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解读——吴楚七国之乱



吴楚七国之乱是西汉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诸侯王国的叛乱，究其性质，则是地方割据与中央集权的斗争。

在楚汉战争中，刘邦为了集中力量击溃强大的项羽势力，被迫分封了一批异姓诸侯王。刘邦称帝后，共有异姓王七人，即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赵王张敖、韩王信、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异姓诸王据有关东广大地区，拥兵自重，专制一方，成为统一的隐患。为巩固汉朝的统治，刘邦采取果断措施，逐一铲除异姓诸王，他先后消灭了韩信等六个诸侯王。只有长沙王由于其封国僻远，又处于汉与南越的中间地带，可以起缓冲作用，所以直到文帝时才由于无后而国除。

在消灭异姓诸侯王的同时，刘邦以“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割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①。诸侯王国封域范围十分广大，辖地共达三十九郡，约当于战国后期的关东六国故地，其中“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②。而当时中央直辖领地则“独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颇食邑其中”③。中央辖郡范围，约当于战国后期的秦国。其东、南、北三面，均为诸侯王国封域，形成“诸侯比境，周匝三垂”之势，依旧是树弱枝强的局面。为了控制诸侯王国，汉政府规定中央派太傅辅王，派丞相统王国众事；诸侯王必须用“汉法”，不得擅为法令；没有皇帝的虎符、诏书，诸侯王不得擅自发兵；不经皇帝准许，诸侯王不得擅自赐爵、赦死罪。但是王国得自置御史大夫以下官吏，自征租赋，自铸货币，自行纪年，实际上仍然处于半独立状态。

刘邦分封同姓诸侯王，原为巩固中央，欲以血缘关系作为政治支柱。但分封早已成为一种落后的政治制度，结果适得其反。公元前195年，刘邦死，子刘盈即位，是为惠帝。惠帝懦弱不喜权术，大权操纵在他母亲吕后手中。吕后一面打击、铲除刘氏诸侯王，一面分封诸吕及亲吕势力为王。至吕后八年（前180）吕后死前，诸侯王国一变而为十四国，原刘姓王国仅存齐、楚、代、淮南、吴五国，其他九国，除吴氏长沙国外，均为吕氏集团所据有。吕氏死后，以周勃、陈平为首的兀老大臣用计夺得兵权，与朱虚侯刘章（齐王襄之弟）共诛吕氏一族。诸吕势力被消灭后，陈平、周勃密迎代王刘恒入继大统，是为文帝。刘恒为高祖刘邦中子，惠帝之异母弟，即位之年，才二十四岁。文帝即位之初，诸吕虽诛，但他以藩王人承帝统，威信未立，羽翼未丰，而刘氏诸王则已屡代藩封，基础已固，他们据有“跨州兼郡，连城数十”④的广大国土，自置丞相以外的官吏，掌握着地方财政、军事大权。又以新诛诸吕，气焰万丈。但文帝为人谨慎而有谋略，他即位后，对诸王采取优容政策：如吴王濞称病不朝而仍赐以几杖，淮南王长骄蹇，击杀审食其而仍赦其无罪。可见当时中央政权之衰微，而诸侯王则愈益骄纵。他们擅改法令，自置官属，各据一方，目无天子。如吴王濞“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东煮海水为盐”⑤。他占有五十余城，并宣布吴国“百姓无赋”，引诱西汉政府直辖区的农民投到吴国，以增加王国的劳动力。文帝同父异母弟淮南王刘长也采取同一办法，招引许多西汉政府直辖区的农民和逃亡罪犯，“为治家室，赐与财物爵禄田宅，爵或至关内侯，奉以二千石所不当得”⑥。甚至“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居处无度，为黄屋盖儗天子，擅为法令，不用汉法”⑦，成为独立王国。

诸侯王国的势力日益强大，对朝廷态度也异常傲慢，甚至乘隙举兵叛乱。朱虚侯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虽有反吕之功，但他们曾有拥戴齐王将间为帝的谋划，所以文帝对他们没有以大国作为封赏，只是让他们各自分割齐国一郡，受封为城阳王和济北王。城阳王刘章不久死去。济北王兴居于文帝三年（前177）乘文帝亲自出击匈奴之际，发兵叛乱，进攻荥阳，事败自杀。文帝六年（前174），最为骄恣的淮南王刘长遣人与棘蒲侯太子柴奇密谋在谷口（今西安市北）举兵反叛，失败后，被废徙蜀，死于道中。其他诸侯王也积聚力量，相机而动。

当西汉政权受到同姓王势力严重威胁时，朝廷中出现一些力主加强皇权的政论家，其中最著名的是贾谊和晁错。

贾谊（前201—前168），河南洛阳人，二十余岁即被文帝擢为太中大夫。他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和敏锐的政治见解，曾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提出深刻的建议。他的建议和主张大都包括在上给文帝的《陈政事疏》（即《治安策》）中。他在疏中尽情极致地向皇帝指出诸侯王的专横说：“今或亲弟谋为东帝（指淮南王刘长），亲兄之子西向而击（指济北王兴居欲西袭荥阳），今吴又见告（被人告发）矣。天子春秋鼎盛，行义未过，德泽有加焉，犹尚如是，况莫大（最大）诸侯，权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异淮南、济北之为邪!”⑧因此，贾谊极力主张加强中央集权。他认为，当时最严重的问题是诸侯王势力的存在。他说：“天下之势，方病大疸（肿），一胫之大几如要（腰），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伸）。”⑨指出这种本末倒置、尾大不掉的情形，是最可痛心的事，必须立即扭转，否则必成痼疾，难以为治。他向文帝建议：“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小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最后达到“辐辏并进归命天子。⑩文帝十二年（前168），贾谊因怀才不遇而死，但他的《治安策》毕竟使文帝受到影响。文帝十六年（前164），分齐国之地为七国，分淮南国之地为三国，实际上就是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政治方案之实现。

继贾谊之后，与贾谊持相同见解的有晁错。晁错（前200—前154），颍川（今河南禹县）人，年少时学法令，义从伏生受《尚书》，为文帝太子舍人。他屡次向文帝建议削夺诸王的封土。景帝即位后，晁错被任命为御史大夫。其时诸侯王愈益骄横，渐至目无法纪，晁错建“削藩之策”。他明确指出：诸侯王势力日益强大，“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急，祸小；不削，反迟，祸大”。景帝三年（前154），用晁错之策，削楚王东海郡，削赵王常山郡，削胶西王六县，以次削夺。景帝的削藩，引起诸侯王的震恐。当“汉廷臣方议削吴”时，“吴王恐削地无已，因以此发谋，故举事”⑩。吴王濞先后与楚王戊、胶西王印、胶东王雄渠、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赵王遂等串通，于公元前154年正月同时起兵。原来参与策划的诸王中，齐王将闾临时背约城守，济北王志和淮南王安都为国内亲汉势力所阻，未得起兵。实际起兵的只有七国，史称“吴楚七国之乱”。在七王中，吴王濞年六十二，是宗室元老，也是晁错所议削藩的主要对象。他致书诸侯王，声称起兵目的是为了诛“贼臣”晁错，恢复王国故地，安刘氏社稷。在刘濞的影响和策划下爆，发的这次叛乱，遍及整个关东地区，形成东方诸王“合纵”攻汉的形势，震动很大。

吴国始受封于高帝十三年（前195）。前一年，异姓王英布因谋反，为高祖击杀于吴越，时刘濞年仅二十，曾以骑将从征。刘邦认为东南之地与汉廷悬隔，非壮士无以镇之，而高祖亲子均年少，乃封兄子刘濞为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吴国的鄣郡（辖今江苏西南、皖南、浙北之地）产铜，滨海地区产盐，吴王濞“招致天下亡命者”从事铸钱、煮《盐，收其利以足国用。吴国由于经济富饶，境内不征赋税，不愿亲服徭役的更卒，可以出钱由政府雇人代役，王国按照“平价”付给受雇者佣值，因而得到百姓的支持。经过三十余年的经营，吴国积累了大量财富，经济实力十分雄厚。七国之乱，吴为谋主，与它的经济优势有很大关系。再有，文帝时，吴国太子入朝长安，由于博弈争执，为汉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景帝）以博局击杀，引起吴王刘濞的怨恨，自此二十多年称病不朝。文帝初立，只得赐几杖以示优容，此后刘濞愈益骄横，失藩臣礼，以致举兵叛乱。

如何对待吴楚叛乱，西汉朝廷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晁错力主以武力平叛。建议景帝亲自领兵出征，并积极筹划军备供应。曾经接受吴王刘濞财货的吴相爱盎则坚决反对，他阴谋离间晁错与景帝的关系，说诸王无非因晁错主张削藩而反，“方今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在爱盎的蛊惑下，景帝被迫错杀了晁错。但七国志在推翻汉中央政府，谋取最高领导权，是以晁错虽诛，而七国之兵不解。景帝至此开始醒悟，决定任命周亚夫为太尉，统率三十六将军东击吴楚；另派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击齐；并以窦婴为大将军屯于荥阳，监督进攻齐、赵的军队。

七国反后，吴楚合兵西进，梁首当其冲，成为叛军进攻的第一个目标。梁能否抵挡住吴楚的进攻，关系着战争的全局。指挥主要战场作战的周亚夫，是一个熟习韬略的将军。他过去屯军细柳（今陕西咸阳市西南）防备匈奴时，曾因治军严谨，受到文帝的称赞。文帝临终时嘱咐景帝：“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所以当七国举兵反叛时，景帝命他担负进击吴楚联军的重任。周亚夫受命太尉，出发前曾向景帝报告作战方案说：“楚兵剽轻（剽悍轻捷），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拖住它），绝其粮道，乃可制。”周亚夫很明白，此计施行，必然会结怨于梁王（景帝之弟），故先请示景帝。经景帝批准，亚夫即大胆地按计划实行。

周亚夫率军从长安出发，准备会师洛阳。当行经霸上（在长安东）时，赵涉拦马向亚夫建策说：“吴王素富，怀辑（集）死士久矣。此知将军且行，必置问人于觳（山）渑（池）隘狭之间。且兵事尚神秘，将军何不从此右去，走蓝田，出武关，抵洛阳!间（迂回）不过差一二日，直入武库（洛阳有武库），击鸣鼓。诸侯闻之，以为将军从天而下也。”于是周亚夫立即改变行军路线，迅速由蓝田出武关，经南阳到达洛阳，并派兵抢先占领了荥阳要地，据有武库和敖仓之粟。由于第一步计划的顺利实施，周亚夫高兴地说：“吾据荥阳，荥阳以东无足忧者。”

周亚夫到洛阳后，为了保障潼关、洛阳间的交通补给线和后方的安全，立即派兵清除了觳、渑问的吴楚伏兵。军到淮阳，又向绛侯（周勃）故客邓都尉问 计。邓都尉建议说：“吴兵锐甚，难与争锋，楚兵轻，不能久。方今为将军计，莫若兵东北壁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以梁委吴，吴必尽攻之。将军深沟高垒。使轻兵绝淮泗口（今江苏淮阴县西泅水入淮之口，又名清口），塞吴饷道。彼吴梁相敝而粮食竭，乃以全强制其疲极，破臭必矣。”由于邓都尉的意见与周亚夫的作战计划不谋而合，更加坚定了周夫亚实施原订方案的决心。

吴楚方面，吴王出兵之前，大将军田禄伯建议：“兵屯聚（集中一路）而西，无他奇道，难以立功。臣愿得五万人，别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长沙，入武关，与大王会，此亦一奇也。”吴王太子谏阻说：“王以反为名，此兵（兵权）难以借入，入亦反王，奈何。”刘濞因而未采纳田禄伯奇正并用之策。

吴国青年将领桓将军向刘濞建议说：“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愿大王所过城不下，直去，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无入关，蚕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攻打）城邑，汉军车骑至，驰人梁楚之郊，事败矣。”吴王以此问吴老将，老将皆认为，年轻人只能冲锋陷阵，安知大计。于是吴王又拒绝采纳桓将军避短用长、速据中原战略要地的建议。

汉景帝前三年（前154）正月，吴王濞亲率十二万大军从广陵出发北渡淮河，会合楚兵。他一方面派周丘乘夜袭占下邳（今江苏邳县）向北略取城邑；一面发书遍告诸侯：声称起兵的在于诛杀晁错，以清君侧，并宣扬吴国声威，说吴国地方三千里，拥有精兵五十万，还有南越兵三十万人听从调遣。刘濞部署进军路线：长沙王子“定长沙以北，西走蜀、汉中”；南越、楚王、淮南三王，“与寡人西面”；齐诸东越人诱杀吴王濞，献其首级于汉。楚王戊军败自杀。吴楚叛乱起于正月，三月吴楚两军首先败亡，七国之乱基本平定。

当吴楚联军向梁进攻之际，胶东、胶西、济南、淄川、赵等王国亦同时举兵西向。由于齐王将闾临时背约，据城自守，胶西等王国军乃围攻齐都临淄，三月不能下，从而为汉军从容集中兵力提供了时间。当栾布率军到达齐地时，胶西、胶东、淄川、济南等国军队，在兵疲意沮的情况下，全被击破。

胶西王自杀，其余各王均伏诛。齐王将闾为汉城守有功，但是他曾拟夺取帝位，还参与过七国之乱的策划，特别是在临淄被围困时，又与胶西王等通谋，因此不能见容于汉，当他听说栾布将移兵伐齐时，畏罪自杀。赵王刘遂。

在河北暗结匈奴，并集结兵力于西境，欲待吴楚军破梁以后，并力西攻长安。但当郦寄军向他进攻时，赵军立即退保邯郸，负隅固守，汉军久攻邯郸不下。匈奴闻吴楚兵败，不肯发兵助赵。栾布在击灭胶西等四国后，还军与郦寄共同引水灌邯郸城，赵王于城破后自杀。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的战争至此全部结束。

七国之乱既平，景帝“感吴楚之难，始抑损诸侯王。景帝中五年（前145），下令改革诸侯王国官制，令诸侯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剥夺诸侯王的治民权，以削弱王国的分权势力。同时在经济上，取消“高祖时诸侯皆赋”的特权，改为“诸侯独得食租税”，使其不再具有与中央相对抗的物质条件。从此以后，地方割据的局面，遂告结束，中央集权日益高涨，西汉的政权开始走向新的发展阶段。

注释①②《汉书》卷一四《诸侯王表·序》。

③《史记》卷一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

④⑤《汉书》卷三五《荆燕吴传》。

⑥⑦《汉书》卷四四《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⑧⑨⑩《汉书》卷四八《贾谊传》。

齐分为齐、城阳、济北、济南、淄川、胶西、胶东淮南分为淮南、衡山、庐江三国。

《汉书》卷四九《晁错传》。

《史记》卷一。六《吴王濞列传》。

《汉书）卷四九《爰盎传》。

《史记》卷五七《绛侯周勃世家》。

《资治通鉴》卷一六，汉景帝前三年。

《史记》卷一。六《昊王濞列传》。

《汉书》卷三五《荆燕吴传》。

《史记》卷一。六《吴王濞列传》。

《史记》卷五七《绛侯周勃世家》。

《汉书》卷五二《韩安国传》。

《续汉书·百官志》。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

《史记》卷五九《五宗世家》。

武帝之治绩公元前141年，景帝死，太子刘彻即皇帝位，是为汉武帝。明年，称建元元年，自古帝王有年号，始于此。从此以后，西汉的政治走向一个新的阶段，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得到加强。在他统治的五十多年间，形成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汉武帝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以适应封建统一国家的需要。

武帝即位之初，即注意广开仕途，招揽人才。建元元年（前140），“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十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①。其后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②。元光元年（前134），武帝“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③。自是以后，郡国岁举孝廉的察举制度予以确立下来。元光五年（前130），又下令“征吏民有明当时之务习先圣之术者”，每岁遣诣京师，以备选用。但察举制开始颁行时，有些郡国执行不力，因此元朔元年（前128）又严令各郡国“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④。用以督促察举制度的实行。武帝时期，号称文学之士的董仲舒、公孙弘、司马相如、严助、朱买臣、主父偃、倪宽、终军等，皆由考选推荐或上书言事而获得官职。《汉书·董仲舒传》云：“武帝即位，举贤良义学之士前后数百。”《东方朔传》亦云：“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街鬻者以千数。”元朔五年（前124），汉武帝采纳公孙弘的建议，以五经博士置弟子员，每年考试一次，能通一经以上者，即可补文学掌故，成绩优良者可任郎官。元狩六年（前117），又诏“举独行之君子，征诣行在所”⑤。汉武帝通过察举，征召和“公车上书”等途径，选拔了大量人材，为西汉封建王朝统治服务，出现了“汉之得人，于兹为盛”⑥的局面。

汉武帝为了进一步加强封建中央集权，继续奉行景帝时期的“削藩”政策。武帝之世，诸侯王虽然不像以前那样强大难制，但有的王国仍然“连城数十，地方千里”⑦，威胁着西汉中央政权。元朔二年（前127），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行“推恩令”，即允许“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⑧。是年春正月，首先批准梁王、城阳王以封邑分给诸弟，“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之”⑨。西汉一代王子侯计四百零八人，其中大部为汉武帝实行“推恩令”时所封。从此，“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⑩。王国领地日益缩小，势力大大削弱。元狩元年（前122）冬十一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赐谋反被杀，党羽死者数万人。武帝于是“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左官律”规定，在诸侯王国任官者称为左官，不得入朝任职，以示歧视。“附益法”严禁封国官吏阿媚王侯，结党营私。元鼎五年（前112），汉武帝借口诸侯王和列侯所献“酎金”（酎音酬，汉制：每年八月，举行饮酎大典，祭祀宗庙，诸侯王和列侯都要献酎金助祭）成色不好或斤两不足，削夺列侯爵位凡一百零六人。丞相赵周坐知而不举，下狱，自杀。至此，王、侯二等封爵制度虽仍存在，然“诸侯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基本上结束了汉初以来诸侯王割据一方的局面。

在削弱诸侯王势力的同时，汉武帝还采取打击地方豪强的措施。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地主阶级中出现了一些强宗豪族。他们依仗权势，武断乡曲，欺凌百姓，兼并土地，独霸一方，对封建制度构成严重威胁。汉武帝对于这些豪强，一方面继续推行汉初以来迁徙关中的办法，使之“内实京师，外销奸猾”。以达到“不诛而害除”的目的。另一方面，则任用酷吏，诛锄豪强。如张汤为御史大夫，“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锄豪强兼并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以虚诬助法，言不公平也）”。王温舒为河内太守，“捕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上书请，大者至族（族灭），小者乃死，家尽没人偿赃”。而是对“郡守尉诸侯相二千石欲为治者，大抵尽效王温舒等”。酷吏的活动，对于加强皇权，抑制豪强放恣起了显著作用。但是有些酷吏本身即是豪强，他们在诛锄豪强的同时，也必然使百姓受到祸殃。《汉书·刑法志》说：“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以致“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即是最好的说明。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提高专制主义皇权，还采取了削弱丞相权力的措施。汉初官制，基本上沿秦之旧，刘邦以功臣为丞相，丞相权重位隆。景帝时，高祖功臣死亡殆尽，陶青、刘舍等人以功臣子列侯继为丞相，丞相权力有所削弱。但至武帝时，皇帝与丞相在权力上仍存在矛盾。元朔五年（前124），汉武帝任命公孙弘为丞相。公孙弘起自“布衣”，少时家贫，曾牧豕海上，在朝无所援接，凡事唯唯诺诺，顺旨行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辩”。从此，丞相居职“充位”而已。武帝还从贤良文学及上书言事者中，提拔一批人才，在其本职之外，另加侍中、给事中、常侍等官衔，使其出人禁省，随侍左右，参与大计。他们与为皇帝掌书札的尚书，形成一个宫内决策机构，称为“中朝”或产和交换，而且为企图进行割据的图谋不轨创造了冶铁煮盐。吴王擅障海泽……山东奸猾，咸聚吴国。”至景帝时终于酿成吴楚七国之乱。元鼎四年（前113），武帝颁布禁止郡国铸钱之令，专令中央所设水衡都尉所属钟官、辨铜、技巧三官负责铸造五铢钱（亦称三官钱）。钟官负责铸造，辨铜负责审查铜的质量成色，技巧负责刻范。他还责成各郡国将以前所铸旧币全部销毁，所得铜料输给三官。由于五铢钱重如其文，质量很高，盗铸无利可图，因而成为当时的标准货币，得到长期的流通。

冶铁煮盐事业对国计民生具有重大影响。汉武帝为了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元狩中，任用大冶铁家孔仅、大盐商东郭咸阳为大农丞领盐铁事，任用洛阳贾人子桑弘羊主持计算，建立先人为筅盐铁和均输，平准制度。筅盐是在产盐区设立盐官，募人煮盐，产品由官府收购发售。筅铁是在产铁区设立铁官，经营冶采铸造，发售铁器。“敢私铸铁器鬻盐者，钛（dì弟，钳也）左趾，没人其器物”。至于“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使属在所县”。当时所设的盐官遍及二十八郡国，计有三十余处；铁官遍及四十郡国，计有四十余处。盐铁官统属中央大农管理。诸侯王国以前自置之盐铁官，则由大农所设盐铁官代替。

汉武帝在推行盐铁官营的同时，又实行均输、平准政策。均输即调剂运输之意。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在郡国置均输官，归大司农领导，专门负责管理、调度，征发郡国的各种货物，并负责向京师运送。均输法的推行，消除了郡国贡输“往来烦难，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的弊端。同时，在京师置平准官，接受各地均输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以调剂市场的有无，使“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跃”。实行的结果“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为了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打击富商大贾的经济势力，元狩四年（前119），武帝“初算缗钱”，规定商人及手工业者，无论有无市籍，其“贳贷卖买、居邑、贮积诸物及商以取利者”，都须向政府申报，每二千钱纳税一算（一百二十钱）。手工业作坊主凡四千抽一算。另外，除官吏、三老、北边骑士外，有轺车（一马车也）者一乘算；商贾人一乘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商人有产不报或报而不实，“罚戍边一岁，没人缗钱”；贾人有市籍及其家属，皆不得“名田”（占有土地），以便于农民耕种。有敢违犯禁令者，没收其土地和财货。算缗令公布之后，“富豪皆争匿财”，与政府相对抗。元鼎三年（前114），武帝又下“告缗令”，鼓励人民告发那些呈报财产不实者，并规定告发者可以分取违法商人财产的半数。武帝以杨可主持其事，命杜周处理案件，一时之间，“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政府“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万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工商业主遭到一次沉重的打击，上林苑的府库重新充盈起来，西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经济基础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注释①《汉书·武帝纪》。

②《汉书·董仲舒传》。

③《汉书·武帝纪》。

④⑤《汉书》卷六《武帝纪》。

⑥《汉书》卷五八《公孙弘传》。

⑦⑧《汉书》卷六四《主父偃传》上。

⑨《汉书》卷六《武帝纪》。

⑩《史记》卷一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

《汉书》卷一四《诸侯王表序》。

《汉书）卷五九《张汤传》。

《汉书》卷九○《酷吏传》。

《汉书）卷五八《公孙弘传》。

《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上师古注引《汉官典职仪》。

《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上。

陈直《汉书新证）（修订本）。旧说认为三官中有均输令，无技巧令。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下。

《盐铁论·本议篇》。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下。

《汉书）卷六《武帝纪》。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下。

《史记》卷三○《平准书》。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在政治、经济方面加强中央集权制的同时，与之相应的是在政治思想上实行了尊崇儒术的封建文化专制政策。

汉初在政治思想上以黄老的无为而治为指导思想，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生产逐渐恢复，封建统治秩序渐趋巩固。文景之时，“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四万户”①。在政治思想上出现了由无为到有为，由道家到儒家的嬗变趋势。文帝时，政论家贾谊根据当时匈奴对汉嫂侮侵掠，诸侯王势力凌驾朝廷，封地超过古制等问题，上疏陈政事，提出变无为为有为的主张。景帝即位，擢晁错为御史大夫，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法令多所更定，主张募兵充实塞下，积极防御匈奴攻掠；又上削藩策，建议逐步削夺诸侯王国封地，以巩固中央政权。在文化典籍上，其时，“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②。而儒家学说更是卓然复兴，出现各种不同学派。《汉书·儒林传序》云：“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毋生，于赵则董仲舒。”此种形势，为汉武帝实行尊崇儒术提供了有利条件，而首先提出这一主张的则是董仲舒。

董仲舒（前179—前104），广川（今河北枣强）人，是西汉中期儒家春秋公羊学派大师。他少治《春秋》，潜心钻研孔子学说，景帝时为博士。武帝即位之初，曾接连三次诏举贤良方正，策问古今治乱之道和天人关系等问题。董仲舒三次上书应对，即所谓“天人三策”，受到武帝的称赞。

先后出任江都王和胶西王国相，正身率下，教令国中。晚年退居在家，以修学著书为事，著作流传至今的有《春秋繁露》一书。

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③他所说的“大一统”，即诸侯皆系统于天子，不得自专。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在哲学理论上，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合一”说和“天人感应”说。他认为人们所具有的一切，都是从天而来，此之谓“人副天数”，即“天人合一”。他还认为，天是有意志的，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变化，国家的兴亡，都是天意的表现。“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④。“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⑤。人民服从皇帝，即是服从天道，以此来论证皇权的神圣性。在宣扬“君权神授”的同时，也企图对皇权略加限制。他说：“国家将有失道之教，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⑥因此人君必须“强勉行道”⑦，此即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

董仲舒认为，“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⑧。“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⑨。从此观点出发，他反对重大变革，主张一切要“法古”，要“以古准今”⑩。但是他认为，朝代更换，也有举偏补弊的问题。他说：“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秦朝是乱世，是“朽木粪墙”，无可修治，汉继大乱之后，必须改弦更张，效法天道，才能“善治”，此之谓“更化”。因此他反对“汉承秦制”而专靠法治的做法。他说：“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人君的统治必须阴阳相兼，德刑并用，以德为主，以刑辅德。由此他提出“明教化”、“正法度”，限民名田，禁止专杀奴婢等等措施。在他看来，“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所以改制并不影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理论，不影响封建皇权的巩固。

董仲舒还吸收先秦法家韩非的思想，提出了“三纲”理论，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并附会于天意，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这一思想，后来成为封建社会“纲常名教”的准则。束缚人民的精神枷锁，曾经长期地为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他的学说，实际上是以儒家学说为主体，融合道家、法家和阴阳家中的封建专制理论，重新解释儒家经典，从而为封建统治者加强集权，提供了理论根据。

政治上加强集权，反映到学术思想上则要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有鉴于此，在建元元年（前140）举贤良对策的第策中，正式向汉武帝提出“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武帝嘉纳其言，于同年采纳丞相卫绾之奏，皆罢“治申（不害）、商（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贤良。二年（前139）冬，卫绾病免，武帝以窦婴为丞相，田蚧为太尉。窦婴、田蚧皆好儒术，推荐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太皇窦太后（武帝祖母）素好黄老之术，非薄《五经》。御史大夫赵绾奏请武帝毋向窦太后奏事，郎中令王臧建言立明堂辟雍。太后大怒，借故下狱，二人皆自杀，罢去丞相窦婴、太尉田蚧职务。儒家势力暂时受到打击。五年（前136）春，武帝设置五经博士，儒家经学被立于学官。六年（前135），窦太后死，武帝起用“隆推儒术”的田蚧为丞相。田虫蚧“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此得以真正实现。从此以后，官吏来源主要出自儒生，如“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而“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儒家学说得到蓬勃发展，取得支配地位，成为此后二千年间统治人民的封建正统思想。

注释①《汉书》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②《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附刘歆传》。

③《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

④董仲舒《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地篇》。

⑤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

⑥⑦⑧⑨⑩《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

董仲舒《春秋繁露·楚庄王》。

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

《汉书·董仲舒传》。

《汉书）卷八八《儒林传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