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往事—— 童贯，阉割过的王爷不孤独



在公元1127年上演的巨型历史悲剧中，有一个介乎喜剧与悲剧之间的角色特别引人注目。他就是童贯。

半年前，他已经被皇帝下令杀死。当时和后来的人们普遍认为，他是公元1127年悲剧的主要制造者，即便死上一百次，也不足以抵偿他的罪恶。因此，在后来的世代里，一提起他的名字，常常会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起舞台上的大花脸，或者鼻梁上涂抹着一大块白粉的角色们。

事实上，童贯的经历，充满了传奇般的悲喜剧色彩。他一生中，开创的几项中国历史之“最”，肯定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迄今无人能够打破的纪录，并且可能会永远保持下去。

这几项纪录是：

中国历史上握兵时间最长的宦官，

中国历史上掌控军权最大的宦官，

中国历史上获得爵位最高的宦官，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代表国家出使外国的宦官，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被册封为王的宦官。

没有人能够精确统计出中国历史上的宦官总数。粗粗算来，大约至少应该不低于百万人才对。也有论者估计，认为应该在三四百万左右，极端者甚至认为可能达到千万之众。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平心而论，在这数百万人群当中，仅仅凭着这样几项纪录，这个人物就没有理由被漫画化、脸谱化为一个小丑的模样。事实上，如果不带偏见地翻检一下历史记载，我们会发现：在公元1127年的悲剧发生之前，将近二十年时间里，童贯肯定曾经是我们帝国的骄傲与荣耀，代表了那个时代相当一部分人的光荣与梦想。

可能是大众传媒和娱乐圈概念性思维的缘故，我们每当想起历史上的那些反面人物时，常常会把他们和或者獐头鼠目、或者满脸横肉联系起来。从历史记载中我们知道，至少北宋末年的这些反派大人物不是如此。

也许是因为宋徽宗具有美术天才的关系，他所信任和喜爱的亲近重臣，仪表一般都很出众。徽宗皇帝本人，用古时人们的形容，叫作面如脂玉，唇若敷朱，风姿如玉树临风，与他政治上的昏庸似乎没有太大关系。从他传世不朽的人物画《听琴图》和部分时人记载上看，蔡京眉目疏朗俊秀，风度儒雅从容，很有点美男子的味道，也丝毫不妨碍他做事的阴毒狠辣。另外一位同样官至宰相的此类人物，名叫王黼。这个人身材挺拔，金发金眼，与常人大异其趣而不同凡响，同样没有影响此人卑污猥琐的为人。

童贯则是另外一种类型。史书记载，此人身材高大魁伟，皮骨强劲如铁，双目炯炯有神，面色黢黑，颐下生着胡须，一眼望去，阳刚之气十足，不像是阉割后的宦官。这可能和他年近二十岁才净身有关。

据说，童贯为人有度量，能疏财，出手相当慷慨大方，很像《水浒传》上同时代那些仗义疏财的好汉。只是，他仗义与疏财的对象具有极强的选择性，后宫妃嫔、宦官、宫女、能够接近皇室的道士、天子近臣等等，时不时可以从他那儿得到不少好处。因此，皇帝耳边经常可以听到关于他的好话，称得上好评如潮。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阳刚外形的人，却性情乖巧，心细如发，对皇帝的心理具有极强的洞察力，每每能够事先预知皇帝的意趣意图，于是说话做事很少荒腔野板，从而大得欢心。

童贯净身入宫时，是拜在同乡、前辈宦官李宪门下作徒弟。这位李宪是神宗朝的著名宦官，在西北边境上担任监军多年，颇有些战功。童贯读过四年私塾，有些经文根底；跟随李宪出入前线，又打下了军事上的根基，很有点能文能武的味道。加上他曾经十次深入西北，对当地的山川形势相当了解，这使他在宦官中很不寻常。不过，看起来李宪对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提拔照顾，致使童贯进宫二十余年，始终没有出人头地。如果不是赵佶这种性情的人做了皇帝，或者换句话说，如果神宗皇帝能多活二十年的话，他说不定会默默无闻地老死在皇宫里。

从时间上推算，徽宗入继大宝时，童贯已经四十八岁。这个年龄，正是人生经验、阅历、精力臻于巅峰之际。徽宗以内廷供奉官的名义，派他到杭州设明金局收罗文玩字画，第一次为他打开了上升的通道。一般说来，内廷供奉官大体相当于皇宫的采购供应处长，并不是一个多高的职位，却是一个很有油水的肥差。童贯没有满足于捞取好处，他对这次机会的利用，称得上老谋深算、意味深长。

在杭州，童贯与贬居此地的蔡京过从密切，朝夕相处。此次，据说蔡京很巴结，将自己珍藏的王右军的字，给了童贯；又帮助他把杭州民间收藏的几件珍品字画器玩弄到了手。在民间传说中，有不少关于他们俩巧取豪夺的故事。比如，说他们像上海滩上阿飞放鸽子、仙人跳似的，把蔡京的一个小妾愣说成是预备晋献给皇帝的美人，从而在一个世家子手中勒索出了两件皇帝特别喜欢的古画等等。不管怎样，据说，其中就包括了徽宗皇帝梦寐以求的这幅周文矩真迹——《重屏会棋图》等等。这些工作成绩，令皇帝十分惊喜，从而，开始对童贯另眼相看。事实上，在此期间和主持杭州造作局工作时，童贯肯定狐假虎威地干了不少缺德事，这从当时臣僚奏疏中颇有烦言可以看出。可是，显而易见的是，这些抨击童贯的言辞，都没有能够抵消他给皇帝带来的喜悦。而且，更厉害的是，蔡京与童贯结下了彼此援引的深厚友谊。

此次杭州之行，童贯特别热心地按照自己对皇帝的理解，指点蔡京创作了一批深受喜爱的书画作品，经过童贯源源不断地送到皇帝手中。回京后，他又出手极为豪爽地向宫中妃嫔、曾经预言赵佶能够当皇帝的道士、皇帝身边的近臣和另外深得皇帝信任的宦官梁师成之属馈赠厚礼，为蔡京回京打通了关节。

当时，据说童贯的几个心腹徒弟十分困惑，不明白师傅为何如此热心地帮助一个贬居外地的倒霉蛋儿。童贯告诉他们：“现任的宰相没有人拿我们放在眼里，巴结起来即便不是没有可能，也会极其费劲；如果看准了，通过我们自己的力量，扶起来一个宰相，那就完全不同了。”

事实证明，童贯烧冷灶的眼力与功力全部超一流。不到一年，蔡京便三级跳似的坐到宰相的位子上了。这一点对于童贯具有深远的意义。

蔡京主持国政之后的一项重大举措，就是推荐童贯监军西北，意在收复青海甘肃地区的四州之地。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情，颇能看出童贯的性情：

童贯担任监军后，随大军进发到湟川。他们在此地杀牲祭旗，召开誓师大会，然后，正在行将开战之际，突然接到皇帝手诏。原来皇宫失火，皇帝认为是不宜征战之兆，急令止兵。童贯看过手诏后，若无其事的折起来塞进靴筒。军中主将问他，皇帝写了些什么？童贯回答说：皇帝希望我们早日成功。

在这次战争中，童贯表现低调，他支持、配合领军将领，打了一连串漂亮仗，平息了西北部族的叛乱。在收复四个州的庆功大会上，将领们兴高采烈地领功受赏，童贯则做了两件极为露脸的事儿：

在庆功宴会上，他慢悠悠地拿出皇帝的那份手诏，传示军中将领们观看。大家一看之下，无不大吃一惊。领军主将相当惶恐地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童贯回答说：“那时士气正盛，这样子止了兵，今后还怎么打？”主将问：“那要是打败了可怎么办？”童贯说：“这正是我当时不给你们看的原因。打败了，当然由我一人去领罪。”据说，当时众将领“呼啦”一下子跪了一地，大家无不感激佩服。谁都知道，军令如山，何况是违旨，这可真不是闹着玩儿的事儿。若是打败了，童贯可能确实是要掉脑袋。

与此同时，童贯还做了另外一件相当打动人心的事情。开战后，阵亡了一位很是奋不顾身的将领。当时，这位将领的妻子已经去世，他战死后，他的独生儿子流落街头，成了乞讨儿。童贯下令将他找回来，当众认这孩子为义子，声明一定如对己出般地善待遗孤，将他抚养成人。这一手很厉害。那些镇日里在生死场上搏杀的将领们十分感动，认定童贯是一位值得为之卖命的上司。从此，童贯牢牢树立起了在西北军队中的威望。可惜，这个改名童师闵的孩子，长大后帮着童贯干了不少坏事，公元1127年之前一年，诛除“六贼”时，与童贯同时被新皇帝下令斩首。此是后话。

这次战胜，对于大宋帝国极其重要。帝国已经许久没有军事上的光荣与辉煌了，这令帝国君臣民众相当郁闷。要知道，自从“澶渊之盟”，帝国与辽国结成不断钩心斗角的“兄弟之邦”以后，东北、北部地区好歹平静下来了，西北军事就成了帝国心头长久的痛。中国历史上名气极大的一代名臣范仲淹都曾经在这里折戟沉沙，弄得很是灰头土脸。是故，童贯成为大宋帝国冉冉升起的一颗耀眼明星，英雄般受到京城朝野上下的热烈欢迎，并且长久地照耀在帝国黑沉沉的西北部上空。

嗣后，童贯常年出没西北，主持该地区军事，并率兵连打几次胜仗，相继收复了积石军，就是今天的甘肃贵德，和洮州，就是今天的甘肃临洮。从此，童贯成为名副其实的帝国柱石，撑住了西北方曾经多次险些垮下来的天空。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西北地区地瘠民穷，天欲垮不垮地好多年，表明它不可能真的垮下来；仅仅是蔡京、童贯者流希图邀功，才穷兵黩武，屡屡挑起战端。这种说法肯定有它的道理。我们在此想要表达的意思，仅仅是说：当时的帝国朝野上下，事实上是非常需要并且非常欢迎这种军事上的成功的。它的心理基础，很有可能应该不仅仅只是想穷兵黩武而已。

当此时，大观二年即公元1108年，童贯与蔡京之间发生了一次严重的龃龉，起因是皇帝下令授童贯为“开府仪同三司”。时人称这一官职为“使相”，一般是在宰相外放为节度使时加官所用，极为尊贵，其含义是待遇、地位、荣耀已经相当于宰相。过去，这一官职从来没有授给过宦官。蔡京说：“童贯以一个宦官之身受封节度使已然过分，使相尊位哪里是他所应该得到的？”蔡京作为宰相拒绝奉诏委任，皇帝也就此不了了之。

实际上，蔡京对童贯的不满已经很长时间了。他认为童贯侵犯了自己作为宰相的尊严与权力。原因是，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童贯在选拔西北地区将校官吏时，已经不通过政府程序，而是直接从皇帝那里取旨任命。有的干脆就是他自作主张，先任命了再说。这使政府首脑蔡京宰相的自尊心大受伤害，因此，决定晓之以颜色。

童贯当然也很恼火。不过，他不动声色，相当冷静地观察着情势。第二年，大观三年，即公元1109年，童贯三管齐下，一举将蔡京拉下相位。这一次，他策动了三个方面的力量：宫中是内廷总管包括自己的徒弟为一路，工夫下在妃嫔和皇帝身上，将蔡京干的坏事在他们耳边不停地吹风；朝中是寻找与蔡京素有怨隙的官员为一路，工夫下在台谏官的身上，最后由中丞和殿中侍御史出面弹劾蔡京；第三路最是剑走偏锋，却也杀伤力最大——由皇帝最为宠信的道士出面，密奏皇帝，说是太阳中出现黑子，主在斥退大臣，否则不祥。徽宗相当惊恐，蔡京屡次求见均被拒之门外。于是，蔡京上表求退，皇帝立即下旨，同意他以太师致仕，贬为太一宫使，并进而将其贬居杭州。

至此，童贯大获全胜。但是，很有可能他并没有享受到多少胜利后的快感。原因是继任宰相张商英为政持平，多次劝皇帝“节华侈，息土木，抑侥幸。帝严惮之”，时称其忠直。实际上，徽宗皇帝初政时，张商英就曾经当过宰相，当时，青年皇帝就有点怕他，所以，在修缮宫室时，特别嘱咐工头，看见宰相过来就和工匠们躲开，不要让宰相看到他们。后来，张商英被蔡京列入奸党名录中，实际上人们都知道这是胡扯，是蔡京借此排斥竞争对手而已。因为，张商英拥护变法是众所周知的。如今，将近十年过去，皇帝自我感觉好了许多，张商英却是一点没变，一以贯之地以自己的忠直匡正皇帝与国事，闹得皇帝仍然“严惮之”，就是特别畏惧他的意思。显然，这与童贯的路数差别巨大。

政和元年，即公元1111年，童贯晋升为检校太尉，获得武官最高一级职位。也是这一年的同一个时刻，童贯在皇帝的支持下，做了一件迄今为止前无古人的大事：他以副大使的身份，代表皇帝与国家出使辽国。据说，这件事情是童贯策划的。原因是此阶段西线无战事，童贯静极思动，想到东北方向的辽国去看看是否有什么机会。

尽管此时童贯的声望如日中天，然而，毕竟这是代表皇帝与国家出使外国，因此，还是有大臣提出疑义，认为以一个生理不健全的人代表皇帝出使，实在有碍观瞻，会让人小看为偌大一个国家无人可派。

谁知，徽宗皇帝不作如是想，他相当以童贯为骄傲：“契丹人听说我国有一个童贯，屡屡打胜仗，很想见识一下。正好就此派他去考察考察辽国的情形。”于是，把他的官职加为检校太尉，以端明殿学士郑允中为正使，以太尉童贯为副使，前往辽国进行国事访问。从中可以看出徽宗皇帝那浪漫而轻佻的性格：他不大会让自己被世俗的、传统的、刻板的东西所束缚。然而，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艺术需要浪漫，而政治恰恰需要刻板，需要一丝不苟的规矩与程序。徽宗皇帝的这一次浪漫，为帝国的灭顶之灾和千万人的家破人亡，埋下了意味深长的伏笔。

不久，童贯终于得到了开府仪同三司这个崇高的职衔，这也是一项打破历史传统的安排，就是说，也是前不见古人的。又不久，童贯受命领枢密院事，成为全国仅次于皇帝的最高军事首长，开了宦官主持枢密院之先河。然后，拜太傅，封泾国公爵，就此，童贯位极人臣，辉煌灿烂。当时，人称蔡京为“公相”，称童贯为“媪相”。我们知道，“媪”是老年妇人的意思。

到了此时，至少蔡京心里肯定是明白了童贯的厉害，知道了自己与这个老宦官，在皇帝心目中的分量是不同的。

平心而论，蔡京的政治生命力应该算是极其强悍的了。他的一生中，光是在宰相的位子上，就曾经四上四下，执掌相印前后长达十七年以上。其意志之顽强坚韧可以想见。我们知道，蔡京聪明绝顶，在很多领域里称得上才华横溢。一般说来，任何社会的道德指向，大体上都是崇善抑恶的。当一个社会的机制使人作恶而不受惩罚，反而可以荣华富贵时，这个社会的社会机制与文化传统就应当受到永久的质疑；任何忽略了这一点，而去歌颂该社会经济、文化、艺术之辉煌灿烂的行为，都应该有理由被认为是卑鄙无耻的小人行径。事实上，蔡京、童贯者流所处的社会，就大致可作如是观。

童贯与蔡京不同。从徽宗皇帝即位起，二十五年间，童贯一直顺风顺水，青云直上。其间，除了晚年收复燕云一役，皇帝略有不满，导致此人短暂离职之外，他始终受到高度信任，甚至他谎报军情、谎报战功、建立数万人唯他一人之命是从的亲军——胜捷军时，皇帝都怡然不以为意，将全国军权全部交到了他的手中。这里面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是：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一般都视宦官为家奴，认为他们已经断子绝孙，因此不会有谋权篡位的政治野心，顶多贪图一些富贵而已。揆诸历史，中国的确没有宦官当上皇帝的事例。但是，皇帝们常常会忽略，为了保住富贵，这些人却是可能谋财害命和帮助别人谋权篡位的，目标当然主要是皇帝的性命和皇位。

导致皇帝格外信任宦官的另外一个因素则是，在偌大的后宫里，皇帝每天只能与这些人朝夕相处，感情上自然不同。

很有可能是意识到了这一切，蔡京主动向童贯低头示好。有传说认为，是蔡京先去拜访了童贯；而童贯也意识到了蔡京当朝的重要，于是，二人尽释前嫌，言归于好。这个传说可能有一些问题。当时蔡京贬居杭州，贬居外地的官员，没有皇帝的旨意，一般是不能擅自返回京师的；而在此期间，童贯是否去过杭州，也很成疑问。对此，我们姑且存疑。但有一点则是大致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童贯、蔡京二人在未来的十多年里，配合默契，再也没有发生过直接的利益冲突。

政和二年二月，即公元1113年，皇帝将罢相三年多一点的蔡京，重新请回朝廷。五月，蔡京再执相权，皇帝下令，允许这位年届七旬的老宰相在家里办公。

蔡京的此次复出，对于大宋帝国真正是灾难性的。徽宗一朝劳民伤财的浩大工程，大多是在这个时期陆续动工兴建的。如许多朝代不敢轻易修建的明堂，如延福宫，如艮岳等等。在此期间，花石纲也蔓延成灾，荼毒全国。

此时，老宰相蔡京也仿佛看破了似的，整治起人来，又狠又辣。举凡官吏升迁罢黜，都必须经过他的批准。凡是顺承他的，须臾之间就可以得到升迁和美缺；但凡忤逆过他的，上至宰相，下到边鄙小吏，必除之而后快。当时一部时人著作里曾经记载，有一个到他家里谋官的家伙，一顿饭的工夫，就看到这位宰相，将三个人从相当于今天的县团级干部，提拔为副司局级。而且，这一切都是当着此人的面进行的，表明他已经根本不在乎公开弄权了。他的三个儿子、一个孙子全部官居大学士，其地位与执政相当，差不多是副宰相的级别。家中的厮养小厮、仆役皆至大官，姬妾多被封为夫人。

这里面，数蔡京的大儿子蔡攸最有出息。徽宗皇帝十分宠爱这厮，使他官至开府仪同三司，可以随时进宫晋见皇帝。他和那位金发金眼仪表堂堂的宰相王黼、号称“浪子宰相”的李邦彦一样，经常参与宫中秘戏。这三位宰相副宰相时常涂抹化妆、穿上戏服，夹杂在倡优侏儒中间，讲一些市井淫谑浪语，大约相当于今天的荤段子之类，可能还要加上一些表演性的夸张，甚至把全身画满花样，然后脱光了全部衣服表演，以此取悦皇帝。据说，有一次君臣正在乐不可支时，被皇后撞见了，皇后大吃一惊，摇头叹息道：“宰相尚且如此，这个国家可怎么治理？”

后来，这位蔡攸的势力已经可以和父亲分庭抗礼了，于是便自立门户，开始与父亲相互倾轧。从史书记载中可以看出，这厮的手段极为狠辣。比如，当时，他的弟弟蔡修深得父亲喜爱和倚重，这位哥哥就找了个机会，请求皇帝处死自己的弟弟。蔡京老泪纵横地跪在皇帝面前求情，才救下了这个儿子的性命。

《宋史》中记载说，有一天，蔡攸突然来到蔡京家中。蔡京正与一位客人说话，见他进来，连忙让客人避入内室。只见蔡攸这厮一把抓住他父亲的手腕，边为他诊脉，边问道：“大人脉势舒缓，身体里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吗？”蔡京断然回答：“没有！”蔡攸说了声：“宫里还有事。”便扬长而去。客人如堕五里雾中，一头雾水地问蔡京：这是玩的什么花样？蔡京回答：“你不知道，这小子想以我有病为借口罢我的官呢。”蔡攸当时可能是想顶替父亲的空缺，由自己执掌相印。几天之后，蔡京果然被罢了宰相官位。但蔡攸的希望也落了空，接替蔡京相位的，是那位金发金眼的王黼。

也算是一种报应吧。在中国历史上，父子两代同时位极人臣，势焰熏天，同一天被流放杀头，同时列入官修正史奸臣传的，蔡京父子可能是独此一家。如果再加上同样被列入奸臣传，同样开府仪同三司、从而位极人臣的蔡京的弟弟蔡卞，再加上同样被列入奸臣传、同样势焰熏天的蔡攸的弟弟蔡修的话，那么，仅仅蔡氏一门的事迹，在中国历史上就可算是蔚为大观了。

就是在此期间，蔡京与童贯高度默契，怂恿皇帝宋徽宗赵佶，策划、组织、实施了在中国历史上掀起滔天巨浪或者巨祸的事件。这就是意图收复燕云十六州的联金灭辽事件。从此，将大宋帝国推进万劫不复、血流成河的深渊，导致大宋帝国覆灭，导致千百万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导致一部大宋帝国历史，从此变得支离破碎，满目创痍，满纸血泪，读来令人倍感凄凉。

事情起因于童贯出使辽国。

此次出使访问，其实并没有什么重大议题，只是依照两国约为兄弟之邦后的外交惯例，前去祝贺辽国天祚皇帝的生日而已。童贯也无非是留心沿途山川形势，考察一路风土人情。除了辽国一方在接待规格上不算特别崇高隆重，令童贯稍感怏怏之外，一切行礼如仪，没有特别值得讲述的新鲜事儿。进了辽国首都临潢府后，他们看到大街上人流如织，市面相当繁华。再进一步留心，发现原来契丹人与汉人是分地而居的：城北，房屋高大豪华，为契丹人之居住区；城南则低矮简陋，多是以手工、商贩为业的汉人居住。这使使团诸公相对感慨，不一而足。

一个意外的重大收获发生在回国途中。

童贯一行走到卢沟地方，就是今天北京西南郊外的卢沟桥附近时，一位辽国汉人马植深夜来访，向大名鼎鼎的童贯太尉贡献了一条收复燕云、搞垮辽国的奇计，从而，揭开了帝国历史上一个翻天覆地大事件的序幕。

马植世居燕地霍阴。契丹占据燕云十六州之后，他的家族成为辽国汉人大姓，从远祖时起便世代为官。到他这一代，居官为光禄卿，这是一个负责皇室膳食的中高级官职，日常工作则是主管皇家酒醴膳馐事务。官修正史《宋史》将其列入奸臣行列，并说他“行污而内乱，不齿于人”。这种评价，常常被后世学者所沿袭，使得这位马植显得相当面目可憎。

事实上，这种评价大有可商榷之处。我们知道，《宋史》是由元朝宰相蒙古人脱脱所主修。蒙古人灭掉南宋入主中原之后，实际上相当忌讳自己与契丹人一样被视为胡人、胡虏，更忌讳汉族人心怀华夏正统。知道这些，应该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官修正史中要将马植列入奸臣传了。

仔细研读史料，我们会很容易发现，这位马植的见识与行事相当敏锐且富有预见性，远远高于大宋帝国当朝的衮衮诸公。如果一定要说他有什么错的话，那只有他不该对辽国的政治腐败失望之后，寄希望于宋朝的政治清明。他不知道，实际上，此刻大宋帝国的腐败程度，甚至可能已经远远超过了辽国。其实，这也难怪他，当时绝大多数的辽国人与金国人，都还以为大宋帝国是一个极其令人仰慕的高度富裕、高度强盛、高度文明的国度呢。

有一个事例很能说明问题：

当今辽国天祚皇帝的前一任皇帝，是天祐皇帝。这位皇帝曾经用两千两白银铸了两尊佛像。在佛像背后所刻铭文中写道：“开泰寺铸银佛，愿后世生中国！”这座开泰寺的遗址，就在今天北京西便门附近西北一里处。连皇帝尚且希望来世托生在“中国”，也就难怪马植对故国心向往之了。因此，诚如一位知名作家所说：马植高估了祖国的强大，不是他对不起自己的祖国，而是这个祖国辜负了他。后来，到了靖康元年，即公元1126年，金国骑兵席卷大河上下之后，大宋帝国君臣毫不自省，迁怒于马植，将已经改名为赵良嗣、并忠心耿耿为帝国奔走的他杀死在贬居地湖南郴州。

此刻，童贯面对马植所献的灭辽复燕之策，大为兴奋。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天地，在那片天地里，他将创下震烁古今的伟大事业。

对于马植正式叛归大宋的日期，史家历来众说纷纭，许多人采用的一种说法认为，马植此次就被童贯带回了汴梁。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判断，陈乐素教授所考证的时间，可能是更有说服力的。就是说，马植来投的日期，应该是在政和五年，也就是公元1115年。此时，完颜阿骨打举兵叛辽已经两年时间，并在一年前创立了金国政权。而辽国国事日非的衰颓景象业已日甚一日，无可挽回。当此时，马植所说的联金灭辽复燕之策方才顺理成章。如果这种判断成立，那么，四年前卢沟桥畔的会晤，很有可能只是达成了某种共识或者意向。当时，阿骨打还没有继承完颜部落酋长的职位，局势并不明朗；另一方面，一国使团将被访问国家的叛臣夹带出境，也势必惹起两国关系上的轩然大波。于是，可能的情况是：童贯与马植约定，让他与宋辽边境上的宋朝雄州知州保持联系，以待时机。

但是，上述的一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公元1115年，雄州知州送来紧急文书，其中附有马植的亲笔信，援引孔老夫子“危邦不居”的古训，表明了南归“圣域”，恢复汉家衣冠的愿望。他所陈述的一切，并非不符合帝国正统的观念。于是，徽宗命童贯与蔡京共议可否，二人一致认为应该接纳，于是下令，让马植于当年四月入境。其实，此刻马植已经来到了童贯家中。徽宗皇帝知道后，立即于延庆殿接见该人。在这次接见中，马植全面介绍了辽国危机和金国的崛起。他的一段话，被原封不动地摘引进了《宋史》，成为宋辽金关系史上的名言：

“辽国必亡，陛下念旧民涂炭之苦，复中国往昔之疆，代天谴责，以治伐乱，王师一出，必壶浆来迎。万一女真得志，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事不侔矣。”

侔者，等也，齐也，相同之意。最后一句的意思是，事情就不一样啦。

事情的全部关键，不在于马植做错了什么。对于大宋帝国来说，他所做所说的一切，都完全正确。问题在于，他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面对一个错误的政府和一批错误的执政人物，说出了绝对正确的真理。于是，整个事情就自然而然地变得错尽错绝错到了家。

宋徽宗对马植所说的一切深表赞同。于是当即任命他为秘书丞，赐国姓赵，改名赵良嗣。从此，大宋帝国蠢蠢欲动，开始了联金灭辽、恢复燕云之举。

这个消息传出后，立即遭到了来自现实考虑和道义思量的双重反对。

负责起草诏令的中书舍人宇文虚中的论述极为精彩。他说：“用兵之道，必须先考虑强弱虚实，知彼知己，以防万一，现在，如果说起军备经费与贮备来，主战的统兵大帅会说绰绰有余，而边防州县财政军粮空虚匮乏则被忽略不计；如果说起兵士的强弱，统兵大帅会说兵甲精锐，而边防州县的兵备废弛则置之不问。边境上没有攻守器具，军府里只够几天的军粮，就是孙武再世，这个仗也没法打。”他认为，以百年怠惰之兵，久安闲逸之将，去与新锐难争的敌人角逐于血肉之林，恐怕中国之边疆，没有安宁的日子了。这位机要秘书的确厉害，他所预言的一切，后来一一应验，而且比他说的，惨烈不止千万倍。

在策略上，他也反对这样做。他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来说明：譬如一个大富翁与一家穷人比邻而居，他想吞并穷人，扩大自家的地盘。于是找来一个强盗，对他说：干掉这个穷小子，他的房地产给你一半，他的财产全部归你。就算都做到了，邻居换成了一个成天惦记你家财产的强盗。从此，你的日子还能过吗？从后来的情况看，他把这个强盗还是估计得太老实了。

在道义上，反对的声音也不少。澶渊之盟，两国结成兄弟之邦，不管怎样，毕竟和平相处了一百多年。双方有来有往，总体上还算友好。如今，人家家里失火，作为邻居，不但不帮忙救火，反而趁火打劫。这叫怎么说的？

甚至原定的对辽作战前敌总指挥种师道就持这种看法。这位“老种经略”，是北宋末年赫赫有名的“种氏家族”名将，世代行伍，在军界很有威望。他劝童贯说：“我们现在干的这档子事，就和邻居家进了强盗，不但不去救，还趁乱抢劫分赃一样。这种事真的干不得。”童贯听了极为恼火。他不动声色地密奏皇帝，弹劾种师道。结果，宰相王黼临战易将，立即下达命令，强令种师道退休。

今天回顾起来，促使大宋君臣玩火的原因很多。归结起来，无非是下列三种原因起了主要作用：一是朝代的夙愿，二是现实的屈辱感，三则确实是这种趁火打劫的心态。

朝代的夙愿，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

从石敬瑭献出燕云十六州换取后晋皇帝宝座以来，中原地区便实际上门户大开，丧失了所有军事与战略上的主动权。因此，赵宋立国以来，便一直图谋恢复，但是始终没能如愿。如果上天假以时日，以赵匡胤的雄才大略或许能够实现这个愿望。到赵光义时期，连续两次较量，都落得全军覆没的结果，致使宋朝上下普遍患上了“恐辽症”。加上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宋朝渐渐形成以文制武的基本国策，于是，燕云恢复事实上变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帝国夙愿。

王安石变法图强的基本动机里面，就包含了实现这一夙愿的深层追求。所以，当国库相对充盈时，宋徽宗的父亲宋神宗就曾经放出狠话：若有人能够收复燕云地区，皇家将不吝惜册封此人为王。然而，在偃武修文的基本国策之下，北宋时期许多品行高洁、学术纯粹、德高望重之士，大多成了主和一派。那些试图用“主和”还是“主战”，来作为区分北宋时期好坏善恶标准的人，面临着永远无法自圆其说的尴尬。因此，事实上，没有人能够摘下这顶王冠。

此时此刻，仿佛天赐良机，使徽宗君臣这一帮根本不具备这种资格、又不自知的不入流角色们，怦然心动。特别是童贯，多年西北征战，虽然有重大谎报军情、损失惨重之情事，但毕竟还打了不少胜仗。因之，此时的他，已经极度膨胀。很有可能，他已经在恍惚之中，看到那顶王冠就在伸手可及之处，向世人展示着自己的辉煌灿烂，仿佛伸出手去，就能摘下来戴到自己的头上呢。

现实的屈辱感，也很容易理解：

臣子中支持联金灭辽的，很多人是出于每年五十万两、匹银绢的考虑。澶渊之盟，是在宋真宗军事上占据了较为有利地位的情况下签订的，其中仍然约定，大宋帝国每年要向大辽帝国输送白银若干万两，绢若干万匹，双方约为兄弟之国。其实，谁都知道，这就是一种变着说法的上贡，一种花钱买平安的没有办法的办法。后来经过变故，这笔钱固定为银绢五十万两匹，年年如此。就此，辽国至少在军事上，对大宋的确是不大放在眼里。对于从来都是以华夏正统、天朝上国自居的帝国君臣，其屈辱可以想见。

大家能够谋取心理平衡的理由是，五十万两匹银绢总比浩大的军备军费来得便宜。而且想想看，即便花费了这些军费，人们却既承担不起万一战败的罪责，又承担不起战胜后武将们功高盖主、尾大不掉的后果。不言而喻，这是以文制武基本国策必然的逻辑后果，是令大宋帝国君臣们相当痛苦的一个心结。

事实上，纵观大宋帝国三百一十九年的历程，不论是在此之前的北宋，还是在此之后的南宋，帝国君臣无时无刻不是在这屈辱与算计的两个极端中度过的。这一对儿可憎的双胞胎，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顽劣乖张，丑陋狠毒，一点儿都不可爱，让生下他们的帝国君臣费尽心机，吃尽苦头，操透了心。显而易见，在帝国传统之下，这个方程事实上确实无解。因此，对于他们来说，与这么困难的问题比较起来，哈姆雷特“活着，还是死去”的念念叨叨，根本就是、简直就是、实在就是无病呻吟。

有一件事情，很可以说明上述困境：

位居太宰的郑居中，很反对这次决定。太宰，是一个古老的官名。早在殷商时代就已经设置，主管家务和家奴，类似王室大管家一类。西周后沿用，仍然负责皇室内外事务，并在皇帝的左右襄赞帝命，有点类似但高于后来的内务府大臣；只有到了宋徽宗时代的一段时间里，才将尚书左、右仆射改称为太宰、少宰，实际就是左、右宰相。郑居中责备蔡京：作为国家元老，却不守信用，制造事端。百余年来，边境宴然，兵不识刃，民不加役。此次，假如打败了，后果不堪设想，即使打胜了，也是蠹国害民之举。他侃侃而谈，蔡京却只用一句话，就把他憋了回去。蔡京不慌不忙地告诉他说：这是皇帝的意思。皇帝无法忍受以大宋之强大，每年还要交给辽国五十万两匹银绢。

郑居中立即无话可说。

此时，就连当初帮过蔡京大忙的、那位曾经为皇帝画《爱莫助之图》的邓洵武，也不赞成毁约出兵。这位当年的起居郎，如今早已不是那个跟在皇帝屁股后面做记录的书记官儿了，他现在的职位是知枢密院事，相当于主管全国军事工作的长官，已经属于国家重臣。他说得隐晦而又直截了当：国朝初年，以太宗之神武，赵普之谋略，曹彬、潘美的大将之才，征伐四方，百战百胜，却唯独于燕云毫无建树，今日哪里可以轻举妄动！“且百年盟誓，一朝弃之，诚恐兵举一动，中国昆虫草木，皆不得休息矣。”

他直截了当地反对出兵，曲折隐晦地否定了做这件事情的人。用今天的语言明确引申出他话中的意思，就是：事儿是件好事儿，能不能做好，要看在什么时候、由什么人去做；在眼下这个时候，由现在这帮人去做，中国就完蛋了。

徽宗皇帝还真听他的话，马上对蔡京说：“别做这事儿。祖宗誓盟，违之不祥。”

然而，天才艺术家宋徽宗的轻佻性格，不在这种时候发生作用，那就不是轻佻，他也就不是宋徽宗了。在这种时刻，抗拒诱惑，战胜自己的不正当欲望，清醒、理性、理智地判断形势，这对于轻佻是一种否定。只有真正的政治、军事天才才有可能做到。徽宗君臣中，没有这样的人物。而艺术天才不是干这种事儿的人。我们的皇帝是艺术天才。他没有这种意志、没有这种能力、可能也没有这种愿望进行这种否定。我们甚至从他即位之初的作为中，都能够看出，他所意气风发地作过的那些粲然可观的表示，都表达的是浪漫，而不是理性。他与理性无缘。他命中注定，上天生下他来，似乎就是要这位艺术天才，用自己的轻佻，来主演这场悲喜大剧。

在这个节骨眼上，可以肯定是那种趁火打劫的小人心态发生了作用，促使到目前为止，徽宗君臣滑着舞步来治理国家的轻歌舞喜剧，无可逆转地滑向悲剧，而且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悲剧。

从马植，现在叫赵良嗣的嘴里，徽宗君臣肯定已经了解到了，这些年来，发生在辽国国内的各种问题。事实上，此时大辽帝国的国政不修，和大宋帝国的君昏臣奸一样，的确是已经称得上一塌糊涂。只不过大宋帝国君臣不自知，而且自我感觉良好而已。其情形，恰好印证了民间那句俗话：乌鸦落在猪身上，只看见人家黑，看不见自己黑。

辽国是在中国境内建立政权时间最久的帝国之一，到目前为止，立国已经超过二百年。比灭掉它的大金帝国和与它对峙时间最久的北宋帝国的寿命都要长。假如我们可以把东、西汉与南、北宋，分别看成是两个不同朝代的话，那么，大辽帝国就是中国境内立国时间排在第四位的帝国，次于唐朝、明朝和清朝。

研究辽国历史的学者中，有一种见解认为：辽帝国的衰败是从辽道宗统治中后期开始的。这位辽道宗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位特别倾慕中原文化，祈求佛祖保佑他下辈子托生为中国人的天祐皇帝。

天祐皇帝的汉语名字叫耶律洪基，是一位很聪明的皇帝，而且精通汉民族诗文典籍。他在位时间长达五十余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肯定可以进入皇帝在位时间最长的前十位之列。登极之初，这位皇帝励精图治，而且相当有成效。不幸的是，在他的统治进入二十年的时候，开始江河日下。

或许是尊崇中原文化的缘故，他所犯的错误，和中国历史上那些宠信奸佞的昏皇帝们非常相像，只是这些奸佞们在帮助他犯错误的过程中，加进去了不少新鲜的创意，遂使整个事件具有了相当独到的地方。

公元1075年，是天祐皇帝执政的第二十个年头。这一年是宋神宗熙宁八年，辽道宗太康元年。这一年，他亲手制造了辽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从此，注定了辽国步向衰亡的未来。

史书记载说，天祐皇帝的萧皇后容貌美艳无双，而且聪慧绝伦，工于诗词格律，擅长音乐，笃信佛教的一些辽国人感叹地认为，观世音也不过如此。于是，便别称她为萧观音。当时，辽国的一首歌谣里唱到：“玉饰头，金饰足，观音来做辽皇后。”美丽风雅的皇后深受臣民们爱戴。

可能和游牧民族的传统风俗有关，辽国历代皇帝都酷好打猎。有一次，萧观音跟随皇帝出去打猎，在伏虎林驻跸。当晚，举行盛大宴会，皇帝为了炫耀自己无比宠爱的皇后的才华，让她当场赋诗一首。皇后略一沉吟，随即朗声吟诵，诗曰：“威风万里压南邦，东去能翻鸭绿江。灵怪大千俱破胆，那教猛虎不投降。”据说，皇帝激赏不已，大臣们则欢声雷动。平心而论，这首诗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算不上是首好诗，颇有点出自赳赳武夫之口的打油诗味道。与这位皇后后来写的一些诗词比起来，相差很远。不过，同样平心而论，在脱口而出的情况下，能到这种程度，似乎也足以显示这位皇后的修为与气势了。

辽国天下兵马大元帅是皇族中地位最尊崇的皇太叔耶律重元，他的萧氏妃子已过中年，渐入老境。此时，浓妆艳抹，风情万种，史称其“艳冶自衿”，大约是自我感觉极佳，喜欢卖弄风情吧。从现象上判断，这种表现可能是一种老之将至带来的心理调适失常。皇后颇不以为然，将这位王妃召到自己的座帐里，告诫她：身为皇家贵戚，不必如此。

王妃恼羞成怒，回来后，开始怂恿自己的丈夫与儿子夺取皇位。他的儿子爵封楚王，二十来岁便官拜南院枢密使，执掌军政重权。此时怦然心动，秘密联络了一批人，准备以父亲病重为名，骗皇帝前来探视，杀之，然后拥立父亲继皇帝位。应该说，他们策划得相当周密，然而在发动之时却全线崩溃。原因是，有一个重要参与者临阵倒戈、告密。

这位告密者名叫耶律乙辛，是一位牧民的儿子。据说，乙辛小时候放羊，在山坡上睡着了。他父亲把他叫醒。他抱怨父亲说：梦见有人送给他吃月亮和太阳，月亮已经吃完，太阳刚刚吃了一半，结果，被弄醒了，真可惜，很是懊丧。史书上记载说：此人风仪俊美，外表和善而内藏机关。为了皇帝，他甚至让自己的弟弟离婚，然后把弟媳献给皇帝。这样的人，没有理由得不到皇帝的宠爱。加上此次告密平叛大功，他被很快任命为北院枢密使，不久加封赵王，进魏王。从此，位极人臣。

皇帝喜欢游猎，乙辛便为皇帝多方搜求宝弓良驹，并终于觅得一匹全身雪白、电闪追风的宝马。皇帝极为喜爱，赐名电飞，从此，终日驰骋射猎，快乐无比。

此时，在两个方向上，同时飞来不祥的阴云：

一方面，皇后年届中年，色相渐衰。加上喜欢时不时地劝谏皇帝，导致皇帝嫌她唠叨，对她越来越疏远。另一方面，皇后所生的皇太子已经十六岁，被册封为燕赵国王，领南北枢密院事，成为乙辛的顶头上司。史书上认为，这位太子虽然年轻，却仁爱公正，用法严明，对乙辛多方裁抑。乙辛恐惧而且怨恨，开始设计除掉太子。

他是从皇后身上入手的。

当时，三十五岁的皇后已经时间越来越长地见不到皇帝，相当孤独寂寞。而且，一个普遍规律是，越是富有才情的人，这种孤寂越难排遣。于是，皇后写了一首词，词名《回心院》，让诸优伶弹唱，希望像卓文君挽回司马相如的心一样，挽回皇帝那颗飞流飘荡的心。这首词极尽缠绵悱恻地表达了对皇帝的爱意与期盼。据说，根据这首词谱的曲，弹奏难度颇高，众多优伶中，只有一位名叫赵惟一的伶官可以完美地演奏与表现。于是，这位赵惟一就被频繁地召到后宫，与皇后切磋弹奏。中国宫闱故事表明，但凡到了这种时候，距离漫天飞短流长和宫闱惨剧就不远了。

皇后宫中有一个侍女，素常伶俐乖巧，有一天，笑嘻嘻地拿了名曰《十香词》的十首春宫艳词给皇后看，并且告诉皇后，此词乃大宋皇后所制。皇后读得脸红心跳，却也津津有味。据说，皇后的评论是：写得好是好，只是太放浪了些，想不到宋朝皇后如此大胆，敢写这样的诗。这个侍女便请求皇后：既然是好诗，若蒙皇后抄写一份赏赐给自己，就成双绝了，胜过价值连城的双璧。皇后百无聊赖，就真的给她抄了一遍，并把自己所作的一首《怀古》诗也抄在了后面。诗曰：“宫中只数赵家妆，败雨残云误汉王。唯有知情一片月，曾窥飞燕入昭阳。”

不久，乙辛出面将这个侍女、她的丈夫和这些诗词交给了皇帝。告皇后与赵惟一淫乱后宫。皇后所写的诗被解释为想念情郎的藏字诗，原因是，诗中嵌有“赵惟一”三字。皇帝大怒，据说当场操起侍卫用的铁骨朵，击打到皇后的头上。第二个月，三十六岁的皇后被赐死。两年后，乙辛再次出手，帮助皇帝以图谋篡位的罪名，将时年二十岁的皇太子贬为庶人，囚居上京。不久，乙辛命人悄悄将废太子毒死。后来，皇帝发现了事情真相，处死乙辛及其同党，无奈大错已经铸成。

公元1101年，天祐皇帝病死。继承天祐皇位的，是已故废太子的儿子——比宋徽宗赵佶晚一点点登上帝位的辽国最后一位皇帝——天祚皇帝耶律延禧。

翻检史书，的确很难找到为这位天祚皇帝说好话的理由。如果一定要说他有什么优点的话，大约只能说他身体很好。这实在令人很无奈，却也实在真的是事实。

天祚皇帝的身体好，可能与他酷爱狩猎有关。游牧民族出身的皇帝喜欢打猎，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可以理解。但是，能够喜欢到天祚皇帝这个分儿上的，却不算太多。假如有人希望对“离谱”、“过分”一类词汇增加一些感性知识的话，看看天祚皇帝是如何着迷于打猎的，可能会对此有所帮助。翻开史籍，关于这位皇帝，大量的记载都是：“猎于秋山”，“猎于斯那里山”，“猎南山”，“猎沙岭”等等。甚至就在金国已经打遍大半个辽国，遍地烽火，辽国军队溃不成军的时候，这种记载都一点不见减少。辽国首都临潢府被大金骑兵团团包围时，这位皇帝不是在调兵遣将保卫京城，而是骑着一匹宝马名驹，奔腾驰骋在皇家猎场里打猎。

如此热爱狩猎的一个人，他实在应该去做个专业猎手，而不是皇帝；就和大宋帝国的皇帝实在应该做个专业书画家，而不是皇帝一样。

值此女真崛起之际，上天几乎在同一时间安排这两位当上皇帝，就像专门为了让二位把各自的国家带进火坑，从而成全大金国似的。后来，公元1125年，天祚皇帝成为大金帝国的俘虏，徽宗皇帝也在同一年退位，将自己的儿子宋钦宗推出来顶雷。又过了三十一年，天祚皇帝与钦宗皇帝被大金帝国皇帝完颜亮，就是著名的海陵王，下令押解到燕京，共同囚禁在今天北京郊外的一座寺院里。一天，完颜亮命令两位皇帝俘虏，参加金国将领们举行的马球比赛。钦宗皇帝身体孱弱，患有严重的风疾，就是西医所说的高血压，又不善马术，从马上跌下来，被乱马铁蹄践踏而死；已经八十一岁高龄，却仍然体健如牛的天祚皇帝见势不好，策马狂奔，企图逃出重围，结果，被乱箭射死。这些虽然已是后话，却可以看出此人的身体好到了什么程度。

此时，徽宗君臣知道了辽国内政的种种弊端后，心中十分喜悦，于是又一次在国家根本的战略大计上，改变主意，决定出兵灭辽。我们知道，举凡小混混一流的角色，一般不大会去找那种目射精光、武艺高强的壮汉们耍威风。只有在面对孤儿寡女和老实人时，他们才特别不容易压住火气。平心而论，大宋帝国的皇帝和他的主要臣僚们，的确就是一群这样一流的角色。

促使皇帝作出如此重大改变的，是时任宰相王黼。

史籍记载，这位王黼风姿俊美，目睛如金，口才极佳，且善解人意。他讨皇帝喜欢的方式和蔡攸、李邦彦大致差不多，乍一看起来相当有创意。比如，李邦彦被时人称为“浪子宰相”，自称要赏尽天下花，踢尽天下球，做尽天下官。一次，宫内秘戏取乐，我们这位宰相夹杂在倡优侏儒之中，突然将身上的衣服全部脱光，露出涂满斑驳花纹的身体，满口呢喃着淫秽之语，立刻引起满场大哗。徽宗皇帝跳起来，举着一根木棍满场追着打他，他逃到廊下，攀到梁柱上不肯下来，口中用娇嗲的声音求饶。皇帝笑得打跌，命宦官传宣圣旨说：“可以下来了。”他呢喃着说：“黄莺偷眼觑，不敢下枝来”，方才从梁柱上下来。王黼、蔡攸几位和这位浪子宰相差不多，都曾经以相同或类似的方式令皇帝龙心大悦。由此，说当时帝国的宰相形同跳梁小丑，应该不算过分。不过，大宋帝国的元首显然不这样看，徽宗皇帝亲笔为王黼宅第题名曰：“得贤治定”。可见，在皇帝眼中，王黼乃太公望、诸葛孔明一流的人物。为此，王黼曾经创下过一项大宋帝国的记录：自通议大夫到少宰即右宰相——第二宰相，中间隔了八级，王黼是一步跳上去的，开创了大宋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先例。

王黼宰相的各类事迹颇多，很难一一梳理介绍。此时，他坚定地主张对辽开战，则很有可能与他本人的一个远大志向有关。据说，有一天他到相国寺上香，看到一篇文字下面题着太师、鲁国公蔡京的大名，王黼艳羡已极，连连感叹：“真是想都想不到，蔡元长居然有这么一堆偌大的官职！”从此，与蔡京的地位相差太远，成为王黼宰相的莫大耻辱与追求进步的绝大动力。

这时，有人向宰相进言：如果宰相能够做成一件大事，就不难达到老太师的地位。什么大事呢？就是联金灭辽，收复燕云。而辽国国政不修，在金国的打击之下，如枯木朽株，不堪一击。大丈夫建功立业加官晋爵，正当此时。王黼一听之下，深以为然。

本来，此时徽宗皇帝已经决定不做这件违背祖宗誓约的不祥之事了，王黼却适时地挺身而出，侃侃而谈。他说：

中国与辽国，虽然是兄弟之邦，但是，百年以来，他们时不时地轻慢我国。实在可恨。何况“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现在不趁机夺回燕云，等到女真强大起来，中原故地恐怕永远拿不回来了。“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一句，可能特别能打动皇帝。意思是，兼并弱小，攻取昏聩，是古往今来最好的道路了。皇帝立即回心转意，决定就这么干了。于是，下令在枢密院之外，再成立一个经抚房，由宰相王黼直接领导，作为国家最高机构，专门处理联金灭辽复燕这件大事。

王黼还真是不含糊。为了解决出兵的经费问题，这位宰相下令：全国每户人家按人口出钱，以助军费。结果居然一下子敛来六千二百万缗钱。这可不是一笔小钱，差不多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就是说，除了其他捐税之外，还要另外一次性地在民间摊派如此巨大的一笔费用。

我们知道，北宋时期的税收本来在历史上已经属于最高的一个朝代了，加上扰攘不休的花石纲，现在再收上来这么大一笔钱，相当不容易。对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来说，我们找不到确切的数字说明其概念，如果打比方的话，大约相当于：一个五口人的家庭，每年全家所有的收入为六千元钱，他可能需要交一千元的税金，然后，再交一千元钱的军费。假如宰相们没有足够硬的心肠，可能很难下得去手。真正称得上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老百姓被搜刮的痛苦可以想见。

《宋史》记载了这位宰相差不多与此同时的另一次征集摊派。这次征集摊派是以修黄河为名义的，举凡得钱一千七百余万缗。经过如此几次，“河北群盗因是大起。”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梁山好汉了。事实上，聚集到梁山泊的好汉只是其中很少一部分。当时，史书上有记载的几千人、万人以上的农民暴动，可能就有近十起。方腊起义也在此期间爆发。

据说，徽宗皇帝对于王黼宰相居然能够一下子弄来这么多钱，极感惊奇与欣慰。很有可能使他产生了一个错觉，觉得自己领导的国家实在是非常强大与富裕；因此，的确应该就此完成世代的夙愿，建立起令列祖列宗都要刮目相看的丰功伟绩。他不知道，王黼实际上向他隐瞒了国家的许多真实情况，甚至包括方腊起义的消息。

公元1118年，徽宗正式派出使臣，从登州即今天的山东蓬莱下海，到苏州即今天的辽宁金州上岸，绕过辽国，与金国磋商结盟图辽事宜。当时，金国的巡逻队不知道这帮人所为何来，差点把他们全体杀掉。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知道了大宋的意图后，如上天降下的礼物，欣喜异常。立即派人携国书与珍奇特产等回访宋朝。同时，还没忘记对宋朝大模大样地使用对下级和藩属的诏书表示不满。

公元1120年，宋朝再次派遣赵良嗣以买马的名义出使金国，实际商谈夹攻辽国，收复燕云大计。此次出使很有戏剧性。当时，金国兵分三路，已经将辽国首都上京临潢府团团包围，其治所在今天的内蒙古巴林左旗附近。赵良嗣从咸州即今天的辽宁开原市追到青牛山，才见到完颜阿骨打。这位大金国的开国皇帝正在布置攻打辽国都城，匆匆忙忙地对他说：“你可以先看看我的实力，然后再谈。”随即下令攻城。临潢府经过辽国一百多年的经营，城池高大坚固，加上首都守卫部队也是辽国的精锐部队，因此号称铜墙铁壁，闻名四方。结果，从早晨阿骨打下令攻城，不到中午时分，这座塞外最繁华的辽国首都巨城，便告陷落。金国军队凶狠强悍如斯，给我们帝国的使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赵良嗣此行，终于达成了宋、金两国联合灭辽的协议。

双方约定：

金国负责攻取辽国的中京大定府，就是今天的内蒙古宁城西的大明城，然后经平地松林南下趋长城边上密云北部的古北口；宋军负责经河北雄县的白沟镇出兵夹攻，攻取辽国的南京析津府，就是今天的北京，然后北上古北口，双方以古北口关隘为界。金国同意宋朝收回燕京旧地，宋朝同意把进贡给辽国的五十万两匹银绢改为进贡给金国。

对于金国来说，大宋帝国是一个富足、强盛、文明、可望而不可及的大国。此次结盟，将自己的死敌辽国置于腹背受敌的境地，金国完全不必再担心辽国寻求宋朝的支持了。而且，宋朝收回的土地，本来也不是金国的，还能够凭空得到五十万两匹银绢，这实在是天上掉下来的大好事。金国的愉悦可想而知。

对于大宋帝国来说，虽然背信弃义，干了一件不太光彩的事情，但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本来就是只有永恒的利益，哪里真有什么情义可言？如今，天要灭辽，倘若真的趁机收回了燕云十六州，信义不信义的，不谈也罢。

于是，双方互换了由各自皇帝亲笔书写的国书，约定于次年，即公元1121年实施此项联合灭辽的计划。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极其著名的宋、金“海上之盟”。

当年九月，盟约订立。此时，联金灭辽复燕的关键人物童贯，正在主持全国军政，他受命担任征伐主帅，调兵遣将，准备出兵北上。然而，进入十月不久，方腊起义爆发了。宰相王黼试图向皇帝隐瞒消息。但是，这次起义的势头实在过于猛烈，一个多月时间，已经将东南江浙一带数百万人口席卷进去，举国为之震撼。万般无奈之下，朝廷只好将童贯本来预备北上的十几万大军，改派为南下，前去镇压方腊起义。

从时人记载中可以看出，导致方腊起义的原因，主要是花石纲浩劫和朝廷的横征暴敛，致使东南膏腴之地民不聊生，境况相当悲惨。童贯了解了个中缘由之后，十分果断地以皇帝的名义，下令罢废苏杭等地的应奉造作局及花石纲运送之类弊政，对起义军形成釜底抽薪之势。结果，第二年八月，就将声势浩大的大起义镇压下去。但是，此时，已经错过了与金国约定的夹攻辽国时间，造成大宋帝国第一次失约的事实，为金国后来的毁约败盟留下了借口与伏笔。

此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镇压方腊起义的硝烟还没有完全散尽，王黼就开始给童贯上眼药。他对皇帝说：方腊闹事是因为茶盐法造成的，和各地应奉局与花石纲没关系；童贯中了别人的奸计，把责任都推到陛下您的身上来了。徽宗听了，对童贯颇为不满。立即下令恢复各地应奉局和花石纲事务。童贯没有办法，于是放出风去，说是要劝皇帝更换宰相，请蔡京回来。王黼知道后，赶紧回过头来安抚童贯，表示愿意全力支持童太师收复燕云。童贯这才罢手。其实，王黼对于灭辽复燕的起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辽国军队在金兵面前连吃败仗的鼓舞，因此，同样希望染指那顶美丽诱人的王冠。

在此期间，金国使者在大宋首都等了三个多月，希望敲定夹攻与燕云十六州土地问题。然而，在此之前，宋朝君臣检讨以往的谈判时，发现了一个绝大的漏洞。原来，由于整个朝廷中，没有人懂得和仔细研究燕云十六州的历史沿革与地理区划，于是，在徽宗皇帝下达给使者的手谕中，提到的仅仅是收回“燕京并所管州城”；而金太祖阿骨打答应的也是“燕京旧地”再加上西京大同。如今研究下来才知道，此时的燕京路，只辖有檀州即今日北京密云县、顺州即今日北京顺义区、景州即今日河北遵化市、易州即今日河北易县、蓟州即今日天津蓟县、涿州即今日河北涿州市等六个州。而昔日曾经属于燕京管辖过的平州即今日河北卢龙、营州即今日河北昌黎、滦州即今日河北滦县，已经被改为平州路，与“燕京并所管州城”成了不搭界的两回事。而且，你没有办法把责任归咎于金国人，这些事情发生在他们与辽国闹翻之前。要怪也只能怪宋朝廷的准备工作做得实在太不像话。更糟糕的是，在宋朝廷的心目中，要收复的明明是燕云十六州，结果，根据皇帝的御笔，变成了燕京旧地，多亏谈判者赵良嗣加进去了一个云中，也就是此时已经被改称为西京的山西大同。由此，可以看出，大宋帝国在拟订和实施如此重大的军国大计时，是何等的漫不经心，何等的轻浮草率，何等的缺少责任感。

为了弥补皇帝造成的这个大错特错，宋朝官员费尽心机地试图重新界定燕云十六州的概念：他们将十六个州的名称一一列出，并且把有关的险关要塞、周边土地也包括其中。结果，还是说不清楚。因为晚唐以后，连年征战，这十六州的概念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于是，索性规定为五代以来被夺走的所有汉家旧地。这样通扯算下来，已经是十七州。本来，这些全都是题中应有之意，根本就是宋朝的出发点与终极目的地。现在，由于自家皇帝和臣僚们的稀里糊涂大而化之，却变成了事实上的毁约。结果，导致金国人认为宋方的胃口越来越大，是想以外交手段轻取燕云十六州。于是，不但坚持平、营、滦三州不属于燕京，就连原来答应归还的西京也不予承认了，而且，态度极其强硬，直截了当地告诉宋方，如果宋方欲壑难填，则唯有解约一途。致使事情变得极其棘手，谁也不敢为此负责。最后，金国使者在大宋京城待了三个月，仍然不得要领，只好悻悻然启程回国。从而，给了金国方面认为大宋帝国得寸进尺、毫无信义的第二个理由。

公元1122年，即北宋宣和四年三月，金国再次派遣使者前来约定夹攻时间。这一次，徽宗皇帝立即任命童贯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蔡攸为副使，率领十五万大军浩浩荡荡北上伐辽。

王黼致信童贯，慷慨激昂地表示，愿以死力相助。

蔡攸则是在童贯之后奔赴前线的。陛辞之日，徽宗的两位宠姬侍立两侧，蔡攸，这位在某种程度上肩负了国家生死存亡大任的军国重臣，指着二人对徽宗皇帝说：“大功告成之后，请陛下将这两位美人赏给微臣。”据说，徽宗皇帝的反应是笑而不答。

从后来所发生的一切看，这实在是一点都不可笑。

在这举国若狂，清醒者屈指可数的时刻，一个最不该反对此举的人，突然发出了一声不谐和音——

老宰相蔡京给奔两位美人直扑过去的儿子写了两首送行诗。

其中一首写了这样几句：“百年信誓当深念，三伏征途曷少休。目送旌旗如昨梦，心存关塞起新愁。”

另一首则说：“百年信誓宜坚守，六月行师合早归。”

这就太莫名其妙了。

从头到尾，这个背信弃义的军国大计，本来就是他与童贯二人撺掇起来的。如今突然忧心如焚，变成了信守诺言的正人君子。从他后来的表现看，此人显然不是幡然悔悟，决定痛改前非。

一个比较接近事实的解释是：这位老宰相很有可能是在为自己预留后步。因为，他大约是整个帝国中，最了解实际情况的人。这个实际情况就是：在帝国花团锦簇烈火烹油的后面，隐藏着底囊都已经翻上来的深重危机。因此，如果此次出兵能够侥幸获胜，那么，他首建平燕之策，功劳不小；倘若北伐兵败，他也有诗句诤谏，追究起来，不论怎样，他都同样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就这样，在大厦将倾、八方风雨之际，决定整个帝国命运的决策集团中，最重要的人物，其表现大抵如此。

整个事件的始作俑者、其挂帅领军人物、掀起这场大风暴大地震的风源与震源——童贯及其同志们，大抵如此。

在这种情势之下，如果还有什么人期待着大宋帝国能够不招灾不惹祸、顺顺当当太太平平地拿回那燕云十六州的话，这个期待就显得有点儿实在太过分了。从上帝的角度考察，但凡公正一点，都找不出可以让他老人家如此偏心眼儿的任何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