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五卷——崇祯帝

崇祯帝朱由检像

崇祯十七年（1644年）农历三月十八日的北京城，凄风惨雨。无名氏《燕都日记》记载：“先是，连旬天气阴惨，日色无光。是日，大风、骤雨、冰雹、雷电交至。”当时身在北京的赵士锦回忆当日情景说：“阴雨蔽天，飞雪满城，惨杀之气，透人心脾。”在愁惨的天气中，历史送别了一个曾经延续了二百七十六年的王朝，也送别了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帝。在逼迫自己的嫔妃自缢并且砍伤女儿之后，崇祯帝带着宦官王承恩来到煤山（今景山）。十九日凌晨子时，三十五岁的崇祯帝自缢于景山的一棵槐树之上。崇祯帝的自杀殉国，为明朝灭亡画上了一个句号。

铲除阉党与崇祯初年政局。崇祯帝的壮烈殉国，让人们普遍抱有同情。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这样一位悲剧性人物的一生，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进军山西时发布的讨伐檄文中，也只是这么写着：“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农民起义军的檄文将攻击的矛头指向朝廷的大臣们，而认为崇祯帝并不是很昏庸，只是受到臣下的蒙蔽而已。将“君非甚暗”的四字评语送给崇祯帝，还算公道。从他的勤政、节俭看，他是一位好皇帝。然而，勤于政事，为什么最终仍逃不过国破身亡的命运？

明朝灭亡的种子，应该说在万历年间就已经埋下了。万历皇帝做了四十八年皇帝，后期的二十多年基本上不上朝，怠于政事，纵情声色，醉生梦死，又迷恋金银财宝，派太监四处搜刮民财。朝中则东林党与昆党、浙党的斗争愈演愈烈。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一位名叫张维新（字宪周，号岐东）的河南人出任陕西潼关道副使。张维新在任期间，另一位名叫王以悟的学者写信给他，说：“民穷财尽，时事多虞，天下人心，十失其五。”清朝人修《明史》，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之后，再经历天启年间的魏忠贤乱政，明朝灭亡的趋势更是不可挽回了。作为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皇帝也不可能挽回这种王朝衰败的趋势。孟森先生说：“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

崇祯皇帝朱由检出生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十八岁那年，他正式继承他哥哥朱由校的皇位。这一年八月十一日，年仅二十三岁却重病缠身的朱由校凭榻而坐，对应召入宫的弟弟朱由检说：“来，吾弟当为尧舜。”朱由校没有儿子，按照兄终弟及的顺序，他的弟弟朱由检将继承皇位。朱由检十分惶恐，不敢回答，良久才说：“臣死罪，陛下为此言，臣应万死。”朱由校、朱由检兄弟的感情很好。人们曾发现一枚正面铸“天启通宝”、背面铸“十年”的精制大钱。然而，天启纪年只有七年，而没有十年。人们推测，这枚钱很可能是崇祯三年（1630年）朱由检为了纪念兄长朱由校而铸造的纪念币。

然而，朱由检接手的却是一个因权阉擅政而破败不堪的局面。天启年间，皇帝不理朝政，宦官魏忠贤大权独揽。魏忠贤在内联系皇帝的乳母客氏，在外依靠内阁大学士魏广微等人，在朝廷内外遍布心腹，对正直的东林党人进行残酷迫害与打击。魏忠贤气焰最为嚣张的时候，被称作“九千岁”，全国各地的无耻官员都在为魏忠贤修建生祠。为了防止魏忠贤的加害，朱由检在入宫之初，甚至都不敢吃宫中的食物。不过，他很快地进入了皇帝的角色，不动声色地谋划铲除权倾朝野的魏忠贤。两个月后，海盐县贡生钱嘉征上疏攻击魏忠贤有十大罪状，朱由检立即开始行动，召见了魏忠贤，命太监当众宣读魏忠贤的罪状，并将魏忠贤贬往中都凤阳祖陵司香。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商传

崇祯皇帝登基的时候，正是宦官专权最猖獗的时候。天启皇帝是一个完全不管朝政，只知玩闹的皇帝。在明朝的历史上，这种玩闹皇帝并不少，但是这些皇帝在玩的时候，是有内阁帮助他管理朝政的。内阁的首辅大臣，以及其他成员，都是社会精英，是士大夫文官考试制度下涌现出来一群干吏。天启年间内阁也变成宦官专权的工具了。大家知道，很多宦官，像魏忠贤，目不识丁，素质极低，谋求个人利益的欲望极强烈，所以用“乱政”两个字来形容当时的朝政一点都不为过。

在听说魏忠贤出京时还带着卫兵一千人、四十余辆大车后，崇祯皇帝大怒，命锦衣卫旗校前往将魏忠贤缉拿回京。十一月初六，在阜城县（今河北阜城）南关的旅舍中，听着旁边房间里一位书生的《桂枝儿》小曲，“势去时衰，零落如飘草……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孤零零的魏忠贤最终在旅舍里投缳自尽。从此，树倒猢狲散，清算魏忠贤余党的行动很快也着手进行。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十九日，所谓阉党逆案终于定谳。这一过程，正如后来御史吴玉在给崇祯帝解释自己奏疏中“时局”两字的含义时说：“当初是魏忠贤的局面，而今是皇上的局面！”

清除魏忠贤，证明朱由检有足够的政治智慧。但是，事实证明，他即将面临的时局远比单纯地除掉一个宦官魏忠贤更复杂。作为一国之君，除了警惕和勤政以外，更应该有识人之明，以及用人不疑的从容。崇祯帝有一定的政治智慧，但是过于多疑，而且越到晚年疑心越重，流于苛刻，却又果于杀戮，比如说杀袁崇焕，杀杨鹤，最后使崇祯年间真正敢于担当的大臣越来越少了。做皇帝的不能给群臣以宽容的政治环境，群臣则虚与委蛇，应付了事，从而造成了上下推诿的局面。这样的局面，跟崇祯帝的性格是有一定关系的。

崇祯手迹

然而，崇祯皇帝所面临的，却是一个举步维艰的时局。种种迹象看来，明朝衰亡的趋势难以扭转。在他做皇帝的第一年的二月，年轻的皇帝下诏重开经筵。作为明朝一项重要的宫廷教育制度，经筵一般在春秋季举行，每月三次，选择学问好的大臣为皇帝讲授经史。虽然到明朝后期，经筵已日益流于形式，但却是皇帝勤政或者怠政的风向标。崇祯皇帝重开经筵，就是向大臣们做出一种勤政的姿态。二月十二日，经筵开始。然而，讲官王铎在讲书时无意中说了一句“白骨如林”的话。圣殿之上，言语竟然如此不谨！接下来一位讲官黄锦给皇帝讲五经之一的《尚书》，则举止反常，“声细而哀，无一字可辨”。整个经筵过程中，崇祯皇帝深感不快。经筵原本是要营造一种太平盛世的氛围，然而，哀世之音萦绕殿间！年轻的皇帝不仅要面对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还有各地持续的饥荒、以流民和叛卒为主体的“盗匪”，以及满洲在东北对明朝的压力。

杀袁崇焕，自毁长城。明朝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州女真领袖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正式建立“后金”，建元“天命”。两年后，努尔哈赤声称与明朝有“七大恨”，公开与明朝决裂，攻陷抚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朝征集十八万大军，分四路讨伐后金，在萨尔浒一带决战。结果明军被各个击破，损兵折将近五万人。据当时人说，明军溃败之时，京城“午后风雨骤作，黄尘赤雾四塞，天色晦墨如深夜”。萨尔浒之战，是明清更迭的关键性战役。《清史稿》称：“萨尔浒一役，翦商业定。”诚如明朝御史袁化中所言，朝廷原本“计饷八百万以剿，始欲保一隅以安天下”，结果却“疲天下以奉一隅”，从此“中原有财竭盗起之忧”，明王朝陷入内忧外患的双重夹击之中。

为应对辽东形势，崇祯帝重新起用著名的将领袁崇焕。袁崇焕，字元素，号自如，祖籍广东东莞。嘉靖初年，袁崇焕的祖父迁居广西藤县。万历四十七年，明朝与后金爆发萨尔浒之战的那一年，袁崇焕考中进士。几年后，素来“以边才自许”的袁崇焕受命奔赴辽东监军，开始其在辽东的军事生涯。天启六年（1626年），袁崇焕孤军驻守宁远城，凭借着葡萄牙人的红夷大炮击退了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在此役中受伤，伤重而死。宁远一战后，袁崇焕成了辽东最著名的将领。但是，随后因魏忠贤阉党的排挤，袁崇焕辞官回乡。魏忠贤被除后，廷臣纷纷请求重新起用袁崇焕。崇祯皇帝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七月，袁崇焕从广西抵达京城，年轻的崇祯皇帝在谨身殿后云台门的平台召见了他，并赐给他尚方宝剑。袁崇焕向皇帝承诺，五年内平定辽东，收复全辽。

袁崇焕像

然而，还没等五年平辽的计划实现，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后金军队十万绕开袁崇焕驻守的锦州、宁远防区，从蓟门南下，进逼京师。袁崇焕闻讯后心急如焚，紧急回援，率军直趋京城。十一月十六日，袁崇焕的大军到达京师广渠门外。然而，在皇帝及京师民众看来，驻守辽东的袁崇焕未能将满洲军队挡在关外，本就是一种失职，而率军直趋京师的行为，看着反而像是清军的先头部队！一时间，谣言四起，而后金的皇太极趁机施反间计，说袁崇焕与后金订有密约，故意引满洲军队入关。十二月初一，当京城逐渐回归平静时，崇祯皇帝在平台再次召见袁崇焕，将其逮捕下狱。次年八月，袁崇焕被凌迟处死。对比三年前的平台召见、君臣面晤、赐尚方宝剑，真是天壤之别。

袁崇焕之死充分反映了崇祯帝多疑的性格。从威权极重的督师沦为阶下囚，再被残忍地凌迟处死，袁崇焕之死固然有他自身的问题，例如夸下五年平辽的海口、擅杀毛文龙。但是，崇祯帝猜忌多疑的性格是袁崇焕冤案的重要原因之一。实际上，十一月二十日、二十七日，袁崇焕率军两次在京师广渠门一带与后金军队浴血奋战，并最终将皇太极击退，使京师外围局势趋于平静，可以说勤王有功。正是崇祯皇帝的多疑，使他对袁崇焕怀有猜忌，故而不顾袁崇焕与后金军队血战的事实，掉入皇太极所设的反间计中，最终将袁崇焕杀害。袁崇焕一死，辽东的战局更趋糜烂，无人可以收拾，正如《明史》所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杀袁崇焕，无异于自毁长城。

多疑而躁刻，果于屠戮大臣。朱由检用人之失误，集中体现在内阁大学士的任用上。在他统治时期，内阁大学士换了五十人。其中，任期最长的两位内阁大学士，分别是温体仁和周延儒。恰恰是这两人，后来都名列《明史》的《奸臣传》，其人品可见一斑。《明史》说温体仁“为人外曲谨而中猛鸷，机深刺骨”，为内阁大学士八年，“未尝建一策，惟日与善类为仇”，是一个十足的玩弄权术的政客；而周延儒“庸驽无材略，且性贪”，只是会迎合皇帝意旨而已，最终被崇祯帝勒令自尽。

用人多疑，则是崇祯帝的另一种性情。崇祯皇帝多疑而躁刻，又果于屠戮大臣。有人做过统计，崇祯一朝十七年，内阁大学士处死两人，刑部尚书处死一人，下狱五人，兵部尚书处死两人，总督处死七人，巡抚处死十一人。孟森先生感叹说：“岂复有敬大臣之意！”即便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李自成的军队随时可能渡过黄河进取山西、京师之时，崇祯帝仍不忘记要处决大臣，谕刑部、都察院、锦衣卫：“罪督范志完、赵光抃、薛敏忠失误封疆，著即会官处决！”然而，对于时局而言，诛杀大臣已是于事无补了。晚明大儒刘宗周曾在奏疏中批评崇祯帝说：“陛下求治之心操之过急，不免酿为功利；功利之不已，转为刑名；刑名之不已，流为猜忌；猜忌之不已，积为壅蔽。”

崇祯帝不信任文臣，反而一改即位初对宦官的防范态度，开始信用宦官。崇祯四年（1631年），朱由检在文华殿召见廷臣，谈及宦官的问题，他理直气壮地说：“诸臣若实心任事，朕亦何需此辈！”换言之，重用宦官，只是为防止廷臣怠惰。然而，宦官又能给朱由检带来什么呢？清初学者宋起凤《稗说》记载，朱由检曾从太监中选出三千名身长力壮者，组成禁旅，名为净军，为他们配备最精锐的武器和良马，给很高的饷银。每月初五，净军在内教场比箭，箭无虚发。崇祯皇帝则登上煤山，坐万寿亭中观览。然而，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的关键时候，这些派往北京城九门分守的净军却“悉逃逸，无一存者”。李自成兵临城下时，一位名叫张殷的宦官对崇祯帝说：“皇爷不须忧愁，奴辈有策在此。”朱由检问有何策。张殷回答说：“贼若果然入城，直须投降，便无事矣。”在宣府镇监军的宦官杜勋，出城三十里向李自成投降；在北京城，带头投降的则是太监曹化淳。故宋起凤感叹地说：“教养十有余年，卒不得收一人之用，殊可叹也！”穷极无策之时，崇祯帝甚至还重用一位擅长“役鬼之术”的游僧申甫，给他七十万两白银造车募兵。

举棋不定的两线作战与崇祯殉国。最终直接导致明王朝崩溃的，是军事上的失策。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澄城县灾民王二联络数百人，以墨涂面，杀死知县，揭开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序幕。农民起义与东北的后金政权，内外夹击，最终使明王朝崩溃。在抵抗后金上，错误地杀害袁崇焕，使崇祯帝失去了一名在东北能与后金抗衡的名将。在镇压农民起义上，崇祯帝却又频繁易将，使农民起义军不断地获得喘息之机。从杨鹤到曹文诏、陈奇瑜、洪承畴、熊文灿、杨嗣昌，镇压农民起义军的总指挥频繁更易。一旦京城面临后金的攻击，在河南、陕西一带镇压农民起义的将领和军队往往会被调往东北前线。崇祯九年（1636年），因清兵入关，总理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五省军务并且在前线镇压农民军的卢象昇被迫赴京勤王。崇祯十一年（1638年），总督山、陕、川、湖、河南五省军务的洪承畴也因清兵入关被征入守京城。在两条战线上，崇祯帝举棋不定，来回折腾，使明朝政府在两条战线上都越来越被动。结果，东北战事不能缓和，明朝也就腾不出手来全力对付农民军。两线作战的后果，是剿饷、练饷的不断征发，这又恶化了原本就处于饥荒中的农民的生活状况。于是，他们揭竿而起，响应农民起义军，最终汇成一股不可遏止的洪流，掀翻了朱由检的末代统治。

明崇祯刻本《剿贼图记》

崇祯十五年（1642年），闯王李自成在湖广的襄阳建立农民政权。次年，李自成攻占西安城，在西安建国，国号大顺，改元永昌。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命田见秀留守西安，然后兵分两路，直指北京。一路是李自成主力从山西指向北京，一路是刘芳亮自河南进入北直隶，阻止明军南下。北京彻底被孤立了。然而，此时明朝的防守部队有多少呢？崇祯十六年（1643年），福王世子朱由崧的奏疏中谈到：“黄河迢递千里，以不满万之卒，欲御数十万之寇。”作为京师的北大门，宣府镇是明朝最重要的边镇。然而据崇祯十六年总兵唐钰的奏报，“兵止六千，马匹仅三百，月饷压欠年余”。北京城的防守更差。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建泰出征，仅带了一千五百名禁军，可想当时兵力枯竭到什么样的地步。各地兵源也都有枯竭的趋势。崇祯十六年受召为兵部侍郎的倪元璐，原本以为南直隶的淮安是一个“巨镇”，想从史可法那里借精兵三千赴援北京。然而，当倪元璐到达淮安时，却发现史可法帐下“健儿才两千，画淮自守未足”！最终，倪元璐只能率三百骑兵入京勤王。以这样的兵力，显然无法挡住农民军的进攻。风雨飘摇之际，崇祯帝曾经有迁都南京的念头。但是，崇祯帝再次举棋不定，京师往南的真定府随即被大顺农民军刘芳亮部攻占，最后他只得放弃南迁的打算。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三日，李自成占领京师北面的昌平，北京城的屏障全失。十七日，农民军抵达北京城下，“四面如黄云蔽野”，水泄不通，北京完全成了孤城。驻扎城外由李国桢指挥的京师三大营，皆老弱残兵，根本不是农民军的对手，而三大营的火炮被农民军缴获后，反而成了大顺农民军攻城的利器。登城防守的明朝士兵，每隔十个城垛才一个兵员，而且老幼间杂。至此，北京城已不堪一击了！三月十八日夜，大顺军对北京城发起强攻。太监曹化淳开彰义门迎接义军入城。次日，大顺农民军完全占领北京，从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进入北京内城，“军容甚肃”。三月十九日中午，李自成“毡笠缥衣，乘乌驳马”，自德胜门入城。驿卒出身的李自成，成为明王朝的掘墓人！两天以后，农民军才在煤山搜得崇祯帝的遗体。

崇祯思陵

据说，人们在崇祯帝的衣襟上见到他写下的遗言，上面写道：“朕自登极十七载，三邀天罪，致虏陷地三次，逆贼直逼京师，诸臣误朕也。朕无颜见先皇于地下，将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可将文官尽行杀死，勿坏陵寝，勿伤我百姓一人。”至死之时，他将失败的命运完全归怨于文臣们。然而，十余年的统治，事事独断，事事亲为，自信至极而成自负，渐流于刚愎自用而不自知，他自身也是要对明朝的灭亡负责任的！大臣们说，皇帝年轻气盛。例如，内阁大学士刘鸿训就曾对人说：“皇上毕竟是冲主。”无论自己承认与否，十七年的惨淡经营以及最终的殉国，的确是明朝皇帝朱由检为年轻付出的代价。

李自成农民军将崇祯帝的梓宫移置昌平，被当地人安葬。清军入关，摄政王多尔衮为收拢人心，以帝礼将其改葬于思陵，命臣民服丧三日，初谥为“端皇帝”，庙号“怀宗”。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八月，著名史学家谈迁北游，于莽棘之中拜谒思陵。时陵户仅八人，祭田一顷而已。守陵太监感慨道：“崇祯家老奴不过如此！”然而，作为亡国之君，他还能要求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