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时代后期有哪些显著特征？人们是如何生活的？

旧石器时代以来在两个文化圈的边缘部出现了粟、黍农业和稻作农业，两种农业在各自的区域内由社会群体集约投入劳力，并以这种形式逐渐形成了劳动的专业化。新石器时代后期是在各地区的区域文化中开始出现首领阶层的阶段。

男女分工体制在农业中走向专业化的过程

旧石器时代以来在两个文化圈的边缘部出现了粟、黍农业和稻作农业，两种农业在各自的区域内由社会群体集约投入劳力，并以这种形式逐渐形成了劳动的专业化。其发展过程也是男女社会分工的体制在农业中的集中体现的过程。而在农业专业化过程中，又出现了管理和掌握剩余生产物资的首领，并产生了支撑首领权威的社会阶层分化。构成这种阶层关系的母胎绝非个人，而是社会群体单位。决定群体单位的是以血缘关系组成的群体单位，相当于所谓的氏族。农业的经营单位也属于氏族单位，并在此基础上有进一步细分化的倾向。为了维持氏族这个血缘群体，稳固其团结，就像于黄河中游地区等地的再葬墓所见的那样，祖先祭祀被反复进行。

关于上述社会进化过程，如果以各区域文化的时间轴即文化编年为基础进行比较的话，可知这些区域文化并非同步发展，而是因区域不同而存在一定的时间差，或是在体现于社会经济形态单位的社会组织形态上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在强调这些差异的同时，还需提及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现象，即随着时间流逝，区域间的交流日趋活跃。

农业的开始时期绝不是在生产率走向提高的阶段，也并不是说，农业一旦开始，就立刻实现了安定的食粮生产。可以说农业的产生是在更新世向全新世过渡的时期，由居住于一定环境区域的边缘地带的新人类所做出的环境适应而已。

在此过程中，出现一种效率较高的劳动形态，即之前的社会形态中所见的小群体内的性别分业。这种变化从人类学家默多克（G.P.Murdock）等人出示的民族例即现代的无文字社会的人群中所见的性别分业中也可看出。初期农业的从事者很可能是女性。因为收获野生谷物原本就是女性的主要工作，初期农业即处于这项工作的延长线上。而且谷物栽培化的过程中也需要女性独有的细致和耐力。并且保留用于翌年的种子的食料保存工作存在着一定的风险。为了减少群体内的这类风险，就必须有能够团结群力的组织。若非如此，遇到天候不顺时，就很难留下足够的种子并克服饥荒。没有社会组织的约束，食料就会被轻易地消耗殆尽，导致群体的瓦解甚至灭亡。

上述由群体性和性别分业构成的社会群体经过全新世之后，迎来公元前6000年以后的高温期，当时的气候较现在更加温暖湿润，就像黄河中游地区所见的那样，发展至栽培谷物开始增产和产量趋于稳定的阶段，两性之中女性的社会地位较高。这一点体现于黄河中游地区裴李岗文化墓葬的性别厚葬之中。

到了这个阶段，擅长土木作业及狩猎活动的男性也在农业生产活动之中共同投入了有组织的劳动。因此黄河中游地区得以达到新石器时代中期初始的仰韶半坡类型期。同时以此为经济基础，形成了以父系血缘组织为基础的家族形态。

以父系为中心的血缘家族以祖先祭祀为宗教的关键事务，以此保持团结，并通过扩大家族使群体不断壮大。血缘家族之间即氏族间的经济差距以及群体内社会地位的差距也由此而生。阶层关系走向复杂化的同时出现了首领，并在生产资料统合再分配的过程中，出现了专业从事手工业的人群。这是黄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后期的社会状况。

关于社会进化的阶段性，把黄河中游地区和黄河下游地区两相比较的话，两者并无太大差异。也就是说，从现象上可以认为，在粟、黍农业社会中，两者有着同样的社会进化速度。

而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以性别分业等性别差异为社会标志的阶段一直存续至崧泽文化阶段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前半段。在长江中游地区，该阶段可能依然属于母系社会。这大概是因为稻作农业社会在此阶段即便未投入太多有组织的劳动，却依然能够获得较粟、黍农业更高的产量。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在之后的农业中，长江流域开始把栽培作物仅限于水稻，因为水稻显然拥有的较高的生产效率和营养价值，同时也可能是因为长江流域的生态系统较华北有着更加丰富的植物资源。

但是社会群体的组织化一旦发生转换，随之而来的是急速的发展。崧泽文化后半期以后开始出现的新型农具，以及良渚文化中的出现的综合型农具，说明稻作农业生产已开始成为当地的经济基础，也显示着农业中社会群体单位的劳动正向着集约化发展的趋势。另外，由于这些变革，在长江流域也发生了父系群体单位的阶层化，良渚文化等开始出现首领阶层。

首领阶层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后期最显著的特征

新石器时代后期是在各地区的区域文化中开始出现首领阶层的阶段。同时如玉器的设计构思等所体现的那样，为维持首领权所出现的宗教性及信仰等，在各地区之间又存在着各自的差异。人们的宗教及精神生活也因地区而各不相同。另外，即使各地农业社会在时间轴上存在先后关系，但在各地区之间渐渐出现另一引发社会进化的起爆剂，即地区间交流的开始。与其他群体保有某种交流也可使交流者在群体内的地位得到提高。并且这种因交流扩大而产生的信息共有才是促使各群体组成同样的社会组织、缩小社会进化的地区差距，带来同一化的原因所在。

新石器时代中期末至后期初，即公元前3000年以后，在各区域文化之中的阶层关系出现多层化的同时，群体的统合化也开始出现在各地。各地气候逐渐转向寒冷干燥，属于气候恶化的阶段。但我们也可以想象，在这个阶段食料的生产效率反而得到了提高。

在黄河中游地区的陶寺遗址，出现了以首领墓为顶点的明确显示金字塔形阶层关系的墓地。在距离墓地400米的地点，还发现了与之对应的城址遗址，该处城址的规模达1000米×560米。

在黄河下游地区，如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张学海先生所述，城址因规模不同，其阶层差距可分为三个等级，以第一级规模最大城址遗址为中心，周围有第二级的规模较小的城址遗址，第三级则是呈卫星状分布的普通聚落遗址。随着聚落遗址的社会秩序出现的同时，还存在着如朱封墓地的首领墓那样的木椁墓。

在长江下游地区，以出现于良渚遗址群的巨型祭坛遗址即莫干山遗址为中心，分布着反山遗址、汇观山遗址、瑶山遗址等土墩墓。这些土墩墓原为举行祭祀祖先等活动的场所，而后逐渐形成一族的家族墓地。

在由玉器为中心的随葬品构成及数量上，显示出一定的差距。最为丰富的土墩墓依然是反山遗址，其次是汇观山遗址和瑶山遗址。

与土墩墓的相对差距对应，墓葬与作为祭祀中心的莫干山遗址的距离也逐渐遥远。以莫干山遗址为中心，周围分布着首领家族的墓葬，更外围分布着贵族家族的墓葬。良渚遗址群也包括拥有防洪功能的土垒和玉器作坊的塘山遗址，呈现出拥有作坊区域的城市形态。然而这里并未发现通常城市遗址中可见的首领阶层及贵族阶层的住宅等上层阶层的房屋遗迹，其形态更偏向墓葬及作为祭坛建筑的人工土台，其特征更接近于祭祀中心。

总之，我们可以容易地看出，这个时期已达到了阶层秩序高度发达的社会。

在长江中游地区，与长江下游地区同期相比，尚处于阶层关系较为均等的部族社会，他们以血缘群体相互协作的形式建成了巨大的城垣。城垣的用途应当是防御洪水，可以想见规模巨大的工程中投入了庞大的劳力。城垣的建设工作是作为一种宗教行动来进行的，是由多个群体共同参与的建设活动。在这里，社会的阶层化还未发展到长江下游地区的水平。城址规模的不同是因为参与建设活动的基本群体的人数不同所造成，而城址的建设也是在区域群体间等质的竞争中展开的。在长江中游地区，以首领为中心的阶层化社会的到来还要待到新石器时代后期后半段的石家河文化时期。

凭借玉器维系的祭祀政治出现的同时，在石家河文化圈分布着印证了同样宗教观的动物塑像。这其中一定存在着反映于祭祀活动的、精神世界之上的群体的统合。

如此看来，在各区域社会内，伴随着安定的农业发展，阶层关系日渐复杂化。与此同时，出现了统管人们通过生产活动所得的收获物的首领。而且首领率领着生产手工业品的特定技能群体，掌握着生产物资的再分配。首领的特殊地位由特定的氏族和家族独占，首领还独占了保证社会秩序的祭祀权和军事权。并且通过特定的宗教祭祀来实行生产物资的再分配，以维持社会和群体的安定。

我想正是上述农业社会中急剧的社会进化使得中国大陆与日本列岛同时期的社会与文化产生了巨大的本质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