制宦官的法律，故魏国始终不再见宦官干政之事。《魏律》仍保留夷三族制度。最初，夷三族的范围包括已出嫁的女儿、妹妹。如征西将军郭淮的妻子是王凌的妹妹，王凌因参与反对司马氏，被夷三族，连坐到郭淮之妻。御史（执法官吏）到前线逮捕郭淮妻时，郭淮手下的将领、各少数民族的部落首领数千人，向郭淮叩头要其给朝廷上表要求赦免其妻，郭淮不愿出面。御史已押其妻上路，大家都悲哭，他的五个儿子叩头流血，郭淮便命追回其妻，亲自上表给司马懿，终被赦免。毌丘俭被连坐三族时，其孙女嫁与颍川太守刘子元为妻，按律属于被连坐处死范围。这时司隶主簿程咸便上书说：“男人也不受外族人连坐，为什么女人要受两族连坐呢？”后来，魏朝廷便修改法律，规定夷三族时不再连坐已嫁出的女儿或妹妹。魏对大臣有鞭杖之刑。鞭打时要当众脱光裤子打屁股。在保留的《魏律》中，有不少军中法律，条款甚细，如《魏武军令》、《军策令》、《步战令》、《船战令》、《变事令》等。曹操治军以赏罚分明著称，军中法律严而细。蜀国在刘备夺蜀后，便制定了法律《蜀科》，惜其条文早佚。此外，诸葛亮还颁布《作匕首教》、《作钢铠教》、《作斧教》等有关手工作坊的管理条例，还颁布《五惧》、《六恐》、《七戒》、《八务》等约束官吏的法律条文，其执法的特点是严、明。与魏、吴二国相比，蜀国的法律更多的具有限制、打击豪族的倾向。

三国时期，虽人口稀少，仍多次发生大规模屠城事件。总结这些事件的发生缘由，主要有两大类：一、为报父仇，如曹操屠徐州数城，孙权屠夏口（今湖北汉口）；二、对反叛城市，如孙权屠皖城（今安徽潜山），司马懿屠上庸、屠辽东襄平城等。前者多少还受到一些舆论谴责，如曹操因屠徐州致使部下叛乱，丢了兖州。对叛乱城市进行屠城，似并不受指责，且还有功，似乎受当时法律与观念的一致认可。曹操在统一北方之前，曾制定“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律，即对被包围后才被迫投降之敌不予宽大。故官渡之战后屠杀袁部降卒七万余人，当时并无谁认为这不对。后来，曹操征关中时，曹丕镇守许都，河间田银、苏伯造反，其部众千余人被围后才投降，有人提议按法应一律处死，但程昱建议曹丕请示曹操赦免，后来这条法律亦修改了。曹操在丢失兖州后，曾发生夏侯惇被劫持为人质事件，当时其部将韩浩不顾夏侯惇的安危，率部攻杀叛军，后来曹操高度肯定了韩浩的作法，并将此作为法律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