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五卷——土木堡之变



明英宗朱祁镇像

农历八月十五日，对于五百多年前的明朝人来说，已然是一个重要的节日。在这天的夜里，人们会摆出美味的月饼瓜果，用以拜月。皇宫中，惯常是要赏花的，秋海棠、玉簪花此时开得最艳。总之，团圆本应是这个夜晚的主题。然而，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中秋夜，在距离北京一百公里处的土木堡，却全然没有团圆的气氛，到处浸透了鲜血和死亡的气息。二十三岁的年轻皇帝朱祁镇所率领的五十万明朝军队，在土木堡溃败！

宦官专权与边疆危机。朱祁镇，出生于宣德二年（1427年）十一月十一日。据说，还在朱祁镇学说话的时候，父亲朱瞻基曾将他抱到膝上，问：“他日为天子，能令天下太平乎？”小朱祁镇应声答道：“能。”朱瞻基又问：“有干国之纪者，敢亲总六师往征其罪乎？”小朱祁镇回答说：“敢。”这则记载，对于朱祁镇后来的命运来说，真是一种讽刺。首先，明英宗朱祁镇统治时期，明朝并不太平！其次，朱祁镇倒确实是敢亲率六师御驾亲征，但最后带来的不是成功，反而使自己成了俘虏，还给明朝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与明代其他皇帝不同，朱祁镇一生中曾经使用过两个年号——正统和天顺。两个年号之间，是他的弟弟朱祁钰统治的景泰年间。所以，人们更多称呼他的庙号——英宗。土木堡之变，是朱祁镇一生的重要转折，也被一些历史学家当作明代前期与中期的分界线。

俘虏朱祁镇的，是蒙古的瓦剌部。1368年，徐达率领的明朝北伐军攻克元大都，元顺帝北逃，从此结束了元朝近百年的统治，标志着明朝统治的确立。但是退居漠北的蒙古军事贵族并不甘心失败，时刻准备伺机南下，成为明朝严重的边患。明太祖朱元璋曾经多次命徐达、蓝玉等大将北伐远征，明成祖朱棣更是曾经五次亲征，还将都城迁到临近北边防线的北京。但是，来自蒙古诸部的威胁却无法彻底根除。

蒙古内部鞑靼、瓦剌部的内斗也很严重。14世纪初，瓦剌逐渐强大起来。瓦剌部首领脱欢向东攻杀了鞑靼的阿台吉和阿鲁台，拥立元朝皇帝的后裔脱脱不花为可汗，自称丞相。脱欢死后，他的儿子也先继承了父亲的权力，称太师淮王，掌握实际权力。

也先及其瓦剌部崛起时，明朝开始进入一个动荡期。之前的洪熙、宣德两朝，经济发展，政治清明，被史家称作“洪宣盛世”，足以与汉代“文景之治”以及唐朝的“开元盛世”相提并论。雍容典雅的“台阁体”文风和书画艺术，在宣德年间达于极盛。盛极而衰，在宣德十年（1435年）朱瞻基病逝后，明王朝开始遭遇一系列的危机，包括宦官专权、大规模的流民起义以及边疆危机。

朱瞻基山水人物画

朱瞻基逝世后，继立的朱祁镇年仅九岁。正统初年，政局操纵在太皇太后张氏和内阁学士“三杨”的手中。正统七年（1442年），太皇太后张氏去世，之后，内阁“三杨”或病逝，或年迈，政治权力逐渐集中到宦官王振之手。

王振是蔚州（今河北蔚县）人，相传曾经当过儒学教官，实际乃自幼净身入宫，有文化，能教宫女们读书。宣宗朝，王振侍奉太子朱祁镇读书，后升任司礼监太监。朱祁镇即位后，对王振很信任，称“先生”而不直呼其名。王振是明朝历史上第一位专权擅政的宦官。一些正直的大臣如刘球，因为弹劾王振被逮入诏狱，谋害至死。王振权势最盛时，公侯勋戚都称呼他为“翁父”。后来王振在土木堡之变中被乱兵杀死，英宗朱祁镇复辟后，还在智化寺内为他修建“旌忠祠”。

正统朝后期，明王朝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都很尖锐。正统十二年（1447年），在浙江南部的非法采矿者叶宗留揭竿而起；正统十三年（1448年），福建西北部的佃农邓茂七公开造反。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起义被镇压之后，义军残部依旧在闽、浙、赣交界地带活动。

智化寺

智华寺内存王振像

正统四年（1439年）起，明朝政府在麓川一带（今云南瑞丽一带）发动了长达十年之久的麓川之役，以平定麓川宣慰使思任发及其子思机发的叛乱，前后三次用兵，每次用兵十余万人，消耗了巨大的财力物力。因此，当正统十四年瓦剌入侵山西大同，朱祁镇决意亲征之时，明朝政府实际上面临东南、西南、北部同时开战的危险。

正统十四年，无论是皇帝还是权势熏天的宦官王振，都是积极的好战派。王振好战，是希望通过军功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为此，他极力怂恿年轻的皇帝御驾亲征。虽然吏部尚书王直率领百官竭力劝阻和抗议，但在王振的强势下根本不起作用。

对于年轻的皇帝本人来说，他也希望能够驰骋沙场，有一个英武的形象。后来号称贤明的弘治皇帝，在弘治十四年（1501年）就想向明成祖朱棣学习，出塞亲征，他对兵部尚书刘大夏说：“太宗频出塞，今何不可？”幸亏刘大夏应对得很聪明，说：“陛下神武固不后太宗，而将领士马远不逮。”朱祁镇距离自己的曾祖父北征，不过三十年，而距离自己的父亲屡次巡边的举动，则不过十余年。因此，他效法祖、父，巡边北征的愿望也就更为强烈。正因为此，清初著名的史学家谈迁说：“宣宗巡边，偶而取胜。然而兵无常势，土木堡之陷是过于蔑视强胡的后果。”

危机重重中的草率决定——御驾亲征。七月十六日，朱祁镇命郕王朱祁钰留守，自己亲率明军从北京出发，随行文武大臣有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埜，内阁学士曹鼐、张益等人，宦官王振也陪同出征。由于准备仓猝，军队只准备了一个月的口粮。以这样的储备深入草原与蒙古骑兵作战，无疑非常冒险。据说，从北京出发之后，途中，内阁学士曹鼐曾秘密与从征的御史们商议，想派武士一人将王振打死，以劝止皇帝御驾亲征。但是，“诸御史惴惴无敢应者”。于是，大军浩浩荡荡地出了居庸关，在七月二十三日到达了宣府，八月初一到达大同。

到达大同后，王振得到了大同总督军务西宁侯宋瑛、总兵朱冕在七月十六日的战役中战死、全军覆没的惨败消息，非常惊恐，决定退兵。几十万军队徒劳地转了一圈，掉头向京城返回。

大同副总兵郭登通过内阁学士曹鼐向皇帝建议，大军从紫荆关（今河北易县西）退回京师，可保安全。王振请求皇帝顺道巡幸自己的老家蔚州。然而，军队快到蔚州时，王振担心军队经过会毁坏自己家乡的农作物，决定改道。军队折而向宣府前行。八月初十，明军抵达宣府，但瓦剌骑兵已经追到。朱祁镇一面派兵拒战，一面继续往京城退却，负责断后的成国公朱勇及四万军队全军覆没。

八月十三日，明军抵达土木堡，距离怀来城仅二十余里。土木堡是居庸关通往宣府、大同的交通要道上的一个驿站，位于狼山西麓，东距怀来卫（今河北怀来）二十五里，周围百里内高峰林立。王振为了等候自己的千余辆辎重车，不肯进城，明英宗便也驻留在土木堡狼山之上。兵部尚书邝埜请皇帝以精兵断后，被王振呵骂，诸臣只能在帐中愤泣。八月十四日黎明，瓦剌军队追到土木堡，包围了明朝军队。八月十五日，明朝军队溃败，大批文武官员死于此役，王振也死于乱兵之中。据明人刘定之《否泰录》的记载，这次战役中，“虏众仅二万，我师死伤过半”。

土木堡之役，明朝五十万军队为什么会被两万的瓦剌军队击溃？有学者认为，明军五十万人的说法不准确，明朝随征官军人数可能是三十万左右，而且在之前的几次拒战中又损失了约五万人。然而，即便如此，二十余万的明军何以被两万的瓦剌军队击败呢？这场战役中明军失败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明军所驻扎的土木堡周围尽皆高山，难以让数十万的明军展开；二、明军驻扎在狼山上，离水源地太远，掘地十余丈又不能得水，人马饥渴；三、八月十五日，王振派人前去与瓦剌军队议和，趁机命令移营前往十余里外的河道就水，结果导致阵势动摇，反而遭到瓦剌铁骑的突袭。

正统皇帝被俘的消息，在十六日晚上十二点左右传到皇宫，送信者来自怀来卫。怀来卫的信息来源，是由千户梁贵带来的书信，而书信则是由一位名叫袁彬的锦衣卫校尉在正统皇帝朱祁镇的授意下写的。

袁彬在后来追忆的《北征事迹》中记载说：“十六日，皇上在雷家站高岗地上众坐，达子围着。是臣远观，认的是我英宗皇帝。臣叩头哭，上问：‘你是甚么人？’臣说是校尉。……又问：‘你会写字不会？’臣说会写。就令在左右随侍答应。”英宗朱祁镇写信的意思，是让宫中多拿财宝来赎他。

十七日，皇太后孙氏、皇后钱氏用八匹马驮着大批珍宝，派使者送往也先营里，企图赎回朱祁镇。不过，显然也先的目的不止是金银财宝。从十七日开始，也先就带着朱祁镇到宣府、大同等城下，以朱祁镇为要挟，要求打开城门。各镇守军或者不敢轻信，或者害怕城池失陷，顶着抗旨的危险，只是提供了一些银子，坚决不向裹挟着英宗皇帝而来的瓦剌军队妥协。

“救时宰相”于谦领导北京保卫战。八月十七日，前方兵败的消息在京城蔓延开来。面对危急的形势，留守北京的皇室及大臣们立即做出几项重要的反应。

一、因为国不可一日无君，皇太后八月十八日命正统皇帝的弟弟郕王朱祁钰监国；九月初六，朱祁钰正式即皇帝位，改次年为景泰元年；同时，遥奉朱祁镇为太上皇，立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为太子。

二、追究土木堡之变的责任，诛灭王振全家及其党羽。在八月二十三日的午门之前，愤怒的官员们在给事中王竑的带头之下，将王振的党羽同时也是当初杀害刘球的锦衣卫指挥马顺活活打死。有官员脱靴击打马顺，将马顺的眼珠都打了出来，一时“血流门阈”。

三、议定京城战守事宜。由于明军新败，人心惶惶，有些官员因为害怕京城不保，开始将自己的家眷送往南方。翰林院侍讲徐有贞就是典型的逃跑主义者。他说，京城守军不到十万人，根本无法抗挡瓦剌军队的进攻，建议迁都南京。但是，兵部侍郎于谦坚决主张留守北京。于谦认为一旦南迁，极有可能落得当初南宋那样的下场，只能划江而治。他说：“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于谦主战的想法，得到了监国朱祁钰的首肯。

于谦像

于谦（1398—1457年），字廷益，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永乐十九年（1421年）进士。于谦的相貌谈吐都很儒雅，所谓“风骨秀峻，音吐鸿畅”。不久，于谦任监察御史。监察御史官仅七品，但作为“言官”却有相当程度的建言权。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于谦随朱瞻基征讨反叛的汉王朱高煦，受命数落朱高煦的罪状时，“其言皆正大剀切”，深为朱瞻基所欣赏。宣德五年（1430年），朱瞻基特别选拔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巡治河南、山西两省。由正七品的御史到正二品的兵部侍郎，于谦在当时是破格提拔的典型。

于谦前后两次巡抚河南、山西，鞠躬尽瘁，不辞辛苦。正统十三年（1448年），于谦回朝，任兵部左侍郎，时年五十岁。明史学家吴智和先生评论道：“回顾谦自中进士留居翰林数年，随侍瞻基左右，学艺精进，及出为监察御史、巡抚，兴革地方诸弊，要在必行。以如是干练外官，又清廉不媚权贵，上追历代名臣贤相。即无‘土木之变’，亦将与世不朽！”土木堡之变后，监国朱祁钰先让于谦代理兵部尚书。八月二十一日，于谦正式担任兵部尚书，主持北京防务。土木之变，将于谦推到了历史的前台。

于谦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指挥能力。他加强宣府、大同、紫荆关、居庸关等边塞军事要地的防守，修缮关隘，严令守将不得出城。也先挟英宗到大同。大同守将郭登拒绝开城，声称：“奉命守城，不知其他。”如此一来，也先以手中的俘虏英宗皇帝四处讹诈之策，便不再奏效了。

为弥补京城兵力不足，于谦建议将南北两京和河南备操的军士、运河沿岸运粮的漕军、山东等地沿海备倭的军士，都调来守卫京师，同时还派出官员到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等省招募民兵。由于担心通州粮仓被瓦剌军队抢劫，于谦发动京城军民到通州取粮，朝廷给予运费。于谦还起用之前兵败下狱的将领石亨，让他总领京城兵马。到九月底，北京已经集中二十余万守城部队，且军纪严明，整个北京一带的防务得到了整顿和加强。

十月，瓦剌军队分三路大举向明朝进攻，一路由也先率领主力部队攻打紫荆关，一路进攻宣府镇，一路由古北口进犯密云。十月初九，瓦剌军队攻破紫荆关。居庸、紫荆、倒马，为京师防卫的“内三关”。由居庸关入，则势必先经地形复杂、易守难攻的宣府镇。紫荆关在保定府易州西八十里，为京师西南屏障，“宽敞多歧路，守者素不为备”，土木之变后由孙祥、韩青驻守。也先选择从残破的大同直趋紫荆关，是有战略眼光的。两天后，瓦剌军队逼近京师。

居庸关长城

大敌当前，于谦采取了积极的防御策略。他命令诸将分领二十二万士兵，列阵京师九门外：石亨在德胜门，陶瑾在安定门，刘安在东直门，朱瑛在朝阳门，刘聚在西直门，顾兴祖在阜成门，李瑞在正阳门，刘德新在崇文门，汤节在宣武门。当瓦剌兵临城下时，于谦更是不顾自己的安危，亲自率军布阵于德胜门外，准备对抗瓦剌的主力。他颁发严格的临阵军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

明代铁炮

北京保卫战从十月十三日打响，持续五天。十七日，没有讨到便宜的瓦剌军队自动解围，挟带着正统皇帝自紫荆关撤退，途中一路劫掠。出紫荆关后，也先见朱祁镇，宰马，割下马肉，烤了给朱祁镇，并说：“勿忧，终当送还。”此时，明朝已改立了新的皇帝，也先手中的太上皇朱祁镇，已成了一张没有用处的牌！也先后来对明朝使臣李实说：“太上皇帝留在这里，又做不得我皇帝，是一个闲人！”

瓦剌军队撤退了，京城不久解除了戒严，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新皇帝朱祁钰下诏，抚安天下，要求全国人民“各复尔旧，宁尔生，……共乐雍熙之治”。按照惯例，次年的黄历会在这一年的十一月颁行下去，即将进入以朱祁钰的年号纪年的元年——景泰元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商传

北京保卫战保证了明朝统一国家的延续。如果真的把北京放弃了，到南边去了，北方就彻底乱了。如果北方的蒙古人进来了，再想北伐，谈何容易？所以保卫北京，实际上是防止国家分裂的关键一步。

夺门之变。也先既然觉得扣在手中的太上皇成了无用之物，按理说，明朝朝廷应当积极争取让太上皇朱祁镇早日返回北京。然而，皇权是自私的，皇位是诱惑人的。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太上皇”朱祁镇如果回到北京，景泰帝朱祁钰的合法性便会成为问题。他到时该怎么办呢？是让朱祁镇重新做皇帝？还是自己继续当自己的皇帝？

历史有过类似的经验。南宋的高宗赵构，在临安（今浙江杭州）立都之后，全然没有北伐之念。因为，一旦北伐成功，徽宗、钦宗二帝回来之后，作为徽宗第九子的赵构，就没有再做皇帝的合法性了。像南宋高宗一样，景泰帝朱祁钰也不希望哥哥朱祁镇回到北京。朱祁钰决心要保持他的权力。他的生母和妻子成了皇太后和皇后，而正统皇帝的生母与妻子则搬迁到了其他的宫殿中居住。

朱祁钰在迎回太上皇问题上的消极态度，使朱祁镇在蒙古草原居住了将近一年。也先每二日向朱祁镇进一头羊，七日进一头牛，逢五、逢七、逢十设宴，且逐日进牛奶、马奶；英宗在营中，或坐暖车，或乘马。朱祁镇在大漠的生活似乎其乐融融。然而，朱祁镇无法适应在草原上生活的日子：饮食中没有米饭，也没有蔬菜，因为那里根本就不生产这些。这是让昔日养尊处优的皇帝受不了的。之前八月瓦剌军骚扰大同时，朱祁镇还曾经向大同守将索要西瓜和雪梨。此外，朱祁镇在蒙古，衣着上也很不方便。他见到明朝派过去的使臣，没说几句话就问道：“你每与我将得衣帽来否？”

后来内阁大学士彭华在一篇名为《高千户寿藏碑铭》的文章中谈到，一个名叫高君旺的千户曾在这一阶段随侍正统皇帝。高君旺在1449年九月随季铎作为使节到北边见到正统皇帝以后，就一直随侍，“无日不在左右”。景泰元年（1450年）正月初三，“宿黄河套赤山傍，君躬往采薪，今都督袁公彬亲提汲”。从这段话可知，当时正统皇帝身边的人都得亲自干活，打柴提水。所以，正统皇帝在北边的生活，饮食与衣着极为不便，而绝非怡乐自在。

景泰元年六月，朝廷派往蒙古的礼部侍郎李实发现，朝廷的信中竟然只字未提那位倒霉的正统皇帝。太上皇问李实：“我在此一年，因何不差人来迎我回？”李实只好撒谎说往来消息都不可靠，自己这次来就是要“探陛下回否消息”。朱祁镇也算知趣，黯然说：“你每回去上复当今皇帝并内外文武群臣，差来迎我，愿看守祖宗陵寝，或做百姓也好。”为了能够回国，朱祁镇已经不敢奢望往日的荣华富贵了。

或许是李实带回了太上皇的口头保证，或许是兵部尚书于谦所说的那句话让朱祁钰吃了定心丸。在议论迎回太上皇之事时，于谦劝慰现任皇帝说：“大位已定，孰敢有议。”于是，明朝使臣杨善在八月将朱祁镇接了回来。

朱祁钰用了最为简陋的仪簿来迎接自己的兄长：“居庸关里接，用轿一乘，马二匹。”八月十五日，又一个团圆的节日，朱祁镇在被俘整整一年后，从安定门进入北京城。不过，此后的朱祁镇不过是从一种囚徒的生活过渡到另一种囚徒的生活。他被自己的弟弟变相囚禁在南宫。两年后，朱祁钰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廷议时，敢于反对改立太子而不署名的，只有刑科给事中林聪等三个品秩较低的官员。显然，如果没有1457年的一场变故，朱祁镇将注定在南宫终老一生。

1457年，按照正常的纪年，应该是景泰八年。正月，景泰皇帝朱祁钰病重。此时朱祁钰的儿子已死。人们在为皇位的继承默默盘算。不少大臣建议，应该恢复朱见深的太子之位。武清侯石亨却认为：“请复立东宫，不如请太上皇复位，可得功赏。”他纠合一批政治投机分子，如太监曹吉祥、都督张、左副都御史徐有贞等，决定政变。正月十六日夜，张率兵进入皇城，打开南宫，迎朱祁镇入奉天殿。十七日黎明，朝房中等候的大臣们得到了“上皇帝复位”的消息。英宗复辟后，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废景帝为郕王。景帝不久逝去，葬于北京西山的景帝洼。这起事件，史称“南宫复辟”，又称“夺门之变”。

夺门之变后，石亨等要杀于谦，英宗朱祁镇不忍。徐有贞就说：“若不置谦等于死，则今日之事为无名。”据说，于谦死时，北京城阴霾四塞。皇太后后来在宫中闻此事，很是震惊，说：“于谦于国甚有功，何忍至此？”一位曾经对国家社稷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人，就这样死于阴谋家和投机分子之手。到成化初年，于谦之冤才被洗刷。成化皇帝称赞于谦说：“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恃，为权奸所并嫉。”明朝时人们在北京、浙江杭州等地为于谦立祠，以示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