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往事—— 解读赵构：骑泥马渡江的皇帝



公元1127年，岁在丁未，既是北宋靖康二年，又是南宋建炎元年。按照生肖纪年，这一年属羊。

中国人应该永远记住这个年份。

开年，一进入正月，大宋帝国遭遇灭顶之灾：继帝国首都沦陷敌手，它的两位皇帝——宋徽宗赵佶和他的大儿子宋钦宗赵桓相继成为大金骑兵俘虏。徽宗皇帝的第九个儿子康王赵构侥幸脱身，旋即逃往南京。当年五月一日，赵构在南京应天府称帝，建立南宋政权，改年号靖康二年为建炎元年。时年二十一岁。他是宋朝的第十位皇帝，也是南宋的第一位皇帝，史称宋高宗。

宋高宗赵构，或许是中国帝王中最难加以评论的一位皇帝。对于一般不研究历史的人来说，很有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这位皇帝是何许人。但是，假如提起这位皇帝的两位大臣来，只要是中国人，大约没有人会不知道。这两位知名度极大的人物，一位是岳飞，一位就是秦桧。如果有哪个中国人说自己不知道这两个人，那么，人们一定会认为此人有毛病，而且毛病得的还不轻。很多人也只有在说起这两位时，才会恍惚知道：呵，原来宋高宗赵构就是这两位时的皇帝。

两位知名度极高的大臣和一位不太知名的皇帝，丝毫说明不了这位皇帝昏庸或者无能。我们必须承认，这位皇帝极其复杂，经常是隐藏在重重迷雾之中；而且，他还时不时就被包围在政治的、道德的、国家的、种族的等等激情之中。这使我们要看透他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十分困难。因此，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只能依靠推测才能理解这位皇帝。好在这种推测所必须倚赖的资料还算丰富。

假如不是父皇宋徽宗过分轻佻与荒唐，导致家破国亡，康王赵构本来是没有机会登上皇位的。

按照中国皇家传统，宋徽宗立长子赵桓为太子，而他最喜欢的则是第三个儿子郓王赵楷。作为第九个儿子，赵构除了天生神力之外，其他方面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

史书记载说：赵构可以两臂平举各一百一十斤的东西，走数百步，边上看着的人无不惊骇叹服；他还喜欢骑马射箭，开弓一石五斗。按照宋朝军队的制度，这算是武艺超群，已经达到了选拔皇帝近卫队的标准。按今天的说法，差不多相当于运动健将级水平。但是，光凭这些显然还不足以取得继承皇位的资格。他还需要更加令人敬畏的力量帮助才行。这种力量出现了，这就是冥冥之中的宿命。

继宋真宗签订“澶渊之盟”之后，北宋与辽国之间已经和平相处了一百一十九年。按照国际关系中惯常的虚伪作法，两国间的关系被形容成“兄弟之邦”。十几年前，准确地说是公元1113年，在辽国后院松花江上游的白山黑水之间，崛起了一个女真族部落，叛离其宗主辽国而独立，一年之后就建立了号称“金国”的国家。于是，宋徽宗和手下一帮后来公认的坏蛋，如蔡京、童贯、王黼等等认为有机可乘，一厢情愿地想要火中取栗。于是，绕过辽国，从海上主动前去与金国联系，希望联合起来，腹背夹击，搞垮辽国。宋方一厢情愿地希望，由此收回当年石敬瑭割让出去的燕云十六州，完成朝代的夙愿。于是，形成了著名的宋、金“海上之盟”。

报仇雪恨收复失地，这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此时的大宋帝国正是梁山泊好汉和方腊们扯旗造反的时候，整个国家贪官污吏横行，人民动荡不安，社会百孔千疮，军队腐败不堪，根本没有能力去实现自己的承诺和梦想。而且，我们知道，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靠背信弃义、投机取巧来获取利益，都是一种玩火的行为；更何况，宋朝的新伙伴——金国，本身就是一个只凭实力说话，其他一概不管不顾的强盗。宋朝的行为，根本就像一个没有实力的骗子，邀请一个有实力而且比自己聪明的强盗合伙干坏事。骗子自以为聪明，处处想占强盗的便宜，结果，既让强盗看出了自己的虚张声势，又给了强盗打上家门、吃掉自己的理由，惹得大火烧身。

金国用十年左右时间，基本没用宋朝帮忙，就灭掉了立国两百多年的大辽帝国。

事实上，此时的大宋帝国，不但谈不上帮别人的忙，它自己根本就是越帮越忙，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在与辽国的对峙中，宋朝的军队很少有不是一触即溃的时候。这使金国彻底看透了：大宋帝国原来不过是一帮冠冕堂皇的小混混儿加慷慨激昂的小骗子而已，他们究竟依仗什么、究竟凭什么资格敢于如此大胆地来玩火，让人实在看不懂。此时，金国人也拿到了足够多大宋帝国背信弃义又不堪一击的证据，从而，对这个庞然大物已然完全丧失了曾经有过的敬意。于是，挥兵南下，直取开封。

就这样，到公元1127年，大宋帝国通过“海上之盟”，给自己惹来了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塌天大祸——首都陷落，父子两代国家元首沦为俘虏，将近一半的国土惨遭蹂躏。这就是令许多宋人痛不欲生的“靖康之耻”。

北宋帝国就此灭亡。

事实上，诚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五年前，公元1122年，即宣和四年四月十日，当童贯率领十五万大军意气风发地杀向边关时，大宋帝国君臣的自我感觉极佳。

徽宗皇帝向童贯面授机宜，为上中下三策：

如果辽国人民壶浆箪食以迎王师，不战而收复旧地，是为上策；如果辽国人纳款称藩，则为中策；如其不服，按兵巡边实为下策。

童贯和皇帝想到一起去了，他们经常能够想到一起。童贯同样希望建立不战而拿下敌国的不世奇功。于是，他组织了一系列招降纳叛工作。谁知，被宋朝背信弃义深深激怒的辽国人根本不买账，竟然组织起一支不到两万人的部队前来迎战。

此后所发生的事情，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这支被金国军队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的辽国军队，居然如虎入羊群一般地杀入大宋帝国军队大砍大杀，将数倍于己，由宋朝名将担任前敌总指挥的两路宋军打得溃不成军。史书记载说：“自河北雄县以南，任丘以北以及雄县以西，直到保定、正定一带，死尸枕藉，不可胜计。”有一种说法认为，仅仅是因为辽军不想扩大事态，主动收兵，宋军才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命运。

这种说法很有可能是成立的。因为，辽军取胜后，曾经派了一位使者来见童贯，相当委婉地对童贯说：“女真人属于叛逆性质，宋朝也应该一样厌恶这种行为。如果贪图眼前蝇头小利，抛弃百年友好誓约，与豺狼结为邻居，为日后留下隐患，实在是不可取。救灾恤邻，是古往今来通行的道理，还望您能再考虑考虑。”应该说，这番话说得中肯而得体，相当通情达理。可惜，此时已经没有什么人能够听进去了。

史书载：徽宗皇帝“闻兵败惧甚，遂诏班师。”

不久，由于天祚皇帝逃得无影无踪，新立的辽国皇帝此时又突然死去，辽国发生国丧。宋朝君臣认为这是个好机会，于是，第二次派童贯提大兵北伐。这一次，主持国政的辽国萧太后顶不住了，派使者晋见童贯，奉上降表，请求念及一百一十九年的睦邻邦交，不要再打了；辽国愿意降为臣属，永为屏藩。童贯不允，下令将来使赶出去。这位使者痛哭着高喊：“辽宋两国，百年和好；盟约誓书，字字俱在；你能欺国，不能欺天。”

结果，事情又一次出乎所有人们的意料：据说，此次迎战的辽军，全部加起来大约有一万人左右，而宋军则至少在十数万人以上。在这种力量对比的情势之下，宋军竟然又一次溃不成军，而且几乎是全军覆没。史书记载说：宋军“自相践蹂，奔堕崖涧者莫知其数”，“陈尸百余里”。而且，经此一役，自三十年前神宗时代起，积累的军备物资、粮草钱财损失殆尽。

这一次，童贯也被打怕了。他害怕朝廷怪罪，秘密派遣部下，前往金国请求派兵夹攻燕京。当年十二月，金兵经居庸关，直捣燕京，很快就将燕京拿到了手。

到此为止，除了两座主动投降的城池之外，堂皇天兵屡屡败绩，几乎无所建树。第一次打败之后，金兵地理隔绝，不知道这个消息。徽宗君臣在给金国皇帝的国书中，还口无遮拦地告诉对方：大宋帝国的军队如约出动，屡败契丹，俘获甚众，军威大震云云。等到第二次大败时，恰好大宋帝国使臣刚刚到达金国大营，不久，就传来了宋军的败报；而且，开战以来，大宋帝国军队大败两次，小败无数，无一胜仗的消息也陆陆续续传到金方的耳朵里。这使他们大吃一惊之后，开始极度蔑视自己的合作伙伴：原来这个以前令人敬而畏之的泱泱大国，所有的功夫全在一张冠冕堂皇、虚张声势、而且让人无从分辨真假的嘴巴上。从此，金国方面态度大变。

实事求是地说，到目前为止，虽然大宋帝国三翻四覆，颠来倒去；但是，金国方面的确没有不守约定的情况出现。双方的争吵基本还是在谈判的讨价还价范围之内。而这一次，金国方面则毫不客气地告诉宋朝使者：平、营、滦三州的事情不必想入非非，如果一定想要的话，就连燕京也不给了；金国所能归还的只限于燕京及其所属六州二十四县；而且由于宋朝一再违约，连燕京都是金国打下来的，因此燕京一路的赋税应该属于金国，如果不答应，就请使者退出燕京去，因为现在这里已经是金国的土地。至于云中七州的事情，如今已经全部攥在了金国手中，以后再说。

在这次谈判中，有一段酷似《水浒传》上的语言，令宋朝使臣最难以下咽，但最终还是咽了下去。这段话是：“好教你这使臣知道，不要说我朝只给南朝燕京管下六州二十四县，便是一寸土地不给，还怕你不依契丹之例缴纳我朝银绢吗？”这话里话外的意思，已经透出强盗依仗身强力壮，公开惦记着人家财物的味道了。

公元1123年，即宣和五年的阳春三月，双方终于商定：

燕京管下六州二十四县交给宋朝，其中，有两个州已经归降，实际由金国交还的是燕京及管下四州；

宋朝每年向金国交纳岁币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外加一百万贯燕京赋税代金，由金国方面指定的物资抵充；

双方不得互相招降纳叛；

宋朝一次性付给金国军粮二十万石。

这样的条件可能是在当时的情势下，宋朝方面所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了，同时也令金太祖阿骨打极为欢喜。于是，达成协约时的场面很有意思，金国代表表示：“赵家皇帝蛮大方，闹得我家皇帝不好意思不还你家西京了，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可是需要等一等，等我们把那儿的老百姓迁走。”归还土地，却要迁走人民。宋方代表质问：“若是空城，让我干什么用？”金国代表贼秃嘻嘻地回答：“也没别的意思，只是我家皇帝想要南朝犒赏三军而已。”

这已经是强盗加小流氓的口吻了。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水浒传》上那些极其传神的场面。后来，宋朝果然给了金军二十万两银子犒赏三军，金国收到银子后，却未交出西京。这可能是宋朝方面不肯支付另外二十万石军粮的一个原因。

不管怎么样，至此，宋朝终于可以宣称自己获得了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丢失一百八十多年的土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朝代的夙愿胜利实现了一半，另一半也指日可待。这样了不起的成就，就连神武如太祖太宗都没有做到，却在我们的艺术天才徽宗皇帝手中完成了。于是，举国举朝狂欢，庆祝胜利。

为此，王黼赐玉带，进太傅，封楚国公；虽然没有封王，但毕竟和老太师蔡京已经差不多可以比肩了；童贯封徐豫国公，不久，晋封广阳郡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封王的宦官；蔡攸进少师，终于有了宰相的名分；赵良嗣为延康殿学士，大约相当于副部级干部。

随后，皇帝下令立《复燕云碑》，以资纪念。

在这个快乐的时刻，有两个人值得提起：一个是郑居中。当初，他坚决反对联金伐辽，现在，他拒绝接受晋封自己的太保官衔。另外一个人就是赵良嗣。他参加了几乎所有的对金交涉，也许是整个大宋帝国里，最了解金国的人。此刻，他忧心忡忡地发出了警告：“金人不可信，和平不足恃，或许顶多能够维持两三年。中国必须早作准备。”然而，沉浸在举国欢腾中的人们，没有任何人愿意听听这个冷静的声音。

紧接着，轻佻草率的大宋君臣又漫不经心地干了一件更加令人恼火的事儿。公元1123年即宣和五年四月，宋朝接收了燕京以后，五月，原辽国平州也就是今天河北卢龙的地方长官张觉，在已经接受了金国的任命之后，又率领全州归降大宋帝国。赵良嗣再次提醒皇帝：盟约刚刚签订，墨迹未干，万万不可接纳张觉归降，激怒金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谁知，徽宗皇帝居然大不高兴，不但下令接纳张觉，而且将赵良嗣一口气连贬五级，并贬窜到湖南郴州居住。此时，距离金国正式对宋宣战，还有不到两年半时间。

当年下半年，金国果然出动重兵攻打平州。张觉逃入宋军。所有宋朝廷与张觉之间的往来信件、敕令、任命文件、甚至皇帝在金花笺上的御笔手诏，全部落入金人手中。拿下平州后，金军立即移师边境，严词索要张觉。并且指名道姓地说出了张觉藏匿的地点，声称若不交出，金军将自行前往搜捕。徽宗皇帝无奈之下，密令杀掉张觉，将首级和他的两个儿子一同交给了金军。此举人心丧尽。一时间，原属辽国，后来支持大宋的各种力量，无不怨恨宋朝薄情寡义，没有担当，从而纷纷解体。就连大宋帝国委派的华北地区最高军政首长都感到心寒齿冷，不打招呼便挂冠而去。而最早投降大宋的辽国著名将领郭药师，此时率领数万将士镇守燕京。听到这个消息后，愤愤然道：“这算怎么回事？金人如果要我的脑袋，难道也交给他们吗？”由此产生了叛宋的念头。

此时，距离金国对宋宣战，还有不到两年时间。

公元1124年，即宣和六年三月，宋金关系再起波澜。起因是，前一年交接燕京时，赵良嗣请示朝廷后，答应一次性交纳二十万石军粮给金国。如今，金军前来索要。接任那位拂袖而去的新任华北地区最高军政首长不予承认。他认为，仅仅一个赵良嗣的口头承诺，哪里可以成为索要二十万石军粮的理由？金军使者悻悻而去。此时，距离金国对宋宣战，还有一年半时间。

当年七月，金军出兵原来准备交还宋朝的云中地区，就是今天山西大同所属地区，两国关系顿趋紧张。徽宗皇帝慌慌张张下令，正式册封已经退休的童贯为广阳郡王，复职统领整个北方边陲军事。此时，金国已经基本确定了对宋战争的总体战略，距离正式宣战，还有一年零两个月时间。

公元1125年，即宣和七年二月，辽国天祚皇帝被金国俘虏。在此期间，由于宋朝廷杀张觉，导致河北、山西地区的一些地方武装纷纷离弃大宋，投靠金国。比如治下在今日山西长治的隆德府义胜军两千人、河北易州长胜军首领韩民义等等。他们将张觉被杀后，边陲地区人心涣散，离心离德，以及对战争毫无准备的情形全部告诉了金国方面。由此，金国下定决心并开始全力准备对宋战争。

此时，距离金国对宋开战，还有不到八个月时间。

据说，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也发生了效力：当时，金国军队最重要的两位统帅是宗翰与宗望。宗翰的妻子，是原来辽国皇帝的宠妃萧氏；宗望的妻子金辇公主，则是原辽国皇帝的亲生女儿。她们切齿痛恨宋朝对辽国的背信弃义，热切盼望这个背信弃义的国家能够受到惩罚。因此，特别希望她们的丈夫对宋用兵。这个因素能够起多大作用？其情形是否如此？姑且存疑。

而另一方面，此时此刻的大宋帝国仍然沉醉在太平盛世的欢乐之中，没有进行认真的战争准备，则是不需要存疑的。

今天翻检当日的史料，相信很多人会感到奇怪：

为什么不祥的阴影已经乌云般翻滚在头顶，而大宋帝国的君臣们却欢乐依旧，根本就怡然不以为意？究竟是什么东西能够让他们如此变态地、纨绔子弟般地游戏着治理这个庞大的国家？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把太多无法解释的东西，归因于帝国君臣那轻佻浪漫的个性和不适当的贪婪。在一定程度上，这或许是对的。但是平心而论，现在，这种说法已经使人感到厌烦。事实上，一个直截了当的解释可能更加符合此时的实际情况：用正常人的思维，我们根本无法理解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国家怎么会变得如此不可理喻。或者反过来说也同样成立：当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国家变得如此不可理喻时——明明错的东西，得不到纠正；明明对的东西，没有人去听、去做，这时，这个人、这个组织、这个国家一定是已经严重地失常了。继续走下去的前途，必定就是毁灭。

我们知道，负责燕京地区防务的郭药师曾经是辽国晚期的重要将领，投降大宋后，被委派为燕京及其管下区域的最高军事长官。在当时宋朝的军队里，他的部队和童贯培养起来的陕西部队是装备最精良、训练最充分、兵马最强壮、从而战斗力最强的两只部队。此人究竟是在宋朝杀张觉之前还是在此之后决定背叛大宋的，其实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决定背叛，并且事实上也背叛了。因此，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燕京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曾经连续给皇帝和宰相上书一百七十余次，警告他们：郭药师有问题，请早做预防；至少是请不要过分地信赖他。

一百七十多封警告信，甚至包括边防部队截获的他与金国秘密往来信件。皇帝和宰相仍然不以为然。他们采取的最严重步骤，是让童贯前往考察。假如童贯觉得此人确实靠不住的话，就授权童贯想办法将他挟持回京城后处置。

童贯到达燕京时，这位郭药师一直迎接到了河北易县。入帐之后，药师立即对童贯行跪拜大礼，童贯大吃一惊，跳起来避开道：“这可了不得。你老兄位居太尉，在军中和我的级别一样，怎敢受此大礼？”郭药师严肃而诚恳地说道：“太师您是父亲，药师我只是在跪拜自己的父亲而已，哪里管什么其他乱七八糟的。”随后，药师请“父亲”检阅部队。二人携手来到一面山坡上，四周渺无人迹。童贯正在奇怪，只见药师一挥令旗，刹那间旌旗蔽日，兵马如潮，鼓角震天，杀声动地，周边似有百万大军，场面至为壮观。童贯十分满意，回朝廷后，极言郭药师必可抵御金军，成为北疆之万里长城。那位身居相位，却既不知兵又不识人的蔡攸，也莫名其妙地坚定主张信任药师。他说：“只要依靠药师，必能对抗金人，不必杞人忧天。”从此，朝廷倚药师为干城，一心一意地在各方面满足他的愿望与要求，并放心地撤除了燕京以南的内地防务。

至此，我们知道，没有办法了。没有人能够挽救帝国的命运了。用今天我们熟悉的事例比方，就好像一个大公司的大股东大老板，当他做出决策时，对于市场反馈回来的信息，他只相信自己喜欢和信任的人所提供的那些他想听和喜欢听的部分，那些由他不那么喜欢的人所提供的不想听和不喜欢听的部分，则弃之不理。在这种情形下，显而易见，没有人能够阻挡这个公司的亏损乃至破产。

此时，大金帝国皇帝的对宋宣战诏书可能已经在起草当中。

战争就在眼前。

公元1125年，即宣和七年十月，正值秋高马肥之际，大金帝国皇帝正式下诏，宣布对宋朝开战。

金国大军已经打到云中地区时，金兵统帅命使者持书去看童贯，实际上就是送达一封宣战书和伐宋檄文，其中历数大宋皇帝与国家不守信用，违约背盟的罪过。据说，童贯瞪大了一双无辜的眼睛，很天真地问：“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早一点告诉我？”金国使者说：“大兵已出，告诉你干甚？赶快把河东、河北的土地割让出来，以黄河为界，或许还能保住你家宋朝宗庙社稷。”童贯目瞪口呆。

事态的发展果然正像那些投奔金国的人们所说：金国单方面开打之后，大宋帝国山西、河北一带的地方部队，立即成千上万地倒戈和哗变，而国家正规军大部队则成建制地溃退和一哄而散。

金国大军兵分两路：西路军的打击重点是童贯调到北方前线来的陕西部队，战略目标是宋朝的西京洛阳；东路军的打击重点则是郭药师率领的燕京地区边防部队，战略目标是直捣开封，擒拿大宋帝国的徽宗皇帝。

这时，出乎所有金国将领意料之外的事情又一次发生了：

东路金军打到燕京后，郭药师只是象征性地接了一战，随后，裹胁着该地区所有的军队将领与政府官员，带着共计精兵七万、战马万匹、甲仗五万副和无数粮草辎重，集体投降了金军。那位连写一百七十多封警告信的封疆大吏自杀未遂，也被交给了金人。整个燕京所属州县望风而降，中原地区门户大开，完全裸露在金军兵锋面前。金国军队在药师的导引下，直下中原腹心。

在时人与后人所写的各种文献文章中，谈到金军的此次入侵，特别常见的形容词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摧枯拉朽、如入无人之境等等。事实上，翻遍古今中外的历史，任何一个国家面对外敌入侵时，只要出现了这种情形，那就不必再深入考究，肯定是这个国家内部已经变得根本不值得同情了。现在，正如我们所不停地看到的，对于此时此刻的大宋帝国便可以作如是观。

这时，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郭药师投降金国的消息传到京城后，徽宗皇帝秘而不宣，还授意臣下上书，建议册封郭药师为燕王，命他世代镇守燕京之地。这和当初给童贯封王很是相像。本来，徽宗皇帝对于童贯收回的只是燕京空城不太满意，因而令童贯退休。金兵一有异动，他赶快册封童贯为王，令他再上前敌。泱泱大国的国家元首，行事却直如长了一双斗鸡势利眼的市井小人，让人实在无话可说。

此时，金国的西路大军也没有碰上它想重点打击的童贯部队。原因是童贯接到金国使者送来的宣战檄文后，认为兹事体大，必须由他自己亲自返回京城，当面和皇帝商量怎么办才行。于是，他放下北方边疆最高军政首长的授权与身份，不顾太原地方长官的坚决劝阻，执意要返回京城。逼得这位太原地方长官当着宦官王爷的面长叹道：“童太师平生何等威望，如今临事抱头鼠窜，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天子呢？”童贯不以为意，还是走了。而且，走到半路，想想不对，又秘密下令，将只听他一个人调遣的、西北军队中最为精锐的二万胜捷军，调到身边，作为自己的护卫亲兵，一起返回京城。

从此，西路一线群龙无首，除了一个太原未被攻破，将金军死死拖住之外，其余地方，基本上与东路相同：金军所向，如入无人之境。

直到这个时候，我们的国家元首徽宗皇帝方才意识到，原来这次金国人是在玩真的，他们真的是要灭掉自己的国家！于是，大叫一声：“想不到金国人竟敢这么干！”然后，拉着心爱的宠臣蔡攸的手，昏厥过去。

到这个时刻，他和他的臣僚们都已经看出，徽宗皇帝已经不适合继续坐在国家元首的座位上了。

此时此刻，他的大儿子、皇太子赵桓则大喊大跳、大哭大叫，甚至昏厥过去，表示不愿在这种时候继位为帝，最后，于重病之中，被他的大臣们硬是扶到了皇位上去。在中国历史上，如此不情愿地继承皇位的成年人，这可能是头一例，甚或是唯一一例。

此后发生的一切，就像一部夸张而又荒诞的政治童话，充满了黑色幽默，整个帝国陷入到了一场完全彻底的混乱与错误之中，人们颠三倒四，正确的声音孤独而微弱，并且很快就被荒谬压倒。一切迹象都在显示，这个国家已经丧失了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哪怕更换了皇帝也依然如此。

而我们这位新皇帝，则以他自己后来的作为，准确地证实了这种猜测：这个国家的确已经没有理由继续存在下去了。

敌人第一次兵临城下时，本章节的主人公赵构，则表现得相当好。

公元1126年即靖康元年年初，金兵第一次包围宋朝首都汴梁，就是今天的开封。金兵提出的退兵条件是：割地——除了燕京七州还给金国之外，还要割太原、河间、中山三府土地，当时的中山就是今日的河北正定；赔款——黄金五百万两，白银五千万两，绸缎一百万匹，牛马一万头；然后，以亲王一人、宰相一人为人质，就可以退兵。

新皇帝完全接受了这样的退兵条件。尽管谁都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找那即便在今天看来，都绝对是天文数字的赔款。假如用购买力折算，这笔赔款大约相当于今天至少几百亿元人民币。

于是，刚刚当上皇帝不久的大哥宋钦宗把弟弟们找来，问谁愿意去做这个人质？老九赵构自告奋勇，愿意赴汤蹈火，去做人质。而且，临走时，他还悄悄告诉皇帝哥哥：如果有什么对付金兵的好办法，就尽管去做，不必顾虑自己。应该说，这份勇气和胸怀相当令人感动。当时，他刚满十九岁。

随后，发生了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

在双方谈判的过程中，金兵突然提出要宋朝换一个人去做人质。结果，赵构的五哥被派来替换赵构，并从此被掠到异邦，再也没有能够回到故乡。赵构则英雄般地回到首都，并受到热烈的欢迎。

金兵为什么这样做？没有人能够解释清楚。历史记载很简单，大意是：有一天半夜，一支从外地前来勤王的宋军兵马，为了争头功，前来劫营，被金兵打退。同在金兵大营谈判的宋方大臣吓得直哭，而赵构却泰然自若，浑然无事一般。令金兵统帅称奇不已，认为大祸临头了还能够如此表现，不太像皇家子弟。于是，就提出了换人的要求。此事遂成为一件让人无法说清的历史谜团。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后代人不了解当时人们的心态，所以才会觉得无法理解。事实上，按照我们今天的想法，或许恰好因为他的这种表现，才更加可以认定此人就是皇子。因为，只有这种生在深宫、长在深宫里的公子王孙，才会如此不懂得世事的凶残险恶而不知道害怕。

此后，金兵由于孤军深入，没等到宋朝廷交齐赔款，便先行撤军了。结果，在新皇帝的领导下，我们帝国没有在国防上进行任何政治、军事上的检讨、革新与建设。其理由，据说是害怕激怒金国人；然后，将唯一可能帮助帝国渡过危机的人物李刚，排除出了决策阶层；最后，皇帝和他的助手们运筹帷幄，策划了一项让人完全无法置信、从而彻底葬送帝国前途的小把戏：

钦宗皇帝给金国的一位大将军写了一封密信，策动这位前辽国投降金国的将军发动兵变，大宋愿意里应外合，支持将军搞垮金国，既为辽国报仇雪恨，又可以建功立业。他暗示，将军将成为复国后的辽国皇帝。然后，皇帝又给逃到遥远的中西亚地区的辽国新皇帝写了一封密信，对以往的背信弃义表示歉意，希望恢复一百多年的友谊，双方携起手来，两面夹击，干掉金国。结果，两封密信全部落到了金国人手里。后一封信，是被金国边防巡逻队截获的；而前一封信，皇帝是交给了一位金国派来索要赔款的使节。这位使节以前也是辽国人，谈话中，发了几句金国人的牢骚，我们的皇帝就以为可以把千万人的性命托付给他。于是，送给他一笔重礼，并托他转交那封非同小可的密信。结果，两封密信几乎在同一时间一起摆到了金国统帅的案头。

当年八月，金兵以此为口实，再一次兵分两路，大规模南侵。赵构继上次充当人质之后，又一次受命充当“告和使”，前往金军大营求和。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应金国方面的要求而安排的。就是说，金国人可能已经知道，这位临危不惧的小伙子是真正的皇子，希望把他掌握在自己手里。然而，这一次，赵构却没那么临危不惧。他的行动相当诡秘，如有神助般地逃脱了厄运。遂成为这位皇帝的又一个历史谜团。

他是十一月十六日离开首都开封城的。当时，给他担任副手的那位大臣，曾经亲眼看到过金兵攻陷真定城时的情形，于是叹息着告诉他：“真定城几乎比开封城高一倍，可是金兵转眼间就打进去了；京城城楼壮丽如画，天下无双，可是没有用呵。”这番话，很有可能给赵构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到达相州，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以后，赵构知道金兵已经渡河进逼开封，他没有前去寻找金兵主帅，执行自己谈和的使命，而是径直北上，来到抗金气氛浓烈的磁州，就是今天的河北磁县。在那里，他的这位副手因为携带着金国人的服饰标志，而被当地军民当成汉奸杀死。赵构没有回开封，而是悄悄返回相州，并以金兵南渡，副手被杀的理由，停留在相州，等待皇帝的指示。

十天后，公元1126年，即北宋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金兵又一次包围大宋首都开封，皇帝派人给赵构送来封在蜡丸中的密令，任命他为河北兵马大元帅，要求他火速召集兵马救援首都。赵构接到这封藏在头发里方才带出的密信后，痛哭流涕。随后，十二月一日，在相州开大元帅府。

然而，就在赵构接到密信时，帝国首都开封已经落入敌人的掌控之中。军大营讲和，也被扣留，直到递上降表，才被放还。

帝国首都陷落时的情景——这样说会显得没有心肝，但却真的是事实——极其具有喜剧效果，酷似八百年后的义和神拳。当时，大敌兵临城下，钦宗皇帝本来已经绝望，准备无条件接受金军的任何条件。突然，坚决主战的宰相将一位精通神术、类似今天气功大师的人物带到皇帝面前。这位大师镇定地告诉皇帝，他可以采用六丁六甲法消灭金军，生擒金国元帅。据他说，其方法是：挑选七千七百七十七个男子，经过咒语训练后，就可以神灵附体、刀枪不入，灭金军擒金将易如反掌。半信半疑的皇帝，在坚信不疑的宰相臣僚鼓动下，终于决心一战。结果，到了大师指定的时间后，这些被寄托了莫大希望的六丁六甲神将们，非死即逃。大师也就手脱出危城，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壮丽如画铜墙铁壁般的大宋帝国京城就此陷落。

此后四个月，大元帅赵构基本没有进行有效的军事与政治救援行动。他所做的，似乎就是带领一支数目不详的队伍，不停地虚张声势，游走在外围地带。然后，就是拒绝金国方面的诱捕。

公元1127年，即北宋靖康二年四月，金兵最后撤离开封。他们分七个批次，将退居二线的太上皇宋徽宗、当上皇帝不到两年的宋钦宗，连同后妃、宫女、皇亲贵戚、官员、艺伎工匠包括赵构的一妻二妾等一万四千余人驱虏北上，京城、皇宫、官库、民间的金银财宝、图书文物被洗劫一空，倾全国之力建设起来的皇家宫殿园林——延福宫和建成不到五年的艮岳，全部毁于战乱。

在这场浩劫中，偌大一个中国，唯一得分的人大概就是赵构：此时，他是大宋帝国唯一一个幸免于难的正宗皇子，在中兴大宋的旗帜下众望所归，理所当然地成为号令全国的领袖人选。

就这样，公元1127年，即北宋靖康二年五月一日，赵构相当顺利地在南京应天府，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即帝位，成为南宋的开国皇帝。这一年，赵构二十一岁，改年号为建炎元年。于是，公元1127年就有了两个年号，既是北宋靖康二年，又是南宋建炎元年。

为此，赵构遭到当时金国人士和后代史家、特别是当代史家极为尖刻的批评。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评论来自金国人士，认为赵构：“衔命出和，已作潜身之计；提兵入卫，反为护己之资。”意思是说他受命出使时，已经作好潜逃保命的打算；成为号令兵马的大元帅，没有率兵救援京城，反将这些兵马变成保护自己的资本。

作为敌对方如此批评，意在破坏敌人领袖形象，具有浓厚的宣传战色彩，可以理解。但是，后代史家，特别是当代史家以此为定论，却过于苛刻，似乎有失公正。

这里，构成了围绕赵构的又一个历史谜团：

事实上，当时的赵构不可能预见到开封必然沦陷、父兄两代皇帝必然成为俘虏的结果，他为什么敢于不去执行自己的使命？

我们的推测是：作为两次议和的高级人质和使者，赵构很有可能是宋朝朝廷中对双方态势观察得比较清楚的一个人。他肯定不是一个舍生取义的忠臣义士，却是一个脑筋清楚、较有才能、懂得审时度势保存实力的政治人物。他很清楚，双方在战和条件与实力上的差异过于巨大，即便前往金兵大营，也未见得能达成使命；而他自己则几乎肯定难以全身而返。因此，他才冒着宁愿受到皇帝责备的风险，寻找借口，躲开了这个未知数太大，危险却明摆在那儿的任务。

当时，谁都知道，金兵的锋芒是直指开封的，赵构的行动则表明，他的副手离开首都时的那一番话，肯定对他发生了作用，使他不愿返回这座危城。于是，便停留在相州观察事态的发展。这些举动，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说，并不是完全不能容忍的。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有一种鼓励人们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道德倾向，而保护这种仁人志士的社会机制却相对欠缺。因此，评判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仅仅停留在这种层面，显然是不够的。对此，我们只能推测，赵构的潜意识里十分可能感觉到了自己远离台风眼的意义。

对于赵构没有组织起有效军事救援行动的指责，则稍显粗暴，似乎有些蛮不讲理。因为，诚如我们在上面的叙述中所多次看到的那样，当时的大环境，几乎，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这种可能。

冷眼看去，在我们到目前为止所能够看到的情形里，完全可以得出一个绝对不算过分的结论：到公元1127年，北宋帝国不灭亡已经是没有天理的事情了。

事实上，经过宋徽宗二十多年的腐败朝政，北宋帝国已经病入膏肓。

徽宗一朝，批量涌现出来的那些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公认的坏蛋，如蔡京、童贯、高俅、杨戬、朱勔、王黼、蔡攸、梁师成、李彦、李邦彦等等，相互提携，又团结又斗争，先后，或者几乎同时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以极重的权位，极多的人数，极长的当政时间，一口气折腾了二十多年，直到一年前一点，才跟随他们的徽宗皇帝，陆陆续续地离开了各自的领导岗位。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应属绝无仅有。而且，此时的举国文武，几乎全部是这帮家伙培养起来的，他们的离去，丝毫不能意味着国家与朝政的真实转变。何况，即便发生这种转变，也还需要相应的时间与条件。

从种种历史资料判断，《水浒传》中的描写，包括花石纲、生辰纲之类，并不是小说家的虚构。公元1127年之前的帝国实况，可能比小说中描写的，还要黑暗得多。

在军事部门，情况似乎更严重。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被封为王的宦官，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位童贯。就像我们所看到的，此人执掌军政大权二十年，最后，成为相当于今天仅次于国家元首的、主管全国军事工作的一把手。人们倾向于把他看成是帝国覆灭的罪魁祸首。从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各种情形判断，这种看法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而靠踢得一脚好球当上太尉的，则是我们更加熟悉的高俅。高太尉执掌的工作，大约相当于国防部长，时间同样将近二十年。

有资料显示，童贯家中的厨师和马夫被提拔到相当于县团级领导岗位的人数不少；而由他的门房、仆役、小厮、贱役、跟班、账房、管家之类，一跃而为相当于今天地专级上下的干部人数，据说在全国各地可以达到数百人。时人记载中使用的说法是：公开向他行贿而直上青云者比比皆是。资料显示，他每次出师的时候，都是直接将朝廷划拨的经费送回到自己的家里，然后责令各地方州县补齐。于是，到后来，他的富贵达到了这种程度：有一次，一个工头奉诏为童贯建造府第。建成后，工头请童贯验收。童贯很客气，请他吃早点。先由军卒捧上类似宝盖璎珞的东西，仔细看去，乃皆为珍珠。早点共上酒饭三道，每次均更换所有用具：第一次为银质，第二次为金质，第三次则为玉质，制作全部巧夺天工。吃完饭告辞出来时，等在门口的仆人告诉他：主人吩咐，所有用过的金、银、玉器皿、珍珠和两位侍候的美姬均请笑纳。于是，笑纳后的此人立即富甲一方，闻名于他的老家湖南地区。宋人笔记中认为，童贯“私家所藏，多于府库”，就是说，他家的财富比国库还多。在他家里，常年役使的军士经常在千人以上，这些军士所从事的日常工作五花八门，包括为童贯从打扫厕所到无偿耕种庄园的土地。

高俅的路数也差相仿佛。他本来是苏东坡的小厮，后来被东坡转送给了大画家、驸马王晋卿。徽宗皇帝没登基之前与晋卿的关系很好。有一次，徽宗外出时，需要修饰鬓发，却发现没带篦刀，借了晋卿的用，觉得式样和做工都挺不错。晋卿告诉他，自己还有一把新的，可以相赠。于是，派高俅去送。这高俅眉清目秀乖巧伶俐，其妩媚俊俏大约不亚于今日电视屏幕上经常可以看到的那些男身女态的美貌小生，这使天才画家徽宗皇帝相当喜爱。当时，徽宗正在园子里蹴鞠，就是一种类似踢毽子踢球的脚技。高俅站在一旁专注地观看。徽宗见他看得用心，就问他：“你也会这玩意吗？”谁知，这厮不仅会，而且精于此道。于是，着意露了几手。徽宗一见，更是大为中意，派人告诉晋卿：“多谢篦刀，连送篦刀的人我一起留下了。”从此，这厮一步登天。

徽宗登基后，几年之间，高俅便官至节度使，这已经是大军区司令一级的地位与待遇了；随后，官拜太尉；最后，“开府仪同三司”，身份尊贵得与宰相平起平坐。这使边上一起玩过的人们不可能不妒忌得要死。对此，我们的徽宗皇帝是这样答复的：“你们谁长了他那么灵巧的一双脚？”

此后，高太尉在长达二十年时间里，“遍历三衙者”，主管全国的军队管理工作。

大宋帝国在军事上实行的是典型的军事三权分立制度：枢密院是全国最高军事领导机关，有调兵之权，但没有管兵之权；管兵之权则归三衙所有；而统兵之权则由皇帝临时任命将官执掌，实际上是掌握在皇帝手中。在管理全国军队的岁月里，高俅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绝不仅仅是只长了一双灵巧的好脚，他还有一个智商绝对高出常人的头脑。这个头脑中，经常孕育出不同凡响的聪明才智。比如，他对帝国军队的管理大体如下：

招募士兵时，特别注重选拔那些具有一技之长或者绝活儿的工匠；

允许军中士兵免予训练，前提条件是愿意出钱贴补这些军中工匠；

进一步放开手脚，允许军队官兵经营其他行业，专职兼职均可；

最后，实在没有本事的，扛大包卖力气维持生活也行。

核心管理理念是：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管怎样，反正不要因为不能按时、足额发放军饷而影响了大家的生计。

于是，在帝国军队中，形成了一条奇妙而完整的生态价值链，或者用现代语言表述，就是构成了价值增值的完整闭环。价值链终端和闭环的核心，则是雍容而智慧的高太尉。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就是：帝国百万大军，从中央禁军到地方部队，再到预备役和民兵组织，实际上成了由国家发放薪水的高氏大作坊中的打工仔。

既然如此，高太尉以军队所有的土地、劳力、工匠为自己修建宅第苑圃，也就肯定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知道了这些，我们自然可以明白，何以宋朝军队在辽、金军队面前，动不动就全军覆没了。

在这二位的长期领导下，帝国军队中想靠本事晋升的军官，被认为是迂腐和可笑的。据说，每一个军官职位都有相应的价格，只有战功和资历远远不够，还必须能够拿出钱来，才能得到这些职位。得到这些职位的军官，通常利用下列三种方式收回自己的投资并获取利润：其一是吃空饷，意思是按一万人报名请饷，按两千人实际发放；其二是喝兵血，方法是该发给士兵的钱粮不足额发放，想出各种名目克扣之；其三是无偿使用士兵的劳役，这比较容易理解。再加上下级军官为了晋升所做的逐级贡献。这些，已经成为不成文的制度，为大家所默契。

上述种种情形，遍布全国所有军队的各个等级。就连种师道领导的部队也不例外。这位种师道在《水浒传》中曾经多次被提到，时人称呼他为“老种经略”或“老种”，大概是当时公认最有威望的将军。就这样，到公元1127年前后，宋代的官方史书上，已经有大量关于士兵逃亡，部队在大街上到处拉夫抓壮丁的记载，酷似我们在电影《抓壮丁》中看到的场景。当时，帝国军队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为了防止兵士逃亡，不得不像在战马屁股上烙字一样，在所有士兵的右臂上或烙或刺而留下永久记号。这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那些被刺配流放的罪犯额角脸颊上的黑字。

查阅当时的记载，我们发现：在以往相当长岁月里，这支军队面对辽国时，很少有光荣的记录——

在宋、辽、金三边军事关系中，辽军在与金军交锋时，金军如狼似虎，辽军经常一败涂地；而一旦宋军与辽军开打，则辽军立刻变得如狼似虎，宋军很少有不被打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只有在镇压国内百姓时，帝国武士们才变得如狼似虎，显得特别能干，特别英勇，特别能战斗，所到之处，常常能够留下一路哭声地满载而归。比如，史书记载了就在前不久发生的事情：童贯领兵平方腊时，“东南之民死于天兵者，十之五六。”这种情形很悲惨，却是宋军当时的实际情况。到1126年种师道病死后，宋朝就连威望稍微高一些的将军都已经找不出来了。

因此，公元1125年年底到1126年年初，宋钦宗登基之后，曾经派遣中央禁军，也就是直属中央的精锐正规军二万人，前去保卫黄河渡口。结果，欢送保家卫国健儿出征的首都市民们开心地看到：这些好不容易爬到马背上的健儿们，双手紧抱着马鞍子或者马脖子，不敢松手。当时，人们很有可能在快乐地拿这件事情当作笑话传讲，大概类似今天人们快乐地阅读手机短信和段子一样。很少有人意识到其背后隐含着的凶险信息：自己的身家性命原来是由这样一些人在掌控和保卫！

果然，史料记载说，金国骑兵的旌旗刚刚露头，数万黄河守军便一哄而散。金国人是用临时找到的小船，一船一船平平安安地把自己的兵马送过天险黄河的。在敌人的国土上，他们不受打扰地花了五天时间，从容不迫地完成了运送骑兵的工作，然后，不慌不忙地开始运送步兵。面对此情此景，金国军队的统帅们全都大惑不解，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大宋帝国君臣们到底想干什么。按照一位金国将领的说法：只要有一千兵马守在这儿，想过河都会变得极其困难。

公元1126年下半年，金军第二次大举进攻时，历史资料显示：大宋帝国曾经派出将近三十万正规国防军，前往阻击拦截。结果，无一建树。最典型的一次战例仍然发生在黄河渡口。当时，共有十三万帝国军队守护在黄河岸边，与金国军队隔水相持。当天夜里，金军并未进攻，只是猛擂战鼓，通宵达旦。结果，第二天早晨，宋军主将发现自己手下的士兵已经全部逃亡，眼前只剩下了一座空荡荡的军营。

如果有人要求时年二十一岁的赵构，带领这样一支军队，去战胜刚刚灭掉辽国的金国骑兵，这种要求本身就是脑子进水的表现，相当弱智。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仅仅因为是皇帝的儿子，就挂上了兵马大元帅的头衔，其象征意义远远大于现实意义。就是皇帝，不是也都成了俘虏吗？而且，我们知道，按照中国人的计算方法，赵构的二十一岁年龄，指的是虚岁，当时，他的实足年龄可能还不满二十岁。

事实上，就当时的情形而言，宋徽宗君臣一口气行了二十多年恶政，积累起来的那些当量巨大的破坏性能量还远没有释放完毕，其恶果才刚刚开始显示；另一方面，金国崛起，在它崭新肌体中，蕴藏着同样当量巨大的进攻性能量也同样没有释放完毕。因此，宋高宗赵构的噩梦也就远远没到结束的时候，离“谷底反弹”着实还有一段很远的距离。要和金兵抗衡，二十一岁的他还实在太年轻。他需要在未来的岁月里培养自己的才能、经验、阅历和威望，他需要不少的时间来积累力量。

总之，像美国人喜欢说的那样：Long way to go——他有很长的路要走。

金国铁骑来去如风，狂飙般所到之处一片血雨腥风。这还不算，赵构面临的内忧也挺吓人。建炎二年，实际当了刚刚一年皇帝的赵构，东躲西藏地逃到了扬州。一口气还没有喘匀，就在金兵的追击下，溃逃到杭州。随后，建炎三年年初，他当时的一支主力部队——护卫亲军统制苗傅和刘正彦等人——按理说应该是他比较信任的部队和将领——就发动兵变，逼迫这位当了一年半皇帝的赵构退位。实际情况是，很有可能，他还根本没有时间没有机会建立自己真正能够信任的部队。

这次兵变给赵构的打击极大，以至于韩世忠等人平息了叛乱后，这位已经二十三岁的青年皇帝当众拉着韩世忠的手大哭不已。他泣不成声地问韩世忠：“中军吴湛最坏，现在还留在我的肘腋之间，你能帮我先干掉他吗？”韩世忠二话不说，立即去见吴湛，这位中军吴湛大约相当于皇家部队的一个分部司令。韩世忠见到他后，握手致意间，突然发力，当场将吴湛的手骨头捏断，随后将其斩首。就此，韩世忠深得赵构信任，并在未来的岁月里，逐步锤炼出一支令金兵闻风丧胆的韩家军。

当年六月，金国铁骑再次南侵，直下江南。宋军的长江防线全线崩溃。赵构及其朝廷被敌人追得一路奔逃，从杭州逃到越州，就是今天的绍兴，再逃到明州，即今天的宁波，再跳上海船逃到定海，就是今天的浙江镇海，从镇海逃到昌国县，即舟山群岛，从舟山群岛又逃到台州的章安镇，即今天的浙江临海，最后逃到温州，并准备南逃福州。

这次逃难充满艰险。在明州，也就是今天的宁波，准备下海船之前，又一次发生兵变。起因是皇帝的卫队亲兵因为无法把自己的亲属全部带上船，而喧闹不止。宋高宗此次行事很果断。他亲自布置，指挥部队将这些卫士们解除武装，并披带铠甲，弯弓搭箭，将两个爬到房上的卫兵射落下来。结果众卫士“骇惧，悉就擒”。这种情形再一次表明，这位青年皇帝身边，连一支忠心耿耿的卫队都还没有建立起来。

建炎四年大年初一，赵构君臣就是飘荡在大海的波涛上度过的除夕与春节。第二天，正月初二，他们才靠岸停泊下来。

这一次，赵构在茫茫大海上东躲西藏了四个多月。个中滋味，大约苦不堪言。最惨的一次，众多臣僚将士只找到五块炊饼可以充饥，赵构一个人就狼吞虎咽地干掉了三块半，还意犹未尽。这一年的正月十五元宵节，赵构君臣苦中作乐，过得相当别致，起因于他们收购了两船的橘子。史料记载说：当时，君臣将士“常郁郁不乐”，十分郁闷烦躁。突然，发现两艘海船鼓着风帆，乘风破浪，直冲皇家逃难船队航来。大家吓坏了，很紧张。因为当时的确切消息是，金兵打到宁波，已经组织船队下海追来。经拦截盘问，知道是贩运橘子的商船，装了满满两船橘子。于是，赵构下令全数收买，分给皇家卫队将士们吃。正月十五这天入夜，赵构让大家把油灌进橘子皮里，点灯放到海上。当夜，“风息浪静，水波不兴，有数万点火珠，荧荧出没沧溟间”，景致很有看头。当地民众奔走相告，大开眼界。至今，民间传说中仍然津津乐道。可惜，逃难之中，这种快乐不会很多；到后来，连宰相这个级别的官员都穿起了草鞋。君臣境况之狼狈不难想见。

从常理推断，没有人会喜欢这种境况。任何人但凡有一点能力，恐怕都不会愿意如此狼狈，何况是在臣民面前至高无上的中国皇帝。因此，把我们皇帝遭遇到的一切，理解成是实力对抗与对比的结果，可能是比较起来最贴近实际情况的。当时，民间产生康王赵构“泥马渡江”的神话，显然带有相当深切的同情、理解与祝愿的成分在。实际情况很有可能是当时他连像样一点的马匹都没有。这里面包含的天命因素，恰恰是中国人表达自己爱憎的惯用手法。比如，面对为非作歹的大坏蛋，在现实中无法惩治他时，中国人就会加上天命的成分，在想象中认为这个坏蛋将会或者已经受到了神灵的惩罚。多亏有这样的联想或想象机制，不然，漫长的两千多年里，在如此悠久的帝制传统下，面对历朝历代数不胜数又让人基本无可奈何的坏蛋们，中国人的心理平衡如何保持，实在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情。有一些现代历史学家认为，这一切是赵构畏敌如虎、苟且偷安、执行投降主义路线的结果。这种说法气壮如牛，永远都不会错，却也让人无话可说。

从二十一岁到二十四岁，赵构就是这样度过了他登极之初几年的岁月。这样的经历，想必给他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从而影响到他的一生。应该说，任何人有了如此经历，恐怕都很难不受影响。

公元1130年，即南宋建炎四年春天，横扫大江南北的金兵终于决定从江南撤兵。有人认为，这是因为金兵耐不住江南渐次来临的卑湿闷热气候；同时，在军事上，蛛网般密布的河湖港汊水田丛林，也不利于骑兵的大兵团奔腾驰骋、展开攻守。

这种看法可能是一部分实情，但是，忽略了一个更深层次的事实：

五百年后征服全中国的满洲骑兵，就是今天这些金兵的正宗后代，来自一模一样的自然环境。清朝的辉煌成功表明，自然条件并没有成为他们勇猛善战文治武功的障碍。使他们夺取胜利的一个重要的，甚至是基本的条件是：他们远远比自己五百年前的祖先更加成熟，更加富有政治智慧，他们的雄心与目光更加远大，同时也具备了象皇太极、多尔衮这样雄才大略、文武双全的领袖人物。

而此时，公元1130年，即南宋建炎四年春天，赵构们所面对的金兵，从最高统帅，到一刀一枪拼杀的士兵，他们眼中所见、心中所想、念念不忘的只有金银财宝美女玉帛。这些骁勇剽悍的北方骑士，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用自己勇猛绝伦的武力，去攻占、征服、烧杀抢掠和不由分说地敲诈勒索；然后，把抢来的女人、财宝、奴隶源源不断地运送回寒冷的老家。在溃不成军、望风而逃的大宋君臣、军队面前，他们似乎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自己也可以做这万里锦绣江山的主人。因此，在以往胜利的鼓舞下，他们的表现相当轻率而野蛮，总是来去如风，除了烧杀抢掠敲诈勒索，从来看不到他们有过像皇太极、多尔衮那样目光深邃胸怀远大的从容展布。

好像是宿命一样，女真人似乎注定要统治中国，只是这项工作要在五百年后，由他们的子孙来完成。

毫无疑问，金兵北撤使赵构获得了极其宝贵的喘息时机。与五百年后的情形比较，北宋和明朝的崩溃同样根源于帝国内部的朽烂，他们面对的也同样是女真人的铁骑。不同的是，南宋高宗赵构君臣显然比南明弘光皇帝朱由松及其马士英、阮大铖们要高明得太多了。这使风雨飘摇、艰难困苦中的南宋帝国终于站稳脚跟，并坚持了一百五十多年。成为当时中国汉族人最后的一点体面与希望。

从仅仅完成于北宋覆灭几年前的《清明上河图》中，我们知道了北宋首都开封是如何令人悠然神往的。这座城市的繁华富裕，在当时即便不是世界第一，也肯定可以名列前茅。有资料显示，此次金兵北撤后，这座三四十万户、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剩下的成年男子还不到一万人。

南宋立足的江浙地区，号称东南膏腴之地，“天下赋税，尽出其半”，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富庶的区域。经过宋徽宗二十多年花石纲的征掠、席卷几百万人口的方腊起义和此次金兵的荼毒，这里人口锐减，满目荒凉，已经变成土匪、盗贼、武装割据者、叛乱者和豺狼出没的地方。

此次金兵南侵北撤，还有一个副产品，那就是一位名叫杜充的人公开投敌。此人手握重兵，身居宰相名位，是岳飞的老上级，也是南宋时期变节投敌者中名位最高的第一人。他的无能与投敌是宋军长江防线全面崩溃的重要原因，并形成强大心理效应，影响相当一批军政要人先后叛变，对抗金战争的民心士气打击相当大。其情形酷似八百年后日本人侵入中国时的情景。中国人习惯上称呼这些人为“汉奸”，并归因于他们个人品行上的缺陷。至今还没有见到什么人在文化与制度的层面上，探讨何以中国历史上每到关键时刻，就会经常大批量地产生此类人物。

杜充叛变，使赵构的自尊心备受伤害。据说，他闻讯后整天不吃不喝，祥林嫂似的见人就唠唠叨叨，说：“我对杜充这么好，从普通官员一直提拔，直到拜他做宰相，他怎么可以这样做？”

上述一切，资料来源于南宋时期的各种记载；假如这些记载与当时发生的实际情况误差不太大的话，那么，至少我们可以得出两个应该不算特别冒昧的判断：

其一，有一个极端的说法，认为赵构从当上皇帝那一天起就开始对金求和，是让人无法理解的一大历史谜团。上述资料至少可以让我们知道了他这样做的部分理由。用西方哲学家的术语表达，叫“环境的力量胜过父母的遗传”；用我国的谚语描述，叫“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用今天中国人喜欢说的话讲，则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现代心理学研究则认为：如果条件允许不做，却还甘愿低三下四的天生贱骨头不是很多。对古人，大约也可以作如是观。

其二，这一轮金兵南侵，事实上形成了物极必反的分水岭：赵构与南宋政权在金兵的打击下，终于跌入谷底；之后，开始了虽然并不强劲，但却很有后劲的反弹，并从此由没头没脑的全面溃败进入战略相持之中。

有证据显示，经过金兵的打击，北宋的正规军大部分已经崩溃。翻开当时的历史记载，几乎每一天都可以看到大宋的文官武将们叛乱、投降、城池陷落、溃败、全军覆没、战死、自杀、逃跑、下落不明的记载。南宋的军队建设差不多是从头开始的。赵构利用金兵北撤的喘息间隙，指挥他的追随者们，剿抚并用，迅速平息了散处各地的土匪、盗贼、割据者、叛乱者和与金国势力相勾结的异己力量，使健康的规范化社会力量开始复苏并成长。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岳飞领导的军事力量正是以此为契机发展壮大起来，并在未来的若干年里逐步成长为历史上著名的“中兴四将”。南宋政权相当艰难地一点点培养着与金国抗衡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

从这些史实中可以看出，从北宋崩溃到南宋站稳脚跟，其间充满惊涛骇浪。艰难困苦的程度实不亚于创建一个新的朝代。赵构表现得并不昏庸，也不怯懦，显示出了不错的政治才能。历史上欲求偏安而不可得的事例触目皆是，或许这是赵构在南宋人的诸多记载中被称为“中兴之主”，受到相当推崇的原因所在。应该说，在这一点上，此人做得并不是特别糟不可言，甚至可以说相当不错。

问题在于下面这个更大的历史疑团：当南宋帝国已经相对稳固之后，韩世忠、岳飞等中兴四将在江淮荆襄一带形成了比较坚强的防御体系，南宋军队在对金作战中也取得了一连串胜利，宋、金之间的实力消长与整体战略态势已经发生了有利于宋的逆转。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赵构不肯乘胜追击，北上收复失地，而是仍然一味主和，并杀死当时最杰出与忠心耿耿的军事将领岳飞？

这才是宋高宗赵构令人困惑的最大历史谜团。

我们找不到证据证明他为什么这样做，现有的资料相当混乱：云遮雾罩，情绪化，各执一词，还常常自相矛盾。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恰到好处地再现了当日情形混乱的程度，提醒我们不要一厢情愿自说自话。因此，我们恐怕只能根据这些资料，尽量拼凑、还原当时的情景，到赵构的经历、中国帝制文化、大宋帝国的帝国传统和当时的各种社会关系中去寻找答案。

在中国帝制文化中，皇帝具有半是人格半是神格的至高无上地位，其如影随形的共生伴侣则是围绕皇位的拼死厮杀。翻遍史书，我们找不到哪一个皇帝曾经摆脱过这个阴影。中国历史上曾经有无数父子、夫妻、兄弟姐妹之间为此进行过骨肉相残，从而造就了皇帝和皇家文化对皇位皇权可能受到侵犯的高度敏感，成为帝王们心头永远的“痛”——一种命中注定伴随其终身，不论白天黑夜永远无法消除的“痛”。

在以往的世代里，中国皇亲贵戚、帝王将相中发生了许多血腥故事，应用常识常情根本就无法理解，常常使人一头雾水，而一旦放到这个背景之下，就立马豁然开朗，洞若观火。比较典型的例子，如汉武帝。他喜爱小儿子刘弗陵，将其立为太子。为了防止太子年轻的母亲在自己死后出问题，于是，提前将这位备受自己宠爱的钩弋夫人杀死。这种做法，在历朝历代堂皇文书中大受称道，成为这位皇帝所谓雄才大略的一部分。

类似和比这糟得多的故事，史不绝书。中国帝制文化最深处，具有这种与生俱来的天性凶残。其指向，对于皇亲贵戚和臣僚百姓是一样的。事实上，认真思索一下的话，我们民族集体性格中的某些部分的确相当令人不安。

因此，就像阳光下必然出现阴影一样，我们的煌煌帝制则必然伴随阴谋与血腥，成为令人毫无办法的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为了消除阳光下的阴影，我们的祖先以令人骄傲的聪明才智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其中最有成效的，就是开始于周公之礼，并最终使中国社会演变成为彻底的宗法等级制社会的那一部分努力。

按照这套制度，天子正妻所生的长子，叫嫡长子。这位嫡长子不论长幼，不分愚贤，是天子的当然继承人，其余的孩子只能封为诸侯。在诸侯国内部，只有诸侯的嫡长子有资格成为下一代诸侯，其余诸子只能被封为卿、大夫。以此类推：卿的嫡长子天然为卿，其余诸子为大夫；大夫的嫡长子为下一代大夫，其余诸子为士；士的嫡长子仍为士，其余诸子则为庶人，也就是一般平民了。天子——帝王是最高一级的大宗，无条件受到天下的尊崇。

这套制度最关键的规定是：各级嫡长子均为本级的大宗，有资格祭祀宗庙，是帝统、正宗、正统、“尊之统也”；其余诸子均为小宗，是旁支，没有祭祀宗庙祖先的权力，必须无条件接受大宗的支配和约束。小宗可以绝，大宗不可以绝。遇到大宗绝后时，小宗必须过继给大宗后，才能继承正统。小宗本身没有正统、正宗的继承权。中国“嫡长子继承”、“长兄为父”这套说法就是来源于此。

与此相配合，周公给各个不同等级的人们，在服饰、用具、居住、出行、饮宴、祭祀、婚丧嫁娶等各个方面制定了极为详细烦琐的礼仪规定。就是所谓周礼。

于是，宗法等级，礼仪制度，再加上后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的儒家教义，从天子——皇帝，一直延伸到普通民众的氏族、宗族、家族之中，形成了中国社会严密完整的社会控制系统，即宗法等级制度。

这套制度、观念与相应的国家机器和分散的小自耕农经济一道，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从而长期延续。这为中国人的方方面面打下了至今清晰可见的印记。

按照正统的儒家意识形态，这些制度，是人人都要遵守的；违犯者，很容易被看成不忠不孝，犯上作乱。这种人常常被冠之以一个标准的称呼，那就是——乱臣贼子。按照儒家的正统说法，乱臣贼子，人人得以诛之。意思是，人人都可以杀掉那些不守规矩的人。这种事例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相当常见，到南宋初年，也就是赵构的时代，已经控制中国人的思想观念至少一千多年了。

作为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赵构属于小宗，本来没有资格继承帝统大宗。公元1125年，金兵第一次南侵，把国家祸害得一塌糊涂的宋徽宗，将皇位让给了大儿子赵桓，就是宋钦宗。赵构的这位大哥实在倒霉，他本来是嫡长子，正儿八经的大宗帝统，却在八方风雨之际，被自己的父亲推出来顶雷。他诛窜令人厌恶的蔡京等所谓“六贼”，力图振作。然而，终是回天乏力，一年多一点时间，就和父亲一道成了金兵的俘虏。于是，唯一漏网的嫡系皇九子赵构阴差阳错地成了大宋皇帝。

看起来，赵构当皇帝是天命所归，但是，他充当“告和使”时的诡秘行径，的确让人觉得不那么光明正大，鬼鬼祟祟、假借谋私、别有用心的味道颇重。使人在金人的讥讽面前很难为他辩护。更重要的，则是大哥赵桓还活着。这位名正言顺的皇帝一旦返回，赵构的皇位会立即受到威胁。在帝统大宗面前，他不可能不面临尴尬。三百年后，在大明朝皇室里发生的英宗复辟表明，帝统正宗在中国人心目中所具有的天然政治号召力相当可观，带着一种人心所向众望所归的天生魔力。这种代表祖先与上天意志的魔力，具有让任何反对者都低下头闭上嘴的惊人功能。

我们推测，这可能是赵构最大的一块心病。只有这个推测成立，才能解释为什么他能迎回自己的母亲韦太后，而钦宗大哥却要终于客死异乡了。这里，还存在另外一个可能：金国坚持不放回宋钦宗，是为了在必要时，扶植一个钦宗系统的傀儡政权，这将是大宋皇统的正宗嫡系。岳飞曾经因为这种担心，而一再劝告赵构早立太子，从而直接导致了赵构对他的嫌恶。

从建炎年间到绍兴五、六年，大约十年左右时间里，赵构的工作中心显然是在争取生存权上。不被金兵强大的军事压力压垮是压倒一切的任务。在赵构及其臣僚们的努力下，这个任务完成得不错。在此期间，南宋政权经历了从全线溃败到稳住阵脚，再从重点防御，转向战略相持的变化。到绍兴十年前后，宋军已经发展出了相当完善的、针对金国骑兵的步兵战术，并有能力在正面战场上给予金兵主力部队以重创。岳飞甚至率领岳家军一直杀到距离开封只有二十几公里远的朱仙镇，令带兵南侵的金军统帅吃尽苦头。

在这种背景之下，公元1140年即绍兴十年冬，赵构曾经放出大话说：“我如果亲自率领一支部队，赏罚严明，激励将士，一定可以抓住金军统帅兀术。”“兀术虽然强大，却专门以杀伐残忍为能事，不顾人心向背，我知道他不会有什么作为了。”从现有资料中，我们知道，赵构曾经冠冕堂皇地说过很多言不由衷的漂亮话。上面这些话，很可能就属于此类。

事实上，赵构对金国军事力量的畏惧相当深重。史书显示，赵构的私生活颇为不幸，他身患阳痿，始终没能治愈，并就此丧失了生育能力，只能过继一个儿子做继承人。而之所以如此，据说就是在被金兵追出扬州，“泥马渡江”那一次惊吓所致。这样惨痛的经历，如果在心理上没有留下什么影响倒是一件怪事了。

建炎四年，赵构在海上逃难回杭州后，仍然常年在候潮门外钱塘江上备有二百只船，并在昌国县即舟山群岛备有船只粮草，随时准备应急，再次出逃。

绍兴十二年，完成对金国屈辱的和议后，赵构曾经抚摩着头发，相当感慨地对秦桧说：“我今年才三十五岁，头发已经大半都白啦。都是操心操的呀。”

公元1163年，即隆兴元年，当了三十六年皇帝的赵构，主动退位，作起太上皇。到了此时，他还经常戒慎戒惧地告诫继子宋孝宗：千万不要轻易言战。一旦开打，“对于金国只是胜负的问题，对于我们可就是生死存亡了。”

这番话，很有可能是他的真心话。他确实是被金国给打怕了。

我们知道，赵构身材魁伟，体魄雄健，天生神力；我们也知道，体魄与胆魄、胆识与权位的不相称历来不乏其人。这常常令人扼腕叹息。

到此，假如我们愿意转换视角的话，还可以从赵构的角度继续观察一下当时的形势。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知道，南宋政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相当疲惫窘迫。其国土面积大约只有原来的一半多一点，人口则大幅度下降。京西路在北宋神宗年间有八十万户，到南宋嘉定年间，仅有六千多户，不足原来的百分之一；而嘉定年间距离赵构的时代，已经休养生息了将近半个世纪。两淮路和荆湖北路是宋金战争的主要战场，淮南东路在神宗年间有六十多万户，嘉定时减为十二万户，减少百分之八十；淮南西路从七十三万户掉到二十一万户，减少百分之七十；荆湖北路从六十五万户掉到三十六万户，减少百分之四十五。半个世纪之后尚且如此，可以想见，南宋初期赵构时社会经济破坏的惨烈景象。这也是南宋时期后备兵员补充始终相当困难的原因。

北宋晚期，物价一般维持在米每石四五百钱的水平，大约相当于今天每斤大米一元钱人民币；到南宋初年，米价最高时达到过每石三万钱，大约相当于今天每斤大米六百元人民币；绍兴十年南宋政权相对稳定之后，米价仍然高达每石二千钱，相当于今天每斤大米四元多人民币。根据并不精确的推算，当时一个普通五口之家的平均月收入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五、六百元人民币左右，可能还不到。人民生活之困窘可以想见。

当时，南宋的国家常备正规军大约保持在四十万人。发生战事时人数还要增加许多。国家财政收入平均在每年四千五百万贯钱左右。供养这支军队的费用，和平时期大约在两千四百万贯，赵构一家皇室的开支大约在一千三百到一千四百万贯左右，其他所有开支只有七、八百万贯。这使南宋政权的财政状况始终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最糟糕的是，从赵构开始，终南宋一百五十二年的统治，这个政权几乎没有为缓解这个压力采取过什么像样的建设性措施。我们所能找到的记录，仅仅是不停地用通货膨胀和增加苛捐杂税的方式，将压力转嫁给民间。于是我们在史学家的研究中只能看到，南宋一朝苛捐杂税的科目之多、赋税水平之高，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经常超过北宋时期的至少一倍左右。这是南宋时期民间动荡不安反抗较多的主要原因。

据说，当时曾经有人算过一笔账，从成本核算的角度支持对金求和。他们认为，每年支付金国五十万两、匹银、绢，远远比开战后军费开支的浩大成本与风险更划算。这种犬儒主义的算计很有可能恰好对了赵构的心思。

由此，可能会导出一个为赵构开脱的理由，尽管我们在感情上很不情愿。那就是，作为一个并不糊涂的国家元首，他应该最了解此中情形。在南宋后来的一百多年里，至少主动发起过两次大规模的北伐战争，均以惨败告终。由此，证明了一个老生常谈：任何战争，都不仅仅是武力的对抗，而是交战双方综合素质的较量。这可能是赵构不想也不敢对金开战、只希望屈辱求和的重要原因。

在赤裸裸弱肉强食的时代，此类以小事大、以弱事强的事例并不罕见。形势比人强。在强人面前，弱小者想灭掉这个强人，并非轻易能做到。特别是当他已经被这个强人打怕了的时候更是如此。

从实力对比等等综合因素中寻找战与和的历史动机，应该不比完全归咎于个人品质更远离可能的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