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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拼图——八娼九儒十丐

历史大观园 宋元文明 2020-07-06 22:47:15 0


儒指读书人,在中国古代社会,早期的儒是指专门负责办理丧葬事务的神职人员,他们精通当地的丧葬礼俗,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职业。他们中许多人懂阴阳,会占卜,有知识和学问,将原来的经验、礼仪,提升、规范为经学和典章,使他们终于成为社会结构中的一个智者阶层。孔子告诫弟子:“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期望他们成为助人君、明教化的君子,而不是做它本义上的在丧葬礼仪上吹打揖让的贱民。

“八娼九儒十丐”,是说元代统治者把人分为十等,读书人列在第九,居于末等的乞丐之上,娼妓还比他们靠前一位,就差没有去讨饭了。后来也用来指知识分子受到歧视和苛待。“九儒十丐”之说出处有二。一是宋郑思肖的《心史》:“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娼、九儒、十丐。”另一是宋谢枋得的《叠山集》:“滑稽之雄,以儒者为戏曰:我大元典制,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谓其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谓其无益于国也。”

谢枋得,南宋末官员,曾与文天祥一起率兵抗元。宋亡之后,流落建宁,元廷多次征召,均坚辞不仕。1288年,被福建行省参政强送大都,谢枋得绝食殉节。

郑思肖,南宋儒生,原名不详。宋亡后改名思肖(肖者赵也),心怀故国。其人“坐必南向,闻北音而走,誓不与朔客交往”。朔客指北方边地的将领。画兰不画土,谓:“土地尽为番人夺矣。”

此二人都是南宋遗民,均有明显的反元倾向,对元朝制度素无好感,著述自然也会矮化元朝。其实,谢枋得也未说“九儒十丐”乃是元朝典制,而是说“以儒者为戏”的戏谑之语。是与否,既无须证实,也不能证其说法必伪,需要了解一下元代中后期中原儒生进仕的情况。

元代的户籍制度,依照职业和社会职能不同,将全国居民划分为若干户别,《元史》中称为诸色户计。常见的户计有军、站、民、匠、儒、医卜、阴阳、僧、道、船、弓手、商贾、打捕鹰房、也里可温(基督教神职人员)、答失蛮(伊斯兰教神职人员)等,没有将人分为十等之制。儒户是元代诸色户计的一种,和其他宗教户计一样,比一般民户优待,可以免除劳役差发,还可以豁免丁税。但从忽必烈开始,就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忽必烈在治国过程中任用儒士,用汉法治汉地,兴儒学,办书院,自己也接受了“儒教大宗师”的尊号,却迟迟不开科举,堵塞了儒生登科进仕之道。有一种解释,是因为开科举考试,蒙古人肯定逊于汉人、南人,他们担心军政要职丧失其手。还有一种说法,程朱理学家,如朱熹、许衡,认为唐宋科举禁锢了思想和学术,主张以书院自由讲学的方式传播理学。

元代并非没有仕进之路,元代的官员选拔主要有三条路径:怯薛、吏进和科举。怯薛是以贵族子弟,诸万夫长、千夫长、百夫长的长子组成。在内廷的怯薛,可以附议、陪奏朝中大臣的奏折。终元一代,高级官员一直为开国之初的“九十五千户”所把持。元代科举始于仁宗朝,从1315年始,终于1366年,共取士一千二百人左右,其中汉人、南人约六百人。人数殊少,不足以论。因此,元代官员,特别是中下级官员的甄选,主要途径是吏进。元代大量官员是从吏员中擢升,官、吏之间的流通环节是通畅的。这本来也是蒙古人习惯的实用主义做法。成吉思汗在屠城之前,都要先对俘获的人口进行甄选,工匠、识字的人、医生、商人留下不杀,送回蒙古本土使用。元代虽长期未开科举,然而吏进之门一直向儒生敞开。元代一直将以儒为吏作为既定国策,并长期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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