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张说　张九龄　裴耀卿

张　说（667—730）　字道济，又字说之，其祖先自范阳（治所在今北京）徙居河南（治所在今河南洛阳），故称洛阳（今河南洛阳）人。武则天时他应诏对策，得乙等，被授以太子校书郎，又转右补阙，参与修撰《三教珠英》。

张说学识渊博，武则天曾问他道：“诸儒言氏族皆源于炎帝、黄帝的后裔，难道上古没有百姓吗？”张说答曰：“古人没有姓，像夷狄一样。自炎帝之姜姓，黄帝之姬姓开始，按其所生地为之姓。后来，天子因生以赐姓，黄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后又发展为以官名为姓，以国名为姓，或以王或父之字为姓者。到战国时，姓族渐多。周衰亡后，列国之民各以旧国之名为姓，如韩、陈、许、郑、鲁、卫、赵、魏等均是。下及两汉，人皆有姓了。”武则天对这种回答非常满意。

后来，张易之欲让张说诬陷魏元忠，张说不从，被流放钦州（治所在今广西钦州东北）。中宗即位，又被起用，先后任工部侍郎、黄门侍郎、兵部侍郎，加弘文馆学士。睿宗即位后，任中书侍郎，兼雍州（治所在今陕西西安）长史。

景云元年（710）七月，谯王重福（中宗子）在东都发动事变，欲推翻睿宗，自称皇帝，结果兵败自杀。此事涉及数百人，很久不能结案。睿宗令张说去处理此事，张说迅速捕获谯王的谋主张灵均、郑愔，弄清事实真相，凡被冤枉牵连者，一律释放。睿宗认为，张说没有冤枉好人，也未漏掉罪人。对张说大加赞赏。

玄宗做太子时，张说为其侍读；铲除太平公主时，他又积极支持。玄宗即位，他历任中书令、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阳）刺史，河北道按察使、岳州（治所在今湖南岳阳）刺史。开元七年（719），临时担任并州（治所在今山西太原）大都督府长史，兼天兵军（在今山西太原北）大使，代理御史大夫，兼修国史。开元八年（720）六月，朔方（治所在今陕西靖边白城子）大使王晙认为，居住于受降城（今内蒙包头西）的突厥降户勺磨及跌部落阴谋进攻唐军据点，遂诱杀勺磨等部落首领，并尽杀降户。居住于大同（在今内蒙乌拉特前旗北）、横野军（在今河北蔚县）一带的拔曳固、同罗诸部闻讯，大为震动，颇有引起更大风波的可能。不久，张说引二十骑前往各部慰问安抚，夜宿其帐下。其副使李宪因担心各部有异常情况，迅速致书劝阻张说。张说复书曰：“我肉非黄羊，不必怕吃；血非野马，不必怕刺。读书人见危献出生命，这正是我效忠国家之时。”各部被张说的精神所感动，遂安定下来。

开元九年（721）四月，居住于夏州（治所在今陕西靖边白城子）北部的突厥降户以康待宾为首起兵反唐，被王晙打败，康待宾被俘腰斩于市。当康待宾反唐时，党项曾配合行动。张说击败党项后，又安抚党项，使复其居业。讨击使阿史那献以党项反复为由，请予全部诛杀。张说道：“王者之师，当伐叛乱抚降服，怎可杀已降服者呢！”他奏请把降服的党项安置于麟州（今陕西神木北），以镇抚党项余众。九月，张说被命为宰相。

唐初，实行府兵制，凡民二十岁从军，六十而免，其家不免杂徭，逐渐沦为贫困，逃亡日多。针对此弊，张说建议，招募壮士从军，改必服兵役为自愿应募。玄宗同意，十天内得精兵十三万。从此以后，兵农合一的府兵制转变为兵农分离的募兵制了。

开元十一年（723）五月，玄宗置丽正书院，聚文学之士徐坚、贺知章、赵冬曦等，或修书，或侍讲；以张说为修书使总知其事。政府供给非常优厚。中书舍人陆坚以为此举无益于国，造成浪费，欲奏请取消。张说道：“自古以来，在国家无事之时，帝王都崇宫室，广声色，今天子独尊重儒生，发挥典籍，益处大，损失小。陆坚之言，不切实际。”玄宗听了，敬重张说而薄视陆坚。

十二月，张说建议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因为唐初宰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永淳元年（682）中书令裴炎移政事堂于门下省，故而此时张说提出改名，并改政事印为中书门下之印。下设吏房、枢机房、兵房、户房、刑礼房等五房，分理各种政务。

开元十四年（726）二月，玄宗欲使河南尹崔隐甫为御史大夫，张说欲使其亲信崔日知为御史大夫。结果，玄宗以崔日知为左羽林大将军，以崔隐甫为御史大夫。故而引起崔隐甫对张说不满。张说虽有才智，但好受贿，还常对百官当面叱骂。他歧视御史中丞宇文融，骂他为“鼠辈”。于是，崔隐甫、宇文融、御史中丞李林甫共同弹劾张说：“引术士占星，徇私僭侈，受纳贿赂。”玄宗命侍中源乾曜、刑部尚书韦抗、大理少卿明珪于御史台审讯。审讯中发现罪证不少。玄宗使高力士前往探望，高力士还奏道：“说坐于草上，于瓦器中食，蓬首垢面，自罚忧惧之甚。”又说：“说曾为侍读，又于国有功。”致使玄宗怜悯，仅罢其中书令，其他职务未动。

开元十五年（727）二月，因崔隐甫、宇文融进一步诽谤，张说被迫退休，但仍令修史。开元十七年（729），又先后为尚书右丞相、尚书左丞相。开元十八年（730）十二月去世，终年六十四岁。

张九龄（678—740）　字子寿，一名博物，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西南）人。他幼年聪敏，善作文章，十三岁时致书求教于广州（今广东广州）刺史王方庆，王方庆赞叹曰：“此子必有远大发展前途。”后登进士第，为校书郎，后为右拾遗。

当吏部考试选拔人才时，常由张九龄与赵冬曦评定等第，时称平允。开元十一年（723）他被任为中书舍人。

开元十三年（725）十一月，张说多引中书门下两省录事主书及自己的亲信升官，越级至五品。张九龄劝张说道：“官爵是天下之公正量器，应该是先德望，后故旧。若颠倒这种关系，必然引起非议。”张说毫不在意地道：“事已决定，闲人之言，何足为虑！”张说一意孤行，结果大受指责。

在张说知集贤院时，曾荐张九龄为学士，以备顾问。张说去世后，玄宗召张九龄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知院事。开元二十年（733）十二月，为中书侍郎并宰相。次年，为中书令兼修国史。

开元二十三年（735）二月，由于范阳（今北京）节度使张守珪上年破契丹有功，玄宗欲任他为宰相，张九龄谏阻道：“宰相是代天子理政的，非赏功之官。”玄宗又说：“只给其名而不使其任职如何？”张九龄回答：“名与才能不可给人，张守珪破契丹，陛下以其为相；若尽灭奚和突厥，将以何官赏之？”玄宗无言而罢。

开元二十四年（736）三月，张守珪部将安禄山讨伐奚、契丹失败。张守珪将其执送京师，奏请斩首。张九龄批曰：“古代司马穰苴曾因违军令而斩齐景公宠臣庄贾，孙武为维护军纪而斩吴王爱姬，张守珪执行军令，安禄山也不可免死。”但玄宗认为安禄山有才，仅敕令免官而已。后来，安禄山叛唐，玄宗逃往成都，想起此事，还悔恨未听张九龄的建议。

当年十月，因为朔方节度使（驻于今宁夏灵武）牛仙客能节用度，勤职业，仓库充实，器械精利，玄宗欲使其为尚书。张九龄反对道：“唐兴以来，惟旧相与有德望者可为尚书，仙客本河湟（今青海、甘肃一带）小吏，今突然高居清要，恐羞朝廷。”玄宗又问是否可加实封，九龄又反对道：“边将忠于职守不足为功，如果念他勤劳，可赐以金帛，不宜裂土封之。”李林甫为了拉拢牛仙客，特上书玄宗，认为仙客有宰相之才，“九龄书生，不识大体”。玄宗再议此事，九龄固执如初，致使玄宗发怒，终于赐仙客爵陇西县公，食实封三百户。

玄宗即位后，宠爱武惠妃，太子瑛生母丽妃等失宠者颇有怨言。武惠妃泣诉于玄宗，玄宗欲废太子。张九龄认为“太子天下根本，不可轻摇”，并列举了历史上很多例子，说明废太子必然引起祸乱。最后又说：“陛下必欲为此，臣不敢奉诏。”武惠妃派宫奴牛贵儿劝九龄顺从玄宗，并以可长期为相做诱饵。但九龄毫不动摇，并且当面斥责牛贵儿，玄宗才暂停废太子。但由于李林甫等人不断诽谤九龄，玄宗对九龄的印象每况愈下了。

李林甫反对张九龄，主要是李林甫不学无术，忌妒张九龄学识渊博，为人正直，不利于自己飞黄腾达。玄宗欲以李林甫为相时，张九龄持否定态度。故而张九龄反对玄宗废太子时，李林甫就加紧诽谤张九龄。

八月壬子（29日），玄宗生辰，群臣多献珍异、宝镜。张九龄认为，以镜自照见形容，以人自照见吉凶，都无关大局。于是，他撰以历代兴衰为内容的《千秋金镜录》献上，颇受玄宗称赞。

户部侍郎萧炅学识浅薄，把“伏腊”读为“伏猎”，张九龄把他出为岐州（治所在今陕西凤翔）刺史。但由于萧炅是李林甫所引荐，故而李林甫又千方百计中伤九龄，终使九龄被罢相，改任尚书右仆射。

开元二十五年（737）四月，监察御史周子谅引谶书为证弹劾牛仙客无才，结果被玄宗杖杀。李林甫乘机上书，言周子谅系张九龄所荐。张九龄遂被贬为荆州（治所在今湖北江陵）长史。

开元二十八年（740）二月，张九龄去世，终年六十八岁。

裴耀卿（681—743）　字焕之，数岁即能作文，出身于童子科。他出仕为相王府典签，甚为相王李旦所重视。

开元初年，任长安县令。当时，长安实行配户和市法，就是按户分配交纳官府所需之物品，以平价收买。实际上是暗中增加市民的负担。裴耀卿到任后，改变此法，官府所需，均出自豪门坐贾，即存有物品之家，官府预付货款。如是，公私皆便，减轻了多数市民的负担。

开元十三年（725），玄宗东去泰山封禅，途经济州（治所在今山东东阿），时任济州刺史的裴耀卿，亲自安排一切，并上表数百言，规谏玄宗不要劳民，颇受玄宗称赞，称其为“良吏”。此后，又历任宣州（治所在今安徽宣城）刺史、冀州（治所在今河北冀县）刺史，直至户部侍郎。在离开济州前，济州遭黄河水灾，邻近诸州虽也有灾，但都不敢擅兴徭役。裴耀卿认为这不是为公的态度，他积极修筑河堤。虽然在开工后有诏命他离去，但他还是加紧施工，直至功成才去宣州赴任。济州百姓特以为他立碑歌功颂德。

开元二十年（732）三月，裴耀卿随信安王祎大破契丹和奚，奚酋长李诗琐高率众五千人降唐。六月，玄宗命裴耀卿带绢二十万匹分赐立功的奚官。耀卿考虑到途中的安全问题，遂对人说：“夷虏贪残，见利忘义，我们持财帛深入其境，应有所防备。”于是，他提前而往，分道互进，很快分送完毕。在突厥与室韦获悉，准备于途中抢劫时，耀卿已经回中原了。当年，裴耀卿又转为京兆尹。

开元二十一年（733）秋，因久雨成灾，京城粮贵，玄宗欲临幸东都，缓解京城的粮乏。临行前，单独召见裴耀卿，询问解决困难之策。裴耀卿胸有成竹，系统陈述了自己的见解。

早在开元十八年（730），裴耀卿任宣州刺史时，就曾有过这方面的建议。他说：“江南粮食运到东都、京城，极其困难。各州所征的租庸调，正二月从本州启运，到扬州（今江苏扬州）入运河，正逢水浅，运输不便，至四月以后，始渡淮入汴，因汴河干浅，至六七月始到河口。这时黄河水涨，又须停一两月才可入河。由黄河到洛水时，洛水又干浅。总之，从江南到东都，停滞日多，得行日少。同时，江南百姓不熟习河水，皆雇河师水手，增加运费。”于是，他建议，在河口置武牢仓（虎牢仓），江南船不入黄河，将粮贮于仓内；在巩县（今河南巩义）置洛口仓，黄河船不入洛水，将粮贮于此仓。另外，再建河阴仓、柏崖仓、太原仓、永丰仓、渭南仓等，逐步转运。使江南船至河口即还，既省运费，运粮又多。这个建议，未引起玄宗的重视。

到开元二十一年，玄宗又问起此事，裴耀卿的意见更为成熟了。他说：“贞观、永徽之际，每年运二十万石粮至长安，即足食用。现在用粮增多，每年运粮数倍于前也难支持。所以，必须解决运输问题。”他建议，在河口置一仓，收纳江南租米，江南船即回。然后，官府自雇船西上，分别由河水、洛水运粮去东都或长安。再于三门峡东西各置一仓，两仓之间，车运十数里，由太原仓（在今河南陕县西北）向西至长安，就可顺利运输了。玄宗对这个建议颇为赞赏。

开元二十二年（734）八月，朝廷东置河阴仓（在今河南郑州北），西置柏崖仓（在今河南孟津北），于三门东置集津仓、三门西置盐仓。这样，江淮一带粮先运到河阴仓，再转至含嘉仓（在今河南洛阳），经太原仓运往长安。玄宗十分高兴，遂以裴耀卿为黄门侍郎、宰相，充江淮、河南转运都使。凡三年，运粮七百万石，省运费四十万贯（一说三十万贯）。有人认为裴耀卿将以所省运费以求功利，实际上裴耀卿把这笔收入充作和市、和籴等有利于财政的费用。

开元二十四年（736）十月，玄宗从东都还京。本来，原定于第二年二月还京，但玄宗迷信宫中有怪，临时召宰相商量西还。裴耀卿、张九龄坚持：“农事未毕，请俟仲冬。”李林甫对玄宗投其所好，支持玄宗立即动身。还京不久，玄宗欲以李林甫为相，裴耀卿与张九龄都不支持。于是，李林甫不断中伤裴耀卿与张九龄，玄宗也视裴、张为同党，裴耀卿遂被降为左丞相（尚书左仆射）。天宝二载（743）去世，终年六十三岁。

评：张说学识渊博，才华出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顺乎时代潮流。但纳贿徇私，为政敌制造口实，正是自掘坟墓。张九龄刚直不阿，坚持礼制，謇謇谔谔，不曲阿人。裴耀卿修治水利，利国益民，其向东都、长安运粮的建议，切实可行，效果显著。可惜，李林甫擅权，使其未能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