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历史—— 再度出征

元朔六年，少年霍去病在对匈奴的战场上崛起；两年后，也就是在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再度带兵出征。这次，他带领的是主军。他们从陇西出关，过焉支山，走到皋兰山时遭遇匈奴。霍去病的军队再度大获全胜，他们杀了两个匈奴的王，俘虏了一个王子和一个相国，以及数不清的都尉，带回来近九千个匈奴的首级，还带回来匈奴祭天用的两尊金人等。

在这次的军事行动中，李广和张骞负责攻击匈奴的左贤王。其中，李广带四千人，张骞带一万人，各自前往。李广的军队走了几百里后，先遇到了匈奴的军队，它由左贤王带领，有四万人之多。

众寡悬殊之下，李广的部下当然害怕不安。为了安定军心，鼓舞士气，李广就让自己的儿子李敢只带了几十个人，冲出去突袭。他们直接从匈奴的军阵中贯穿，再分绕两边回来。回来后，李敢明确地宣告：“匈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于是，军中的人心大为安定。

但在现实中，匈奴当然没有那么容易对付。李广先让部下围成圆形，人人向外。匈奴很快发动了射箭攻击，他们的箭像是天上下了箭雨一般。这使李广的部下死伤惨重，而且很快地，他们带来的箭都快用光了。于是，李广下令，所有的人拉满弓戒备，防止匈奴冲过来，但不要随便射箭。他自己用可以远射的大弓，瞄准了匈奴的军官，连着射倒了好几个。这使匈奴的军阵松动了一些。

天黑后，在李广的军队里，人人的面色凝重如土灰，唯独李广意气自如，他仍然积极地来回指挥布阵，大家都对他的勇气佩服得五体投地。第二天，李广的军队又鼓起士气与匈奴再战，并终于坚持到张骞的一万人赶到时。而匈奴一看情况不利，就退走了，但汉军也无力追击。如此折腾下来，李广的军队没剩几个人活着回来了。

回来后，朝廷对他们论究责任，张骞因军队“留迟后期”，即没有按时到达，依法应当被判死刑，但他用自己的爵位来赎，也和李广之前一样，“赎为庶人”。从中，我们就明白了二十爵制的关键作用，虽然西汉的法令极严，死罪很多，但是真正被处死的人数相对有限，这就是因为罪可以用爵位来赎，如此也缓和了峻法的严苛。尤其是军人，有军功可以升爵；犯了错，可以用爵赎罪，留得性命，以备有机会再被起用。

李广因功过相较，彼此两平，所以他没有受赏，也没有受罚。对李广至此所得的待遇，太史公发了一段感慨。因为汉文帝时，李广和他的堂弟李蔡都以同样高的地位，一同开始为朝廷服务；在汉景帝时，李蔡升到了二千石。在汉武帝时，李蔡担任代相，实质是负责代国的政务。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李蔡随卫青一起出征去攻打匈奴的右贤王时，他的职位是轻车将军，回来之后就因功封侯，而成了乐安侯。元狩二年，李蔡接替公孙弘为丞相，他的官职升到了顶点。

虽然李广比李蔡升到二千石的时间要早，然而李广停留在二千石的层级近四十年之久。其中更重要的差别是“蔡为人在下中，名声出广下甚远，然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而蔡为列侯，位至三公。诸广之军吏及士卒或取封侯”。

也就是说，以太史公看人的标准来说，李蔡的等级不过是“下中”，即九品等级中的倒数第二等，他的名声也远远不及李广的，但李广从来不曾被封侯，且他的最高官职不过到九卿的等级，也没有办法再向上升到三公的等级，竟然和李蔡的官职差了一大截。就连李广带过的军吏或士卒都有人后来因军功被封侯的，就是他的待遇特别不好。

看历史，解释历史，太史公强调这要“究天人之际”，也就是分辨什么是“人”造成的，什么是超越人的，不在人的控制范围内的“天”造成的。

所以，《史记·李将军列传》接着说了这么一段故事：“广尝与望气王朔燕语，曰：‘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

意思是，有一次，李广遇到一位“望气者”，他就是能看到非人间的神鬼事迹的王朔。李广好奇地问王朔：“自从汉朝攻打匈奴开始，我就没有一次战役不参加，不用算高位的人，仅是看军队里校尉以下的人，本来他们的地位比我的低很多，而且才能不怎么样，连中等都还算不上，却也有几十个人凭借着对匈奴的战事而崛起且被封侯。论打仗的能力和行动等，我绝对不在他们之后，为什么我就得不到一点功劳可以被封侯呢？这难道是我没有被封侯的面相？还是这真的是命中注定的呢？”

王朔给他的回答是：“将军自念，岂尝有所恨乎？”意思是：“将军您自己想想，生平中有什么特别感到遗憾的事吗？”李广真的想了，他的心中的确有这么一回事：“吾尝为陇西守，羌尝反，吾诱而降，降者八百余人，吾诈而同日杀之。至今大恨独此耳。”意思是：“我在担任陇西太守时，羌人作乱，我诱惑他们投降，他们有八百多人投降，但他们被我骗了，投降后一天之内都被我下令杀了。这应该就是至今，我唯一感到遗憾的事了。”

王朔就顺着李广的话，说：“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意思是：“最大的祸患，莫过于杀投降的人，这就是将军您无法被封侯的根本原因啊！”

从这一段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汉时的人对“命”的观念。李广的不得志，并不都是因为“天”，其中有他自己作为“人”应该负责的地方。不过，如果只是要得到这样的结论，太史公就不需要特别突显李广了，毕竟打匈奴的军功比他的高的还有那么多人，不是吗？

从“究天人之际”的角度看，太史公借李广要说的言外之意，是太史公对汉武帝朝的批判。汉武帝在位的时代，基本上是个直率正直的人出不了头，庸才却可以靠着真实成就以外的条件横行的时代。也就是说，李广的遭遇并不是因为李广的“命”该如此，也不完全是因为“天”，而是因为其中还有“人”的部分，那就是汉武帝的统治风格所造成的是非扭曲。这样的看法，曾经被汉武帝下狱的太史公不能明说，而只能将之放在《史记·李将军列传》中隐晦地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