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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彩陶主要有什么作用?原来彩陶还有这么重要的意义

拥有具备特殊稀少价值的物品,才能使众人认可拥有者的社会领导地位。另外,拥有特殊价值的物品,可以证明拥有者与其他区域的人们保有交流关系。这个事实本身可以使拥有者在群体中获得众人的尊敬。

古代彩陶主要有什么作用?原来彩陶还有这么重要的意义

从彩陶的交流看彩陶作为威信物的作用

再回到农业社会进展的话题上来。农业社会处在社会组织逐渐复杂化的进程之中。但是各区域在显示出各自的社会发展的同时,逐渐开始超越固有的区域范围,开始了相互的交流。这种交流与其说是用物质进行等价交换的交易,不如说是为获得具有特殊稀少价值的物品的交流。最重要的是,这些珍稀物品都因社会的阶层分化落入位居上层阶层的人手中。

并且正因为拥有具备特殊稀少价值的物品,才能使众人认可拥有者的社会领导地位。另外,拥有特殊价值的物品,可以证明拥有者与其他区域的人们保有交流关系。这个事实本身可以使拥有者在群体中获得众人的尊敬。上述现象的实例之一可见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山东大汶口文化前期。大汶口文化是山东地区出现的固有的区域文化。但是在该时期也可见到不属于当地文化的彩陶盆和钵。

这些彩陶盆和钵常见于同时期黄河中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器面为白衣,上面用红彩或黑彩施以花瓣纹以及回旋勾连文等。另外,还有一种当地独有的五角星纹,显然不同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彩陶。说明当地在融合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彩陶的同时,还存在着当地独自创新的彩陶盆。

山东大汶口文化的这些彩陶上没有作为住房中的日常生活用具使用的痕迹,而是仅限于用作墓葬的随葬品。而且拥有这些彩陶的仅限于随葬品较多的富裕者的墓葬。

根据以上现象,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的西谷大先生认为彩陶是被当作群体内权威的象征。并且认为导致这种现象的背景并非人的移动,而是由以交易为中心的交流。

由上述观点更进一步,拥有其他区域制作的彩陶显示着被葬者生前的社会地位,因此与其他区域进行交流这件事本身,可在群体内获得崇敬,并被众人尊为群体内的实力人物。这时与其他区域进行交流的动机应该可以理解为是为了反映自身在群体内的地位,或者说是为了保证这种地位。而且这时首先存在的是来自其他区域的赠与这种单向的行为。

可以想见,上述情况的根本在于从黄河中游地区得到彩陶的赠与这种行为。估计在各地各自发展的史前社会,交流活动与其说是始于互相补充物质上的不足的交换原则,倒不如说是以联结群体间关系的赠与为基本原则的交流。

这种赠与是为了与其他群体结成友好关系而毫不吝啬地进行的。与异质群体的交流促生了社会群体的紧张感和好奇心,交流的执行权由群体内的实力人物所掌握,因此又促使社会群体进一步组织化。难道不正是这种交流对群体的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体会史前社会的时候,希望读者能够抛开现代消费社会利益得失的经济价值观来进行想象。

同样因交流而生的还有石钺,在石斧的基部一侧开有圆孔即石钺的形状,也称有孔石斧。石钺本来与石斧同样用作工具,后来逐渐被用作武器,并日渐转化为象征武力权威的器物。不再作工具之用的有孔石斧正确的称呼应当是石钺,但是从形态变化来看,二者很难加以明确区分。在此把二者统称为石钺。

根据九州大学研究生滨名弘二对石钺进行的分析研究,最早把石钺作为显示被葬者地位的器物而用作随葬品的是长江下游地区。石钺的随葬习俗始于长江下游地区,然后向黄河下游地区扩散。石钺在长江下游地区成为显示社会威信的器物,其背景在于石材的安定供给以及社会群体的首领对再分配的干预。并且在这个阶段之后,由于社会群体内社会阶层的差距逐渐扩大,用石钺随葬的习俗的扩散也变得更加显著。

与外来群体的交涉权才是真正的权威

那么在黄河下游地区,为什么这种石钺的随葬行为会作为与阶层上位者相应的威信物发生了文化传播呢?这种现象可见于山东省兖州县王因墓地等处的墓葬。王因墓是大汶口文化前期的墓地,如第五章所述,其随葬品数量及墓圹的大小并无太大差距,而是处于差距正逐渐开始形成的阶段。从墓地的形态也可看出当时的社会组织是均等的,基本上还没有产生巨大的阶层差距。

关于这些墓地的年代,可根据坟墓与坟墓之间的破坏(重叠)关系以及随葬陶器的形状样式的不同,大致分为三个等级。即把大汶口文化前期进一步分为前叶、中叶和后叶。通过对大汶口文化前期的这种详细划分,可看出墓葬中逐渐开始出现墓圹较大或随葬品较多的坟墓,由此可以认识到当时正处于阶层差距开始扩大的萌芽状态。

在王因墓地的随葬品中也可见产于黄河中游地区的彩陶盆、钵。还出现了长江下游地区在较早阶段开始的石钺。此外,随葬品中还有长江下游地区特有的高杯和豆等陶器。其中豆的器型以及豆脚部镂空的孔形以及带有镂空的传统与长江下游的崧泽文化的情形十分相似。很可能豆也是与长江下游地区交流的结果。

而彩陶在黄河中游地区不论是从墓葬还是从房屋遗址均有出土。由此可知彩陶被用于生活的各种场合。但是黄河下游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彩陶几乎只出土于墓葬。加之出土数量稀少,说明彩陶在大汶口文化地带属于贵重之物。同理,来自其他区域的石钺和豆也可能是同样的情况。

彩陶、石钺以及豆分别出产于黄河中游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这些器物出于某种理由被带到了山东。这些外地出产的物品与墓葬之中随葬品较多的坟墓相组合。也就是说只有富裕阶层才能用这些外来物品充当随葬品。

在此必须说明的是,这些外来物品并非一定就是在外地制成后被带到王因墓地。虽然物品的源头在外地,但很多情况下其生产制作是由王因墓地的成员们完成的。也就是说当地生产的可能性很高。

拥有来自其他群体及其他文化的器物,意味着王因墓地所属群体的阶层上位者和富裕阶层。其中到底蕴含着什么样的意义呢?与外来群体保有交往这个行为被象征性转化到了随葬品之类的实物之上,彩陶、石钺、豆等物品即是其象征物。王因墓地所属的群体起初偏好与黄河中游地区的群体进行交往,而后又将偏好转向长江下游地区的群体。当地的外来器物也随之变化。可以说拥有与外来群体交涉权的人在群体内因此得以逐步增进实力。

更为妥当的理解是:与其把这种交涉看作一种交易式的经济行为,倒不如说由于保有与其他群体的交涉权,该社会组织内的首领因此而生,并且在交流之初,还不曾有经济上的交易。经济交易应当成立于互惠式的平等交易关系。然而对于黄河中游地区的彩陶,山东方面提供的物质是什么,到目前为止在黄河中游地区尚未有所发现。同样对于长江下游地区的石钺和豆等器物,山东回馈的物品也至今未曾发现于长江下游地区。来自山东黄河下游地区,在长江下游地区被吸收的器种有前文曾经提及的大口尊,然而这些大口尊均为长江下游地区的阶层上位者所独占。这不如说是一种仪礼上的共有关系。

从上述几点来看,在新石器时代中期这个社会群体较为均等的阶段,来自其他区域的特定的物品在当地成为象征权威的贵重物品,这说明,关于那些在该社会群体内处于能与其他区域进行接触的地位的人,他们已经有意识地想要在该社会群体内获得社会范围的好评。

所谓交流,比起经济方面,更在社会群体内具有社会标志的重大意义。应当说以这种形式开始的交流才是当时交流的实际形态。而此后与其他群体的这种交流开始逐渐加速。

多用于随葬品的货贝的作用

新石器时代外来的遗物当中,值得重视的还有货贝。货贝生长在温暖的热带海域,例如黄宝螺,现在生息台湾和海南岛以南。产于南海的货贝,现在在黄河中游地区仍有发现,且绝大多数集中见于黄河上游地区。其中新石器时代中期末至后期初始的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遗址384号墓出土的随葬品为货贝的最古事例。该遗址属于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更为确实的事例当属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的青海省乐都县柳湾遗址873号墓和916号墓的随葬事例。到了新石器时代后期后半的齐家文化阶段,类似的事例愈发增多。

在地处内陆的黄河上游地区,南海出产的货贝如何被带到这里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有多种观点,其中最有力的观点认为,货贝是顺东海沿岸北上,从黄河下游地区通过中游地区流传至上游地区。且不说这个流传途径是否可信,货贝以及该地区不出产的绿松石均为外来物品,是当地社会的贵重之物。也就是说拥有货贝和绿松石制成的装饰品有着特别的社会意义。可以想见,货贝和绿松石在此具有前文所述的那种强调所有者与其他群体保有交流的社会标志意义。

此后货贝在二里头文化以后以至商代以后的墓葬中一直多用作随葬品。虽然在新石器时代被赋予的社会意义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但货贝在商周社会依然是一种重要的威信物。

区域文化的各自发展的过程已在第五章有所论述,但是在这些各自发展的区域,在邻接区域之间也逐渐开始了交流。显示这个过程的,是在各区域展现的陶器构成的变化。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鼎。在黄河中游地区(或淮河上游地区),鼎出现于新石器时代前期,而后逐渐在与黄河下游、长江下游、长江中游地区等邻接区域间的接触中逐渐扩散。

而出现于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前期的豆(高杯)则正好相反,是向着长江下游、黄河下游、黄河中游地区逐渐扩散。

在另一方面,山东的黄河下游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就创造了用作酒器的鬶。从黄河下游地区的立地特点来看,一方面是从长江下游地区向长江上游地区,另一方是从黄河中游地区向其上游及渭河流域逐渐扩散。

同样是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黄河下游地区开创的大口尊也是从长江下游地区向长江中游地区传播。更有在上一章已经提到的鬲这个新器种,是在新石器时代终末期在与长城地带接触的地带扩散开来的器种,但也可见于渭河流域、黄河中游地区北部以及黄河下游地区的部分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除新石器时代终末期的鬲之外,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各区域独创的陶器器种在渭河流域至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等大范围区域内都达到了共有的状态。在相当于后来的商周社会文化范围的区域内的陶器一致性显示的是,这些区域作为新石器时代后期的兴盛的交流圈,到达了共同拥有大范围的信息的阶段。

这相当于哈佛大学的张光直教授所称的“中国相互作用圈”的概念。另外,关于奠定后来商周社会文化领域的基础部分,正是由上述广域范围的一致性形成的。在此意义上,上一章中论及的长城地带在新石器时代终末期在社会经济上与上述区域逐渐分离,鼎和鬶都不曾传入,从而处在了陶器器种相同圈的外侧。关于这种通过区域间交流展开的信息扩散,更体现在玉器的传播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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