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汉武帝

汉武帝刘彻（前156—前87）　原名彘，是汉景帝第九个儿子，初封胶东王，后立为皇太子，改名彻。前141年，景帝去世，十六岁的刘彻继帝位，他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雄才大略的汉武帝。

景帝在位时，太子本是栗姬之子刘荣，后栗姬得罪景帝，刘荣被废，栗姬忧愤而死。景帝立刘彻母王夫人为皇后，刘彻立为皇太子。刘彻自小聪慧，善解人意，深得宫中人欢心。景帝姐长公主刘嫖为达到使女儿阿娇日后可能被册封为皇后的目的，一次有意问刘彻：“把阿娇嫁给你做妻子怎样？”乖巧的刘彻回答道：“我要造座金屋把她藏起来！”“金屋藏娇”的成语，就出典于此。

建元元年（前140），刘彻正式登基，开始了他长达54年之久的帝王生涯。

汉代经历高祖、吕后、惠帝的休养生息，尤其是经文、景两代的治理，整个社会经济逐渐强盛，汉初米石万钱，天子出门找不到四匹同色的马，将相出门只能以牛车代步的经济凋敝的日子已经过去。史书上常用“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来形容景帝后期的社会经济状况。另一方面，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也造就了一个总体上“天下怀安”的政治局面。这一切为汉武帝日后施展宏伟的抱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武帝以前汉代统治者都信奉黄老之学，实行无为而治。武帝一上台，他即欲改汉初的“无为”为“有为”，变“无欲”为“有欲”，急于完成政治指导思想的转变。登基方毕，他就大胆起用卫绾、田蚡、窦婴、王臧等一批儒者充任丞相、太尉、郎中令等职。接着，又欲采纳卫绾的建议，凡是治申不害、商鞅、韩非刑名之学的，或习苏秦、张仪纵横游说之言的，一概罢黜。但此时他的祖母窦太后还健在，她信奉黄老之学，故儒学还未得到崇尚。

武帝登基那年，发布诏书要求各级官吏推举贤良方正、敢于直言极谏之士，并鼓励天下吏民直接向皇帝上书。这是一种新的选拔和任用官吏的制度，即汉代的察举制。察举，是察廉举孝，大凡孝悌、廉洁的人士都有做官的可能。但察举并不限于孝廉，其他的科目还有茂才、文学、贤良方正、明经、明法、兵法等。吏民直接上书，得到武帝赏识而做官的，大有人在，如董仲舒、主父偃、徐乐、东方朔、朱买臣等都是通过这个渠道做官的。其中尤以董仲舒、主父偃等人的上书最为著名。

元光元年（前134），汉武帝下诏，命贤良文学上书对策。广川人董仲舒前后给武帝上书三策，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称为“天人三策”。他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此时窦太后已死，武帝就大力颁布“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诏令。后他又设置“五经”博士，建立太学，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武帝的这些措施不仅使儒家在政治、学术思想上居于主导地位，而且开创了以儒仕进的先例。然而，应该指出的是，武帝崇尚儒学，施行仁义的同时，还重用酷吏，加强法治，汲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他“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是一个儒表法里的统治者。

思想上的统一，必须辅以政治上的集权。元朔二年（前127），武帝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实行“推恩令”，进一步削弱诸侯王势力。诸侯王问题，经文、景两代的打击，势力渐衰，但他们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仍是反对中央的一股逆流。主父偃的建议是改变过去诸侯国由嫡长子袭封的做法，改由所有子弟都可得到封地。此名曰恩泽推分子弟，实是削夺诸侯王封地的一个巧妙举措。但推恩令一下，淮南王刘安就起叛心。他私制武器，积贮军粮，还铸刻玉玺。武帝很快发现了他的阴谋，镇压了这场叛乱。此后，不仅“推恩令”推行于诸国，而且又颁布了《左官律》、《附益法》和《阿党法》等一系列法令，惩戒、打击诸侯王。前112年，武帝又抓住“酎金”事件，以诸侯王奉献助祭宗庙的黄金分量与成色不足为由，削夺了一百零六名王侯的爵位。至此，汉初以来的诸侯王问题才基本解决。诸侯王从此只有经济上的利益，而无政治实权。

政治制度的改革，也在武帝即位后不久展开。他为了改变汉初以来丞相权力过大的状况，实行“中朝制”，即把外朝丞相的部分权力移至宫内“中书”与“尚书”身上。这样中书和尚书的作用渐大于丞相，成为行政中枢，而外朝反而成为执行机构。同时，武帝又改变汉初以来丞相必由列侯出任的传统，他任用布衣儒生公孙弘出任丞相。他是先拜相，后封侯的第一人。这样无形中削弱了丞相的权威和地位。在中央集权加强的同时，他又采取措施来控制、监察地方。前106年，武帝设刺史制，他把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亦称“州部”，每一州部设刺史一人，以“六条问事”作为律令加强对郡守和豪族的监察。“六条问事”是武帝时创建的我国第一个行政监察法，被后人称赞为“百代不易之良法”。

在汉武帝“文治武功”中，最艰巨，也是最有成效的是发动了一场大规模抗击匈奴的战争。从元光二年（前133）马邑之谋揭开抗匈序幕，到元狩四年（前119），汉匈之间较大的战争有十余次，而著名的有河西之役、河南之役和漠北之役三次。

元朔二年（前127），汉将卫青、李息出兵云中（今山西长城外一带）以西，在河套大破匈奴楼烦王白羊王军队，收复了自秦末汉初以来丢失的“河南”之地。前121年，年轻将领霍去病过焉支山（今甘肃永昌西）千里，又与公孙敖攻至祁连山，匈奴浑邪王投降，汉在河西地区设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又率兵横越大沙漠，直捣匈奴单于王庭。汉军大破匈奴兵，直追至狼居胥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内肯特山）。从此，匈奴元气大伤，远遁塞外，造成长期“漠南无王庭”的局面。

为了联络大月氏共击匈奴，从前139年起，汉武帝先后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在通西域的过程中，汉武帝先后征服了姑师（车师）和楼兰（鄯善），而张骞的足迹遍及乌孙、大宛、康居等国，其副使还到了大夏、安息等西亚一带。张骞出西域，打通了中西交通路线，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

在抗击匈奴和通西域的同时，汉武帝还对东南、西南等边陲地区进行了开发。他发动了对闽越、南越和西南地区的战争，闽越、南越、西南夷各部先后内属，开拓了包括祖国东南、西南地区在内的广大南部边疆。

战争的大量军费开支和皇室的巨额挥霍，几乎用尽了国家几十年积聚的财富，汉武帝不得不制定一系列增加财政收入的经济政策。他除了卖武功爵和募民入粟入奴婢拜官以增加收入外，还在前120年任用东郭咸阳和孔仅两人为大农丞，实行盐、铁、酒的专卖。具体做法是在全国普设盐官、铁官，禁止私营，国家提供生产工具，但生产者必须自负盈亏，而产品则由国家统收统购。前119年，又决定扩大对商人的征税范围，并提高税率，下令征收工商业者的资产税，连同车船税一起，即为“算缗钱”。如隐瞒不报或报告不实者，戍边一年并没收其全部资产。鉴于商人抗拒隐匿，武帝又于元鼎三年（前114）颁布“告缗令”，规定告发者可得商人隐匿实际资产的一半，从而造成“杨可告缗遍天下”的告发浪潮，沉重打击了商人。前110年，汉武帝又任用著名理财家桑弘羊，推行“均输”、“平准”商业政策。“均输”，是由官府把物资运往行市最高的地方出售，减少运费；“平准”，则由官府贱收贵卖，平抑价格。这一项政策不仅抑制了大商人，而且相对地稳定了物价，减少了支出，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为了统一汉初以来紊乱的币制，保证货币的质量与流通，武帝又于前118年决定通行使用五铢钱，由官府的“上林三官”统一铸造，中央直接垄断了五铢钱的生产。五铢钱重约2.9克，圆廓方孔，极难仿制，成为汉中后期流通的主要货币，至王莽改制前，共铸造了二百八十亿万枚。

务在力农是汉武帝时一项重要国策，他重视农业技术的推广，也大兴水利。武帝初年，黄河在瓠子决口，淮泗一带连年被灾。前110年，武帝东巡，发卒数万人治河，并亲临工地督促。为根绝水患，武帝多次征发军民，开凿了白渠、漕渠、六辅渠、灵轵渠、成国渠和湋渠等一批水利工程。晚年，他又下诏“方今之务，在于力农”，命农学家赵过为搜粟都尉。赵过在总结前人生产经验基础上，创建了“代田法”和耦犁、耧车等新的耕作技术，有效地提高了农业产量。

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专制帝王，又是一个生活奢侈、迷信鬼神方士的凡夫俗子。他多次巡行全国，封祭泰山，动用大量人力、物力，扩建皇宫花园上林苑，开凿昆明湖，建造首山宫、明光宫、建章宫。他还是个好色的帝王，后宫养美女多达七八千，还四出猎艳。他的骄恣自满，奢靡无度，到了晚年弄得国库空虚，户口减半。农民起义的烽火四处燃烧，大群数千，小群以百数，他们攻打城邑，夺取兵器，释放囚犯，处死官吏，其形势非常严峻。深宫里不仅发现了谋刺他的刺客，还发生了“巫蛊事件”。由于江充的谗言，发生了一场他与太子刘据之间的宫廷斗争。父子相残，死者数万人，太子兵败自杀。这一系列的打击，使年老的武帝深悔自己过去的劳民伤财和淫逸无度。前89年桑弘羊建议轮台屯民驻军，他发表了著名的“轮台罪己诏”，深刻检讨了自己以前犯的错误，并调整日后的治国方针，力申“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临终前，他又把年幼的刘弗陵（昭帝）托付给霍光、桑弘羊、上官桀、金日（m ìd ī）等大臣。

后元二年（前87）二月，武帝巡行到盭厔（今陕西周至）时，病死于五柞宫，时年六十九岁（虚岁七十）。少子刘弗陵继位。武帝葬于长安西北的茂陵。

评：“秦皇汉武，略输文采”，秦皇、汉武是中国历史上两个杰出的皇帝。汉武帝的主要功绩，是他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以他雄才大略的气概，完成了时代赋予他的许多重大历史使命。但由于他好大喜功、奢侈无度，到晚年农民起义迭起，国库空虚，其形势与秦始皇晚年相差无几。但武帝并没有重蹈亡秦的覆辙。他的不凡之处在于能改正自己的过错，发表“轮台罪己诏”，检讨自己的过失，并把幼子弗陵托付给霍光。“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昭宣中兴”，正是武帝晚年政策的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