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五卷——统一大业



康熙帝戎装像

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出现过无数动荡、纷争，甚至流血战争，但“大一统”则是人们一直孜孜追求的目标。

著名历史学家杨向奎先生曾在《大一统与儒家思想?序言》中说：“大一统义倡自《公羊》，汉末何休发扬光大之，千百年来此义深入人心，变成我国民族间之凝聚力，都是炎黄子孙，华夏文明，始终应当一统。魏晋以后，政权分崩，实不一统，但任何一族之当道者，都以一统为己任而以炎黄之后自负。”

道路尽管曲折，步履也很艰难，中国最终还是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也成为多民族的统一体。

其间，清朝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

以安抚、怀柔手段统一蒙古各部。清朝以前，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及其政权之间，就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关系。但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始终贯穿其中，那就是：两者总处于分与合、相依与冲突、一体与多元的张力状态之中。

对此，著名清史大家孟森先生曾在《清史讲义》第一章《开国》中做过精辟概括。他说：“以物质之缺乏，仰中国为赡生之计，此为其常态。中国未失道时，因其所求，以为操纵，顺则与之，逆则夺之。又多存其部落，予以世职，而保其并生并育。自居于兴灭继绝、扶弱抑强之帝德，而实制其兼并坐大之图。”

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满洲后金和清政权，即经历过这一过程；而定鼎北京、建立起清王朝后，随着统治地位角色的转换，又不得不面对同样的问题。

为了稳固已取得的政权，进一步扩大对全国的统治权，清廷面临着多重考验。其中，来自北方和西北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挑战与威胁，无疑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

要想成就统一大业，清廷必须正视和应对这一挑战与威胁。

而早在入关之前，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已开始着手解决。

在广袤而美丽的蒙古草原上，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曾以狂飙之势，打造出蒙古帝国的辉煌；其子孙更凭此气势，经营出疆域空前、多民族统一的朝代——元朝。

《蒙古人的一天》，蒙古国博物馆藏。

时光流转，明王朝建立后，成吉思汗的后裔们被逼退守大漠。从此，他们一方面繁衍生息，一方面因难以割舍黄金家族情结，与明廷对抗，希望有机会再现昔日雄风。

活动在大漠周围的蒙古人，分为三大部落，即漠南蒙古、漠北蒙古（又称喀尔喀蒙古）和漠西蒙古（又称卫拉特或厄鲁特蒙古），各有自己的游牧范围，基本上互不统属。每个部落下，又分成几个小部落。由于对继承权、牧地、部众，尤其是全蒙古汗位的争夺，各部落内部或彼此之间经常会发生摩擦、冲突甚至攻掠。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 李治亭

蒙古和明朝一直对立，明朝政权延续了二百七十六年，他们也打了二百余年。当然不是天天打，而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

努尔哈赤的崛起和后金政权的日益壮大，使蒙古各部又多了一个竞争对手。

起初，由于势力有限，而且要对抗明廷，努尔哈赤不愿多方树敌，所以对邻近的漠南蒙古的敌视尽量克制，并采取联姻、结盟方式争取其支持。这一远攻近交策略很有成效，科尔沁等部很快成为后金的盟友。

为了争夺对科尔沁等部的控制权，察哈尔部自称“四十万蒙古国之主”的林丹汗，与后金不断发生冲突。就当时的形势来说，林丹汗所部对后金攻明形成后方及侧翼威胁。因此，自努尔哈赤到皇太极的二十年间，打击林丹汗成为后金经略内蒙古的主要目标。经过几次大的征讨，皇太极于天聪六年（1632年）将察哈尔汗国击溃。

崇德元年（1636年），漠南蒙古十六部四十九位王公齐聚沈阳，承认皇太极为蒙古可汗，并奉上“博格达?彻辰汗”尊号。此后，在逐鹿中原和统一全国的进程中，漠南蒙古皆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就是在这一年，皇太极将“后金”改为“清”，对明战争进入新的阶段。

与漠南蒙古不同，由于所处地理位置较远，喀尔喀、厄鲁特蒙古和后金之间的关系相对较疏，但也有遣使通贡的来往。

自天聪八年（1634年）起，喀尔喀蒙古开始向后金致书并派遣使臣，双方使者往还不断，希望能“共守盟约，以享太平”。崇德三年（1638年）之后，喀尔喀开始向清进“九白之贡”，即一只白驼、八匹白马。这一形式，至清入关后的顺治十二年（1655年）成为定例，喀尔喀也在名义上成为清廷的臣属。

厄鲁特蒙古也一直保持着与清的遣使通贡关系，并一直维持到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

不过，在与清遣使通贡的同时，喀尔喀、厄鲁特也感受到了清的强大威胁。为了抵御来自清的压力，这两部再度形成联盟，于崇德五年（1640年）订立了《喀尔喀卫拉特法典》，以有效地维护和保障共同利益与安全。

从总体上来看，努尔哈赤、皇太极以安抚、怀柔手段，处理与蒙古各部的关系，是比较成功的。这既为他们对明发动战争争取了较稳定的后方和力量，也为其后继者提供了处理与少数民族之间关系的有益经验。

政、教并用，以安蒙藏。顺治帝对西藏问题的处理，就是对其父祖策略的成功延续。

崇德七年（1642年），扶持格鲁派的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领袖顾实汗，应五世达赖喇嘛之请，率军入藏，推翻了统治卫藏二十多年的噶玛噶举教派的藏巴汗政权，成为西藏及青海地区的最高权力者。此举得到皇太极的支持，双方建立了比较好的关系。

顺治二年（1645年），顾实汗派其子至北京，向清廷表达了“无不奉命”的态度。之后，双方关系更趋密切。

鉴于这一发展态势，顺治帝遂于顺治十年（1653年）派遣大臣携带金册金印入藏，正式册封顾实汗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从此，以顾实汗为“屏辅”，清廷实现了对西藏地区的间接统治。

扶持顾实汗的同时，清廷还大力扶持达赖喇嘛。早在入关前，皇太极就曾多次派人延请五世达赖喇嘛，但因时局动荡，一直没能成行。后顺治帝也一再敦请。五世达赖喇嘛与西藏和厄鲁特蒙古僧俗磋商后，于顺治九年（1652年）起身赴京，十二月十五日抵达北京。

五世达赖罗桑嘉措

达赖受到了顺治帝热情而隆重的款待。有意思的是，两人的相见非常“戏剧化”。相见那天，顺治帝并没坐在金銮殿上等待达赖朝见，而是以“田猎”为名，与达赖“不期然”相会于南苑猎场。这样一个“特殊相见”的安排，既达到了出城迎接以示对达赖的尊重的目的，又不失顺治帝作为“天下国家之主”的尊严，对双方来说，显然既轻松又庄重。

达赖在京城居留期间，住在专为他建造的位于安定门外的西黄寺。

顺治十年（1653年）四月，达赖一行离京返藏。停留代噶（今内蒙古凉城）时，顺治帝派大臣赶往赐送金册金印，封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子释教普通瓦赤喇喇达赖喇嘛”。这一举措，不仅确立了五世达赖在喇嘛教中的领袖地位，而且还实现了清廷在蒙藏地区利用喇嘛教进行统治的目的。

通过对顾实汗和五世达赖喇嘛的正式册封，清廷确立起对西藏政、教并用的统治，并为在蒙藏地区推行“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政策打下重要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 马大正

清朝对五世达赖是很看重的，这跟当时的国策有关。人们都知道，清朝作为一个生活在东北地区的边疆民族，要成为中国的主人，它依靠什么？主要是依靠满蒙的结盟。满洲和蒙古结盟，把蒙古的力量作为它统治集团力量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满洲和蒙古之所以能结合，有一个很重要的纽带，那就是藏传佛教。

狮钮活佛印

清廷之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对蒙古诸部和西藏地区采取安抚、怀柔政策，很大程度上与当时所面临的内地动荡局势和战略部署重点有关。

哲布尊丹巴活佛

定鼎北京之后，清王朝的统治一时还很不稳固。为了扩大统治权，清廷鉴于客观形势的需要，遂将战略目标和主要精力放在摧毁李自成、张献忠及其余部农民军，南明政权，以及各地抗清武装上。好不容易于顺治末、康熙初将这些威胁扫除，但不久又疲于应对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之乱和据守台湾的郑氏集团。所以，基本上没有精力和军事力量投到其他地方。

如此局面，使清廷不得不暂时以羁縻手段或间接统治，来维持与蒙古等北部、西北部广大地区的关系，蒙古诸部也因此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机会。

御驾亲征，剿灭噶尔丹。然而，这种相对平静、相安无事的状态并没能持续太久，便被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打破了，而准噶尔部也从此成为西北和北部地区的一个主要不稳定因素。

噶尔丹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他梦想成为蒙古霸主。所以，当他掌握了准噶尔部统治权、获得“博硕克图汗”称号后，就开始对厄鲁特诸部及临近的蒙古部落发起一系列兼并和掠夺战争。经过十余年征战，实现了这一“近攻”的预定目标。

接下来，气焰日盛的他，又开始了“东进”计划，想进一步控制青海的和硕特部和喀尔喀蒙古。这一计划，实际上是和清廷争夺对这些地区的控制权。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噶尔丹一反其父兄抗击沙俄入侵的严正立场，竟然与沙俄互相勾结。

噶尔丹在沙俄支持下，率三万人马侵入喀尔喀地区的特穆尔。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正当喀尔喀蒙古的抗俄斗争进入高潮时，噶尔丹却在沙俄侵略军头子戈洛文的挑唆和支持下，率三万人马侵入喀尔喀地区的特穆尔，使喀尔喀蒙古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在噶尔丹的强势攻击下，喀尔喀各部惨败，其首领不得不率部南下附清。噶尔丹又以追逐喀尔喀为名，气焰嚣张地进犯当时已为清廷所统一的内蒙古乌珠穆沁地区。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噶尔丹又侵入乌尔会河以东的乌兰地区，进攻驻守当地的清军，并乘胜长驱而入，一直打到距北京仅七百里的乌兰布通。这一局势，对清廷构成了极大威胁。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 马大正

噶尔丹不是想投靠沙俄，而是想利用沙俄来达到他自己的政治目的。俄国也想利用噶尔丹这股政治力量作为牵制康熙的一个筹码，希望在签订《尼布楚条约》时获取更多的好处。噶尔丹想利用沙俄，实际上却被沙俄所利用。

噶尔丹的大肆扩张，以及与沙俄的狼狈为奸，不仅阻碍了当时反击沙俄的良好势头，而且恶化了清廷和厄鲁特蒙古早已建立的遣使通贡关系。尤其严重的是，噶尔丹竟然狂妄地向康熙帝提出“圣上君南方，我长北方”的要求，俨然要与清廷分庭抗礼，独霸蒙古。

面对如此危局，康熙帝清醒地认识到，噶尔丹这个人“力强志大，必将窥伺中原，至殒命不止”。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安宁边疆，他决定打击和消灭亲俄的噶尔丹分裂势力，并迅速做出“断宜速灭”“除恶务尽”的平定方针。

自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七月起，清廷派大军向噶尔丹发起了反击。

在征讨噶尔丹的过程中，康熙帝曾于三十五年（1696年）二月、九月和三十六年（1697年）二月，三次率军亲征，这表明了他彻底打击噶尔丹的坚定决心。

几经较量，清军先后在乌兰布通、昭莫多之役中获得大胜，重创噶尔丹军，将其有生力量消灭殆尽。

康熙帝错金龙纹腰刀，呼和浩特市地区征集，内蒙古博物馆藏。

清军与噶尔丹军队激战

康熙三十六年闰三月十三日，众叛亲离、走投无路的噶尔丹身亡于阿察阿穆塔台。噶尔丹的侄子丹济拉等带着噶尔丹的尸体及其女钟齐海，率三百户归降。

剿灭噶尔丹、招抚其部众的目的均已达到，康熙帝遂于五月十六日班师回京。

清廷平定噶尔丹的叛乱和分裂，在统一西北和北部边疆的进程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进一步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而且，还有效地遏制了沙俄对我国边疆的侵略、蚕食，捍卫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独立与完整。

鄂尔多斯右翼中旗扎萨克令牌，锡林郭勒盟地区征集，内蒙古博物馆藏。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噶尔丹所挑起的动乱，却也给清廷带来一个意外收获。当噶尔丹攻击喀尔喀时，喀尔喀不得不向清廷求援，并归附了清廷。

为了安置喀尔喀部众，康熙帝于三十年（1691年），集内外蒙古首领，在多伦诺尔举行了一次盛大会盟。并按照内蒙古编制，将喀尔喀诸部分设三十四旗，实行扎萨克制，赐封各首领亲王、郡王等爵号。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成崇德

多伦诺尔是蒙古语，意为七个湖泊。康熙在这个地方扎了很多营帐，把蒙古的所有王公都请来，把新疆的王公都请来，把西藏的喇嘛请来，举行了一次阅兵、会盟。

这次会盟，意义非同一般。清廷不仅从此将漠北地区纳入直接管辖之下，还凭借喀尔喀在北部边疆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铜墙铁壁”。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 阎崇年

《清史稿》评价康熙皇帝之功，说“虽曰守成，实同开创”。“虽曰守成”，就是说他守住了原来祖先的事业，并且进行了巩固。“实同开创”怎么理解呢？譬如说疆域问题，历经太祖、太宗、世祖三朝（特别是入关后，顺治皇帝用了十八年），都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皇帝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康熙帝曾不无自豪地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

一波方平，波澜又起。

继噶尔丹之后，策妄阿拉布坦成为准噶尔部首领。他趁青藏各派势力冲突、形势复杂多变之际，企图控制青藏地区，依附沙俄，以壮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清廷发动了对西藏的武力征服。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清代固伦恪靖公主府。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皇帝六女儿恪靖公主下嫁漠北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敦多布多尔济后所建府邸。

为稳定西藏动荡局势，康熙帝两次派军队入藏，五十九年（1720年）九月，将准噶尔军驱逐出西藏。

驱准保藏获得胜利后，清廷在西藏设置噶伦，任命康济鼐等藏官总理藏政，以加强对西藏的直接管理；并派四千军队留驻拉萨，维护治安。

弓箭。内蒙古博物馆藏。弓箭是当时战场上的常见冷兵器。

此后，雍正帝鉴于阿尔布巴事件，于雍正六年（1728年）正式在拉萨设立驻藏大臣衙门。

乾隆十五年（1750年），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事件后，清廷废除“郡王”，改设四噶伦制，并颁布《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明文规定、强化了驻藏大臣的职权。五十八年（1793年），击退廓尔喀第二次入侵后，又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将西藏地方的行政人事、司法、财税、外交、军事等权力赋予驻藏大臣，并确立了选择大活佛转世灵童的“金本巴瓶”掣签制度。西藏地方与朝廷的政治关系，在制度上最终趋于定型和强化。

征剿罗卜藏丹津，西征噶尔丹策凌。在驱除策妄阿拉布坦的过程中，和硕特部亲王罗卜藏丹津，以及青海和硕特各部首领曾随清军入藏，出了不少力。清廷为表彰他们的功劳，分别予以赏赐，并重新进行了人事安排。但早就想独霸青海、西藏之地的罗卜藏丹津，因清廷的安排不合己意，大为不满。

为满足自己的权力欲，他于雍正元年（1723年）发动了反清的武装叛乱，自称“达赖珲台吉”，正式宣布要恢复先人的霸业，即占据西藏，遥控青海。

刚刚登上皇帝宝座不久的雍正帝，一开始并不想兴师动众，希望罗卜藏丹津能“罢兵和睦”。但罗卜藏丹津不仅不听劝告，气焰反而更为嚣张。

鉴于事态的进一步恶化，雍正帝决定迅速平叛，任命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前往征剿。罗卜藏丹津慑于清军的强势进逼，请求罢兵。雍正帝断然拒绝讲和，坚持武力平叛。

雍正二年（1724年）二月，清军以五千精兵，分成三路，直击罗卜藏丹津的巢穴。仅用了短短十五天的时间，便大获全胜，罗卜藏丹津改扮女装逃亡准噶尔部，其余叛乱首领皆被俘获。三月初一，年羹尧大军凯旋班师。

随后，年羹尧提出改西宁卫为西宁府、任命“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管理青海一切事务、实行盟旗制等十三条处理青海善后事宜的意见，经总理王大臣讨论后，得到雍正帝的批准，于雍正三年（1725年）开始实施。这些举措，使清廷对青海地区的管辖得到巩固，促进了该地区的统一和发展，多民族统一国家得到进一步推进。

解决了青海地区的问题后，雍正帝又将视线转向准噶尔部。

雍正五年（1727年），策妄阿拉布坦去世，其子噶尔丹策凌继立。清廷敦促他将罗卜藏丹津交出，但他一再拖延。雍正七年（1729年），清廷以“准噶尔匿青海叛贼罗卜藏丹津将不靖，必扰青海及唐古特”为由，决定分两路进兵西北，以解决准噶尔部对清廷的威胁。

但接下来的几年，由于噶尔丹策凌多次耍诈降手腕，于是双方时战时停，互有胜负。

一直到雍正十一年（1733年）冬，元气大伤的噶尔丹策凌向清廷求和。此时，清廷也因连年用兵消耗了不少人力物力，且出师久而无功，于是宣布暂停进兵。但清廷内部对是战是和的意见并不统一。

雍正十二年（1734年）七月，雍正帝决定议和，然后派傅鼐、阿克敦等前往准噶尔宣谕，希望准噶尔与喀尔喀游牧界明确划分，永息兵戈。

由于议和已经开始，形势也趋于缓和，雍正帝于十三年（1735年）批准西北两路撤军计划，只留少量兵力驻守。但直到乾隆四年（1739年），划界问题才在反复讨论后达成正式协议。

雍正年间西征噶尔丹策凌之役，虽然有得有失，但总体来说，还是有积极意义的：既消灭了噶尔丹策凌叛军的一部分有生力量，遏制了其地方割据势力的发展，维护了喀尔喀蒙古、青海和硕特蒙古和西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也为此后解决准噶尔部问题奠定了基础。

水印画《征回部》

主动进取，实现“大一统”。与康熙、雍正二帝被动应对准噶尔部首领叛乱不同，乾隆帝则采取了主动进取的策略。

乾隆十年（1745年），噶尔丹策凌病逝，准噶尔部因继承权而发生激烈争斗。在争斗中，达瓦齐胜出，成为准部首领，但杜尔伯特、和硕特部的许多贵族则归附了清廷。

乾隆帝敏锐地把握住准部动荡、达瓦齐统治不得人心的有利时机，于二十年（1755年）二月，果断地派两路大军出兵伊犁，征讨达瓦齐。六月，自立为汗的达瓦齐被清军俘获，平准之役大获成功。

但不久，原本归顺清廷、被封为亲王的和硕特部的阿睦尔撒纳，因请求当四部总汗的愿望未获应允，大为恼火，于八月举兵叛清。

乾隆帝再次出兵征讨。二十二年（1757年）四月，清军在库陇癸之战中大捷。六月，阿睦尔撒纳逃往俄国，不久患天花而死。

至此，自康熙年间以来，为患西北、屡向清廷挑战长达近七十年的准噶尔部，最终被平定，纳入国家版图。

但阿睦尔撒纳的叛乱刚刚被平定，曾支持阿睦尔撒纳叛乱的小和卓木霍集占，又煽动威胁其兄大和卓木布拉尼敦，在天山南路叛清。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二月至二十四年（1759年）秋，清廷派大军进剿，将大小和卓木擒杀，从而平定了天山南路。

平定天山南北两路后，为稳固西北边疆、加强对新疆的治理，清廷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设置“总统伊犁等处将军”，作为管辖新疆地区的最高军政官员。伊犁将军之下，分设都统和参赞、办事、领队大臣，管理各地军政事务。并根据因地制宜、因俗施治原则，在天山北部汉回族居住区实行郡县制；蒙古族和哈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实行扎萨克制；伊犁地区和天山南部各地维吾尔族维持伯克制，但将伯克的任免权收归朝廷，而且严格实行政教分离。

经过长期努力，北部和西北地区终于与内地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然而，这个过程实在是充满了艰辛和曲折。所以，魏源在《圣武记》中曾这样总结：“西北周数万里之版章，圣祖菑之，世宗畲之，高宗获之。”

清人绘《弘历洗象图》，描绘乾隆皇帝行乐的场面。

除了经营北部和西北地区外，乾隆朝还对西南等地区多次用兵，平定动乱，反击外国势力入侵。如乾隆十二年至十四年（1747—1749年）、三十六年至四十一年（1771—1776年），先后两次出兵平定大小金川土司动乱；三十一年（1766年），出兵反击缅甸对中国边境的入侵；五十三年（1788年）、五十六年（1791年），两次出兵反击廓尔喀对西藏的入侵等。

尽管一系列的军事行动花掉了年均国库财政总收入的百分之六七十，但对促进边疆的巩固、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发展等，还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

乾隆帝曾说：“守中国者，不可徒言偃武修文以自示弱也。彼偃武修文之不已，必致弃其故有而不能守，是亦不可不知耳。”

向往和平与稳定，厌恶动乱与战火，是人们的共同愿望。但事情往往并不如人愿。面对一些不稳定的因素或威胁，如果不能果断地采取措施加以应对、解决，国家就不能获得安宁和发展。边疆稳固、社会安定、国家统一、多民族和谐共处，都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

尽管乾隆帝的话难免有为自己连年用武开脱之嫌，却也有一定的道理。

正是在康熙、雍正、乾隆一个多世纪的不断开拓和经营下，清王朝的疆域达到了鼎盛状态。

当时的版图，西起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帕米尔高原，接中亚细亚；东到日本海、渤海、黄海、东海，库页岛、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北抵戈尔诺阿尔泰、萨彦岭、外兴安岭至鄂霍次克海；南至南沙群岛的曾母暗沙；西南达喜马拉雅山脉，包括拉达克。陆地总面积达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公里。而此时的人口，也已达到三亿多。

“图大鸿谋远，宅中燕翼垂。即今大一统，前烈万年知。”乾隆帝的这一感叹，虽然不无虚誉，但在客观上确也体现了清朝前期所达到的新高度。

一个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岿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清时期全图（18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