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三国经济

东汉末期的大战乱，给各地经济造成程度不同的破坏，中原经济在东汉末年的混战中已经崩溃。曹魏统一北方后开始重建，其地盘虽大，经济实力最初却不强。南方东吴经济原本底子薄，在混战中又受重创，小农经济、城镇个体经济大多破产，豪族经济却在混乱中大鱼吃小鱼，得以发展。益州战乱较少，仍基本维持繁荣，蜀国地盘虽小，经济实力却在好几十年内可与魏、吴鼎立。三国相争，也是中原、荆楚、巴蜀三大经济区的角力。这还影响、甚至决定了它们以后选择不同的建设模式。魏国既然已变成一张白纸，便于重新绘图，便选择了以战时经济特征为主的模式。吴国进一步发展了豪族经济。蜀国政府试图维护汉代那种小农经济，又不得不将相当多的领域纳入战时经济模式，加之东汉以来旧豪族经济的持续发展，便成了汉、魏、吴三种模式的综合体。

长期战乱，使三国人口大为减少。两汉时期，最多的人口记录是五千万到六千万之间。建安年间的人口，公认只有战乱前的十分之一，即除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外，内地可统计的总人口约在五六百万，考虑到当时普遍存在的部曲、奴婢未计算在内，也不会超过一千万。曹操的谋臣蒋济曾说曹魏虽有十二州，人口却不过汉时一大郡。汉时人口最多的郡为汝南，有二百五十九万，即曹操在统一北方后其辖区内的总人口不会超过三百万。金城郡在汉末尚有三万八千四百七十户，战乱后仅剩不足五百户，后来经过一番招抚安插，也才一千余户。蜀国在亡国时向魏移交的《士民簿》上，载其全国“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但这也未包括大量的边远民族、大量的部曲和奴婢在内。东吴地区以前人口稀少，汉末混战，大量人口南移。据当时人提供的资料，仅从江西（江水之西，今安徽部分地）迁到江东的便有十多万户。到孙权称帝时已：“荆扬户口半天下”，故其又新增六郡五十七县，成为经济发展较快的一个地区。吴国亡国时有总人口五十二万三千户，男女二百三十万人。西晋灭吴后，三国地区进入统计范围的人口总数为一千六百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人，户数为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平均每户六点六人，总人口、总户数较汉代大幅下降，但平均每户的人口，却比汉代平均每户五人大幅度提高。它反映了部曲、奴婢的普遍存在，也反映出三国政府鼓励生育的态度。正因为人口太稀少，当时各军阀集团之间、国与国之间的许多战争，都把掠夺人口作为重要的目的之一。

农业是三国经济的共同基础。曹魏农业的特征主要是屯田，大体可分三个阶段：从建安元年（196）开始屯田到建安二十四年（219）为第一阶段，这时主要是民屯；此后到正始三年（242），为第二阶段，在民屯基础上又搞了较大规模的军屯；此后到魏亡（265）为第三阶段，是屯田制度逐步解体的阶段。曹操迎献帝后鉴于急需解决粮食问题，占领区内有大量的无主荒地，同时又有俘获的黄巾战士三十余万、男女家属百余万口，正好用来搞略带强制性的屯田。曹操专门设立了脱离地方行政系统、直属朝廷的“典农”部门，主管屯田之事。设典农中郎将为其长，秩二千石；下设典农都尉，秩六百石或四百石。曹操以枣祗、韩浩、任峻、国渊等人具体负责主办屯田。屯田点分布于曹魏辖区的多数地区，其中以荥阳、洛阳、许昌、汝南等地较集中。多数屯田民不久前还是造反者，在屯田的过程中必会有各种反抗行动，管理者唯有采用极残暴的统治手段，才能维持下去。屯田兴办之初，虽只是民屯，却采用了军事管理。为防止屯田民逃亡，专门建立“士家”制度，规定屯田“士”逃亡，其妻会被处死，其余家属将被收为官奴。士的女儿，只能配给士。在消灭袁绍势力、统一北方后，曹操经常利用各种外出征战机会抢虏大量百姓。如张辽攻袁尚不下，撤退时攻下阴安，将当地百姓迂回。曹操攻打荆州刘表时，亦将荆州的许多百姓迂回。被强迁的百姓略带俘虏性质（在当时被视为战利品，是将士授功的依据之一），也正好用于屯田。曹操名将邓艾便在曹操打下荆州时，随同其母、其乡人、其宗族被迁到汝南屯田（一说在襄城屯田）。当时他十二三岁，便参加了劳动。屯田民在屯田区域内，大体是每隔五里设一营，每营五十户至六十户，为最基层的屯田单位。在屯田之初，对屯田民采用“计牛输谷”的收租方法。规定用官府耕牛者，收成的十分之六交给官府，自得十分之四；若用私牛，则官府、自己各得十分之五。为什么会按牛及收成情况收租呢？这主要因为当时荒田太多，不必计较占田面积，同时在最初阶段只是广种薄收，经常抛荒，经常换地。后来在一些地区，收租的方法又有调整。经过枣祗的反复研究、多次建议，收租方法改为“分田之术”，即按收成分成。后来对新抢虏来的屯田民，还加大了剥削：第一年其收成与官府五五对分；第二年除五五对分外，还要承担某些国税；第三年除五五对分外，还要承担其他小农那种地租，即每户每年交绢二匹、绵二斤。总的看来，曹魏对屯田民的剥削是越来越重。曹魏的军屯基地主要设在淮南淮北，经常保持四万人，且田且守。民屯、军屯都是战时经济模式。曹魏在兴办屯田的同时，还将自愿返乡的农民、或从外地主动前来的农民安插为小农。对这些农民的剥削便要轻一些，规定每年每亩出谷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为促进农业发展，官府还组织力量开凿了大量河渠，既利农田灌溉，又利漕运交通。许多地方官员还把发展耕牛作为重要任务之一。如颜斐任京兆太守时，对无牛的家庭“令畜狗猪卖以买牛”，一两年后便达到家家有牛的水平。曹魏的农业迅速发展起来，为统一战争奠定了基础。

东吴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屯田。东吴强行利用山越及在外地征战时抢掳回来的人民在上虞、丹阳之江乘、毗陵（今江苏武进）等地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民屯，各有男女屯田民数万人；在庐江、皖口（今安徽潜山）还实行了万人规模的兵屯。东吴亡时，仓库中尚有存粮二百八十万斛。蜀汉仍较多地保留了传统农业。诸葛亮为加强成都平原的农业水利管理，针对豪强经常武力争水等，专门用一千二百名兵士保护、管理重要水利工程都江堰。蜀汉在汉中等地亦设有军屯点。

在手工业管理方面，曹操在平定河北时便设置了直属朝廷的“司金中郎将”、“司金都尉”、“监冶谒者”等管理冶铁的机构。官府利用刑徒、俘虏等开办大型作坊炼铁等。韩暨任监冶谒者时，推广了以水利鼓风冶铸的水排，效率在传统的马排基础上提高三倍，又大规模地用煤炼铁。通过十余年的努力，曹魏终于由缺铁变为“器用充实”。在丝织业方面，曹魏也在较短时间内恢复了一定规模的生产，并通过马钧改革“十二镊绫机”，较大地提高了功效。朝哥的罗绮、清河的缣总、房子的绵纩、襄邑的锦绣等丝织品在短期内得以恢复。上党平阳所产的麻布，又重见于北方市场。东吴也设立了专门织锦的官营作坊，有女工千数，规模不大。其民间的织麻业较普及，人民普遍使用麻布衣物。会稽的铜镜业、武昌的刀剑有一定影响。东吴的陶瓷制造业相当发达，青瓷生产处于三国中的领先地位。东吴造船业特别发达，在番禺（今广州）、侯官（今福建闽侯）、横藇（今浙江平阳）都建有大型官营造船中心。当时的江船，最大的已上下五层，可载三千人，货船可装货五百石。

蜀汉政府曾用较大精力抓蜀锦生产，并将其外销。诸葛亮在颁布的教令中曾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可见织锦业对蜀汉之重要。成都是蜀锦的主要生产基地，官、私作坊集中，“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成都城因此又名“锦城”、“锦官城”，流经成都的江因此得名锦江。蜀汉赏赐将军多用锦，动辄千匹，调拨军资也多用锦，动辄数十万匹。魏吴商人通过种种渠道贩运蜀锦。山谦之《丹阳记》说在各地的锦中，以成都的最好，因此魏、吴商人都到蜀地去买。曹操在百战之际，还曾亲自派人入蜀购锦。相传曹丕收藏蜀锦甚丰，一次新得蜀锦后曾叹道：“前后每得蜀锦，殊不相似。”蜀汉亡国时，库中仍有“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此外，当时成都生产的一种麻织品“黄润细布”，也是一种传统的名产品，其特征是非常精巧细薄。一般将整匹布卷在竹筒中保管并出售，清香扑鼻。该布价格极昂，左思《蜀都赋》说“黄润比筒，赢金所过”，是一种高级奢侈品，主要为夏装所用。蜀汉时期还进一步改进了用天然气制作井盐的技术，使井盐的产量有较大提高。从最近数十年的考古发掘资料看，蜀汉时期的冶铁业、冶铜业、漆器制造业皆以官营作坊的产品最多，产品上往往有一些铭刻文字，记录了生产该产品的作坊、工匠的名字等，是当时质量考核的重要依据。其铜器产品，已发现的有镜、弩机、釜、甑、壶、钵、盘、箸、耳杯、洗、马俑、摇钱树等。蜀汉冶铁作坊继承了东汉晚期生产百炼钢的技术，普遍将其用于造兵器。诸葛亮《作刚铠教》曾规定“敕作部皆作五折刚铠”。五折，即至少必须经过五次烧红后的折叠锻打、淬火等工序，当时的剑、刀、矛等要经过数十折甚至上百折。蜀剑、蜀刀是三国中公认的名产品。蜀汉蒲元是当时有名的铁匠大师，他创造了“淬火法”，所造之刀十分锋利。相传他曾在斜谷为诸葛亮造宝刀三千口，皆能削铁如泥。又传他淬火时，对水质很讲究，只用成都的江水。蜀汉时期，漆器制造业也非常发达。近年在安徽东吴墓葬中发现了一批蜀汉官营作坊生产的漆器，异常精美，上有“蜀郡”、“蜀郡作牢”等铭文。蜀汉时期，巴蜀的种茶业也在以前的基础上有了一定提高，开始用茶与东吴、与边远地区的兄弟民族交易。

在商业方面，三国有很多共同的制度，如城市中商品交易只能在指定的商贸交易中心“市”中进行，一般的街道建筑不得当街破墙辟门开商店；多数“市”都建有围墙、市门等，由专吏统一管理。邺城（今河北临漳）迅速发展为曹魏辖区内的最大商业都会，曹操将新占领区的一些富户和工商业者迁到这里，使其发展很快。左思《魏都赋》说邺城内设置有三个大的商贸中心“市”，来自全国各地的商品和商人在这里进行大小规模不等的交易。市内中心建有高大的亭楼，有专吏在上管理，各种商品分区排列，交易时间大致从清晨到中午为止。此外在一些特定地区，还设有“马市”等专业市场。曹丕迁都后，洛阳也迅速发展为商业中心城市，豪门、商贩云集，渐渐恢复了往日的一些繁荣。在屯田区，管理者也建立了“市”，把屯田部门的一些产品在市上出售，以获取商业利润。多数城市却很难在短期内恢复元气。如过去的六大都市之一宛城，曹丕去视察时因太冷清，参与交易的商品也太少，曹丕因此拘捕其太守。刘备收复巴蜀后，一度感到经济困难，采用刘巴的建议，用官吏管理市场，对若干商品限制物价，打击不法商贩，征收商税，很快改变了经济困难局面。成都“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市场规模远超过邺城，且私营商业较为发达。南中地区的金、银、漆、朱砂、牛马也源源不断地流入蜀中，成为蜀汉政府的一项重要经济收入。东吴的建业，也是一大商业城市。其城内有三个大市，另外还有许多市场就设在江边码头上，“楼船举帆而过肆”是其特有的景观。在东吴，还产生了一些拥有“商船千艘”的巨商。汉时一般由仆役奴婢等入市采买，有身份的人绝不会自己入市买商品。三国时期这种传统的贱商观念已有明显改变，许多士大夫也入市采买游玩，“衣冠无不游行市里”，反映出商人地位的提高。

三国政府都对部分商品实行专卖（即由官府垄断经营）制度。曹魏实行专卖的有食盐（百姓可以生产）、冶铁和铁产品、酒、胡粉（铅粉）、大木料及部分地区的竹子。蜀国实行专卖的有盐、铁。东吴曾实行酒类专卖、珠类专卖。

三国政府都征收商税。在军阀混战时期，各军阀利用一切手段四处设卡乱征税，税率很高且不统一。当时基本不能进行正常的远距离贸易，许多商品交易活动被迫停止。如曹魏任嘏“家贫卖鱼，会官税鱼，鱼贵数倍”。东吴个别地区也曾出现过高鱼税，如“黄鱼一枚收稻一斛”。曹丕为丞相时，曾下令征收十分之一的关税，这里的关税主要针对进出境商品，这虽较混战时大为减轻，但作为关税仍很重。东吴在诸葛恪为太傅时，曾“除关税”，完全免除官税。到曹魏中后期，税目逐渐增多。如以保护耕牛为由，开征牛肉税等。东吴孙皓曾征收财产税，即所谓“算缗”。

三国时期，货币混乱，实物交换再次流行。董卓乱政时，钱币减重，小钱乱制，物价狂涨，进而发展为实物交换二十余年。曹操任丞相后，下令禁用小钱，统一使用朝廷新颁发的五铢，俗称魏五铢。因其钱稍重，物价又贵，许多人毁钱炼铜。朝廷因铜资源紧张，难以继续增铸钱币。于是，货币严重短缺，物价狂跌，谷价太贱，又影响了农业。曹操被迫宣布停止使用五铢钱，民间主要实行实物交换。曹丕在黄初二年（221）三月下令再次使用五铢钱，仅七个月后便因谷贵第二次停止使用。此后，北方广大地区流行以谷子和布帛为一般等价物，进行实物交换。但此后，民间又流行“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即在谷、绢上弄虚作假。官府曾以严刑打击，仍不能制止。太和元年（227）又第三次下令使用五铢钱，直到晋朝。

刘备入蜀后，军用开支无所出，便用刘巴的建议，铸造值百钱，即一钱值一百钱的大面额钱。相传刘备甚至取帐钩铸铜钱。虽然刘备的军用开支解决了，但却造成货币大贬值。新铸大额钱的实质是掠夺存钱者，受害最大的是益州土著豪族。值百钱最初重八铢，径一寸一分；后来减至四铢，径七分；后主时重不足半铢，非常轻、薄、小。蜀汉也铸有五铢，钱面有内外廓，形体小，字画粗，径二点一厘米，重约二点五克。蜀汉还铸有一种“传形五铢”，“五”字在左，“铢”字在右，“铢”字的朱在左，金旁在右，为汉“五铢”二字的反书。其钱径二点二厘米，厚零点一厘米，无廓，孔径零点九厘米。各种钱越来越轻，当它们减到最小时，政府也就完全失去了信任，也就面临亡国了。与此同时，实物交换在蜀汉许多地区、许多场合流行起来。

东吴的币制一度也很乱。孙权借鉴蜀汉的经验，于嘉禾五年（236）下令铸一当五百钱，径一寸三分，十二铢，严禁私铸；两年后，又铸“当千钱”，径一寸四分，重十六铢；后来还铸过值二千、值五千的大面额钱。与此同时，币值很快暴跌，物价乱涨，违法犯禁者太多，法不能禁，孙权只好又于赤乌九年（246）下令收回大面额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