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时代用什么祭祀？

新石器时代前期的乐器有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出土的骨笛，新石器时代中期，各地出现一种名为响的乐器，其形状类似于现代的婴幼儿玩具陶铃。这些乐器中有像贾湖遗址的骨笛那样自狩猎用具发展而来的事例，也有像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的铃（响）那样，可能是与农业祭祀相关而发展成形的乐器。但是，山东半岛的随葬陶器所显示的身份秩序与乐器发生关联的年代并不久远。

乐器与阶层秩序相关的最早事例见于山西省陶寺遗址的群体墓地。新石器时代后期的陶寺墓地中已可看出明确的金字塔构造的阶层分化。并可确知以父系血缘群体为母胎的世袭制首领权力的存在。在上述墓群中属于阶层最上位者的男性首领墓中，与丰富的随葬品一起，还随葬有鼍鼓、石磬等乐器。

鼍鼓是用扬子鳄的皮制成的鼓，石磬则是商周时期与编钟一同盛行的编磬的祖型，为单独一件的石磬。值得重视的是，这些乐器不曾出现在低于首领阶层的被葬者的墓中，而是仅为男性首领墓所独占。也就是说，这些乐器已成为显示男性首领社会权威的工具。

到了商周时代，乐器与身份秩序相关联，以“礼乐”的形式成为封建社会的社会秩序。从这个意义上可以想见，陶寺遗址的男性首领以“乐”显示身份秩序，并进行祭祀活动以促进群体的团结。

陶寺遗址的墓葬中与鼍鼓和石磬一起随葬的还有俎，这是商周时代最典型的祭祀用具之一。战国时代关于仪礼的著作《礼记》中有这样的记述：“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陈”，由此可知俎是一种重要的祭祀礼器。俎在商周时代多作为由铜器和漆器组成的礼器之一随葬于贵族墓和王墓之中。

127 陶寺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乐器比较　1、2石磬　3陶鼓　4铜铃（1陶寺遗址3015号墓、2二里头遗址K3号墓、3陶寺遗址3002号墓、4二里头遗址22号墓）

而陶寺遗址的首领墓出土的俎上面置放着一把菜刀形的大型石刀，正如今天我们使用的砧板与菜刀组合在一起的形态。这可能是因为烹调的行为之于祭祀的开始有着重要意义。该处首领墓还随葬有木制的豆（高杯）。说明《礼记》中记载的祭祀礼器早在陶寺墓地的该处首领墓中就已具备。并且这种祭神的仪礼由首领所独占。不单是“乐”，商周时代“祭礼”的初始也可追溯至陶寺遗址的该处墓地。

虽然陶寺遗址墓地中随葬品的多寡与阶层构造呈对应关系，却并不存在如山东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那种见于随葬陶器组合的仪礼。在后来的商周社会中，体现着社会秩序即“仪礼”的青铜彝器的器种规范在黄河中游地区原本是不存在的。

在另一方面,“乐”以及“祭礼”在上述区域很早就受到重视，并作为社会秩序的精神基底发挥着作用。后来的商周社会在这种“乐”及“祭礼”之上，吸收发展了始于黄河下游地区的“仪礼”，由此得以创造出中国仪礼制度之基础的礼乐。

如前所述，在中原地区玉器不曾发达。玉器以及附随其上的神政权力到了龙山时代，从黄河中游地区向上游地区扩展，以致形成独自的玉器文化。从中可以看出，黄河中游地区在该时期以前，除了见于墓葬的祖先祭祀之外，祭祀仪礼尚不发达。

而实际上从相当早期的阶段开始，就以存在着以动物为牺牲的祭祀活动。其中最早的事例见于河北省武安市磁山遗址的窖穴。

在多达88处的土坑中存放有大量的粟，由此可判断这些土坑为窖穴，但其中有的土坑中可见埋葬有猪或狗的事例。

在5、12、14、265号土坑中，有一至二头猪埋葬于土坑底部，在107号土坑的底部葬有一只狗，其上堆积着粟。如果是把动物放在土坑底部，就直接贮藏粟的话，随着动物尸体的腐坏，粟也将受到污染，因此这样的土坑绝不会是用做贮藏的窖穴。而且据说这些土坑被特意用硬实的土掩埋起来。虽有可能原为窖穴，但至少埋葬有动物的土坑应当是祭祀土坑。这意味着作为农业祭祀的祭礼已经开始。

把猪或狗埋葬于土坑,即使用牺牲的农业祭祀在新石器时代前期仅限于黄河中游地区,出现在黄河下游地区则是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其起源地在黄河中游地区。

后来，这种动物牺牲的风俗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后半段向着长江中游地区扩散，接着又在新石器时代后期扩散至长江下游地区。而一直盛行动物牺牲的仍是黄河中游地区。用作牺牲的动物除却极少数的鹿之外，均限于猪或狗等家畜类动物。正因为用家畜作为牺牲，才能称之为农业祭祀。

128 人牲　王城岗遗址龙山文化时期1号奠基坑

在新石器时代后期，牛或羊等畜牧动物的饲养在以西北地区为中心的长城地带走向发达，西北地区的动物牺牲也随之开始出现牛、羊的牺牲。黄河中游地区也在新石器时代终末期新出现了牛、羊的牺牲。并且不仅是动物，也出现了以人为牺牲的祭祀行为，即人牲。

例如河南省登封市王城岗遗址等城址遗址中，在建盖建筑物的时候，形成了用作奠基坑的人的牺牲坑。这种用人作牺牲事例尤其在新石器时代后期盛行中原地区即黄河中游地区。可以想见，牺牲祭祀维持着群体的团结，形成了进一步向前发展的精神基底。

如果动物牺牲是一种农业祭祀，人牲就是一种凝聚人类群体的社会祭礼。动物牺牲和人牲后来尤其盛行于商朝社会，动物牺牲也作为周朝社会的基本祭祀而一直存在。商代所盛行大规模的动物供牲是为王室祭祀而举行的王室祭祀。冈村秀典先生认为这是属于祭祀国家的特征。动物牺牲和人牲才是发达于黄河中游地区的独特祭礼。

在开始出现动物牺牲的黄河中游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前期就可见到同样的用动物随葬的埋葬行为。用于随葬的是猪的下颚骨和牙獐的牙。在新石器时代前期，渭河流域及黄河中游地区（汉水上游地区）也可见到这种风俗。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这种习俗扩散至黄河下游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后半段至后期，又向长江中游地区和西北地区扩散，这种趋势与动物牺牲的扩散状况相同。

在当时，这种使用猪的下颚骨及牙獐的随葬方式的观念上的意义主要在于给被葬者驱邪。随着把猪的下颚骨用作随葬品的事例逐渐增多，其意义逐渐转化为财富的象征。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动物随葬与动物牺牲的意义也不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