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经学研究的继续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失去一家独尊的地位，于是有人认为，盛极一时的两汉经学，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完全衰竭了。其实并没有就此衰竭不振，而是大有发展。对此，王仲荦在《魏晋南北朝史》中作了精到论述，他认为可从两方面来分析。第一，用两汉那种儒家思想来继续统治民众、欺骗民众，已经行不通，统治者不得不在儒家思想以外，利用玄学思想和佛教思想，作为统治民众思想的工具。因此，在儒家思想之外，玄学思想、佛教思想以及形形色色的带有宗教色彩的思想，充塞了当时的思想界。第二，尽管玄学思想和佛教思想有了蓬勃发展，但不能认为经学从此一蹶不振了，因为儒家思想对巩固社会的伦常秩序来讲，是最适合的，它既没有玄学思想带有的那种消极因素，又不像佛教那样存在分割民户影响国家租调收入和兵源的危险，所以朝廷还是要发展儒家思想。当时设立的国子学里，儒家经典仍然是国子学生修习的主要科目。也就是说，在此时期玄学和佛教非常活跃，但儒家思想的影响很深，占有牢固的统治地位。当时也出现某些玄学家用玄学思想来改造儒家思想，但始终没能推翻儒家学说。只是在注释中限于一定范围内用玄学思想来补充儒家不大讲的性命、天道等学说，这在某一定意义上也可说是对儒家思想的丰富。

《正始石经》（魏正始二年立）。又名《三体石经》，用古文、篆书和隶书三种字体书刻，建于洛阳太学门前（今洛阳偃师县）。石经内容有《尚书》《春秋》，共二十七块。后佚，有残石出土。

《道行品法句经》第三十八（前凉写本）

观世音像石座（东魏武定五年即547年）。方座铭记信佛之原因。

此时的官学、私学都有很大发展，许多鸿生大儒广招生徒，传授经典，著书立说，尤其在北朝“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北史》卷八一《儒林传·序》）。正由于官学、私学的发展，带来了经学的继续发展。著名的经学家及著作在这个时期大量涌现。此时的经学，有其独特的成就，何晏《论语集解》、杜预《左传集解》、范宁《穀梁传集解》、郭璞《尔雅注》在经学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还有字书《玉篇》，收采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六字，大大超过前人之著。韵书《切韵》综合古今南北语言，吸取前人韵书长处，奠定汉字音韵学的基础，这些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