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五卷——江南市镇

明仇英绘《清明上河图》（局部）

白墙黑瓦、小桥流水，古镇宁静的夜晚，意境悠远。然而，如果时间可以倒流，回到几百年前，今天古色古香、恬淡宁静的江南市镇，却曾经是作坊林立、富商云集、车水马龙的工商业中心。这一座座桥梁，历经昔日的繁华，承载着历史的沧桑。

高速发展的江南市镇。历史上所谓的江南地区，主要是指长江三角洲及太湖流域，包括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等六个府。江南地区是明清两代最繁荣富庶、最有文化气息的地区，城市化的程度非常高，不仅有苏州、杭州等大型城市，而且有星罗棋布的市镇。明清地方志对于“市镇”的概念也有一些解释。明弘治年间的《吴江县志》说：“人烟凑集之处，谓之市镇。”清乾隆年间的《湖州府志》则明确将市镇与村落对称，说：“田野之聚落为村，津涂之凑集则为市为镇。”明天启年间刊刻的《吴兴备志》则说：“商贾聚集之处，今皆称为市镇。”从这些定义来看，市镇一般有以下几个条件，即具备一定的人口密度，是商人聚集的商业聚落，而且多半分布在交通要道上。在明清时代编纂的供商人出行的手册上，江南市镇往往是商人们的必经之地。据学者统计，明清时期，中国约有七千一百个小型城市，其中绝大部分是市镇，而江南地区的市镇，在规模和密度上都是具有代表性的。江南市镇体现了明清以来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反映了江南都市化的进程。

市镇起源于集市。唐宋时代，随着坊市制的解体，农村地带开始出现商品中心地，并形成一定的流通网络。因此，有些集市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或宋朝。到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作为基层市场的集市开始大量兴起，在北方多称为“市”或“店”，在南方多称为“集”“场”或者“墟”。根据美国学者施坚雅的研究，一个典型的集市，是一个约有十八个村和一千五百家农户的核心点，所及范围约为五十平方公里的六角形地区，而这样的六角形式的市场区域可以不断地向高一级市场延伸。集市可以分为不定期的较为原始的集市和定期的较为成熟的集市。

《药铺图》中反映的明朝城市生活

农村集市的大规模发展，是在明代中叶以后。大约在16世纪，集市的数目在一万左右。以华北平原为例，河北有集市一千二百二十二个，平均每个县9.4个；山东有集市一千七百四十七个，平均每个县16.8个。市镇就是从集市发展而来的，但市镇却摆脱了集市几日一集的模式。在明代江南，已经见不到几日一集的集市的痕迹，取而代之是一个个被日本学者称为“地方都市”的人口稠密、商店林立、经济繁华的市镇。另一方面，原有的军事性的、行政性的城镇，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蜕化为工商业的据点，构成江南市镇的一部分。

从时间上来说，16世纪，江南市镇进入高速发展时期。以苏州府吴江县为例，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弘治年间，吴江县只有两个市和四个镇，即县市、江南市、平望镇、黎里镇、同里镇和震泽镇。到16世纪中期的嘉靖年间，吴江县已经有十市四镇。增加的八个市分别是八斥市、双杨市、严墓市、檀丘市、梅堰市、新杭市、盛泽市、庉村市。比较起来，镇的规模一般比市要大。市的人口规模，一般在一百户到三百户之间，很少有超过五百户的，而镇的规模一般在一千户以上。随着市的规模扩大和地位上升，市也会升格为镇。例如，嘉靖年间兴起的吴江县盛泽市，到清朝康熙年间《吴江县志》的记载中就已经升格为镇了。

主副倒置，农业商品化。江南市镇中，往往出现主业与副业倒置的现象，农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而副业——如丝织业、棉纺业反而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例如，在苏州府吴江县的盛泽镇，农民主要从事纺绸业，重要的经济来源也是纺绸，甚至会任由土地荒芜。

从市镇的空间分布上来说，明清重要的、大型的市镇集中出现在江南，这不得不从江南经济的开发谈起。自唐宋以来，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江南地区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枢纽，无论是人口、税额、农业生产与商品经济，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的。然而，随着人口的增长，江南地区的人口压力逐渐增大，人口与耕地之间的矛盾也在逐渐加大。唐代以来，江南农民通过修筑圩堤，不断开发适合耕种的低地湿田，叫作圩田。明代，江南耕地开发饱和，外延式的“圩田”走到了尽头。人们只能通过“分圩”的手段分割大型“圩田”，以便将残存于大型圩田内心处的湿地改造成耕田。有资料记载的较早的“分圩”活动是在宣德七年（1432年），最晚则是在17世纪中期，即清朝初年。这表明耕地紧张是明代以来江南地区的普遍现象。此外，明清时期的江南重赋，也是一个原因。人口膨胀、耕地紧张、赋税繁重，共同构成了江南农业商品化和市镇兴起的背景。

在人口膨胀、耕地紧张、赋税繁重的背景下，江南农民只有通过调整种植结构来寻求出路。原来用以种植粮食的耕地，改种了棉花、桑树等经济作物；原先的副业——纺织业成了人们的主业；原来的重要粮食产区江南地区，开始在粮食上依赖湖广地区的供应。农业结构的调整和纺织业的兴起、粮食贸易的频繁，终于成就了江南工商业市镇的兴起。江南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化，最集中地体现为棉纺业和丝织业的发展，而棉纺业和丝织业专业市镇也占江南市镇的绝大多数。

苏州水巷

棉纺业主要集中于松江府一带，即今天的上海一带，包括当时属于苏州府而现已划归上海市的嘉定县等地。明清以来，以松江府为中心的地区，形成了一个棉纺织业的专业地带，棉花也在这一带普遍种植。据明万历《嘉定县志》记载，当时全县耕地约12986顷，其中不能种植作物的板荒地1301.9顷，种稻的田地为1311.6顷，种植棉花和豆类等经济作物的田地为10372.5顷。也就是说，大约百分之八十九的可耕土地，都用来种植棉花和豆类了，故《嘉定县志》说：“种稻之田约止十分之一，其余只堪种花、豆。”但是，松江府一带的棉纺业，也并非完全以当地棉花为原料，还会从华北和长江中游各省输入棉花。明末的上海县人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就谈到棉花与布在南北之间交换的情形——“吉贝（指棉花）则汛舟而鬻诸南，布则汛舟而鬻诸北”。在嘉定县织成的棉布，也远贩到北方各省，所谓“商贾贩鬻，近至杭、歙、清、济，远至蓟、辽、山、陕”。松江府最著名的棉纺业市镇，有朱泾、枫泾等镇。清人顾公燮在《消夏闲记摘抄》中说：“前明数百家布号，皆在松江枫泾、朱泾乐业，而染坊、踹坊、商贾悉从之。”

太湖流域是丝织业市镇密集的地区，大批丝绸业市镇分布于太湖东南面积不大的扇形地带上。万历年间的官员张瀚在他的《松窗梦语》中说：“大都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纻，而三吴为最。”所谓的“三吴”，就是指太湖沿岸的湖州、苏州等地。明朝人徐献忠在《吴兴掌故集》中说：“蚕桑之利，莫盛于湖。”明代中后期，种桑养蚕已成了湖州人的主业，而粮食种植反成副业。种桑养蚕与市场的结合非常紧密。有一些养蚕人自己不种植桑叶，而是从市场上购买桑叶，俗称“看空头蚕”。太湖流域的市镇上，不仅有丝行、绸行，还有经营桑叶售卖的桑行。湖州府农民生产的优质湖丝，又叫“辑里丝”，并不是用来自己消费的，而是全部投放于市场。天启《吴兴备志》说：“湖丝虽遍天下，而湖民身无一缕。”而且，湖丝不仅远销南北，还漂洋过海，成为晚明以来中国对外出口的主要商品之一。

从《素女九张机》可以推想明代丝织业的繁盛

在江南的丝织业专业市镇中，最著名的有湖州府南浔镇、双林镇，嘉兴府濮院镇，苏州府震泽镇、盛泽镇等。南浔镇是湖丝的主要集散地，在嘉靖年间已经是“烟火万家”，其繁荣程度超过了县城和府城。盛泽镇在苏州府吴江县，是吴绫的集散中心。明末出版家冯梦龙在小说《醒世恒言》中曾形容盛泽镇的商业盛况：“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西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乃出产锦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江南养蚕所在甚多，惟此镇处最盛。”濮院镇在宋代是一个草市，元代升格为镇，到明隆庆、万历年间，濮院镇的纱绸“制造绝工”，濮绸的声誉也远近闻名。万历初年，濮院镇已经变成了一个商肆栉比、居民万家的丝织业专业市镇。震泽镇在元代的时候，也只是一个小市。它的兴起是在明代中期。清代乾隆年间编写的《震泽县志》曾追述明朝震泽镇的绸业发展史，明朝成化、弘治年间以后，震泽镇一带的农民开始精通“绫绸之业”，“相沿成俗，于是震泽镇及近镇各村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双林镇所织的纱，“名目繁多，有花有素”，因而“客商云集，贩往他方者不绝”。

除了棉纺业和丝织业市镇外，江南市镇中还有其他一些专业市镇，经营不同的工业，如盐业、榨油业、笔业、冶业、窑业、渔业、编织业、竹木山货业、刺绣业、烟叶业、制车业、造船业、海运业、丝织业、棉布业、米业等等。例如，湖州府的善琏镇，就是以制笔业为主的市镇。善琏镇生产的湖笔，与徽墨、端砚、宣纸并称中国古代文房四宝中的精品。湖州乌程的织里镇，是杭嘉湖地区的造船业中心，在地方志中有“小湖织里业造船”的说法。原属崇德县、后属桐乡县的石门镇，是有名的从事榨油业的市镇。在明朝万历年间，石门镇有榨油作坊二十家，每家雇用数十名工人，雇工人数达到八百余人。苏州吴江县的黎里镇、平望镇，则主要从事粮米贸易。黎里镇东栅的米市，“每日黎明，乡人成集，百货贸易，而米及油饼为尤多”。此外，周庄镇的编织业、章练塘镇的制车业，也都是远近闻名。总之，市镇的出现，不是行政运作的结果，而是商业及手工业集聚自然形成的结果。

商业与文化气息的融合。市镇的明显标志是它的四栅。由于大部分江南市镇位于交通便利的水道上，水路交通四通八达，因此，为保证镇区治安，镇区外围的桥梁的桥洞下通常会设置栅栏门。水栅设置于镇的东南西北四面，故称“四栅”。实际上，有些市镇不只是有四个水栅，也有七栅、八栅的，甚至有十二栅的，但仍然通称“四栅”。有些市镇还在镇区外围的道路上设置陆栅，就类似城门了。四栅配备栅房，雇募栅丁。这样，四栅、栅房、栅丁，共同构成了市镇的管理与防卫体系。四栅之内，便是市镇的镇区。有些大型市镇的镇区规模，已经超过了临近的县城或府城。例如，乌青镇位于湖州府乌程县与嘉兴府桐乡县之间，镇区方圆十八里，而无论湖州府城，还是嘉兴府城，方圆都只有十二里。

按市镇的四栅计算，市镇方圆一般不过数里，大的市镇也只有方圆十几里。但是，市镇辐射的范围却很广，通常能影响方圆数十里以外。环绕市镇的几十个乃至上百个村落，一般被学者称为市镇的“乡脚”，或者“附镇村落”。市镇是这些村落与外部世界进行商品交易的市场中心：村里的商品运到市镇进行销售，而外面来的商品也由市镇集散到各个村落。

江南的大型市镇，像南浔镇、盛泽镇、乌青镇、濮院镇、王江泾镇等，人口都在一万户左右。例如，王江泾镇在明代万历年间，“居民可七千余家”。嘉靖末年，郑若曾编《筹海图编》，说：“至于市镇，如我湖归安之双林、菱湖、琏市，乌程之乌镇、南浔，所环人烟小者数千家，大者万家，即其所聚，当亦不下中州郡县之饶者。”嘉靖年间，有人说青镇“居民不下四五千家，丛塔宫观，周布森列，桥梁阛阓，不烦改拓，宛然府城气象”。

市镇的人口结构既不同于乡村，也不同于府城或县城。在市镇十分紧凑的街市范围之内，往往“工贾艺术杂处”。其中，有外地来的客商，也有久居市镇的坐贾，他们为市镇带来了巨额的白银。有专门从事居间贸易的牙侩及其雇用的店伙，他们充当贸易的中介，是市镇经济运行的枢纽。在江南市镇中，规模最大的一般是丝行、布行或绸庄。市镇中还有一定规模的手工作坊，如染坊、练坊、踹坊等。因此，作坊主及其雇用的工匠也是市镇人口中的一部分。此外，有开设茶楼、酒肆、饭馆、商店的店主及其雇用的店伙，也有亦工亦农的农业人口，还有仰食于市镇的脚夫、乐人、市井流氓。这样三教九流的人物聚集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很有生气的社会，一个充满活力的商业中心、工业中心。然而，在这浓重的商品气中，却还不能忘了，士大夫们往往会因为市镇的交通便利、经济发达和信息灵通，选择临近的市镇居住。于是，江南市镇便又成了一个区域的文化中心。

市镇是商业与手工业中心，是人流与物流的集散地。它不像县城和府城那样带着某种僵化、凝固的惰性；相反，它是富有开放性和进取性的。四里八乡的农民到这里来出售自家生产的商品，天南海北的商贾到这里来收购畅销于国内外的各种商品，并把它们运销到全国各地的市场。它是充满活力的、不断发展的经济中心地，不像乡村那样带着封闭性。

在商品经济的脉动下，在喧闹的市井之中，财富的激增，推动着士大夫们营建了一处处曲径通幽的江南园林。园林不仅显示出士大夫的财力与成就，也展现出士大夫的文化品位。在明代，南翔镇不仅是一个棉布业中心，同时也是文人荟萃、风流蕴藉之地。仅明朝一代，南翔镇就有进士十人、举人十六人。像编纂《续文献通考》的王圻，就是南翔镇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的进士。南翔镇的士大夫，对于园林格外喜爱。万历二十年（1592年）的进士李流芳，在南翔镇的北市营建了檀园，以水取胜，所谓“短筑墙垣仅及肩，多穿溪壑注流泉”。万历年间，一位名叫闵士籍的士人，在南翔镇东营建了猗园。猗园在清乾隆年间翻新，改名古漪园，为南翔胜景。明清两代，南翔镇的著名园林还有计氏园、巢寄园、桐园和怡园等。

湖州府的南浔镇是比较典型的江南市镇。南浔镇是位于太湖东南面的市镇，隶属于湖州府的乌程县，最早兴起于南宋。从湖州到平望的运河，沿东西方向从镇中穿过；南北方向的市河，与运河在镇中心交汇，是典型的“十字港型”市镇。民国《南浔镇志》记载：“十字港，……（在）运河与南北二市河交互相贯处。”明清时期，每年都会有大批的船只来到十字港，采购优质的湖丝——辑里丝。清乾隆年间曹仁虎的《浔溪竹枝词》写道：“听道近年丝价好，通津桥口贩船多。”通津桥位于十字港正中，是全镇的水陆码头。南浔镇的规模很大，东西三里，南北七里。到明代嘉靖、万历年间，“阛阓鳞次，烟火万家”，繁华的程度已经超越县城和府城。当时的俗谚就说：“湖州一个府，不及南浔半个镇。”富商大贾出才子。在明代，南浔镇的人文气息也很浓厚，曾经出过七名进士、二十七名举人。著名的湖州董氏——董份的家族，就位于南浔镇。董份曾在南浔镇的东栅建造了一座别墅，名为“泌园”。董份《园中》诗写道：“清溪迤逦曲通源，野径池深昼掩门。一鹤天空时自唳，百禽春到总能言。”刘镛在南浔镇上建小莲庄，其孙刘承干在园中修建的嘉业堂藏书楼，至今犹存。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繁华喧嚣的市镇之中，别有江南园林的清幽之韵，而浓厚的商业气和清雅的文人气，奇妙地混合在水乡泽国之间！

南浔古镇

仕女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