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姚崇　宋璟

姚　崇（650—721）　字元之，陕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南）人，本名元崇，后避开元年号，改名崇。其父名懿，字善意，贞观年间任雟州都督。

姚崇曾先后在武则天、睿宗、玄宗时三次为相。

武则天时，为濮州司仓参军，五迁夏官（兵部）郎中，又曾因商讨对付契丹寇攻扰河北事有见解，颇受武则天重视，遂升为夏官侍郎。

神功元年（697）九月，武则天对侍臣说：“前不久，周兴、来俊臣负责官司，多连累朝臣，言其谋反，我惑疑有不实之处，使近臣前去查证，都得其手状，自称服罪。周兴、来俊臣死后，不复闻有反者，以前死者有无冤枉呢？”姚崇说：“自垂拱（685—688）以来的所谓谋反者，都是周兴等虚构的罪状，周兴等以此求功。陛下使近臣去查证，近臣自身难保，怎敢改变案情！被查问者若要翻案，必遭惨毒之刑，不如快死。赖陛下圣明，周兴等伏诛，臣敢以家口百人担保，自今以后内外众臣无再有反者；以后若真有反者，臣请受知而不告之罪。”武则天听后大悦，赞扬姚崇道：“以前的宰相都顺水推舟，陷朕为淫刑之主，听卿所言，甚合朕心。”同时，赐姚崇银千两。次年十月，姚崇即被命为宰相。

神龙元年（705），张柬之、桓彦范等谋诛武则天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姚崇曾参与其谋。但在武则天退位，中宗即位后，正当王公卿百官欢欣鼓舞时，姚崇却痛哭流涕。张柬之、桓彦范道：“今日怎能哭泣！恐怕你要因此而遭罪了。”姚崇答曰：“我奉事则天皇帝很久，突然分手，悲痛难忍。我与你等谋诛张氏兄弟，是人臣之义；今日辞别旧君，也是人臣之义，即使获罪，也甘心情愿。”当天，他被贬为亳州（今安徽亳州）刺史。

景云元年（710），睿宗即位，姚崇又任宰相。当时，太平公主干预朝政，常以隆基非嫡长子为由，想另立太子。姚崇担心太平公主与嫡长子宋王成器、豳王守礼（高宗长孙，章怀太子李贤子）勾结，又顾虑岐王范、薛王业掌握禁兵对隆基不利，于是，姚崇与宋璟密言于睿宗：请出宋王、豳王为刺史，罢岐、薛二王的兵权，把太平公主安置于东都（今河南洛阳）。睿宗遂以宋王为同州（治所在今陕西大荔）刺史，豳王为豳州（治所在今陕西邠县）刺史，把岐王由左羽林大将军降为左卫率，把右羽林大将军薛王降为右卫率，均受太子节制，把太平公主安置于蒲州（治所在今山西永济西）。太平公主获悉这是姚崇之意，遂怒斥太子。睿宗为缓和矛盾，贬姚崇为申州（治所在今河南信阳）刺史。

开元元年（713）十月，玄宗又命姚崇为相。姚崇三次为相，均兼兵部尚书，他对缘边兵力的部署，粮草储备等都十分熟悉。玄宗初即位，专心治理国家，经常和姚崇商讨国家大事，姚崇的意见，多使玄宗满意，故而玄宗非常重用姚崇。

姚崇向玄宗提了十条建议：改严刑酷法为仁政，不贪求边功，宦官不干预政事，罢免斜封、待阙、员外等官，近亲宠臣犯法以法处治，杜绝正式赋税之外的贡献，停造寺观宫殿，以正常礼仪接待大臣，谏官可畅所欲言，不许外戚干政。对此，玄宗都表示同意。

姚崇曾引荐魏知古为相。开元二年（714）五月，姚崇派魏知古去东都主持选拔官吏。当时，姚崇两个儿子均在东都，他们恃其父有恩于知古，故多以私情过问其事。知古回京，向玄宗反映此事。玄宗问姚崇子的情况，姚崇对曰：“臣有三子，两子在东都，他们为人多欲而不谨慎；必然干扰了魏知古的公事，只是还未问及。”玄宗初以为姚崇肯定要袒护其子，听了姚崇的话，非常高兴地说：“你怎么知之？”姚崇道：“最初我曾帮助过知古，臣的儿子愚蠢，以为知古必感恩于我，容忍他们为非，故而胆敢妄为。”为此，玄宗认为姚崇无私，反认为知古负崇，欲罢知古的官。姚崇坚决请求道：“臣子违法，陛下赦其罪，已是侥幸，若驱逐知古，外人必认为陛下有私于臣。”玄宗考虑再三，降魏知古为工部尚书。

中宗以来，贵族外戚都奏请度人为僧尼，也有人私造佛寺，以此来求福。还有人乘机削发为僧，逃避赋役者。针对此弊，姚崇上言道：“（后赵）石虎敬重佛图澄，澄死而赵亡；（后秦）姚兴以鸠摩罗什为师，兴死而秦亡；齐襄帝、梁武帝都未因敬佛而免祸殃。只要百姓安乐，即是福身，何用妄度奸人，以坏国法！”玄宗接受姚崇的建议，下诏清理天下僧尼，被迫还俗者有一万二千多人。

开元四年（716），山东（崤山以东）蝗虫四起，姚崇命各地官吏尽力捕杀。汴州（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刺史倪若水认为，蝗乃天灾，非人力所及，必须修德祭天才能解决。当地百姓也多烧香礼拜，祭天祈恩，眼看禾苗被蝗所食，但不敢动手。姚崇对倪若水拒不从命怒加斥责：“坐看蝗食禾苗，怎能忍心不救，因此造成百姓饥馑，将何以自安！切勿延误时机，后悔莫及。”他还提出了灭蝗的办法，就是于夜间设火，火边掘坑，引诱蝗虫赴火，边焚边埋。倪若水按照姚崇的办法灭蝗，获蝗十四万石，投汴渠流下者不可胜数。

姚崇灭蝗虽然成绩卓著，但朝廷仍是议论纷纷，黄门监卢怀慎还说：“杀虫太多，有伤和气。”致使玄宗产生惑疑，再问姚崇何以对付。姚崇非常坚决地说：“过去魏时山东有蝗伤稼，不加灭除，致使禾苗被吃尽，百姓饥饿以至人相食；后秦时有蝗，禾稼与草木俱被吃尽，以至牛马互相吃毛。今山东蝗虫遍地，而且还不断繁殖，情况严重，实属罕见。河北、河南，储积不多，倘不收获，难免使百姓流离失所。这是有关国家安危的大事，不可疏失。即使不能彻底消灭，也比任其成灾为好。陛下仁慈，不忍杀生，不必下诏，由我负责处理，若不能灭蝗，愿被削除官爵。”由于姚崇态度坚决，措施得力，蝗虫终被消灭。

姚崇虽然官高功大，颇得玄宗信任，但没有自己的住宅，而是寓居罔极寺（神龙元年太平公主为武则天所建，位于大宁坊，开元二十年改名兴唐寺）。开元四年十一月，因病上告玄宗，玄宗遣使每日数十次去问候饮食起居情况。宰相源乾曜奏事，玄宗满意者就认为是和姚崇商量过了；不满意者，就质问源乾曜为什么不和姚崇商议。每有大事，玄宗常要源乾曜去和姚崇商议。不久，源乾曜请迁姚崇于中书省的四方馆，并许其家入居侍疾，玄宗同意。姚崇认为四方馆放有重要文书，非病人所居之地，坚持不迁。玄宗道：“四方馆是为官吏而设；使你居之，是为社稷。朕恨不能使你居禁中，这算什么！”由此可见，姚崇在玄宗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重要。

姚崇子光禄少卿姚彝、宗正少卿姚异，都广通宾客，多受礼物，颇遭非难。姚崇的亲信赵诲是中书省主书，也因受胡人贿而被揭发。玄宗亲自过问，处赵诲死罪。姚崇出面营救，玄宗不悦。最后，赵诲被杖一百，流放岭南。自此以后，姚崇忧惧，数次要求辞职，推荐宋璟代为宰相。开元四年十二月，姚崇离开相位。

姚崇虽已不是宰相了，但玄宗遇事还和他商量。开元五年（717）正月，玄宗因关中未丰收而欲幸东都。宋璟、苏颋等劝阻道：“去年六月太上皇崩，陛下三年之制未终，更有太庙屋坏的不祥之兆，愿且停车驾。”玄宗又征求姚崇的意见，姚崇对曰：“时间久了，山也有变化，太庙木朽而屋坏，恰与陛下东行巧合，并非怪事。陛下四海为家，关中不甚丰熟，转运关东粮又运费很高，陛下为百姓而东幸，岂是无事烦劳！且东都已作准备，不可失信于天下。”玄宗听了，非常高兴，决定不改变幸东都的计划。同时，赐姚崇绢二百匹。另外，还命姚崇五日一朝，仍像过去任宰相一样，入阁供奉，即立于内殿的朝参供奉班中。遇有大事，还要咨询姚崇。

开元九年（721）九月，姚崇去世，终年七十二岁。他留有遗书，告诫其子孙。其一，不要贪图富贵，富贵必遭人忌恨，要像范蠡那样，适可而止，摆脱富贵的纠纷。更不要像有些达官死后，子孙贫贱，为争财产互不相让。其二，切勿厚葬。因为厚葬不是忠孝，俭薄不是悭惜。人死即无知，如同粪土，何须厚葬，造成浪费。吾身亡后，可穿以常服，四时之衣，各一副而已。其三，不可迷信佛道。北齐广置僧徒而依凭佛力，周则多除佛法而修缮兵威，两国交战，齐国灭亡，国既不存，寺有何用！太平公主、武三思、韦后等，皆度人造寺，不可胜数，但均受戮破家，为天下所笑。道士见僧获利，也效法其所为，切不可引之于家。这些告诫子孙的肺腑之言，充分反映了姚崇的求实精神。

宋　璟（663—737）　邢州南和（今河北南和）人，北魏吏部尚书宋弁七世孙，少年正直、好学，二十岁考中进士，颇受武则天重视。

长安三年（703）九月，张昌宗诬陷宰相魏元忠阴谋以太子取代武则天，武则天怒下元忠于狱，并要魏元忠与张昌宗当面对质。张昌宗欲使凤阁舍人张说助己为证。当时也任凤阁舍人的宋璟劝张说道：“名义最重要，神鬼难欺，不可附邪害正以图苟安；即使因此而获罪，也是光荣。若事有不测，我当为你力争，与你同死。”有宋璟的支持，张说怒斥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是小人，反对他们诬陷魏元忠。由于武则天的偏见，张昌宗除掉魏元忠的阴谋虽未得逞，但魏元忠还是被贬为高要（今广东肇庆）县尉，张说也被流于岭南（五岭以南）。为此，宋璟叹曰：“璟不能申魏公之冤，深感惭愧。”

有一次，武则天举行宴会。百官按品级入座，张易之兄弟位三品，宋璟仅六品，位在张氏兄弟之下。张易之惧怕宋璟，欲使宋璟高兴，遂拱手施礼道：“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座？”璟对曰：“我才劣品卑，张卿以我为今第一人是什么缘故？”当时朝中，均以二张为内宠，不称官名，称张易之为五郎，称张昌宗为六郎。天官（吏部）侍郎郑杲问宋璟道：“中丞（当时宋璟为左御史台中丞）为何称五郎为卿？”璟答曰：“以官而论，当称其为卿；若以亲故，当称其为张五。门生、家奴呼其主为郎，你并非张易之家奴，为何称他为郎！”在座的官员都大为吃惊。从此，张易之常想借机报复。

睿宗时，为了维护李隆基的太子地位，宋璟曾与姚崇共同建议，把太平公主安置于东都，故而宋璟被贬楚州（治所在今江苏淮安）刺史，后又为广州（今广东广州）都督。当时，广州旧俗，皆竹茅为屋，常有火灾。宋璟教当地人烧瓦，改造店肆，减少火灾，受到人们的歌颂。

开元四年（716）十二月，玄宗以璟为刑部尚书，西京留守。玄宗遣内侍省长官、右监门卫将军杨思勗迎接宋璟，璟双目前视，旁若无人，不与思勗交谈。思勗受到冷落，诉于玄宗，玄宗赞叹不已，更加重视宋璟。开元六年（718）正月，广州吏民要为宋璟立遗爱碑。宋璟上言：“臣在广州无特殊事迹，因今受到陛下重用而使他们谄谀；欲革此风，望自臣始，请敕下禁止。”玄宗接受宋璟建议，其他各州均不敢再有此举。

开元七年（719）四月，开府仪同三司王仁皎去世。其子驸马都尉王守一请求按玄宗外祖窦孝谌的标准，筑坟高五丈二尺，玄宗同意。宋璟等坚决反对。他说：“俭，德高尚；侈，罪甚大。高坟为贤人所诫，厚葬非君子所为，故而古人有墓无坟。众人皆务奢靡而独能革之，才是至孝要道。”他非常强调不能越制，他举例说：“贞观年间，文德皇后嫁所生女长乐公主，要求按长公主一样待遇。魏征认为：皇帝之姑姊为长公主，皇帝之女为公主，按长公主之待遇就是高于公主，事甚不可。可见，不能因人而改变制度，不能以自己的爱憎而动摇金科玉条。准一品合陪陵者，坟高三丈以上，四丈以下即可。”玄宗称道宋璟曰：“朕每事常欲以身作则，至于妻和子，更不能例外。这是人们不易所言者，卿能再三坚持，成朕于好事，可使万代之后，光扬朕于史册，正是朕所望者。”于是，玄宗赐宋璟等绢四百匹。

开元七年十一月，玄宗因岐山（今陕西岐山）县令王仁琛是自己做藩王时的故吏，亲自批准其为五品官。宋璟奏曰：“私于故旧，也有先例，所加官品，并非不公。王仁琛的旧恩，已获优待，今若再蒙特殊奖励，就与众人不同；王仁琛又是皇后家族，必须考虑舆论。请下吏部考查，如果合格，可依其资历稍优确定。”玄宗同意。

有人名宋元超者，到吏部自称是宋璟叔父，希望优待做官。宋璟通知吏部：宋元超是他三从叔（同高祖），不多见面。自己决不以私害公，吏部应与他人一视同仁。

宁王宪（即宋王成器）奏请授候选官员薛嗣先以微官，玄宗下达中书、门下解决。宋璟奏曰：“嗣先两次被选为管祭祀的斋郎，虽非众所向往，但已照顾到他的关系。景龙年间（707—709），中宗常亲自任命官员，谓之斜封。明主即位，杜绝此事，行一赏，命一官，必按其功与才，都经过中书、门下。这是至公之道。陛下没有越制，容臣等商量后，通知吏部，陛下不必正式出敕。”玄宗同意。

开元八年（720）正月，宋璟对有罪还不断上诉者悉付御史台治之，故而引起一些人的不满。接着，他又与另一宰相苏颋建议，严禁私铸的恶钱，并命监察御史萧隐之专管此事。由于萧隐之操之过急，引起百姓怨声载道。故而除萧隐之被贬官外，宋璟也被改为开府仪同三司。

开元十三年（725）十二月，受宠于玄宗的王毛仲嫁女，玄宗问他还缺少什么，他答曰：“万事已备，但无贵客。”玄宗曰：“其他官员都好请，唯宋璟你难请到，我可为你召客。”次日，玄宗谓宰相道：“朕奴王毛仲有婚事，卿等宜与达官都赴其宅。”至午，众客未敢举筷，等待宋璟。很久宋璟才到，他先举杯西向拜谢，表示他是奉君命而来，然后，杯酒未饮完即借口腹痛而去。人们认为他的刚直性格，老年更甚。

开元二十年（732），宋璟辞职，居东都私宅养老。开元二十五年十月去世，终年七十五岁。

评：姚崇三次为相，均敢针对时弊，直陈己见，深副众望；蝗虫遍地，害农损国，众官员束手无策，坐以待毙，姚崇力排众议，积极灭蝗，利民益国。宋璟不畏权贵，坚持法制；在广州教民烧瓦，改变住房，益民减突，但不受立碑之举，罕见少闻。开元年间，姚、宋相继为相，二人不徇私情，不贪富贵，勤于政事，忠于职守。这与玄宗励精图治，欲国富强的愿望正相吻合。“开元之治”，正是玄宗与姚崇、宋璟等贤相良臣配合默契，共同努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