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宋仁宗

宋仁宗赵祯（1010—1063）　真宗第六子，初名受益。李宸妃所生，被刘后夺去养为己子。天禧二年（1018）立为皇太子，乾兴元年（1022）二月即皇帝位，不足十二周岁，朝政取决于刘太后。明道二年（1033）三月，刘太后死，才开始亲政，时年二十三岁。

仁宗亲政后，对刘太后执政时所用的一班朝臣颇多猜忌，以裁抑侥幸为名，罢去吕夷简、夏竦、张耆、陈尧佐、范雍、赵稹等一批朝臣，而以张士逊、李迪为相，试图刷新政治。这班朝臣中，吕夷简老谋深算，不久即恢复相位，辅佐仁宗的时间最长，实际施行的仍是因循守旧的所谓“祖宗之法”，保持多年的太平时间，而由此所造成的历史积弊，也接二连三地暴露出来。

在内政方面，冗官、冗吏、冗兵已非常突出，朝臣屡次提出尖锐批评，可仁宗对此却束手无策。如庆历六年（1046）时，军队已从太宗时的十八万人，真宗时的四十万人，增加到八十万之多。再如冗官，真宗景德中为七千九百八十五员，至仁宗皇祐元年（1049）增加到一万七千三百余员。由于土地兼并严重，这年财赋收入只有一亿二千六百二十五万有奇，比真宗时大大下降，开支之外，几无剩余。主管财政的三司颇感困难，不得不多次向皇帝掌管的内库借钱支用。有时，仁宗下诏不许三司借用，三司只好转嫁于民间，引起社会的种种矛盾。

由于北宋长期的守内虚外，边防能力大为削弱，西夏强大后，与宋的矛盾公开化。宝元二年（1039）夏王李元昊称帝，要与宋平起平坐，仁宗加以拒绝，引起元昊不满。康定元年（1040）正月，至庆历二年（1042）闰九月，宋夏发生三次大战，即三川口、好水川、定川砦之战，均以宋军大败而告终。只是由于夏国较小，没有进一步的攻击能力，以及夏辽矛盾的发展，才使夏与宋订立和约，表面上向宋称臣，实质上宋每年要以赐予的形式给夏国银、绢、茶等二十五万五千（两、疋、斤），称为“岁赐”。

正当宋夏战争激烈进行的时候，契丹趁机向宋施加压力，庆历二年（1042）遣使至宋，又要索取“关南地”，经过几番交涉，这年九月，宋仁宗遣富弼出使辽国，答应每年增加岁币绢十万匹，银十万两，与契丹再次和好。这次的岁币定名为“纳”，其实与“献”“贡”无大差别，意在表示宋弱辽强的一种不平等关系。

在辽夏进逼之下，宋廷加重了对百姓的剥削，内部矛盾公开爆发，士兵与贫民发动多次起义。如庆历三年（1043）的京东地区有王伦起义，京西有张海、郭邈山起义。次年有保州（河北保定）士兵暴动。庆历七年（1047）又有贝州（河北清河）王则的起义，等等。北宋社会这种剧烈的阵痛，不时发作，表明了社会矛盾已到了相当尖锐的程度，逼迫宋仁宗不得不表示要进行改革。

本来，自太宗末年以来，在社会经济恢复发展的同时，三冗现象不断加重，官僚机构臃肿，吏治逐渐腐败，改革的呼声也日益高涨。至庆历三年，仁宗任积极主张改革的范仲淹为参知政事，韩琦、富弼为枢密副使，与宰相章得象共同执政。朝廷并以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等为谏官，积极支持范仲淹。为了保证改革措施的推行，仁宗原以夏竦为枢密使，因其在宋夏战争中表现无能，改任杜衍代替。这一班人中，社会名流很多，敢于直言，士大夫们交口赞誉，认为他们可以大有作为改革弊政了。宋仁宗召见范仲淹、富弼等人，礼遇之外，对改革表现出特别的急切，多次催促执政大臣要马上拿出一个使天下太平的方案来。

但是，宋廷君臣把改革的前景估计得过于乐观。庆历三年十月范仲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方案陆续颁布，称为“庆历新政”。改革派本想雷厉风行，可是次年五月，便遇到了极大的阻力，难于推行。守旧派官僚伺机而动，宰相章得象暴露出反对新政的真面目，支持御史台的官僚公开攻击新政官员结成“朋党”，并诬蔑范仲淹等欺罔朝廷，独揽大权，“怀奸不忠”等，离间仁宗与新政官员应有的信任关系。同时，那个被世人指为“奸邪”的夏竦，向以搞阴谋活动而见长，此时也大耍手段，令其女奴模仿石介手笔为富弼撰写废立草诏，谎称富弼要“行（伊）尹、霍（光）之事”，废掉仁宗，以便构成大逆不道的罪状。这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陷阱。事情传出后，范仲淹不自安，激流勇退，以防秋为名，于庆历四年六月宣抚陕西、河东，离开京城。同年八月，富弼也借机出朝，宣抚河北。仁宗不辨真假，听之任之，使反对派更为大胆，攻击矛头指向支持新政的文士刘巽、王益柔、苏舜钦（杜衍女婿）等十余人，说他们诽谤讥讪周公、孔子。甚至卖点官衙的废纸用于宴饮，也被反对派扣以贪污的大帽子，把他们赶出中央。守旧派王拱辰，时任御史中丞，掌握台谏，得意忘形地说：“我把他们一网打尽了。”庆历五年（1045）五月，杜衍、韩琦、欧阳修先后被贬出朝，各地支持新政的转运使大都被加以“苛察”的罪名，或调或贬。此后，守旧派控制朝政，朝臣都害怕谗言致祸，不敢挺身而出。仁宗对改革也不再感兴趣，短暂的“庆历新政”就这样结束了。不过，这只是改革暂时受挫，因为社会矛盾依然如故，要求改革的官僚不可能放弃他们的主张。

宋仁宗之所以对改革不坚决，遭到风吹草动就收兵退缩，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是此时财政收支大体平衡，社会阵痛虽不断发生，但都能很快平息下去，不改革仍然能过下去。大范围的改革虽然失败，但小范围的局部改革却能在各地不断推行，如田京知沧州，在无棣县（河北无棣境）均田税，蔡挺知博州均聊城（山东聊城）田税。再如庆历八年至皇祐五年（1048—1053）李参任陕西转运使，在当地推行青苗钱，即在春夏之交百姓缺乏粮食时，可向官府借贷官钱，待庄稼熟后再偿还。还有两浙地区将差役中的衙前役改为雇募的方法等，都不同程度地缓和了一些社会矛盾。

从上述事实可知，仁宗朝既是社会矛盾的一个多发期，说明社会弊端已相当突出，同时，总的来说仍是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期。仁宗采取许多措施，如兴修水利，下诏在各地兴办官学，拨赐学田作为办学的经费，并赐印本九经等书，培养了不少人才。又大力发展科举事业，选拔了相当数量有才干的官员，充实到各级政府，维持了政治稳定的局面。正因为如此，科技事业也有不少突出贡献，校订了大批医书，制成了针灸铜人，毕昇的活字印刷也在这个时期发明出来，充分展现了这个时期宋代科技文化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

从仁宗个人性格上看，他比较宽容，能够纳谏，这是人才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如皇祐二年（1050），仁宗听从后宫张贵妃之言，一日之内，除授贵妃伯父张尧佐四使（宣徽使、淮康节度使、景灵宫使、同群牧制置使），意在使张尧佐下一步爬上执政的位置。结果引起台谏官的极大不满，谏官包拯上殿奏事，言辞激烈，唾液溅到仁宗脸上，仁宗亦未见怪。其他如大臣们因事被贬，旋亦复用，基本上没有大的压抑人才的现象。故而，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包拯、蔡襄等能为仁宗所用，成就了不少利国利民的事业。仁宗坚持祖宗之法，有时亦能突破，如皇祐四年（1052）广南侬智高反叛，声势浩大，仁宗拜狄青为元帅南征，并听从狄青意见，打破常规，不设监军，结果在皇祐五年（1053）正月昆仑关一战成功，使南方地区得以稳定。

嘉祐八年（1063）三月，仁宗去世，举国哀痛，这在宋朝皇帝中是普遍得人心的一个，所以取庙号为仁宗。仁宗曹皇后为了收买官僚，在皇帝大丧之时，下令对各级官僚进行赏赐，结果把累年积蓄消耗殆尽，有些地方无钱赏赐，竟向民间预借，国库更加空虚。

评：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真正掌握实权只有三十一年。这一时期，北宋社会政治上因循守旧，“祖宗之法”已是弊端百出，想改而难行。经济文化仍在持续发展，财政收支平衡，不改犹可过得下去，故仁宗对改革决心不大，稍一受挫就偃旗息鼓，积贫积弱局面只能是日益加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