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像与动物像：女性全身像是远东至辽西及渭河流域的特色

要想了解没有文献资料的时代的精神世界，是一件困难且难以超出臆测的事。然而物质文化却是以社会群体与个人达成默契的精神世界为背景才得以造就。所以根据物质资料，应当也可以复原其中所包含的人们在默契中达成认同的精神世界。根据物质文化的形态及纹样上的特色，我们还可超越单纯的区域特征的解释，进而把握其内部所包含的人类精神生活的特质。

这种意识形态上的特质随着社会发展的阶段不同，其性质也随之变化发展。而在另一方面，本书前述内容一直论及体现于生业经济中的人类群体的文化吸收融合现象，透过这些现象，将得以抽取凝聚人类群体的精神世界。对精神世界的把握有助于更加具体地解释前文所述的史前世界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首先来看体现着人们的精神世界的人物像和动物形象。

122 新石器时代全身偶像的区域上及年代上的变迁（据今村2002）

未体现性别的为a类；性别明确的为b类；加以变形，与人类形象有较大差异的为c类。辽西地区一直可见女性像，女性像扩散至渭河流域

根据今村佳子女士的观点，新石器时代的人物像大致可划分为三类。Ⅰ类为头部像；Ⅱ类为全身像；Ⅲ类为陶器或石器等器物上所表现的偶像。

其中的Ⅱ类即全身像多见于以辽西为中心的新石器时代前期的中国东北部。到了中期以后，开始出现于渭河流域。我们可以看到，人物像这种表现样式的分布是以辽西地区为起源地，而后渐次向南方扩大。然而全身像也见于西伯利亚的滨海边疆区，基本上是远东共同的偶像。而且作为女性像，也是远东至辽西和渭河流域的特色。

这些女性偶像应可看作是旧石器时代后期至新石器时代欧亚大陆北部可见的女性像中的一种。日本绳文时代的土偶也是有意识地塑造为女性像，可以放在北方欧亚大陆的女性像的范畴之中来看待。同样陶器样式也是到辽西为远东平底陶器文化圈的范围，可将之看作同一精神文化圈。

渭河流域处在不同的陶器样式圈，其女性像应该是通过与辽西和内蒙古中南部的接触产生的。在新石器时代，包括辽西在内的远东地区可置于以北方欧亚大陆为基底的精神文化圈之中，并与黄河流域及长江流域区分开来。朝鲜半岛的新石器时代以及日本的绳文文化也应与远东置于同一基底来看待。

而渭河流域至黄河中游地区以及黄河下游地区的偶像表现以描绘在陶器上的人物像或动物形象为特征。例如在陶器表面贴附人像的表现形式可见于黄河中游地区至黄河上游地区。在陶器上描绘鱼或鸟的图案的表现形式则出现在渭河流域至黄河中游地区。同样是陶器的绘画表现形式，在黄河下游地区的大口尊上可见表现火焰的记号。

上述各种对一定的人物形象以及鱼或鸟的动物图案进行描绘的手法，显示着当地社会的精神生活的范围和社会群体的社会单位。例如见于渭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中期前半段的鱼纹，根据甲元真之先生的观点，鱼纹体现着再生的思想。可见这些图案是以当地社会群体内部所独有的信仰为背景的。

另外，从描绘动物形象的塑像即动物形象来看，同样也可看出区域群体的共性。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后半，黄河中游地区出现了鸟形动物像，而描绘猪或狗的动物形象则集中出现于黄河下游地区（山东）。即使是在同属黄河流域的中游地区和下游地区，动物形象的流行也各不相同。新石器时代后期，猪、狗形动物像广布于黄河下游地区（山东）以至长江下游地区，说明该时期山东与长江下游地区存在着交流。

这种体现于人物和动物形象的表现形式的不同，明确显示了以宗教或信仰等精神世界为背景的社会群体单位的存在。从这些表现形式的不同来看，可明确得知黄河上游地区、渭河流域、黄河中游地区以及黄河下游地区的区域群体是各不相同的。

123 陶祖（男根偶像）的分布（据甲元·今村1998）

从中还可看出，渭河流域与黄河上游地区、黄河中游地区各自存在着交流。关于这些各自存在的区域群体，各地文化形态的不同实际上是其作为社会群体的不同。

如果从偶像表现形式来看的话，可知各区域社会各自存在着特殊性。如新石器时代中期地处长江下游地区内陆的凌家滩文化中独特的偶像表现形式也体现于玉器，而新石器时代后期长江中游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则发展出独特的人物和动物的塑像。

而渭河流域至黄河中游地区精神文化的区域特性则体现于陶祖（男根偶像）的表现形式。渭河流域至淮河上游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出现了以男性直系亲即父系血缘组织为单位的社会构造。在新石器时代后期，以这种单位为基础，社会的阶层化构造逐渐走向复杂化。而且该区域的这种以父系血缘组织为单位的群体组织的形成，在比长江中、下游地区更早的阶段就已达成。

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渭河流域，以父系血缘组织为单位，如姜寨遗址所见的那种通过再葬行为来祭祀祖先，以及体现于陶祖的精神文化，都来自于重视父系血缘组织的社会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