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历史—— 如何才能“继《春秋》”

太史公说清楚了自己对《春秋》的看法之后，壶遂提出了关键的质疑：“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也就是，壶遂质疑说：“《春秋》是孔子为应对乱世，要为乱世提供警戒，要拨乱反正而作的。你现在要继《春秋》，那你的意思是我们这个时代也是同样的乱世，所以你觉得应该效法孔子作《春秋》的精神来写历史？我提醒你，这样的看法有问题！我们现在，上面有英明的皇帝，下面有能干称职的臣子，样样事物都井然有序，如此，你想说明什么呢？”

这真是个尖锐的问题啊！壶遂实际上是在提醒太史公：“你用这种方式看待《春秋》，却又要在今天继承《春秋》的精神，这要得罪多少人！上至皇帝，下到众臣，相当于一并都被你否定了！你真的觉得还要采取这样的态度与立场？”

太史公用六个字回答了壶遂的这个关键且带挑衅意味的问题：“唯唯！否否！不然！”这样的回答恐怕要翻译成英语，反而会更明确、更传神，因为现代英语里有很类似的表达：Yes and no. Rather more no than yes（你说得对，但也不对，道理不应该这样说。）

太史公说：“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

因为六经各有来历，也产生于不同的时代。所以司马迁说，他听先人说过，《易》出现的时间最早，它来自伏羲；《尚书》出现的时间比《易》的晚一点，它记录尧舜以来的盛世，在这时也开始有了《礼》和《乐》的内容；到商与周时，又有《诗》保留了当时的情况。

《春秋》出现的时间最晚，所以它就能够立足于过往的三代（夏、商、周）的基础上，整理出其之所以为盛世的道理，分辨善恶，因而它不单单是批判、讽刺而已。换个角度说，《春秋》之所以如此批判、讽刺，采取的就是三代以来，保存在周王室的普遍标准，宣扬这标准，和批判、讽刺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

然后，司马迁写了一段最难读的文字：“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这一段之所以最难读，不是文义的问题，因为字面上的意思很清楚，它是对当时西汉一朝的一连串赞颂，如称赞皇帝的成就，宣扬对外的功绩等。然后说，所有当臣下的都有责任布闻“主上明圣”，更何况当太史的。自己要做的，是“述故事，整齐其世传”，而不是写像《春秋》那样的著作。

难读的是作者的用意。他是要这样写作吗？他明明前面特别提到了父亲的遗命，即要他“继《春秋》”，这才有壶遂之问，然后他们进行了一大串关于《春秋》的讨论。说了这么多后，结论却是：“啊，我所做的事，和《春秋》无关。”如果真的和《春秋》无关，那这一大段根本就不必放到自序里了。

稍微察看一下《史记》的内容，就很容易判断出这段话与事实明显不符。太史公所记录的汉武帝朝绝对不是以“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为基调的。其中，与封禅有关的内容写在“封禅书”里，且除了封禅本身之外，“封禅书”还记录了汉武帝的很多求神弄鬼以致被骗的事。

而关于汉武帝朝的“名臣”，《史记》中让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首推“酷吏列传”里的那些酷吏。就连对在外开疆拓土，打败匈奴和使西域臣服的过程中的人物，《史记》先写的，都是我们上一章提到的“李将军列传”。这部分内容读来一点都不让人振奋，反而让人充满了悲哀。

单纯从文章上看，司马迁在自序的前面写父亲的临终之言，说的是：“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如果从这个地方，直接接到“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那么岂不是更顺理成章？也就是，父亲吩咐他要将西汉一朝的功业记录下来，他果然遵循了父亲的遗命，写了《史记》来记录西汉一朝的功业。既然如此，那他为什么还要在这两段话的中间，插入这么长的内容？

这样做的关键就在于，讨论《春秋》，彰显《春秋》。司马迁先肯定《春秋》，再否定自己做的事和《春秋》有关，这是他不得已的隐晦表志。他自认继承的父亲遗命，重点不在于前面说的论载明主贤君，而在于后面说的“先人有言”的“继《春秋》”。也就是说，孔子之后约五百年，他要继承《春秋》的精神，用他的《史记》同样来“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具体的历史事迹彰显“王事”的终极道理。

以这个终极道理为标准来衡量，汉武帝怎么会是“明主贤君”呢？但太史公又怎么能在汉武帝朝明确地表示，自己要以“王事”的标准来“贬天子”呢？所以，他只好用迂回的形式表志，即一方面张扬《春秋》的大义，一方面明确地否认自己和《春秋》精神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