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侵金之战——边堡塞内诸战役，战前一般形势

一、蒙古之初兴与金之结怨

蒙古部族，向受金朝统辖，其部族中始有汗号则自合不勒汗（成吉思汗三世祖）起，统辖蒙古诸部。金主闻蒙古有合不勒汗其名，召见之，欲使之安定北方以为屏藩，故礼遇甚优。合不勒汗体健，食量过人。1日合不勒汗酒醉失态。金廷左右呵其无礼。及酒醒谢罪，金主笑释不问，厚赠而遣之归。合不勒汗甫行不半日，金之大臣，谓：“纵去此人，将为边患。”金主乃复遣使者要之返。合不勒汗不受命。使者执之。合不勒汗乘闻脱归，使者踵至。遂杀使者。由是金蒙交恶。后来合不勒汗病卒，七子不立，而立从弟俺巴孩继汗位，是为俺巴孩汗。

初蒙古与塔塔儿因事构兵，塔塔儿酋长为蒙古格杀，塔塔儿饮恨于心。其后俺巴孩线女于塔塔儿，自往送之。塔塔儿为报杀酋之仇，遂执俺巴孩献于金主。金主以合不勒汗会杀其使臣，乃钉俺巴孩汗于木驴之上而杀之。至是蒙古部众共立合不勒汗第三子忽图拉为汗。（上引冯承钩成吉思汗传二章）

先是合不勒汗之长子斡勤巴尔哈汗，亦经为塔塔儿执送金朝处死。于是忽图拉汗纠集诸部谋复仇，举兵与塔塔儿大战者十三次，又侵入金界，败金兵于境上。金遣兵讨，连年不能克，乃议和，并割地之让之，筑长城以防之。至是蒙古声威始盛，遂与金国抗礼争衡。忽图拉亦成为蒙古之英雄，时金熙宗皇统七年，宋高宗绍兴十七年，公元1147年前后之事也!当女真族金朝之与也，统制之广，已遍及蒙古全境。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以后，即金世宗大定元年（公元261）以后，燕京有童谣曰：“达达来!达达去!赶得官家没处去!”金世宗闻之，惊曰：“必是蒙古鞑靼人将为我患。”乃下令出兵剿之，极于大漠穷荒。尔后岁岁出兵北边态行杀戳蒙古族人颇众，谓之“灭丁”。直至金章宗明昌年间（以宋光宗绍熙元年公元一一九○年为元年），始停止“灭丁”政策，蒙古人方敢滑回本土，重行繁聚。而蒙古民族对金人之残酷手段，则怨恨入骨，“灭丁”之仇，累世不忘矣!（蒙兀儿史记卷二）

二、蒙古之叛金

蒙古铁木真初起，因惧于塔塔儿与札只剌部之合作而联军征讨，乃使出离间之计，以造成金人出兵声讨塔塔儿。铁木真又以“挟天子令诸侯”姿态，帮助金军击破塔塔儿。以此军功，受金朝封为北方招讨使。于是铁木真一变而为铁木真汗，集兵四出征讨，统一汉北，遂为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编练所属及收降之各部族俱成为军队，故其实力日日雄厚。兼之成吉思汗宽仁有度量，深为部众所爱戴，于是归附者日众，乃进而向西南两方面拓展疆域。命长子术赤征西北部族，自己亲征西夏。同时他派出人员笼络本国已亡而投降于金之契丹人，冀协力解脱金朝之压制为理由，据劲他们为蒙古工作，到处作颠覆金朝之活动。会金国新易君王，亦有机可乘。缘宋宁宗嘉定元年，即元太祖三年（公元二一○八）参，金章宗璟卒，无子，其叔街王永济嗣位（即金废帝）。永济柔弱无能，不孚众望，朝中将士多离心。时铁木真虽已称尊于漠北，在名义上仍奉金为上邦。成吉思汗以前曾见过街王，卫王即位后，循例传使所属藩国。使者至蒙古，成吉思汗问金使曰：“新君为谁”？使曰：“卫王也”!成吉思汗遽南面唾曰：“我谓中原皇帝是天上人作，此等庸儒者亦为之耶!何以拜寻为？”言罢，即乘马北去。卫王闻之，大怒。乃遗兵分屯山后（今山西大同及察省张北万全一带），欲俟成吉思汗入贯，就其进场之时而杀之。然后引兵深入。会金守西北之礼军，有降于蒙古而泄其事，成吉思汗遣人伺之，果实，遂与金绝，并严兵以僻南征，（多桑蒙古史，一卷四章）

金国自从与南宋在宋孝宗乾道元年（公元二六五）和议后，金宋双方，维持和平卅年。此卅年期间，金朝南宋南北社会，都保持承平气象，可以说是宋金对峙中一段难得之黄金时代。

金世宗于大定廿九年去世。（即宋孝宗淳熙十六年公元二八九）。宋孝宗于是年亦倦勤退位。及光宗即位不久，因病不能视事，内舜嘉王，是为宁宗。宋宁宗以韩佗胄用事，欲乘金章宗怠于政事，边患起于蒙古之机，大倡恢复中原之论。在开祷二年（公元2106）宋宁宗下诏北伐。金兵卅万，亦分九路大举南下，是年多西蜀吴曦降金，东路金兵直迫锡州，江南大震。佗胄见局面不可收拾，乃遣使求和，是为嘉定和议，时为宋嘉定元年（公元1208）和约重要条款如下：（1）两国境界如前，金以所侵土地还宋人。（2）恢复靖康故事，金宋仍为伯侄之国。（3）增加岁币为银绢各卅万两匹。（4）宋另以犒军银三百万与金。

三、蒙古侵金之谋

宋宁宗开禧二年春（公元2106），蒙古斡难河上大会，铁木真被选为成吉思汗，岁次丙寅。是为我国史上元太租元年（按蒙古太祖至宪宗，皆未建年号，此乃后人追述）。成吉思汗既即大位，乃大封功臣，明定位序。以孛斡儿出为右翼万户，木华黎为左翼万户。纳矛阿为中军万户，计功臣封万户千户者共九十五人。

蒙古对金人杀其宗亲大仇，迄未忘怀。会金降俘来报，具言金主肆行暴虐，乃定议对金南征。成吉思汗察于大军渡漠，远程南伐，势必准备需时，策划万全，方克奏效。于是彼为完成此一远程艰巨作战，确实把握胜利计，乃于积极作战准备外，且善为谋略，以开战胜之先河。其显著之策划，概为：

一、拓展疆域，以巩固基地，先排除西方及北方之乃蛮及蔑儿乞等残余敌对力量，使远征军无后顾之忧，背侧安全，可以放胆南进。

二、争取与国，招降邻近小邦，拉拢守在绥远之东胡汪古部，西夏和识，鼓动契丹人反金复国，以孤立金廷。

三、征召各国降服之军从征，以壮大声势，对金人在精神上先予以严重之打击。

四、用间策反，暗中结纳为金守御长城以北之汪古部长阿剌忽失的斤，期于战争开始时，率众来附，作为进军向导及内应。

五、封锁情报，同时以假意敷衍金人，而掩匿整军出征诸企图。（下引见续资治通监卷百五十九）

当蒙古积极备战之际，此项情报，终为金守北鄙边将纳哈买住所侦悉。纳哈买住以此情报极为重要乃奔告于金主，金主永济曰：“彼何敢然？且无衅，何能人犯？”纳哈买住曰：“近见蒙古已迫服其邻邦，而修弓矢甲楯不休，凡行营则令男子乘车而惜马力，其意非图我而谁？”金主以其擅生边隙，囚之。盖金承平日久，人皆畏战求安，金主基于此种内情，故藉此以抑止典边事者。此为金大安二年，成吉思汗之五年（公元1210）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