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五卷——王阳明心学



王阳明像

自西汉“卓然罢黜百家”后，儒学成了历代政府提倡的主流学术。汉唐时期，学者们注解儒学经典，形成所谓的“经学”。随着统治者的提倡，越来越多的原始儒家著作被推崇为经典，由“五经”发展到“十三经”。宋朝以后，学者对儒家经典的专注没有改变，但是注解的取向却发生了改变。由于大部分学者不再局限于字词的训诂，而重视对儒家经典的义理阐释，更重视儒家经典与个人修养间的关系，这便形成了学术史上的宋明理学。

在宋明理学中，最著名的有两个学者，一个是南宋时期的朱熹，后人称之为“朱子”；另一个则是明朝的王守仁。王守仁因为晚年结庐于离绍兴府城十公里的宛委山阳明洞天，又自号“阳明子”，所以人们尊称他为“阳明先生”。他是明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是明代心学运动的代表人物。

王阳明的仕途沉浮——磨炼成就了阳明心学思想。成化八年（1472年），王阳明出生于浙江余姚的一个显赫的官宦人家，向上可以追溯到晋代著名的琅琊王氏，算是东晋时期人称“王与马共天下”的宰相王导的后裔。他的父亲王华，是成化十七年（1481年）的状元，官至吏部尚书。据说，王阳明出生的那天晚上，他的祖母梦见穿着红色衣服的神人踩着云将孩子送到，抱到她的手上。梦醒后，就听见新生幼儿的啼声了。乡里人传说着这个梦，把王阳明出生的楼称为“瑞云楼”。后来，父亲王华喜爱绍兴的山水，才举家移居，离开余姚，来到浙江绍兴府城。

十一岁那年，王阳明随祖父来到北京。少年时期的王阳明就已表现出一般少年少有的豪迈。他十二岁时的一首诗，是这样写的：“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有眼如天，真是气魄不凡。十五岁时，他开始习练骑射，经常被父亲责骂为“狂妄”。大概是因为心有旁骛，王阳明的科举不算是特别顺利的。尽管天资聪颖，二十一岁就中了举人，但此后两次参加会试都没有成功，直到二十八岁那年，王阳明考中进士，步入仕途。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杜维明

王阳明曾问老师，何为天下第一等事？老师说：“读书登第。你的父亲是状元，你好好学你的父亲。”结果他说：“也许不是，也许是读书做圣贤。”他父亲王华听了以后，很高兴，也很震撼。王阳明心里的圣贤是什么样的，我们很难说，但他认为做圣贤就是天下第一等事，这是他的志向。

王阳明的宦途并不十分顺利。他在正德年间因为得罪宦官刘瑾被贬谪，嘉靖年间则因为受到在朝大臣的排挤而郁郁不得志，最后死的时候还不准其爵位世袭。不过，仕途不是王阳明的终极追求，他将自己的心灵寄托到了思想领域。

王阳明不是一个离群索居、冥思苦想的哲学家，他同时是政治家和军事家。正如他曾经对学生说过，人如果只知道静养，临事便未必能立得住。他说：“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宁静存心的状态，在王阳明看来，只是定得住气，而且会滋生喜静厌动的毛病。相反，王阳明注重在事上磨炼，而正是这种在事上磨炼的精神，最终成就了王阳明心学思想的成熟。

王阳明的政治生涯，经历过两次重大的转折。一个转折是正德元年（1506年），因为得罪刘瑾，王阳明被朝廷谪往贵州龙场驿当驿丞，在蛮荒之地居留数年，终于“悟道”。另一个转折则是正德十四年（1519年），王阳明率兵平定江西的宁王朱宸濠之变，建立了举世瞩目的奇功大业，从而极大地提升了王阳明思想的影响力。仕途的磨炼和生死体验，让王阳明的思想不断成熟，最终形成了中国哲学史上主观唯心主义的最高峰。

龙场悟道。正德元年（1506年），明武宗宠信宦官刘瑾，引起了文官们的不满。南京的科道官员戴铣等人上疏弹劾刘瑾，被逮系诏狱。时任刑部主事的王阳明上疏，请求皇帝赦免戴铣等人。这引起了刘瑾的不满。攻刘瑾一事，《明史》的记载非常简单：“正德元年冬，刘瑾逮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二十余人，守仁抗章救，瑾怒，廷杖四十，谪贵州龙场驿丞。”

事情始于刘瑾的专权。正德初年，尚在正德皇帝做太子时就小心侍奉的太监刘瑾等人，得到了正德皇帝的宠信，号称“八党”，引起内阁大学士刘健等人的不满。但斗争的最后，是刘健等人请求退休养老，而宦官刘瑾等大获全胜。这引起了言官们的不满。南京科道官戴铣等人上疏切谏，请求驱逐太监苗逵等，挽留刘健等文臣。正德皇帝见疏大怒，命令将戴铣等人逮系诏狱，施以廷杖，而后除名。王阳明想要救戴铣等人，结果救人没成，自己也被投入了监狱之中，还挨了四十廷杖，被打个半死。事后，王阳明被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遭受了仕途的第一次重大打击。

贵州在永乐十一年（1413年）始设置布政司，当时经济文化尚未充分开发。正德三年（1508年），王阳明来到龙场驿。龙场驿在今贵州省贵阳西北的修文县境内。王阳明的《年谱》中记载说：“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加上语言不通，生活极为不便。

清刊本中的苗民生活图景

在这种蛮烟瘴雨的荒山绝域，王阳明在思想上进入了“龙场悟道”的阶段，悟得人的本性中就有“圣人之道”而不必另从外物上“求理”。的确，离却了繁华，离却了政治，身处蛮荒之地，王阳明要求得内心的平静，唯一的途径便是向内求索了，超脱于荣辱得失与生死之外，让自己的心灵获得最大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从而克服和消解客观的困境。这是一种在特殊环境中实现自我的途径。

次年，王阳明受贵州提学副使席书的邀请，离开龙场，来到贵阳，主讲于文明书院。在贵阳，王阳明始论“知行合一”。“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心学的一个重要命题。他的学生们对此不能理解，讨论说：“现在人们都知道要孝敬父母，但并不能做到孝。”王阳明回答说：“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他以《大学》“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为例说，人们喜欢美貌女子，厌恶不好的气味。见到美貌女子就是知，喜欢美貌女子便是行，见到时自然便喜欢，而不是见了后再立个心去喜欢，这便是知行合一。以孝道比喻，人们称赞某人懂得孝道，一般是因为那人行事孝顺，并不是因为他会说一些孝悌的话。因此，知和行是不可分的，“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

正德五年（1510年）初，王守仁复官，出任江西吉安府庐陵县知县。八月，刘瑾被诛，王阳明也随即被召入京城，做了吏部验封清吏司的主事。此后，王阳明按着官场规则有条不紊地升迁。他逐渐显示出了他的军事才能。正德十一年（1516年），四十五岁的王阳明在兵部尚书王琼的荐举下，出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安）、赣（州）、汀、漳等地，负责赣南、闽西一带的军务。这样的任命，原意是要王守仁去镇压赣南闽北山区的农民起义，而且王阳明也很好地完成了镇压横水、桶冈一带农民起义的任务，不过这次任命最终成就了王阳明在江西的一次更伟大的军事功绩。

平定宁王之乱。明朝自成祖以后，对宗室的控制非常严密。亲王就藩后，基本上再无入京机会，甚至无故不许出城游玩。弘治年间，朝廷规定王府的姻属不得出任京官。明朝宗室逐渐沦为一个纯粹的寄生阶层，除不劳而获外，政治上则注定一无所获。然而，正德皇帝的放荡及没有子嗣，让一些皇室成员开始对皇位有了觊觎之心。正德五年（1510年），陕西的安化王朱寘叛乱。正德十四年（1519年），又有宁王朱宸濠的叛乱。

朱宸濠的高祖，即第一代宁王朱权，是朱元璋的第十七个儿子，曾帮助明成祖朱棣靖难有功，后改封南昌。朱宸濠继承王位后，在正德年间结交宦官刘瑾，恢复王府护卫军，并招纳了鄱阳湖中的水盗，构成他的主要军事力量。江西的官员或依附宁王，或调离江西。到正德十四年初，宁王反叛的痕迹越来越明显，引起皇帝及大学士们的警觉，他们决定削夺宁王的护卫。六月，朱宸濠杀害了江西巡抚孙燧等人，公开叛乱。

在得到朱宸濠反叛的消息后，王阳明从永丰县返回吉安府，募集义兵，发出檄文，出兵征讨。朱宸濠率兵六万，自九江沿江而下想要攻击南京；王阳明率领临时组建的平叛军队八万人，直捣宁王老巢南昌。朱宸濠被迫回援，与平叛军在鄱阳湖相遇，展开激战。王阳明的军队在战役中获胜，生擒朱宸濠，平定了叛乱。由于朝中佞倖的阻挠，王阳明当时没有及时在正德皇帝那里得到酬报，直到正德十六年（1521年）正德皇帝逝世后，继位的嘉靖皇帝才对王阳明的军功予以褒奖，封他为“新建伯”。

王阳明的武功，加速了他思想的传播。一位名叫胡松的学者在《刻阳明先生年谱序》中说，在此之前，人们认为王阳明的思想不过是抄袭佛教的禅宗思想而已，然而“山贼、逆藩之变，一鼓而歼之，于是人始服先生之才之美矣”。王阳明事功上的作为，为他的思想传播创造了条件。在此之前，王阳明尽管已经开始授徒，但门人数量不多。然而，正德十六年（1521年）王阳明回到绍兴以后，前来拜师学习的南方士子络绎不绝。与此同时，王阳明也提出了他的核心哲学命题“致良知”。

“致良知”——王阳明哲学的核心。“致良知”三个字，是王阳明心学的核心命题。什么是良知呢？王阳明自己曾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良知即是非之心，是认识的根源、是非的标准。

王阳明用很浅近的比喻告诉人们，当你见到一个小孩子掉入井中的时候，那种油然而生的恻隐之心，便是良知。在早年，王阳明还认为，因为人经常会遇到有私意的障碍，因此须有“致知格物之功”来战胜私意，来使良知不再受到阻碍，可以充塞流行。正德十六年以后，王阳明便独提“致良知”，认为这三个字不但揭示本体，而且是修行的功夫。

“致良知”是王阳明哲学的核心。后人因此也称王阳明哲学为良知之学。据说，有人请王阳明讲学，问他：“除良知之外，还有什么可讲的呢？”问话人的意思，是希望他不要只讲良知，不要守着“致良知”不放。王守仁用了一模一样的话来反驳他，说：“除良知之外，还有什么可讲的呢？”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杜维明

“致良知”很难理解。《孟子》里说，良知、良能就是不学而知、不学而能，也就是我们自己的性善所体现的四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原来具有的。王阳明的重大贡献，就在于把一个一般被认为是道德实践、道德哲学范畴的概念，变成了整个认识论和本体论的核心价值观念。

王阳明心学的提出，有个人的体悟，也有时代的背景。从个人学术进路上看，像当时的大多数士子一样，王阳明在青年时代也是信奉朱子学说的。他曾经认真地阅读程朱理学的书，对于宋儒朱熹所提倡的格物穷理的道理深信不疑，相信“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在他二十一岁的时候，他突发奇想，想从父亲庭院里的竹子之类的“物”里看出“理”来。在接下来的七天七夜里，他对着竹子沉思冥想，结果非但没有悟道，反而病倒了。从“格竹”的失败，以及龙场的苦难，到平定朱宸濠叛乱时的处变不惊，王阳明的思想得到不断的升华，最终离开朱子学说而形成了主观唯心主义的王阳明心学。

从学术背景上看，明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规定科举考试以宋儒程颢、朱熹等人的注释为标准，又纂修《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及《性理大全》，汇集程朱诸家理学之说，颁行于各地儒学。在科举风向标的指引下，士子非程朱之书不读。程朱理学因此成为正统的官学。明初著名思想家薛瑄就曾经这样说过：“自考亭（朱熹）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意思是说，朱熹以后，大家都遵从朱子的思想就可以了，不要再有独立的思考与写作了。

然而，思想界因袭程朱旧说而缺乏创新的状况，使一些学者感到压抑。他们转而开始寻求新的思想出路。到明朝中期，心学的萌芽从程朱之学中悄然冒出。率先突破程朱理学的思想家是陈献章。陈献章的老师吴与弼谨守程朱准则，但陈献章却崇尚自然，主张“静中养出端倪”，强调内心体悟，不拘束于外在教条，被视作由朱子学转入王学的中间环节。有了之前学术界强调“心学”的风气，才有了16世纪初王阳明心学的出现。然而，在宋明理学之中，王学却又是“心学之最高峰”。

王阳明的“心外无理”和“致良知”，继承了宋代陆九渊以来的心学传统，故后人多将二人并称为“陆王”。然而，王阳明的心学与官方认可的程朱理学存在分歧，这种分歧具体体现在若干对于经典的解释上。

朱熹以来，理学家推崇四书，即《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大学》的第一句话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即大学的三纲领，又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称作八条目。在三纲领和八条目的解释上，王阳明与朱熹都有不同。例如，朱熹认为，“亲民”的“亲”是“新”的意思，是“改变旧习”的意思，是指一个人自己的修养达到一定程度后，推己及人，帮助别人改变其所受的习气的污染；“止于至善”，就是深刻认识到“事理当然之极”。但是，王阳明不同意这种解释，认为“亲民”二字不应解释为“新民”，“亲民”的“亲”就是让百姓感受仁爱、得到教养的意思；“止于至善”也不应该像朱子所说的那样，是因为“事事物物都有定理”，深刻认识到“事理当然之极”就是“止于至善”，而是要在自己的心上求“至善”，因为“至善是心之本体”，天下没有“心外之事”，也没有“心外之理”。王阳明比喻说，孝顺父母，孝顺的道理自然不是到父母身上找，而是要从自己的内心找。如果用树木来比喻，心是根，而道理只是从根上发出来的枝叶。朱熹解释“格物”说，“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然而，王阳明解释“格物”却说：“格，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凡此种种解释，都与朱熹的正统学说有区别。

16世纪初的王阳明心学，如同一道强烈的闪电，打破了当时死寂的学术风气，打破了朱子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吸引了大批年轻的士子，但也因此招来了朱子学者的攻击。他们把王阳明的新奇之说视为“异端”。在嘉靖二年（1523年）由礼部主持的科举会试中，策论的试题影射王阳明学说，批评王阳明的心学“阴诋吾朱子之学”。面对这样的策论试题，正参加会试的王阳明门人徐珊，扔下一句“我岂能昧着良知以媚俗”的话，不答题就出了考场。

嘉靖七年（1528年），王阳明病逝。朝廷非但没有表彰这位尽职而死的大臣，反而惩罚性地不给予他恤典，新建伯的爵位也不能由他的后代继承。在给吏部的批复中，嘉靖皇帝说：“守仁放言自肆，诋毁先儒，号召门徒，声附虚和，用诈任情，坏人心术。近年士子传习邪说，皆其倡导。”皇帝的态度无疑是在说，王阳明的学说就是歪理邪说。如此不公正待遇，对王阳明心学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然而，阳明学派的活动却并未就此终止，相反还引起了士人阶层的逆反心理。王阳明的死以及相继而来的纪念和祭祀活动，催生了许多的祠堂与书院。阳明的门人，以书院为基地传播王阳明的良知之教。在嘉靖年间，南直隶、江西、浙江等地书院林立，讲学之风盛极一时。《明史?儒林传》的序中说：“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

万历十二年（1584年），在王阳明死后五十四年，王阳明从祀孔庙。终明一朝，能够从祀孔庙的学者只有四人，即薛瑄、胡居仁、陈献章和王阳明。王阳明的从祀，表明王阳明心学最终得到了官方的认可。王阳明心学后来还传入了日本、朝鲜等国。

《圣庙祀典图考》中的王阳明

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写下《明儒学案》一书，把王阳明的门人按地域分为“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楚中王门”“粤闽王门”“北方王门”“泰州学派”等派别。最杰出的当数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和泰州学派，前者以浙江山阴（今绍兴）的王畿、余姚的钱德洪为代表，后者以江西安福的邹守益、泰和的欧阳德为代表。

王阳明的学生之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王畿。王畿是浙江绍兴人，字汝中，号龙溪。嘉靖六年（1527年），王阳明受朝廷起用，前往广西征讨思、田。临行前，王阳明给学生留下了四句教言，即“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便是著名的“四句教”。王畿对四句教做了进一步的诠解，他说：“心体既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知亦是无善无恶，物亦是无善无恶。”这即是王畿的“四无说”。在王畿看来，心体既然是至善的，至善是没有“恶”可以与之相对的，所以便是“无善无恶”的。实质上，王畿的“性无善无恶”论是深得王阳明的精髓的。王阳明自己就曾经说过：“至善者性也。性元无一毫之恶，故曰至善。”然而，在一些志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儒家士大夫看来，“四无说”跟儒家自《孟子》以来的性善理论是相冲突的，容易让人心陷入无所忌惮的状态，为害不浅。

泰州学派的发展离王阳明更远。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是泰州安丰场（今江苏东台）人，出身煮盐的灶户，读书不多，他强调圣人之道就是百姓日用之道。他的学说，有着学术民间化、儒学平民化的趋向，而且强调自我，具有向个人主义发展的趋向。

泰州学派之中，后来涌现了一些被形容成“赤手以搏龙蛇”“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的叛逆思想家。李贽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李贽，字宏甫，号卓吾，福建晋江人。他追求个性与行动的自由，也攻击儒家经典，认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要求人们有一颗没有受到知识和伦理熏染的“童心”。李贽的著作流传很广，引起了儒学卫道士们的恐惧。万历三十年（1602年），朝廷逮捕正在通州养病的李贽。在狱中，李贽以剃刀自刎。

李贽像

李贽之死，也表明王阳明心学的末流越来越跟当时的社会脱节而受到扼制。在整个明末清初，对王阳明心学的批评和对朱子学的重新提倡越来越明显。晚明著名的东林学派领袖顾宪成和高攀龙都提倡学术上回归程朱之学。明朝灭亡，清兵入关后，清王朝观察到学术界的动向，转而尊崇程朱理学。至此，在明朝流行一百余年的王阳明心学逐渐衰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