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五卷——耶稣会士来华

利玛窦像

明朝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601年1月27日），北京城的居民们正忙着准备过年，一位高鼻深目的欧洲人来到北京，随行的还有另外一位欧洲籍的传教会士以及两位华裔修士。这位欧洲人，是一位意大利籍的天主教耶稣会士，当时的身份是天主教耶稣会中国传教团的负责人，名叫利玛窦（Matteo Ricci）。

在历史上曾经来到过中国的欧洲人中，马可?波罗和利玛窦也许是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两个名字。元朝时来到中国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因为他的《马可?波罗游记》，曾经让欧洲人对遥远的东方国度——中国产生过无限的遐想！利玛窦在明朝后期来到中国，则向中国人推开了一扇面向欧洲和世界的窗户。那么，利玛窦为什么来中国？他在中国又做了些什么？

利玛窦来华与“文化适应”策略。1552年10月6日，利玛窦出生在意大利的山城马切拉塔（Macerata），父亲是位药店老板。1568年，十六岁的利玛窦违背了父亲想让他做一个律师的愿望，离开故乡前往罗马，进入耶稣会办的日耳曼公学念书。1571年，他成为耶稣会见习修士，开始接受神学、古典文学以及自然科学方面的训练。在罗马学院，利玛窦第一学年学习算术，第二学年学习《几何原本》、实用算术、地球仪、地理学，第三学年学习了古观测仪、行星论、透视画法、钟表以及与宗教有关的计算问题。1577年，利玛窦到了葡萄牙，准备受遣前往亚洲传教。1578年，利玛窦随同罗明坚神父等从里斯本出发，从海路来到印度的果阿。在果阿，利玛窦停留了五年，期间正式受神父之职。1582年，他到达澳门，并且在次年进入广东，从此在中国住了二十七年。

耶稣会是天主教的一支，成立于1540年，首任总会长是西班牙贵族出身的罗耀拉，旨在维护教皇权威，反对宗教改革，因此后来还曾受到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等人的批评。耶稣会的组织较为严密，纪律较严，勇于开拓国外传教士事业，曾向亚洲、非洲和美洲派出了一批又一批传教士。在亚洲，耶稣会士向中国、印度、日本等地都派出了传教士。利玛窦本人，也不是第一个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早在1552年，耶稣会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就抵达了广东海域的上川岛，拉开了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的序幕。不过，沙勿略本人最终没能深入中国内地。直到1583年，罗明坚和利玛窦才成功进入中国内地，来到广东的肇庆，住进了肇庆天宁寺，开始其传教活动。

从1583年到1589年，利玛窦在肇庆居住了六年，发展了大约八十名天主教徒，然后转到韶州。在1592年，利玛窦曾经回到澳门，谒见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范礼安在耶稣会中国传教策略上是一个很值得记住的人物。早在1578年，耶稣会士进入中国频频受阻的时候，范礼安就在给耶稣会总会长的信中提出了在中国传教的“适应策略”。他说：“进入中国的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调整我们的策略，采取一种与迄今为止我们在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的方法。”耶稣会在印度和日本的做法，是在传教的同时极力推行葡萄牙化，要求信仰天主教的人改穿葡萄牙人的服饰，取一个葡萄牙人的姓名，遵循葡萄牙人的风俗习惯。范礼安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几个世纪培植起来的士人阶层，是不会允许一种全新的观念来危及他们的地位的。范礼安的“文化适应”策略，就是要尊重中国人的文化。罗明坚与利玛窦，是这一“文化适应”策略忠实不移的执行者，从抵达澳门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开始刻苦学习中国的文字和语言。语言文字之外，服饰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传教士们试图适应中国文化，最初选择穿上中国佛教僧人的服饰。然而，当时僧人品德败坏的形象，以及耶稣会士们所建立的天主教堂无法像寺院一样向教众以外的普通民众开放，引发了一系列的矛盾。况且，佛教在明代中国虽然不受排斥，但始终被保守的儒学人士视为异端，而一个高鼻深目的外国人穿着僧人的衣服，也很容易引起当地人的警觉。利玛窦万历二十年（1592年）造访澳门后的一个重要进展，就是请求改变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的服饰，改穿儒家士大夫的衣服。这个请求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得到批准。从此，利玛窦改变了自己的衣着方式，换上了中国士大夫们的儒衣。尊重中国的风俗习惯与传统的伦理道德，也是耶稣会士传教“适应策略”的一部分。利玛窦自己说：“来到这里，不论衣服还是鞋子都穿中国样式的，说话、喝水、吃饭以及一切生活，都依照中国的风俗习惯。”他甚至还依照中国士人的习惯，给自己取了一个号，叫作“西泰”。

利玛窦进京。在中国生活多年之后，利玛窦深知，传教必须取得士大夫阶层的支持。如果可能，得到皇帝的允许将对天主教的传播有莫大的益处。这也是远在欧洲的耶稣会总会所希望看到的。因此，利玛窦渴望能进入明朝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的北京之行，已经是利玛窦第二次来北京了。两年之前，他曾经来过北京，在一位官员朋友家住了几天。因为当时明朝正在进行援朝抗倭的战争，朋友不敢在这种政治形势下过久地收留他这个外国人，所以他只得回到南京。不过，这一次，利玛窦可以说是奉皇帝之命到达的京城，因为据说万历皇帝想要看一看这位欧洲人给他带来了什么样的礼物！

这一次利玛窦进入北京，同样费了一番周折。他从南京出发，搭乘着一个采办丝绸的太监的船只沿着运河北上。在到达山东济宁的时候，利玛窦见到了他的一个老朋友，时任漕运总督的刘东星。刘东星还替利玛窦润饰了呈给皇帝的奏疏。然而，到达临清的时候，税监马堂拘押了利玛窦，并将他关在天津将近半年。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的一月，万历皇帝要求将利玛窦及其礼品送到京城的圣旨才下来。这样，利玛窦在太监的陪同下“奉旨”入京了。有人说利玛窦贿赂了太监，希望能走捷径见到皇帝。但是，实际上从入京前后的情况看，利玛窦似乎并不愿意过多地接触宦官，而且宦官马堂的拘押还一度使利玛窦入京的打算化作泡影。利玛窦进入北京城，依靠的不是宣讲式的传教方式，而是通过与中国士大夫们的结交才得以达成的。正因为此，一位历史学家（A.Reville）说，利玛窦是“用一种世俗的处世方法”来实现宗教传播的目标。

利玛窦给万历皇帝带来了礼物。礼单中包括以下物品：1.天主像一幅；2.油画两幅，其中一幅是圣路加教堂圣母像的摹本，另一幅则是圣处女怀抱耶稣的画像；3.镀金边的金丝封面的每日祈祷书一本；4.镶有宝石的十字架一具；5.报时自鸣钟一座；6.三棱镜两块；7.缀以纯银链的三角形玻璃杯两个；8.大西洋琴一张；9.奥泰琉斯《月相》一书。另外，贡品中还包括一套世界地图册——《万国图志》，据说是欧洲著名的地理学家奥特里乌斯1570年出版的《地球大观》。从这个清单中可以看到，超过半数的器物是基督教的宗教器物。据说，此后陆续进献的，还包括一幅西班牙圣劳伦斯宫殿的铜版画，以及描绘1598年西班牙国王菲利浦二世葬礼的图画。

皇帝本人对传教士们赠予的宗教器物毫无兴趣。尽管之前的士大夫们特别喜欢利玛窦的玻璃三棱镜，但万历皇帝对于威尼斯的玻璃三棱镜似乎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他感兴趣的是自鸣钟。他如此喜爱自鸣钟，以至于担心皇太后也会喜欢上这个自鸣钟。因此，当皇太后要求看一看自鸣钟的时候，万历皇帝命人在将自鸣钟送到太后寝宫前将钟的自鸣发条卸下。自鸣钟在皇太后的宫中停留了一段日子，一直没有发出声音。最后，失去兴趣的皇太后命人将它搬回到皇帝宫中，说：“我原以为它会自鸣呢！”一旁伺候的太监们知道皇帝的意图，也没人敢把真相告诉皇太后。自鸣钟成了万历皇帝与传教士之间的联系纽带。后来，利玛窦曾多次入宫为万历皇帝修理钟表机械。之后的耶稣会士汤若望也曾经入宫为崇祯皇帝修理西琴。皇帝对于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也产生过兴趣。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传教士熊三拔（Sabbathin de Ursis）和庞迪我就奉万历皇帝之命，对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进行注释。这本注释，后来经艾儒略（Jules Aleni）与杨廷筠的加工，成了明代著名的外国地理书——《职方外纪》。何兆武先生曾形象地说，“小小的三棱镜、时钟和地图”，“竟成为藉以敲破中国森严的思想堡垒的法宝”。当然，据说由于将自鸣钟引进了中国，利玛窦成了中国钟表匠的神祇。19世纪中期，上海的钟表业奉利玛窦为祖师，每月初一、十五都到利公塑像前顶礼膜拜。

尽管朝廷中有些大臣向皇帝建议，要求传教士离开北京回到广东，但是，靠着士大夫朋友们的周旋，利玛窦等人最终得到皇帝的允许，在北京城扎下了根。最初，利玛窦住在明朝政府用以招待外国使节的四夷馆之中。到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他获准在宣武门内建造一所教堂，即今天北京的天主教南堂。然而，在北京十年，利玛窦从未见过皇帝。利玛窦曾经与各国使臣一道，来到宫中准备接受皇帝的召见，结果只是大家一齐对着皇帝的宝座行礼而已，因为深居宫中的万历皇帝对于接见外国人没有兴趣！此后，利玛窦在北京的十年过得非常忙碌。他努力在京城建立一个由高层士人组成的圈子。据他的助手熊三拔说，利玛窦从早到晚忙着接见客人，有时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利玛窦与徐光启

利玛窦充分发挥自己的社交才能。从韶州到南昌，从南昌到南京，再到北京，儒衣儒冠的利玛窦结交了各式各样的中国士大夫。其中，有被称作中国天主教三大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有王弘诲、祝世禄、曹于汴、冯应京等朝廷高官，还有以医术见长的王肯堂、以刊印《程氏墨苑》而闻名的程大约，以及被视为异端而入狱最后自杀的思想家李贽等。

借中国士大夫征服民众，借欧洲科学征服士大夫。首先，利玛窦清楚，要向中国人传播基督教的文化，必须理解中国文化。从一字不识开始，利玛窦潜心于中国文化，据说他“能尽通经史之说”，有些人甚至说，利玛窦能将中国的四书五经倒背如流。其次，利玛窦认为，必须以精英人士为目标。衣着儒衣、结交儒士，博取明代士大夫的好感，是争取精英人士信任的最根本的前提。耶稣会士反对偶像崇拜，因而反对佛教与道教，但却认为祭拜孔子和祖先是合适的。甚至，利玛窦宣扬基督教的书籍所述说的道理也似乎与中国的道德主张相似。著名的东林党人邹元标就说，像利玛窦等人所讲的学术，“与吾国圣人语不异”。向中国传统的妥协，换取了中国士大夫的信任。晚明代表着儒家正义的东林党人，跟耶稣会士来往就很密切。甚至东林党人天启二年（1622年）在京城创办的首善书院，都紧邻着宣武门内的天主教南堂。这种中国士大夫对基督教的误读，正表明在华耶稣会士传教策略的成功。第三，利玛窦认为要借助科学知识的手段。他曾经说：“传道必先获华人之尊敬”，“最善之法莫若渐以学术收揽人心”。

在中国多年后，利玛窦悟到这样一个道理：借中国的士大夫来征服民众，借欧洲科学来征服士大夫。利玛窦深知，要争取中国的精英人士，就应该努力学习古典文化，同时要迎合士大夫阶层人士的趣味，满足他们在历法、天文、数学、地理和工艺方面的兴趣。他早期所接受的自然科学的训练，在中国派上了巨大的用场。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徐光启在南京见到了利玛窦，后来另一位传教士罗如望为他举行了洗礼，徐光启加入了基督教，并取教名保禄。从万历三十二年到三十五年（1604—1607年），他在北京跟随利玛窦学习和翻译西欧的数学、天文、地理和水力学，并在此后译出了《几何原本》《泰西水法》等著作。李之藻也在万历三十二年开始跟随利玛窦学习，并且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浑盖通宪图说》《圜容较义》等科学著作。20世纪40年代，徐宗泽先生编《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收入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编译的书籍二百余种，其中历算及科学类的著作约三十七种，由此可见耶稣会传教士在明末清初传入西方科学之一斑。传教士带来的知识，对于中国士大夫来说，是新鲜的。《明史?外国传》说：“其所著书多华人所未道，故一时好异者咸尚之！”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利玛窦病逝于北京。根据法国人裴化行的《利玛窦神父传》所载，利玛窦的准确离世时间是1610年5月11日上午7时。一个月后，在李之藻的请求下，明神宗赐予了利玛窦一块墓地，位于北京城西的平则门外，即今天的阜成门外。《明实录》对此记载非常简洁，只是说万历三十八年四月壬寅，“赐西洋国故陪臣利玛窦空闲地亩埋葬”。次年，利玛窦正式下葬。据说，在利玛窦死时，北京的天主教徒人数已经达到了四百多人，而全国的天主教徒人数达到两千多人。单纯从数字上看，二十几年的传教历程所收获的成果似乎并不丰厚。然而，考虑到天主教主要是在中国的知识阶层中扩散的，这个数字就代表着相当的成功了。在明朝末年，人们称天主教为“利氏之教”或“利氏学”，而把耶稣会传教士称为“利氏之徒”，清楚地表明了利玛窦在耶稣会中国传教历史上的地位。

耶稣会士来华——中西文化交流上的大事。利玛窦逝世后不久，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似乎依然顺畅。万历三十八年到三十九年（1610—1611年），明朝政府还有过准备让传教士参与修订历法的讨论。继利玛窦之后负责中国传教事务的耶稣会士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继承了他的前任通过科学知识来传播天主教的策略。他派另一位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返回欧洲汇报工作，并嘱咐他征集最新的欧洲书籍带到中国。据说，八年后金尼阁重返中国时，带回了七千部西书，其中大部分与当初利玛窦携带的图书一起，构成了北京天主教南堂图书馆的核心。然而，与利玛窦不同的是，龙华民热情有余而谨慎不足，对当时传教的形势过于乐观，最终导致了万历四十三年到四十五年（1615—1617年）间的南京教案的爆发。

南京教案发生在万历四十四年到四十五年（1616—1617年），距离利玛窦之死刚刚过去六年时间。针对传教士的攻击，是由当时的南京礼部侍郎沈发起的。沈三次上疏皇帝攻击天主教，声称天主教聚会礼拜的行径跟秘密会社如白莲教的行为类似，请求朝廷加以取缔并将传教士逐回欧洲。由于当时朝中与传教士关系密切的东林人士相对失势，而浙党占据要职，徐光启等人为天主教的辩护没有结果，而沈的请求最终得到皇帝的批准。万历四十四年七月，南京的传教士王丰肃、曾德昭等人被捕入狱，而北京的庞迪我、熊三拔等人被押解到澳门。这是明朝末年西洋传教士在华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挫折过后，传教活动继续在明末清初稳定地发展。仅以南京教案后的几年为例，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增加了二百七十七名新教徒，而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增加了二百六十八名新教徒。到明朝天启年间，另一位著名的传教士汤若望也来到了中国。到崇祯皇帝朱由检统治时期，传教士在修订历法、传授火器使用之法等方面都活跃起来。崇祯年间修订历法时，徐光启组织的历局之中，包括李之藻、李天经等天主教信徒，以及汤若望、罗雅谷等外国传教士。尽管“崇祯历”没有实行，但清初汤若望修订的“时宪历”，正是在《崇祯历书》的基础上完成的。这种科学与宗教传播并进的局面，一直持续到清朝，直到清朝康熙晚年因礼仪之争下令禁止传播天主教为止。

抛开宗教的因素不谈，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来华确实是中西文化交流上的大事。耶稣会士给中国人带来了地理学、天文学方面的知识。在利玛窦来到中国之前，中国从来没有过一幅真正的世界地图。历代的华夷图、天下图之类，实质上都是中国地图，附带着陆上接壤和岛上散居的夷狄。万历十二年（1584年），利玛窦在广东肇庆刊行了第一幅汉字标注的世界地图——《山海舆地全图》。利玛窦的地图后来翻刻了十二次之多。这些世界地图，体现了西方地理大发现后最新的地理学成果。它第一次告诉中国人“天下有五大洲”。而且，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也尽可能采用中文中已有的译名，如大西洋、地中海、古巴、加拿大等译名。通过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中国人的视野大为拓展。

利玛窦的世界地图虽然在明代后期多次翻刻，大量印行，被学者们广为传阅和摹刻。但到了清代以后，它的流传已经不广，只是在清宫中保存了几幅，而一般人很难看见。这样，利玛窦世界地图从影响广泛到湮没无闻。利玛窦世界地图所代表的世界观，也没有冲垮中国传统的“天下观”。

利玛窦还曾经用铜铁制造天球仪和地球仪，讲述地球的位置和各星球的轨道。这些仪器据说当时都安置在北京城东南角的观象台上。在李之藻的帮助下，利玛窦译编了《乾坤体义》。这本书所阐述的内容基本上仍然属于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论。尽管这并不是当时西方最进步的哥白尼体系，但对于仍然习惯于天圆地方说、浑天说等理论的中国人来说，这种严格而系统的宇宙理论，已然是足以振聋发聩了。

利玛窦还带来了近代欧洲的数学。来到中国以后，利玛窦把自己在罗马学院的老师克里斯托弗?克拉维斯（Christoph Clavius，1537—1612年）的讲义——《几何原本》翻译成了中文。那位老师被利玛窦译为“丁先生”。协助利玛窦翻译的执笔人，是后来写下《农政全书》的徐光启。据说，每天下午三四点钟时，徐光启就会来到利玛窦的住所，利玛窦口授，徐光启进行笔译。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几何原本》刻印于北京，影响很大。利玛窦死时，在讨论要不要给利玛窦葬地的时候，内阁大学士叶向高就很公正地说：“仅其所译《几何原本》一书，即宜钦赐葬地。”让中国人感到稀奇的，还有利玛窦传入的透视画法。这种绘画方式，讲究几何学、光学和人体解剖学的应用，与传统的中国画法有着巨大的差别，也引起了当时人们的兴趣。利玛窦还告诉人们，主管人的记忆的是人的头脑，而不是“心”。

明末清初传教士传入的西学，要辩证地看待。从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科学与民主的近代文化与经院神学的中世纪文化之间的对抗与斗争，一直就没有停息过。耶稣会士们虽然以博学著称，然而他们的世界观是反对近代思想和科学的。如果历史可以假设，那么，如果16、17世纪传入的不是中世纪的神学教条而是近代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西方思潮中的人本主义，是哥白尼、伽利略所奠立的近代科学体系，那么，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又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呢？然而，耶稣会士传来的西方科技，还是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学者的知识，开启了他们的眼界。在天文历算、地理、水利、火器方面，还涌现了一批专门著作。这是有划时代意义的。

耶稣会士向中国传入西方科学知识的同时，也正面地将中国的文字、历史与文化向西方进行了介绍。在学习中文时，耶稣会士会选择传统儒家文献为教材，将学习中文与了解中国文化结合起来，并将中国的文献译为欧洲文字。据说，从1591年到1593年，利玛窦就开始翻译四书，即《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等儒家经典，而罗明坚在1588年离开中国返回欧洲后，终其余生都在翻译中国的四书。在今天的意大利国家图书馆，还藏有罗明坚翻译四书的手稿。据学者考察，今天梵蒂冈图书馆的善本收藏中，与《易经》研究相关的明清传教士的中文或拉丁文手稿就至少有十多种。利玛窦还编写了一部用拉丁拼音来拼写汉字的著作，即《西字奇迹》。在撰述方面，由利玛窦撰写、金尼阁整理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曾德昭的《大中国志》、卫匡国的《中国历史七卷》等介绍中国历史文化的书籍在欧洲广为流传，成为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欧洲汉学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