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侵金之战——边堡塞内诸战役，双方战略指导

一、金国战略指导

金人占有中以后，其女真族主力陆续内移。金熙宗时（公元二三五——一一五三），创行“屯田军”制度，其法系将女真人契丹人内徙，在各村落间筑垒以居，给以括收之民户良田，有如驻防或武装移民，用意端在监视汉人，军费直接徵用于被征服之民户。及杂居既久，互通婚姻，不惟汉化渐深，终于被汉人所同化。或则耕而不芸，任田荒芜，纪律既弛，战斗技能亦渐退，不复为昔之雄捷。

至于金之军队，犹保存昔日英名而已，仍以千人长为猛安，三百人，或百人长为谋克，谋克之副为蒲里衍，士卒之副曰阿里善，以十谋克即三千人（或千人）为一猛安，并限定非是女真人不得为猛安、谋克，以保持其主令之抦。其他各降人军队，则用其旧法，置长史以监其军，使分隶于诸总管府、节度使，以听猛安调用而已。自金章宗即位以来（却宋孝宗淳熙十六年公元二八九），欲其女真人才兼文武，乃令各执掌兵柄的谋克猛安要科举进士，从此将土各习文弱。及后兵将皆难满额，乃改为二十五人为一谋克，四谋克为一猛安，是由三千人改为百余人了。而每谋克二十五人中，除旗鼓各一人，火头五人，其任职者不过十八人耳。

是金女真之旧军制已不能成军。

此外金国尚有因袭辽军遗制，改编其异族投降之人为轧军，更保留有地方性之投降军队称为义军，如花帽军等。其军备可谓相当复杂，而纪律亦不严整。女真族俗本笃劲，壮者悉以为军，自备武器兵粮，以猛安（千夫长），谋克（百夫长）统之，将勇而志一，兵精而力齐，堪称为强者。然金于短期内，吞并契丹，摧噬北宋，发展过速，所得成果过大，而其成果非一时所能消化，为求急速生效，乃以汉制汉，延用中国习俗，是后女真络续内移，汉金杂处，潜移默化，汉化盆深，武备因而日渐退化。

金主永济闻蒙古主成吉思汗来攻，大惧。乃命西北路招讨使钮祜禄哈达请和于蒙古，而成吉思汗不许。金主乃命平章政事（丞相）独吉思忠、参知政事（副丞相）完颜承裕，行省事（得专兵事政治之权）于抚州（今察哈尔省张北县北）。西京留守胡沙里、执中，行枢密院事（得专兵权于西京方面），以备蒙古。

金主又集三品以上官共议兵事，争论莫决。尚书令史（朝房秘书处长）李英上书言：“比来增筑城廓，修完楼橹，事势可知，山东、河北不大其声援，则京师为孤城矣。”金主召平定州刺史赵秉文论备边之策，秉文言：“我军聚于宣德（府名治在今察哈尔省宣化），城小列营其外，涉暑雨，器械弛散，人且病，深秋敌至，将不利。可遣临潢（在今热河省林东县，时为临潢府屯大军以备长城之防）一军，捣其虚，则山西之围（指蒙古围夏事）可解，兵法所谓“出其不意，攻其必救者也。”金主不能用。（上引见续通监卷百五十九）

初，金主不知蒙古之将大举入侵，故对蒙古军南征之情报，不特置诸不问，反而加罪于报告之人，以致对蒙古军之作战情报，一无所知，故亦未缮备军备，而疏于对北边之警戒。

二、蒙古侵金之战略指导

蒙古族以游牧为生，部落组织，概同军旅，民众全年野居，生而战斗，孩提即习骑射。其初兴也，军伍编组未备，兵役制度，沿袭女真之全民皆兵制，乘马武备，率由自备。每兵随身行李，计有革制甲一，兜一、小帐一、革囊一、锅一，囊以盛乳、锅以炒米，武器则有弓一、斧一、刀一、矛一。其进军时，则有畜群随军，以补给乳肉，至于马匹，则从不带草秣，仅寻水草以供畜食，其军队编组，概于金军仿佛，千户以上，更有万户，分层统隶诸军。其军制详本卷第一章。

成吉思汗为复金人杀其从曾祖俺巴孩汗及其叔祖斡勤巴儿哈汗之仇，于继承汗泣之始，即议优金，当时蒙古部众及附属部落一致拥护此一报仇雪耻之政策，但远隔广漠，大军南征，准备需时，未敢轻动，更加对于金之边堡长城望之生长，知难突破，既突破亦不便袭击，故成吉思汗基于伐金之决议，以五年时间，从事在金边堡长城以外地区作战争准备，其准备要项：

一、为肃清西北边境：太祖元年命忽必来征合儿鲁，者别追击古出鲁克，明年复遗长子术赤饭右翼军征和林西北诸部，剿抚并用，以至诸部纳款请降，西北宁靖。

二、排除进军南伐之右侧障碍：成吉思汗二年，即宋宁宗开禧三年金章宗泰和八年（公元1207），成吉思汗亲自西征，并劝吉儿吉斯来降，至成吉思汗五年（即宋宁宗嘉定三年金街王大安二年，公元1210）西夏请和，大军南进，右侧有所保障。

三、安定后方：太祖三年，续向西北拓展，四年畏兀儿来降，六年哈刺鲁来降，至是背侧悉定，予南征大军以后方安定之保证。

同时一面造箭制盾，秣马厉兵，勤修军事，以备战争，一面遣使分赴藩属诸部，徵兵助战从征，以壮大声势。一面运用谋略，一以掩蔽金主之视听，而秘匿自己之备战企图，一以招抚金之戍边部将，策反来归，以为大军进讨之内应，另一方面则积极罗致贤才，弃嫌仇，任智勇，于是将有四杰，即孛幹儿出、木华黎、博尔忽、赤老温。战有四犬：为忽必来，者勒蔑、者别、速不台，实则皆是能冒险犯难，智勇兼全之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