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拼图——忽必烈师从八思巴

萨斯迦班智达1251年在凉州去世，临终前，他将法王之位传给了他十七岁的侄子八思巴。八思巴成为萨斯迦第五任教主。此时，当政不到三年的贵由汗已死，汗位从窝阔台系转到了拖雷系。阔端没有公开反对蒙哥，免遭杀身之祸，但由他支持的萨斯迦派，也不再具有垄断藏地各教派的领袖地位了。

八思巴像

蒙古建国后，佛教通过两条途径与蒙古人接触，一条是西夏国，另一条是金国。蒙古的邻国西夏是佛教盛行的国家。藏传佛教正式传入蒙古地区，肇始于窝阔台汗之子阔端对西藏的军事占领。阔端与萨斯迦班智达所达成的是一项政治协议，目的是利用萨班在整个藏区的影响力使西藏归顺。

蒙古人一旦接触到了佛教，其内心特别容易接受。藏传佛教与蒙古人固有的宗教萨满信仰有着某些契合之处，身为游牧和狩猎民族的蒙古族和半游牧、半农耕的吐蕃人在习俗上比较接近，萨满教与吐蕃人的原始宗教苯教或有相通，文化亲和力颇多。尤其是佛教的密宗，依赖师徒口耳相传，个体差别性极大，所以更具神秘性。

八思巴（左）与忽必烈（右）

忽必烈早在1240年就曾将中原的名僧海云禅师召赴漠北问对。蒙哥汗时，忽必烈奉命远征大理，1253年抵达六盘山驻营，他已久仰萨班之名，当使者驰至凉州时，才知萨班已经死去，于是就把新教主八思巴召请到军营。随行军中的忽必烈王妃察必先请八思巴传授喜金刚灌顶，受其影响，忽必烈也要求接受灌顶。灌顶后，八思巴被奉为忽必烈的上师。“上师”就要坐于弟子的上座，这使忽必烈十分为难。经察必调解，双方约定：今后八思巴讲授佛法时，可以坐上座，吐蕃之事先征求八思巴意见再下令旨；忽必烈处理政务时坐上座，八思巴不得干预朝政。

忽必烈师从八思巴，接受密宗灌顶，这对后来元朝的宗教政策和对西藏的政策都有十分重大的影响。1254年，忽必烈颁布《优礼僧人诏书》，表明自己皈依佛法，尊礼上师，对萨斯迦派僧人及寺院做了不损害之保证，还免除了僧人的兵差税役。

1260年，忽必烈开平称汗，立即封八思巴为国师，授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1270年，八思巴晋封“帝师”，另赐玉印。确立藏传佛教为国教，被认为是改变了成吉思汗确立的多教并存、自由信仰的国策，其弊端在未来的数十年中逐渐显示出来。1258年，忽必烈亲自主持“佛道之争”，明显倾向和袒护了佛教，即位后又对全真道教进行了打压，而且从心理上，与先后皈依伊斯兰教的四大汗国愈行愈远。

1264年，忽必烈迁都大都，设置了管理全国佛教事务的总制院，后改名宣政院，由八思巴领院使，忽必烈命其返回萨斯迦建立西藏行政体制。总制院下属三个互不统属的宣慰使司，直接管理西藏地区的一切事务。忽必烈颁给八思巴一道诏书，史称《珍珠诏书》。与十年前的《优礼僧人诏书》不同，这是蒙古大汗对西藏各教派下达的诏书。这道诏书奠定了元朝所执行的“政教并行”的原则，忽必烈在国家世俗事务和宗教事务之间划定了明确的界限。这不仅是元朝一代的国家定制，也为元之后历代王朝所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