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反抗斗争

唐高祖武德年间（公元618—626年），除瓦岗、河北和江淮三大义军等仍在继续战斗外，各地还有一些农民反抗斗争。关中地区，隋末以来，战乱不已，又频遭天灾，饥荒严重，农民“往往聚结”起义。“厔、司竹，余氛未殄；蓝田、谷口群盗实多，朝夕伺间，极为国害，虽京城之内，每夜贼发”。土门（今陕西蒲城西）“境多盗贼”，县令李大亮用招抚和捕杀并用手段，将这些迫于饥饿的起义群众镇压下去。

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吕宝生率义军七千攻破厔（今陕西周至），骠骑赵钦领兵征讨，义军损兵百余。稽胡义军进攻富平（今陕西富平），被将军王师仁击败；义军五万人又进攻宜君（今陕西宜君），与大丞相谘议参军窦轨战于黄钦山，义军从山上纵火，官军后退，窦轨斩其部将十四名，亲帅数百骑督战，下令“闻鼓声有不进者，自后斩之”，官军被逼前进，义军弓射不能阻敌而失利。

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初，张子惠义军打败右骁卫将军王老德。唐王朝复命左屯卫将军何潘仁来攻，义军击杀何潘仁于司竹（今陕西周至一带），又在厔阵斩骁骑将军赵钦、王姿罗。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初，唐高祖命太子李建成将兵征讨稽胡刘成义军。两军遭遇于州（今陕西县），义军失利，损兵数百，千余被俘。李建成设诈释放义军渠帅数十人，并授官爵，令还本部招抚起义群众，刘仚成等首领请降。李建成以起义军尚多，恐夜长梦多，遂扬言增置州县，命起义群众前往筑城，趁机“阴勒兵士皆执之”，加以杀害。刘仚成闻其阴谋逃走。李建成“竟诛降胡六千余人。”为了彻底消灭转移到山林的刘仚成义军，唐高祖复命李建成率军“跨谷弥山，穷其巢穴，元恶大憝，即就诛夷”。十一月，林州总管刘大破义军，“（刘）成仅以身免，部落皆降”。在这一年里，蜀中农民起义军聚结于各地，被益州道行台右仆射窦轨先后镇压。因“南方寇盗尚多”，唐高祖以左武侯将军张镇州为淮南道行军总管，大将军陈智略为岭南道行军总管进行镇抚。

武德六年（公元623年）六月，瓜州总管贺若怀广至沙州（今甘肃敦煌西），该州人张护、李通起义，贺若怀广倚子城待援。凉州总管杨恭仁发兵往救，被义军打败，贺若怀广也被杀死。义军立沙州别驾窦伏明为主，进逼瓜州（今甘肃安西东南），长史赵孝伦击退义军。九月，窦伏明以沙州降唐。渝州（今四川重庆）人张大智起义，刺史薛敬仁弃城逃走。十月，张大智攻打涪州（今四川涪陵），刺史田世康、益州行台尚书郎郭行方和开州刺史冉仁德等联兵围剿，张大智“以众降”。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二月，始州僚起义唐王朝遣行台仆射窦轨率兵进讨。洋、集二州僚起义，攻占隆州（今四川阆中）晋城。四月，通事舍人李凤起打败万州（今四川万县）僚起义军。六月，泷州（今广东阳春西北），扶州（今广东罗定西南）僚起义军，被南尹州都督李光度等镇压。

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十一月，眉州（今四川眉山）山僚起义，至翌年三月，被益州道行台尚书郭行方镇压。正因为各地农民起义“尚繁”，所以唐高祖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十月，特别下《阅武诏》，“大集诸军，朕将躬自迅抚，亲临校阅”，“欲畅兵威”，以便镇压农民反抗斗争。

唐太宗执政初期，农民反抗斗争就零星地出现了。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山东大旱，青州（今山东益都）“有谋反者，州县逮捕支党，收系满狱”。唐太宗命殿中侍御史崔仁师前往处理。崔仁师用严罚首领、释放其他人的手段，将起义镇压下去。贞观初年（公元627—631年），京师长安有造反者，唐王朝命广德郡公李安远统领逻骑督察。江州（今江西九江）的农民起义军在长江里活动，唐王朝以江州刺史左难当为静江大使进行镇压。贞观五年（公元631年），罗、窦二州诸洞僚民起义，众至“数万，屯据险要”。唐王朝派重兵进剿。诸军先锋高罗总管冯盎，率部落兵二万，攻破险要，义军失利。贞观七年（公元633年）八月，龚州（今广西僮族自治区桂平东北）东西五洞僚民起义，翌年正月被右屯卫大将军张士贵击败。

在唐太宗执政中、后期，农民反抗斗争逐渐增多，规模也不断扩大。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二月，巫州（今湖南黔阳西），夜郎（今湖南芷江西南）僚民起义，被夔州都督齐善行打败。八月，霸州（今四川汶川西北）僚民起义，“烧杀刺史向邵陵及吏民百余家”。同年底，巴、洋、集、壁四州山僚起义，攻打巴州，唐王朝遣右武侯将军上官怀仁率军征讨，在壁州击破义军。贞观十三年（公元609年）四月，巴、洋、集、壁四州山僚起义被上官怀仁镇压下去。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三月，罗、窦二州僚民再次奋起反抗，唐王朝以广州都督党仁弘为窦州道行军总管，率重兵进剿，义军失败。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正月，唐太宗幸洛阳，行至温汤，卫士崔卿、刁文懿“惮于行役，冀上惊而止，乃夜射行宫，矢及寝庭者五”。这是服役的府兵对唐太宗游幸无节的反抗，崔卿等被处死。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四月，松州（今四川松潘）松外蛮起义，右武侯将军梁建方奉命发益、眉、荣、梓、利、绵、遂、巴、卢、渠、达、集和渝等十三州大军前往围剿，“下其部落七十二所”，杀千余人，松外蛮义军逃至山谷坚持斗争，梁建方用“谕以利害”和“威信”的手腕，将义军瓦解。七月，剑南地区人民反抗斗争又掀起一大波澜。直接导火线是唐太宗为明年大举攻打高丽，命右领左右府长史强伟于剑南道伐木造船，大者长百尺，广五十尺，每艘大船需庸绢二千二百三十六匹。州县督迫严急，百姓被逼得倾家荡产，“剑外骚然”。苦于造船之役的眉州（今四川眉山）、邛州（今四川邛崃）和雅州（今四川雅安）僚奋起抗役，声势浩大。唐太宗诏发陇右、峡中兵二万余人，以茂州都督张士贵为雅州道行军总管，与右卫将军梁建方联兵镇压，起义失败。

唐高宗统治时期，人民反抗斗争始终不绝。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十月，爆发了著名的陈硕贞起义。睦州清溪（今浙江淳安）女子陈硕贞，“自言仙去”，后“自天还，化为男子，能役使鬼物，转相荧惑，用是能幻众”。这种讲神仙，有召神劾鬼法术者，是道教符篆派特征。唐婺州司功参军事崔玄籍镇压陈硕贞起义，被封建文人喻为“破张鲁于汉中，殄卢循于海曲”。张鲁是东汉末年以天师道（即五斗米道）在汉中建立政教合一政权三十年的首领。卢循是东晋末年孙恩、徐道覆起义的领导人之一，起义也是利用天师道组织的。说明在唐人眼中陈硕贞是张鲁、卢循一类人物。睦州又是属于汉魏以来天师道广泛传播的滨海地域，利用早期道教发动的黄巾等起义，都与这一地区有关。就是说，这个地区有利用民间道教进行反抗斗争的历史传统。同时，唐代江浙滨海地区，属于天师道系统的符篆派比较流行。因此陈硕贞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是顺理成章的。《续高僧传·法融传》关于陈硕贞起义“傍误良善”，使僧徒遭到官府搜查的记载，也反映了它是利用道教，而不是利用佛教的农民起义。

起义发动后，陈硕贞自称文佳皇帝，以妹夫章叔胤为仆射，建立农民政权。同县人蒋宝率众响应。起义军杀死官吏和地主，攻陷睦州属县、桐庐（今浙江桐庐）、于潜（今浙江昌化东南），进攻歙州（今安徽歙县），不克。陈硕贞命童文宝率四千义军掩袭婺州（今浙江金华），“凡在僚属，莫能拒捍”。婺州刺史崔义玄率兵顽抗，义军大败。十一月底，崔义玄与扬州长史房仁裕联兵进攻义军，陈硕贞、章叔胤不幸被俘，英勇牺牲。这次起义，是唐前期规模和影响较大的一次农民反抗斗争，给上台不久的唐高宗沉重打击。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起义领袖陈硕贞是一位女子，说明中国古代妇女在反封建斗争中作出了杰出贡献。

姚州（今云南姚安），自龙朔年间（公元661—663年）设置都督府以后，官吏“唯知诡谋狡算，恣情割剥，贪叨劫掠，积以为常”，引起当地蛮民强烈不满，长史李孝让、辛文协被杀。唐王朝遣郎将赵武贵讨击，被蛮民打败。又命将军李义总等征讨。蛮民首领设蒙俭、和舍等凭借山险，连接十部蛮首，徒众五万，攻扰边疆。左三军子总管刘会基率军暗设伏兵，右三军子总管高奴弗率军扼南山南部要害之地，左一军子总管孙仁感率军阻北山北部，切断义军退路，妄图一举消灭义军。义军毫无惧色，英勇抗击官军。翌日，中郎将令狐知通、银州刺史李大志、嶲州都督府长史梁待辟，右成卫龙西府果毅都尉康留买等，又分别领兵增援，战斗十分激烈，“飞尘埃而匝地，白日为之昼昏”，自卯及申，转战三十里，结果义军失利，损兵千余。义军夜间收集余部保守重岩，准备乘机突围。官军诸路齐进，将义军四面围困。次日，义军又与官军激战。义军再次失利，义军首领诺没弄、杨虔柳等壮烈牺牲，首领和舍等降敌，首领蒙俭等突围，继续坚持斗争。

胜州（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西南）州界，长期以来一直有依托山险劫夺富豪财物的义军。麟德二年（公元665年），胜州都督田仁会发骑兵将义军镇压。

乾封二年（公元667年），琼州（今广东海南岛安定东北）都督李逸，“控驭失所”，当地洞僚起兵反抗，攻占该州，唐王朝一直无法将其镇压下去。

咸亨初（公元670—672年），关中发生旱灾，饥民遍地，“盗贼公行”。咸亨三年（公元672年）正月，姚州蛮民又奋起反抗，唐王朝发梁、益等十八州兵募五千三百人，以太子右卫副率梁积寿为姚州道行军总管前往镇压。

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在缑氏（今河南洛阳东南）景山，为太子弘营筑恭陵，陵将竣工，又嫌其不够壮丽而改筑，“功费钜亿，万姓厌役，呼嗟满道”。留役滑、泽等州丁夫数千人，过期不让回家，丁夫“夜中投砖瓦以击当作官，烧营而逃”。

仪凤中（公元676—679年），形势险要的崖山（今广东新会南）兴起一支起义军，潮州（今广东潮安），泉州（今福建泉州）人群起响应，声势浩大。

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关中水、旱、蝗灾相继，瘟疫流行，“死者枕藉于路”，京师长安人相食，“盗贼纵横”。唐高宗被迫就食东都，“虑道路多草窃”，特命监察御史魏元忠检校车驾前后，以防农民起义军袭击。攻打潮州的义军被官军击降。

唐高宗在位末年，农民反抗斗争掀起新波澜。永淳二年（公元683年）四月，绥州（今陕西绥德）城平县人白铁余，率领部落稽人发动起义。这是一次利用佛教、经过长期准备的反抗斗争。白铁余先埋金铜佛于地，聚乡民发掘，乡民以为神，白铁余乘机说：“见圣佛者，百病即愈”。一、二年后，数百里内，“乡人归伏”。白铁余遂正式发难。起义军占领城平县，进攻绥德、大斌二县，杀官吏、豪富，焚毁其住宅财物。白铁余自称“光明圣皇帝”，置百官，建立政权。所谓光明圣皇帝，大约是比喻唐高宗是黑暗皇帝，白铁余本人是光明皇帝，光明必定战胜黑暗。唐高宗诏右武卫将军程务挺、夏州都督王方翼将兵征讨。官军攻打城平县，火焚义军营栅，义军失利，白铁余被俘牺牲，起义失败。

眉州（今四川眉山）蛮民聚众起义，唐王朝多次讨伐，均以失利告终，遂以名将徐世之孙徐敬业为刺史。义军风闻新刺史至，闭营以待。徐敬业带一、二佐吏前往义军营寨，对义军说：“国家知汝等为贪吏所苦，非有他恶；可悉归田，后去者为贼”。又召义军首领，杖数十后让其回家，其余人一律不问。起义就这样被瓦解了。

文明元年（公元684年），绥、宋二州，“屡奏乱常之党”，荆（今湖北江陵）、并（今山西太原）两府，“频言构逆之徒”。武则天敕令天下州县长吏提高警觉，防止民众“或妄说妖讹，潜怀聚结”，“或自衒医占，诱惑愚昧”。如果爆发起义而又不能镇压，或本地造反事为外地告发，情节轻者、州县长吏年终考核时贬为下等，情节重者、则随时解除官职。她还派遣御史和台郎至各地访察州县长吏执行情况。

尽管各地官府加强对民众的控制，但是起义仍在不少地方不断爆发。垂拱二年（公元686年），潮州蛮民又聚集起义，漳州镇将陈元光征讨，被义军杀死。长寿年间（公元692—663年），姚州、嶲州（今四川西昌）蛮民起义，武则天命监察御史裴怀古前往招抚。在他“申明赏罚”的欺骗下，不少起义者归附朝廷，裴怀古遂俘获起义首领。果州（今四川南充）起义军，夺取富豪钱财，官府视其为患，屡次讨伐，也无法消灭义军。唐王朝应果州流溪县丞邢昙之等奏请，将利州刺史于知微调至果州，才把义军镇压下去，延载元年（公元694年），武则天命容州都督张玄遇进讨岭南僚民起义军。神功元年（公元697年），宰相狄仁忧心仲仲地上疏武则天：“方今关东饥馑，蜀、汉逃亡，江淮以南，征求不息，人不复业，则相率为盗，本根一摇，忧患不浅”。圣历年间（公元698—700年），由于契丹和东突厥的残酷杀掠，武则天频征赋役，官吏又从中牟利，致使广大农民剔屋卖田，人不为售，家道皆破，逼得河北地区许多农民“露宿草行，潜窜山泽”，而“山东群盗，缘兹聚结”。在蓬州（今四川仪陇南）、渠州（今四川渠县）、果州、合州（今四川合川）和遂州（今四川遂宁）等地的深山老林里，则有被统治者诬为“光火大贼”的三万余逃走户，他们是“实缘官人贪暴不奉国法，典吏游容，因此侵渔，剥夺既深，人不堪命，百姓失业”，而逃亡到这“不属州县”管辖之地的贫苦农民。这支起义军不仅使朝廷失去了三万余户缴纳的巨额赋税，而且“攻城劫县，徒众日多”，被视为“蜀川大弊”。武则天接到臣下这一报告后，自然不能容许他们存在下去。新任眉州刺史冯元常对起义军“喻以恩信，许其首露，仍切加捕逐”，虽有一些义军将士面缚归降，但无法彻底摧毁这支起义军。长安三年（公元703年），因不满地方官吏“侵逼”，始安（今广西僮族自治区桂林）欧阳倩聚众数万举兵自救，“剽陷州县”，夺取财货。武则天以裴怀古为桂州都督充招慰讨击使。裴怀古行至南岭，就“飞书招诱，示以祸福”；及至始安，又亲赴义军营寨“慰谕”，义军溃散。

唐中宗恢复帝位后，不仅没有革除武则天统治时期、特别是晚年的一些弊政，而且朝政更加腐败，农民起义不断爆发。神龙二年（公元706年），因米价上涨，东都洛阳“盗窃甚众”。唐王朝不开仓赈济饥民，左屯卫大将军兼检校洛州长史张仁愿还“一切皆捕获杖杀之，积尸府门”。翌年六月，姚州蛮民又起兵反抗唐王朝压榨，被姚嶲道讨击使、侍御史唐九徵击败。唐中宗时爆发的宣州（今安徽宣城）钟大眼起义，声震常州（今江苏常州），刺史薛登惧而“严备”，诬之为“狂寇”，足见其威势之大。原汝州武兴县主簿张昭奉命征讨。他用“明之以信，示之以威”策略，使起义农民各归乡党，将起义瓦解。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也有起义军行踪。

景云元年（公元710年）底，监察御史李知古奏请发兵攻打姚州西贰河蛮民，蛮民降附后，他又奏请筑城，征收重税。唐睿宗不顾大臣反对，发剑南兵筑城，置州县。李知古“因是欲诛其豪杰，没子女以为奴婢”。姚州西贰河蛮民愤怒无比，酋长傍名联合吐蕃攻杀李知古，“相率反叛，役徒奔溃，姚、嶲路由是历年不通”。同州河西县（今陕西合阳东）有起义者。太极元年（公元712年）五月，益州（今四川成都）僚民起义。

唐玄宗继位后，立即改革武则天晚年以来弊政，力图振兴李唐王业。由于积弊较深，难以迅速消除，所以农民反抗斗争继续在一些地方出现。

先天年间（公元712—713年），广州都督周利贞，肆无忌惮地压榨岭南夷僚，夷僚忍无可忍，群起反抗。唐玄宗被迫下诏按问，将周利贞贬为涪州刺史。

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唐王朝发布《禁断妖讹等敕》称：“比有白衣长发，假托弥勒下生，因为妖讹，广集徒侣，称解禅观，妄说灾祥，或别作小经，诈云佛说，或辄蓄弟子，号为和尚，多不婚娶，眩惑闾阎”。这是指农民利用弥勒下生发动起义。由于隋末农民大起义时，有些农民和僧人利用弥勒下生发动起义，故初唐统治者曾严禁弥勒净土弘扬，只许弥陀净土传播（其实二者均属净土宗系统信仰，无本质区别）。敕令所说上述活动“触类实繁，蠹政为甚”，并责成地方刺史、县令“严加捉搦，仍令按察使采访，如州县不能觉察，所由长官并量状贬降”，说明弥勒净土仍在民间广泛流传，在开元初年被农民当作组织起义的工具。

开元七年（公元718年），抚州（今江西抚州）刺史卢元敏奏请复置南丰县，以加强对农民反抗的控制，因为这里“川谷重深，时多剽劫”。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四月，六胡州爆发了一次规模相当大的康待宾领导的少数民族起义。“苦于赋役”的兰池州胡，在康待宾领导下，据长泉县发难。他自称叶护。攻占六胡州，有众七万，进逼夏州（今内蒙古自治区白城子）。唐玄宗命常侍赵元通、御史大夫韦抗前往招慰，以防事态扩大。可是，起义群众“俱不禀承”。于是唐玄宗诏朔方大总管王睃、陇右节度使郭知运共同围剿。王睃贪功求赏，上表声称“朔方兵自有余力，请敕（郭）知运还本军”。而郭知运已领兵来会。二人不和。王睃所抚降者，郭知运复纵兵击之，故降者再抗。唐玄宗又以太仆卿王毛仲为朔方道防御讨击大使，天兵军节度大使张说相知镇压康待宾，并于同年五月发布敕令：如能“生擒及斩获康待宾等一人，白身授五品，先是五品以上授三品；如临阵先锋能破北胡部落，所获资财、口马、牛羊，并使入立功人等，一切不须官收，仍别加官赏”，为其将卒打气；同时，又用“叛人内有能自杀获送者，应酬官赏，乱尝（常）之罪，一切并原”作诱饵，分化瓦解义军。为了打破官军的围剿，康待宾联合党项攻打银城（今内蒙古自治区神木南）、连谷（今内蒙古自治区神木北），“以据食粮”。张说将一万步骑出银城东合河关掩击义军，康待宾大败。唐军追至骆驼堰，党项叛变，反戈击康待宾，义军西撤入铁建山。讨击使阿史那献以“党项翻覆，请并诛之”。主张“伐叛柔服”的张说向朝廷奏置麟州，镇抚党项余众，孤立康待宾。七月，王睃击败义军，康待宾不幸被俘，押送京师，唐玄宗召集四夷酋长，将康待宾残酷地杀害，还屠杀义军将士三万五千骑。

康待宾余部退至山谷沙薮间坚持斗争。唐玄宗命夏州都督阳钦明、左监门将军安庆前往招辑，各令复业，并威胁道：若不顺从，犹豫观望，则另加处分。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八月，康愿子在庆州方渠县（今甘肃环县）再次起兵反抗，自称可汗。攻打州县，“谋掠监牧马，西涉河出塞”。唐玄宗命朔方军节度大使张说率兵征讨。九月，官军与义军大战于木盘山，义军失利，三千余人被俘，康愿子及其家属被解往长安杀害。为了防止这里少数民族继续反抗，唐玄宗将河曲卞州残存胡民五万余口，强行迁往许州（今河南许昌）、汝州（今河南临汝）、唐州（今河南泌阳）、邓州（今河南邓县）、仙州、豫州（今河南汝南）等地，空黄河以南朔方千里之地。

康待宾起义是唐前期规模较大的一次少数民族反抗斗争。唐统治者动用了陇右诸军、河东九姓马骑、三城士卒和六郡骁骑的重兵，费了一年半之久，才将起义勉强镇压下去。

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朝廷欲废仙州建制，中书侍郎崔沔极力反对。认为该州历来是逃亡农民聚集之处，“旧多劫盗，兼有宿寇”，故特意“置州镇压”。一朝废弃此州，恐后患无穷。

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溪州（今湖南永顺东）蛮覃行璋领导的起义，拥众数万人。从唐玄宗称其“破伤州县，残害吏人”来看，这支义军曾攻占州县，杀死官吏和地主豪绅。唐玄宗以监门卫大将军大宦官杨思为黔中道招讨使，率六万大军征讨。义军战败，覃行璋被俘，杨思残酷杀死三万余义军将士。

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正月，邕州（今广西僮族自治区南宁）僚梁大海、周光等，据宾州（今广西僮族自治区宾阳南）、横州（今广西僮族自治区横县）等地，反抗唐王朝的统治。二月，唐玄宗又命杨思统兵征讨。年底，梁大海等三千余人被俘，杨思又惨杀义军将士二万余人。然而，岭南各族人民未被吓倒。二年以后，春州（今广东阳春）、泷州（今广东罗定南）等地僚民首领陈行范、广州僚民首领何游鲁和冯璘等发动起义，攻占四十余城，陈行范自称皇帝，何游鲁称定国大将军，冯璘称南越王，“割据岭表”。唐玄宗再次起用杨思，命其统领永州（今湖南零陵）、连州（今湖南连县）、道州（今湖南道县）及淮南弩手十万重兵进讨。十二月，杨思与义军大战于泷州，何游鲁、冯战败牺牲，陈行范撤至深州云际、盘辽诸洞。杨思倾巢追击，陈行范被杀，杨思再次屠杀六万义军将士，抢掠“口马金玉巨万计”，起义失败。

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歧州（今陕西凤翔）发生孙彖反抗事件。翌年，这里又发生防丁高元逃避徭役，郎光、郎隐聚集朋友“捉里正殴打，转将高元隐藏”反抗事件，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醴泉（今陕西醴泉北）人刘志诚（一说刘志成，一说刘诚）起义，从史称他为“妖人”，“颇解杂占”，进攻咸阳（今陕西咸阳）时，“见昭陵（唐太宗陵墓）山上有黑云忽起，志诚谓其凶徒云：‘此云将有暴风，若冲头立，恐有破败”的记载来看，刘志诚懂阴阳五行和占卜等方术，故有“妖贼”之称。他率义军将进攻长安，咸阳官吏“烧便桥以断其路”，长安为之震动。起义旋被京兆府镇压。歙州休宁县回玉乡人洪贞聚众起义，坚持斗争两年左右。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的农民反抗斗争，还有活跃在豫州郾城（今河南郾城）一带的起义军，在山林坚持斗争多年的蜀中山南起义军等。

唐前期农民反抗斗争，是在唐王朝从建立到不断巩固、发展和兴盛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由于当时阶级矛盾只是在某些时期和地区比较尖锐，所以在一个多世纪里，没有出现全国性的大规模农民战争。不过，地区性的小规模反抗斗争却一直不断，也有少数声势较大的起义。这个时期农民的反抗斗争，有助于促进当权统治者革除某些弊政，或多或少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如贞观末年农民反抗斗争，尤其是雅、邛、眉三州僚民起义，给唐太宗以深刻教训，因此他在去世前的遗诏中，特别提及停止攻打高丽的战争准备，同时罢“诸营作土木之功”，减轻农民的赋役负担，以缓和当时比较尖锐的阶级矛盾。永徽初年睦州陈硕贞起义，震撼了唐王朝在浙江一带的封建统治。唐高宗执政初期政治比较清明，社会经济继续发展，被誉为有“贞观遗风”，与贞观末年至这个时期农民反抗斗争有一定关系。此外，那些由于土地兼并、繁重赋役而破产的大批逃亡农民，在山林川泽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从事垦荒生产，推动了这些穷乡僻壤的经济开发，扩大了全国的耕地面积，是唐前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