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历史—— 司马迁的信念

司马迁这段回答壶遂的质疑，进而对汉武帝歌功颂德的话，是出于他“掌其官”的立场的。因为司马迁担任的官职是太史令。但他真正用来写《史记》的身份，却是太史公。这就是为什么他在书中从头到尾坚持以太史公自称。

卫宏关于太史公的记录当然是错的。因为西汉没有一个正式的官职叫太史公，这个头衔是司马迁尊称他的父亲的，以突显他们司马家和历史之间的关系的出现时间，远早过当前的西汉的。更重要的是，这是他的自我认知与自我期许，即他要做的和他所做的事，可追溯到更高的史官理想，也就是，勇敢地承担从孔子之后约五百年间近乎消失了的《春秋》精神。

《史记·太史公自序》的结尾，也是《史记》全书的结尾处有一句话：“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这句话绝对是司马迁最终写出来的，他连全书定稿的总字数都算好了，且一定要强调此书“为太史公书”。也就是强调写这部书的人，不单纯是那个活在汉武帝朝的司马迁；而这部书也是司马迁以太史公的身份与理想，超越了个人有限的现实生命条件，追溯并继承了千年的智慧所完成的。

写下“为太史公书”这几个字时，司马迁已经不是太史令了。被李陵投降匈奴的事件拖累，他被下狱，受宫刑，成了内官。驱使他接受宫刑苟活下去的力量，就是为了完成《史记》。《史记》大过且高过他自己的生命。而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就不再是那个接受皇帝命令担任太史令的人，而是怀抱着历史使命，不得不忍辱负重的太史公。

他的这段艰苦且备受折磨的心路历程，被记载在另外一篇重要的文献《报任安书》中。在给任安的这封回信里，太史公明确地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意思是，他说：“太史令是什么了不起的官吗？不，在西汉，太史令管天文和历法，其地位和宫中看相算命的差不多，皇帝只是将之当倡优畜养，并没有看在眼里，一般人也不觉得其有什么重要。”

其实，他的父亲司马谈担任的，也就是这样无足轻重的官职。但司马迁为自己，也为历史文明新塑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角色——太史公。这个头衔及其使命都是他发明的，他自己也承担了，还将这样崇高的文化梦想投射到父亲的身上，以抬高父亲，显扬父亲。

我们很习惯地认定，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历史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来说，是再重要不过的。然而，中国人和历史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有来历的，有发展过程的。

周朝的封建制度是其中关键的催化因素，封建建立在长远且复杂的亲族关系的记忆上，而有了强调保存过去经验的态度。周文化开启了一种向后看，即看历史过程的习惯。然而，这样的习惯在太史公司马迁这里，就有了重要的变化。

在《史记》之前，除《春秋》之外，《战国策》保留了许多战国时代的故事，然而在性质上，《战国策》不是历史书，而是训练纵横家用的教科书。《韩非子》或《吕氏春秋》中也有很多的历史故事，但前者是以历史故事来示范法家的道理，后者是以历史故事来证明一种整合的世界观。这些书中的历史故事并没有独立存在的意义。

太史公司马迁最大的成就就在于，他建立了历史的目的性，即历史不再是其他知识理论的附庸手段。他清楚地知道，用这种方式对待历史，写历史，在他所处的时代环境中，非但不讨好，而且会带来危险，但他坚持如此追求，因为这是他的深刻信念。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念，又何以如此强烈？那就要继续读《报任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