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司马迁　董仲舒

司马迁（前135—前87后）　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生于史官世家，祖先自周代起就任王室太史，掌管文史星卜。父亲司马谈在武帝即位后，任太史令达三十年之久。司马谈博学，精通天文、《易》学和黄老之学。司马迁十岁起诵读“古文”，并接受其父的启蒙教育。渊源久长的家学对他后来治学道路有深刻的影响。后随父去长安，向当时著名经学大师孔安国、董仲舒学习《古文尚书》和《春秋》。十九岁为补博士子弟。二十岁随博士褚太等六人“循行天下”，开始了他的游历生活。他的足迹到达会稽，访问夏禹的遗迹；到过姑苏，眺望范蠡泛舟的五湖；到达淮阴，访求韩信的故事；到过丰沛，访问刘邦、萧何的故乡；到过大梁，访问夷门，并考察秦军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到过楚，访问春申君的宫殿遗址；到过薛地，考察孟尝君的封邑；到过邹鲁，拜仰孔孟的家乡。此外，他还北过涿鹿，登长城，南游沅湘，西至崆峒。壮游使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回到长安后，武帝对这个广闻博识、学问丰富的年轻人十分重视，命他为郎中，让他带着皇帝的命令出使巴蜀，到达今天昆明一带大西南地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奠定了司马迁以后著书立说的厚实基础。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封泰山，司马谈以职任太史公而不能从行，愤懑而死。临终前他难过地对司马迁说：“我死以后，你必为太史。做了太史，莫忘了我的遗愿。今大汉兴盛，海内一统，上有明主贤君，下有忠臣义士。我身为太史，而未能记载，愧恨不已。你一定要完成我未竟之业！”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任父职为太史令，使他有机会读遍皇家藏书处石室金柜收藏的文史经籍、诸子百家，及各种档案史料。前104年，他以太史令身份和中大夫孙卿、壶遂及历官邓平、落下闳、天文学家唐都等二十余人，改革历法。经这批专家通力合作，反覆计算、选择，终于在这年五月造成新历，这就是著名的《太初历》。《太初历》改以正月为一岁之首（秦历以十月为一岁之始），一月的日数为29.53天，一岁（年）的日数是365.25天，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也是中国历法史上进行的第一次大改革。此后，他秉父遗志着手准备编写《太史公记》（《史记》）。

天汉二年（前99），他的同僚李陵出征匈奴时被围，在矢尽粮绝的情况下投降匈奴。消息传到长安，武帝大怒。朝廷的文武百官，都大骂李陵投降可耻。司马迁不作声。武帝问他有什么意见，书生气十足的司马迁直言不讳地说：“李陵转战千里，矢尽道穷，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他虽投降，尚属情有可原。臣以为只要他不死，他还是会效忠汉朝的。”盛怒中的汉武帝听了司马迁这番话，认为他是为李陵辩解，是在故意贬低当时正在打匈奴而又很不顺利的李广利，于是命令把司马迁判为死罪（或以腐刑代替）。汉武帝时代，判了死罪的可以出钱五十万减死一等。但家境并不富裕的司马迁拿不出这一笔钱，只能受“腐刑”（宫刑）来选择“偷生”这条路。不幸的遭遇，使司马迁精神受到极大刺激，曾一度想自杀，但他想起了父亲的遗言，又以古人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韩非等在逆境中发愤有为鼓励自己，终于以惊人的意志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身心备受摧残、忍辱含垢生活的司马迁深知，“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决心以残烛之年，完成父亲要他完成的史书。经过六年的囚禁生活，前93（征和元年）终于出狱。专制的武帝对司马迁的才能还是爱惜的，任命他为中书令。从此他埋首奋发著述，终于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巨著——《史记》。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又称《太史公记》、《太史记》，至东汉末年才直称为《史记》。司马迁意在使其“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汉宣帝时，司马迁外孙杨恽把它公之于世。其时已有少量缺篇，为后人褚少孙等补足。

《史记》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恢宏先河。《史记》有本纪十二，列传七十，此外还有世家三十、表十、书八，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五千六百字，记载了从黄帝至汉武帝约三千年间史事。

“本纪”是全书的总纲，以编年为体，记载历代帝王的世系，年代久远的以朝代为主，年代稍近的以帝王或实际当权者为主。“本纪”实质上是全国编年大事记，起提纲挈领的作用。

“世家”亦以编年为体，记述王侯封国、开国功臣和有特殊地位、特殊影响的人物。其事或许并非牵涉全国，然于某一封国或全国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有巨大影响，多数可视为“国别史”，诸如“晋世家”、“楚世家”、“孔子世家”、“陈涉世家”等。

“列传”所占篇幅最多，可分两大类：一类是人物传记，有一人一传的专传，有两人或数人的合传，按人物性质排列立传。所记人物范围极广，涉及贵族、官僚、政治家、经济家、军事家、哲学家、文学家、经学家、策士、隐士、说客、刺客、游侠、医士、占卜者、俳优等社会各个阶层。另一类是对外国或国内少数民族的记载，涉及中外关系史和国内民族关系史。前一类列传有“伯夷列传”、“孙子吴起列传”、“刺客列传”、“儒林列传”等；后一类有“匈奴列传”、“南越列传”、“西南夷列传”、“朝鲜列传”等。“列传”对“本纪”起了充实和具体化的作用。

“表”，以谱列帝王、诸侯、贵族、将相大臣的世系、爵位和简要政迹，以年代远近、史事繁简而别为世表、年表、月表。今人观之，也可分为大事表和人物表两类，诸如“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等。“表”的作用是形象、直观，便于观览，可补“本纪”、“世家”、“列传”之不足，又可省去不少文字，使记载免于繁冗。

“书”，分门别类记述历代历法、礼乐、封禅、水利、经济等典章制度，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史记》很重要的部分，诸如“礼书”、“乐书”、“历书”、“河渠书”、“平准书”等等。其中尤以“平准书”最为精彩，记社会经济状况，特别是汉朝经济政策的演变，开后代正史“食货志”之先河。

历来人们称《史记》是纪传体史书，强调本纪和列传的重要性。其实，作为全书的组成部分，表、书、世家都有纪、传不能代替的独立的价值，严格地说，它应是纪传志书体，是一种综合体史书。

司马迁在《史记》里不仅记载了大量史实，并且要“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要从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中探索出一些道理，提出自己的看法来。因此，他不只是一个史事的整理者，而且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天人关系、疏通古今变化的主旨，集中反映了司马迁历史哲学的精髓。

“究天人之际”，司马迁首先强调天人相分，即认为天道与人事是不相干的。在《伯夷列传》里，他以伯夷、叔齐和颜渊为例，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说法进行批评，说“天之施善人，其何如哉”？到了近世，那些品行不好，专犯忌讳的人，却“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反之，公正发愤的人，常“遇灾祸者，不可胜数也”。由此，他深沉地写道：“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他对项羽英雄一世但从不自察，临死之前还一再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持严肃批判的态度，说是“岂不谬哉”！他对汉武帝大肆挥霍搞封禅祭祀、祈求神仙的活动，予以深刻的揭露，认为这种活动毒害了社会风气，“然其效可睹矣”，予以强烈的讽刺。而在写到人的活动时，刻意写出人事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在《太史公自序》里说，三十世家，是要写出“辅拂股肱之臣”的“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七十列传，是要写出那些“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们的活动。这在中国史学发展上，第一次把人的活动放到如此重要的历史位置上来看待。他还把人的活动与国家兴亡联系起来，认为：“君子用而小人退”，这是“国之将兴”的征兆；而“贤人隐，乱臣贵”则是“国之将亡”的迹象。进而指出：“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楚元王世家》后论）他还寓意很深地指出：要使国家强盛太平，“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匈奴列传》后论）

“通古今之变”，包含了司马迁历史哲学的丰富内容。首先，他对历史演进的过程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看法，这从《太史公自序》中的《五帝本纪》至《高祖本纪》的序目、《三代世表》至《秦楚之际月表》的序目中可略见其大概。五帝、三代因历史太久远，无法“论次其年月”。《三代世表》至《十二诸侯年表》，年代是“自共和迄孔子”，是“诸侯专政”、“五霸更盛衰”。接下去是《六国年表》，起周元王（前475）、迄秦二世（前207），历史特点是“陪臣执政”，“海内争于战功”，“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纵横短长之说起”。《秦楚之际月表》起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至高祖五年（前202）九月，首尾八年。对这段历史，司马迁写道：“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这四表不仅首尾相衔，贯穿古今，且勾勒出了各个历史时代的特点，反映出司马迁对于历史进程的卓越见解。其次，在叙述历史变化过程中还阐扬他的历史进化观。他的这种见解，在“八书”中贯彻得尤为突出。第三，提出了“物盛则衰，时极而转”的历史命题。《太史公自序》在讲到撰述“本纪”时，提出对于历代帝王业绩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即推究其何以始，详察其何以终；于其极盛时要看到它日渐衰落的迹象。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的思想，包含着朴素的发展观点和辩证观点；这个朴素的辩证观点不仅可以从“物盛则衰”、“见盛观衰”看出来，更可以从“时极而转”看出来。在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中，历史总在变化：要么由盛变衰，要么由衰转盛。他就是用这样的历史哲学去观察历史，“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

除《史记》外，司马迁还作赋八篇，均已散佚，唯《艺文类聚》卷三十引有《悲士不遇赋》片段。

他的《报任安（少卿）书》，是一篇著名的论说散文。文中叙述了他因李陵事件而受宫刑的过程；抒发了忠而见疑、无辜受刑的悲愤，暴露了汉武帝的专横残忍及当时的酷吏政治；最后，表达了自己发愤著书、创作《史记》的决心。

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在我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突出的地位。《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当之无愧的。

董仲舒（前179—前104）　广川（今河北景县西南）人，汉代儒学大师，生活在文帝至武帝时期。他自小潜心发愤，以研究《公羊春秋》著名，后上奏《天人三策》给武帝，得到赏识，并著有《春秋繁露》十七卷。他的思想以《春秋》为基础，糅进阴阳五行，发挥阐扬先儒思想，开创并奠定了汉儒思想的基础。

董仲舒在汉景帝时任博士，有众多学生，司马迁也曾就学于他。他为人严肃，言行必遵古礼，且夜以继日苦研儒家经典，三年不曾窥园。

武帝即位后举贤良方正，招天下贤才。他以贤良对策三篇，得到武帝赏识。《天人三策》阐扬了他“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天谴论”及尊儒罢黜百家的思想。

汉武帝在第一道制书里问道：“夏、商、周三代受命于天，他们依据的符命是什么？天地间灾异的变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董仲舒在对策中用“天谴论”回答说：“臣在《春秋》经中观察前代史事，发现上天和人事是互相关联的，天命是可畏的。国家治理不好，上天就会制造种种灾害来谴责、警告世人；世人不知反省，上天又制造出种种怪异之事，来警惧人类。若再不改变，天下败亡的迹象会接踵而来。可见上天有君王仁爱之心，希望制止人世间的祸乱。”董仲舒又提出，国家若要长治久安，必须搞儒家的“礼乐教化”。他说：“国君是承继上天意志在人间办事的，故应当用德教，不能滥用刑罚。刑罚不能用来治世。”因此，他建议要以“教化”治理天下。君主统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要教化百姓，就要在国都设立太学，在邑城设立庠序（学校）。接着，他猛烈抨击秦朝以法治国的弊端，认为秦的历史证明，法令愈多而奸邪愈生。秦朝以法治国的遗毒余烈，至今未灭。

董仲舒的第一个对策，适应了当时汉朝从政治上、思想上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正中当时政治上最高代表汉武帝的心怀。为此武帝又下了第二道制书，命董仲舒将自己的政见写成文章，“以称朕意”。受宠若惊的董仲舒，连忙赶写第二道对策。他进一步总结了三代以来的历史经验，特别点明秦朝以刑法治天下，“赋敛无度”，导致“死者相望而奸不息”的教训。为了培养一批“德治”人才，他再次建议设立太学，作为“教化之本”。他说，皇帝若通过考问得到天下“英俊”之才，就可实现三代的至治局面，陛下的英名也就能和尧、舜比美。

两次对策，都获得皇帝嘉许，武帝欣赏他天人感应的观点，说：“朕听说善于谈天的必有证于人事，善于说古的人必有验于今，故朕虚心询问天人相应的关系，接受历史的教训，改正以往的所作所为。大夫既谈论了治国之道，陈述了历史上治乱的原因，请再讲得透彻点，朕将亲自览阅思考。”

在第三策中，董仲舒郑重提出了自己思索多年的哲学观点和政治思想。他写道：“道之大源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他希望汉武帝要坚持不变的天道。在不变的天道之下，让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遵守严格有序的上下尊卑关系，使“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乡党有序”，以保持永恒的封建秩序。他又向武帝提出了政治上大一统思想：“《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帝王要在“大一统”的总原则下，统一思想。凡是不符合儒家《礼》、《乐》、《书》、《诗》、《易》、《春秋》六经、孔子之术的思想学说，一律摒绝禁止，不允许再存在。只要“邪辟之说灭息”了，“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老百姓就好统治了。董仲舒从“《春秋》大一统”的原则出发，维护了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利用儒家思想，以维持封建统治秩序。在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董仲舒的思想原则，不仅加强了封建中央集权制度，也适应了建立在宗法制基础上的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要求。这就是武帝能够接受他三次对策的根本原因。

董仲舒对策成功，汉武帝任命他为江都相，在武帝之兄易王刘非那里做事。武帝又下诏，采用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的主张，命全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也成为汉武帝时期思想领域里一项重大政策，对以后封建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董仲舒除有论述《春秋》的文章几十篇，上书武帝的《天人三策》外，还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以及《春秋繁露》八十二篇（现存本缺三篇）。《治狱》十六篇，亦称“《春秋》决狱”，即以儒家的经典，特别是《春秋》的精神和事例作为审判的依据。董仲舒是最初提倡“《春秋》决狱”的儒者之一。“《春秋》决狱”的主要含意是，以《春秋》经义为依据，断定是否犯罪。凡符合《春秋》精神的行为，即使违法，也不认为是犯罪；凡不符合或违背《春秋》精神的行为，即使不违法，或原无法律规定，也可定为犯罪；或者按法律规定本应处轻刑的，由于违背《春秋》精神，可处重刑。董仲舒特别强调要以《春秋》经义为标准，考察犯罪动机，即所谓“原心论罪”。他说：“《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罪轻。”对动机违背《春秋》精神，即使犯罪未遂也应论罪，尤其对首犯要处重刑；如果出于卫护《春秋》的动机，即使行为违法，构成犯罪，也可从轻论处。“《春秋》决狱”，是要求以儒家思想作为封建审判活动的指导思想，实际上是使儒家经典法律化。

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进一步发挥了他天人合一、君权神授、阳尊阴卑和三纲五常的思想体系。在宇宙观上，他提出“天人相与”的天人合一论。他认为天和人是相通的，天是有意志的，是最高的人格神，天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了人。他认为人的形体都是按照天的形体构造的。例如，天有日月，人有眼睛；天有山川河流，人有骨骼血管之类。人的道德品行，喜怒哀乐，国家的庆、赏、刑、罚，无不同天有密切的关系。他说，人的德行是由天理变化而来，人的好恶是由天的温暖、冷清气候变化而来，人的喜怒感情是由天的寒暑变化而来。从“天人相与”的神学目的论出发，他又提出君权神授论。他说，皇帝是天的儿子，他们是奉天的命令来统治人间的。他认为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掌握着人世间生杀大权。所以，人们应该无条件地忠于皇帝，服从皇帝。凡是君主所喜欢做的事，老百姓应该无条件去做。董仲舒还认为，君主应该集威德大权于一身，紧紧掌握刑赏之二柄，决不可分权与人。他认为一切好处都应归之于君，一切邪恶都归之于臣，即所谓“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臣”。在这一点上，他倒有些法家的味道。

但是，董仲舒又感到君权太重，如不加以限制，将危害社会，因而进一步阐发“天谴论”，用阴阳灾异之说，警告皇帝。他警告说，君主如果滥用职权，侵害百姓，便会受到天的谴责，小者降灾，如旱灾、水灾之类，以示警告。经过谴责而仍不知悔改，天便会降异，如出现山崩地震之类进一步警告他们。经过灾异的警告仍不悔改，大难便要临头了。这种灾异说，虽属迷信，但在皇帝权力至高无上，且不受限制的封建社会，用这种天意来警诫、谏说君主，限制皇权，也许是最有根据的，是比较可行的，容易奏效的。

董仲舒还吸取阴阳五行学说，并加以牵强附会，臆造出了所谓阳尊阴卑论和三纲五常论。他说，天有阴阳二气，而功能各异，阳主生，阴主杀；阳主德，阴主刑；阳主光明，阴主黑暗；阳主温暖，阴主寒冷；阳主赐与，阴主夺取；阳主欢喜，阴主忧郁；阳主宽厚，阴主威猛，等等。他由此判定，天好生不好杀，好德不好刑，尊阳而卑阴。从这种牵强附会出发，董仲舒认为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也是按照阴阳之道来安排的。这就是：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妇为阴。这样便逻辑地得出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妻卑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论。他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这样就把人世间的封建伦理关系和政治关系神学化、神圣化，赋予它不可侵犯的权威性。为了调整君臣、父子、夫妻的关系，董仲舒强调“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统治中国社会几千年的“三纲五常”的政治伦理学说，经董仲舒而构成了完备的体系。

董仲舒不仅在理论上提出“《春秋》决狱”、灾异等学说，而且在治政中也身体力行。一次他得知东方的汉祖庙和汉高祖陵墓中的便殿先后大火，便认为这是灾异，写了奏疏准备上奏。主父偃看不惯董仲舒的所作所为，与他有矛盾，把这篇奏疏偷了出来，上奏汉武帝。武帝召集一些人讨论。董仲舒学生吕步舒不知道是老师的稿子，大批了一顿，“以为大愚”。董仲舒被定为死罪，幸亏武帝赦免了他。后回家以写书为事，从此不敢再以灾异比附实际政治。当时另一大儒公孙弘，也常以儒术谋取禄利，用经义指导政治，以《春秋》断狱。但他不像董仲舒那样是一个学者型的儒者，而是一个官僚型的人物。对公孙弘，董仲舒以“从谀”斥之，看不起他。公孙弘也有意排斥董仲舒，建议武帝把董仲舒调到对二千石官吏很严厉的胶西王那里去任相。胶西王知道董仲舒是一位名儒，对他很照顾。朝廷里如有大事要议论，也常遣使者到他家中征询意见。董仲舒最后年老病死家中。

评：董仲舒的政治思想适应了巩固封建统一国家的需要，所以为汉武帝所接受，在当时起了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他的君权神授论和“三纲五常”说，“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对以后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有着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