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五卷——明清更迭

努尔哈赤像

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在中国东北地区，已经称为“建州汗王”的努尔哈赤通过十几年的征伐，逐步统一了东北地区的女真民族各部，建立了雄视关外的统治政权。在接下来的十几年中，努尔哈赤统一了东北所有的女真部落，离公开发动对明朝的叛乱只有一步之遥。17世纪初期，在东北亚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多种政治力量展开了激烈的角逐，传统的政治格局面临着重大的变动。

明末格局。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使得欧洲国家的势力在刀与火的伴随下得以在世界各地延伸。人类历史进入了联系更为紧密、相互影响更为直接的时代。这样，明帝国作为当时亚洲最为庞大的帝国之一，也成为欧洲殖民者觊觎的重要目标。而在明帝国内部，也在酝酿着犹如“地火”一样的社会力量，一旦出现突发事件的诱导，就将会出现巨大的社会动乱，对原有的统治秩序给予毁灭性的打击。

早在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在明代文献中被称为“佛郎机”的葡萄牙人就盘踞在我国澳门。明天启二年（1622年），荷兰则侵占了澎湖以及附近的岛屿，两年后又侵占了台湾。而明天启六年（1626年），西班牙则侵占了台湾南部的基隆和淡水两个地区。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沙俄第一次侵入我国东北黑龙江流域。这些殖民者抢夺财货、侵占资源、掠卖人口，中国沿海一带有众多人民被贩运到南洋和欧洲做奴隶，欧洲开始了其近代化的历程。同时，从16世纪中叶起，葡萄牙传教士就通过菲律宾、马六甲等地前往中国沿海进行传播宗教的活动。西方传教士的到来，既有传教的目的，又带来了当时正在西方兴起的各种科学知识，在工程、机械、天文、火炮等方面对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些传教士中，影响最大的则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他在与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中国士大夫交往的过程中，对东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明朝末年，东西方文明发生了第一次比较大规模的接触。明朝末年农民军崛起，关外满洲政权不断扩张，内外两重压力对明朝政权产生了非常大的冲击，所以，进行军事改革，是明朝政府非常迫切的需求。从利玛窦开始，大量的西方传教士开始介入这些事情。当然，利玛窦没有直接参与军事方面的事情，但是他把一些科技方面的知识慢慢引入了中国。

自16世纪晚期开始，明王朝周边特别是东北地区，各民族政权和国家都紧锣密鼓地构建自己的政治实体或势力范围。

建州女真的首领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起兵，开始其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经过几十年的征伐，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个部落，成为明朝辽东地区最强的统治势力。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立了大金政权（史称“后金”），开始积极拓展其对外关系，一方面不停地向明朝的辽东地区挺进，劫掠人口与财物，消耗明朝的军力、财力；另一方面对蒙古采取联合措施，对明朝的重要藩属国朝鲜进行征讨，禁止其配合明朝对后金的军事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后金基本上达到了稳定后方，放手对明朝进行劫掠的目标。

17世纪，蒙古分为漠南、漠北和漠西三大部，处于分裂的状态。其中以漠南蒙古的察哈尔部势力最为强大，成为明朝与后金军事结盟的主要对象。明朝政府长期大力支持察哈尔部的林丹汗，增加每年赏赐的岁币，并把赐给蒙古其他各部的岁币剥夺，转而赐予林丹汗，达到双方共同抵御后金的政治目标。在努尔哈赤正式建立后金政权、大力征伐明朝辽东地区的各防御城市之际，林丹汗还致书努尔哈赤，警告其不要攻打明朝，否则“四十万蒙古”将向他“问安”。但是，林丹汗为人残暴，对蒙古其他各部进行掠夺欺压，导致蒙古其他各部逐渐倒向后金。后金的皇太极继位后，先后发动了几次对林丹汗的西征。逃亡到青海的林丹汗于明崇祯七年、后金天聪八年（1634年）病死。第二年，皇太极派遣多尔衮再次西征，进入河套地区，消灭察哈尔部的残部，俘虏了林丹汗的正妃和儿子，得到了蒙古各部垂涎三尺的元朝传国玉玺。两年后，漠南蒙古各部在后金的盛京参加大会，尊奉皇太极为可汗，漠南蒙古成为后金的附庸。此后，皇太极继续联络蒙古各部，并建立了臣属关系。这样，蒙古与明朝脱离关系，蒙古骑兵成为清朝攻击明朝的先导。

明末时期的朝鲜，处于李氏王朝统治下，明万历二十年至二十五年（1592—1597年）间，经历了著名的壬辰卫国战争，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发兵全面入侵朝鲜，不到四个月，朝鲜国土大部沦丧，国王宣祖出奔义州，朝鲜紧急向明朝求援。历史上，朝鲜与明朝有着密切的藩属关系，因而明朝两度派兵援朝，明、朝军队配合作战，经过七年的战争，终于取得了战事上的胜利，将日本侵略军赶出了朝鲜半岛，丰臣秀吉忧病而死。朝鲜李氏王朝通过不断派出朝贡与通报消息的“燕行使”与明朝保持着战略上的联系。在明、金对峙时期，明朝毛文龙部驻扎在靠近朝鲜半岛的皮岛，给予后金以很大的牵制。但随着政治力量的变化，明、朝之间“互为掎角”的关系也难以维系。后金于明天启七年、后金天聪元年（1627年）发兵攻破朝鲜，通过《江都合约》，约为兄弟之国，迫使朝鲜断绝与明朝的关系。而在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1636年），已经改元为“清”的满洲政权，再次发兵攻入朝鲜，将朝鲜变成自己的臣属国，彻底改变了明、朝的战略关系。

丰臣秀吉像

日本在17世纪前处于割据战国时代，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成为关白。为了解决日本国内各阶层的矛盾，丰臣秀吉制定了野心勃勃的侵略计划，意图假道朝鲜，进攻明朝，从而达到一统东亚的目的。由于朝鲜的拒绝，发生了著名的明万历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的侵朝之战，在明朝的支援下，日本战败，退出朝鲜。丰臣秀吉死后，日本进入了江户幕府时代，直到19世纪中叶后，日本的政治体制才再次发生变化。

随着地理大发现，葡萄牙人出现在东南亚地区。早在明朝正德、嘉靖时期，葡萄牙商船就曾多次与中国沿海官员接触，并要求入贡。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葡萄牙人占据了澳门，大量葡萄牙传教士以此为据点开始了解中国的文化和宗教习俗。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攻陷抚顺，明朝十万援军又被打败。明朝在与后金的战争中渐处下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大学士徐光启受命练兵，开始考虑招募葡萄牙火炮手和购买西式火炮赴辽东抵御后金。徐光启曾经跟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学习西学，他对西方的天文、历算、火炮之学有很深的了解。明朝由此先后三次派人赴澳门招募葡萄牙士兵和传教士作为教官进入明朝军队，以公沙的西劳为代表的一批火炮教官，先后战死在辽东防御战中。明朝政府曾多次下诏抚恤与褒奖这些葡萄牙士兵的家属。葡萄牙因此与明、清两朝产生了长远的联系。

17世纪初的明王朝周边烽烟四起。各种力量也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但是由于明朝中央政府的腐败无能，在后金势力迅速崛起的过程中，东北亚地区的局势显示出对明朝非常不利的变化。正是缺乏对这种变动中的挑战的有效应对策略，导致了明朝的最后失败和清朝铁骑的入主中原。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部族。在我国东北地区的白山黑水之间，生存着众多历史悠久的民族。先秦时期的肃慎，与西周有着密切联系。肃慎在汉代改称“挹娄”，南北朝时改名“勿吉”，隋朝改称“靺鞨”。它们都是满族的渊源。在漫长的岁月中，尽管中原王朝屡次更迭，而肃慎也三易其名，但满族的祖先一直和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屡次遣使入贡。白山黑水间出产的“赤玉好貂”是中原统治者喜欢的珍贵货物。唐代，靺鞨势力强盛，分为七部，分布在黑龙江流域到大海之间。唐朝先后设立黑水都督府等机构进行统治，这表明，满族的祖先所生活的地区，已经纳入我国的地理版图。唐开元元年（713年），靺鞨的一支——粟末靺鞨的首领大祚荣被唐朝册封为渤海郡王，其后他又建立渤海国，接受唐朝的册封并入贡于唐。这是满族先世建立的第一个地方政权。五代时期，靺鞨改称“女真”，势力日衰。唐末，东北的契丹族崛起，建立辽国，消灭了渤海国。女真人处于契丹的统治之下。

《清实录》中的满族起源版画。据说，三仙女中的三妹佛库仑浴后吞果受孕，生一男孩，曰布库里雍顺，相貌异常，生而能言，是爱新觉罗的始祖。

北宋时期，女真的完颜部开始崛起，在首领完颜阿骨打的率领下，打败辽国，于北宋政和五年、辽天庆五年（1115年）建立大金，定都上京（今黑龙江阿城）。这是满族先世建立的第二个地方政权。女真族的大金先后灭了辽和北宋，形成和南宋对峙的局面。12世纪，北方的蒙古族开始兴起，在首领成吉思汗的带领下，蒙古先后灭掉了西夏、金、南宋，出现了统一的元朝，东北地区处于蒙古人的统治之下。明朝建立后，蒙元残余势力退守到塞北，明朝开始对东北地区进行管理和经营。

明代的女真族，分为建州、海西、野人（东海）三大部。明朝于永乐七年（1409年）在东北设立奴儿干都司，负责管理北达外兴安岭、东起库页岛的广大区域。根据明朝规定，奴儿干都司所辖建州各卫，都要“以时朝贡”。朝贡制度是我国古代管理周边藩属国家的特有形式，包含政治与经济的双重目的，一方面，藩属地通过朝贡向中央定期述职、报告地方管理事务，并向中央贡献朝贡物品；另一方面，通过朝廷的赏赐和马市制度，属国获取盐、铁器、农具等生产与生活资料。通过与明朝的朝贡贸易，女真族的社会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很多女真头领也成为明朝敕封的官员，这为女真人总体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创造了条件。在这一过程中，女真人也吸收了汉人、朝鲜人、蒙古人、达斡尔人、锡伯人等，形成了新的民族。

明朝末年，女真众多的部落之间进行着激烈的吞并与掠夺战争。建州、海西两个部族南迁，明朝对其实行“分而治之、互相牵制”的政策，加剧了女真各部之间的分裂和混战。在这样的状态下，只有那些具有雄才大略和超凡勇气的历史人物，才能脱颖而出，成为部族争雄中的佼佼者，在更广阔的天地中展开政治角逐。16世纪末，建州女真的一个小部落中，就诞生了这样一个人物，他就是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出生在建州女真一个小部落主家庭中，其先世受明朝册封担任建州左卫的指挥使等职。但他自幼贫穷，青少年时期曾经以采参、打猎为生。万历十一年（1583年），在明朝攻打一个女真部落的战争中，其祖父、父亲作为明军的向导参战，交战中被明军误杀。作为补偿，明朝任命努尔哈赤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这样，努尔哈赤这个有胆识、有谋略，又有着超人勇气的青年，在东北女真各部落的斗争中崭露头角。

此后的十多年，努尔哈赤先后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同时避免与海西女真发生冲突，并且对蒙古、朝鲜进行拉拢、合作，对明朝中央政府表示恭顺，每年“遣使通好”，进贡岁币。他本人也多次前往北京朝贡。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明朝并没有对他的征伐活动进行干预，还对他加官晋爵，晋封他为明朝的“龙虎将军”。此后，努尔哈赤用了十几年时间开始了对女真其他部族的统一战争，向东征服了东海女真各部，向西兼并了海西女真各部。努尔哈赤通过统一女真各部，招徕大量人民，初步建立起统治秩序，创立了“以旗统人、以旗统兵”“出则备战、入则务农”的军政合一的统治形式。所谓“八旗”，是以黄、白、红、蓝四色旗为单位，下设牛录、固山等单位的组织形式。后来由于人口增加，又增设了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色旗，共为八旗。八旗制度的建立以及自称“聪睿恭敬汗”，表明努尔哈赤建立起了国家政权的雏形。

努尔哈赤同时注意发展经济，并加强文化学习，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下令以蒙古文的字母、女真语的发音创造了满文，为女真各部的统一和社会发展创造了条件。明人记载努尔哈赤“好看《三国》《水浒》二传，自谓有谋略”。在多年与明朝抚顺马市交易和进京朝贡的过程中，满族部落的领袖不但带回了中原地区的先进技术和物资，还努力学习内地文化，这对他们从部落领袖转变为整个辽东地区的领袖起到了重大作用。

建立后金政权，瓦解明朝辽东政策。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追溯其先世——北宋时期的女真政权金，建立了新的政权“大金”，史称“后金”，自称“奉天承命养育列国英明汗”，改元“天命”，将除叶赫之外的女真各部置于统治之下，成为明朝强大的对手。两年后，即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为口号，正式对明发动进攻，由此正式与明朝决裂，开始敌对的军事行动。

明朝在辽东地区设置辽东经略，负责关外的防务。后金建国后，辽东的边事突然吃紧。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努尔哈赤率兵两万攻打抚顺，明朝守将李永芳率众出降。后金掳掠人、畜三十万，毁掉了抚顺城。后金一边征伐，一边在掳掠的汉人中拣拔有文化者辅助国家建设，这些汉人谋臣在后金的国家建设和征伐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使得后金由落后的部族奴隶制政权迅速向中央集权转化，加强了后金国家的统治能力。抚顺之战，给予明朝朝野以极大的震动。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朝以杨镐为辽东经略，聚集部队八万八千多人，朝鲜以大将姜弘立为五道都元帅，率军一万三千多人助明，此外尚有叶赫部兵参与，号称四十七万，分兵四路，直指后金都城赫图阿拉。努尔哈赤掌握了明军的战略部署和行动计划，采取“任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战术，在萨尔浒将明军各个击破，取得了以少胜多的胜利。经过这一战，明、金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改变。明朝御史杨鹤在上疏分析萨尔浒之战失败的根本原因时，尖锐地指出：“辽事之失，不料彼己，丧师辱国，误在经略；不谙机宜，马上催战，误在辅臣；调度不闻，束手无策，误在枢部；至尊优柔不断，又至尊自误。”由此可见，明朝政府从上到下已经腐败透顶。战争失败所暴露出来的问题，预示着大明王朝昭然若揭的未来。明朝在辽东地区长期建立的防御体系完全解体，从此再无力组织大规模进攻，转入了防御。

沈阳故宫

萨尔浒一战，天下震动。明朝在蒙古、满洲、朝鲜诸藩属国家中的声望一落千丈。明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努尔哈赤率大军攻打明朝关外重镇沈阳、辽阳，经略袁应泰准备不足，率守军一万多人激战三天而被歼，袁应泰自杀。辽沈之战后，后金迁都沈阳，并陆续占领了辽河以东七十多个城堡，辽东半岛上，辽河以东的全部地区都纳入了后金统治之下，仅旅顺和沿海部分岛屿为明朝所守。辽东地区的整体态势，日益对明不利。而明朝中央，则由于宦官魏忠贤把持朝政，还在无休止地争论着是战还是守的问题，朝廷陷于党派斗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明廷先后两次起用辽东经略熊廷弼，熊廷弼提出“三方布置策”，试图重建明朝协同蒙古、朝鲜以及海道的制夷方针，采取“稳扎稳打、徐图恢复”的防守策略。这一在当时看来最可行的战略意见，竟然在朝廷权力斗争的互相倾轧下不能得到实施。而熊廷弼本人则由于宦官魏忠贤的陷害而被冤杀并传首九边。这种自毁长城的行为，使得大臣将帅为之胆寒，明廷从此很难选出一个能担当大任的统帅。

孙承宗被起用为兵部尚书后，他采用前任熊廷弼“以守为战”的战略，支持袁崇焕固守宁远城（今辽宁兴城），加强锦州外围防线，整顿山海关防务，使得明朝的防御渐有起色，后金无机可乘。明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率大军西征，围攻宁远城。守将袁崇焕不顾兵部尚书高第命其撤回关内的命令，坚守宁远，多次击退努尔哈赤进攻，并以澳门运抵的红夷大炮击伤努尔哈赤，迫其退兵。宁远之战，是明朝对后金作战中取得的第一次胜利。努尔哈赤退回沈阳后，于当年八月十一日发病身亡。后金政权由于皇位更替和新占领地区的社会矛盾，暂时放缓了攻击明朝的节奏，这为明朝的辽东防务赢得了短暂而宝贵的时间。然而，明朝政府的腐败，却白白断送了这一重大调整的机会，在忙于应付内忧外患的过程中，失去了挽回局面的最后机会。

宁远之战中的明军与后金军

发生在17世纪上半叶的这场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军事博弈，以明、金为主角，东北地区其他部族与周边国家亦牵涉其中。明朝经过二三百年苦心经营，建立了以察哈尔蒙古、朝鲜为屏藩，对东北地区女真各个部落“分而治之”，决不允许互相兼并造成一家独大的北部边防策略。而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女真上层贵族，则制定了“伐大木”的战略，在与明朝展开直接对抗前，对明朝的藩属国蒙古、朝鲜步步蚕食，在内部坚定地实行部落统一与兼并战争。这样，使得明朝的辽东政策丧失基础。在这场角逐中，明、金的内政起着主导作用。后金在草创政权的过程中展现出的勇猛、活力以及高效率的动员、执行能力，使得它在各种紧要关头都能够迅速选择最为正确的应对措施。相比之下，明朝则在皇帝无能、宦官专权、权臣斗争的内耗之中，走向了毁灭的深渊。

建号满洲，改革政权。后金政权，从一个落后的部落组织，骤然扩张为统治东北地区包括汉族在内的众多民族的地方政权，虽然在征服的过程中也建立了粗具规模的统治机构，但原来部落议事制度所遗留下来的决策体制，越来越不能适应对外扩张和对内统治的需要。努尔哈赤死后，时任旗主的第八子皇太极称汗，对后金政权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奠定了后金作为全国性统治王朝的政权基础。

皇太极像

改革集中在四个方面：一、加强汗权。后金的八旗制下，各旗的旗主贝勒各领旗众，共同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国家大事由四个贝勒轮流当值处理，大汗的权力非常有限。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推进集权化的改革，皇太极打击、削弱分权势力，提高汗权。天聪四年（1630年），皇太极以阿敏弃守滦州、永平（今河北卢龙）、迁安、遵化四城的罪名，将其终身幽禁。天聪五年（1631年），莽古尔泰同皇太极发生口角时，竟拔刀相向。皇太极借机以“御前露刃”之罪，革去他大贝勒衔。至此，四大贝勒仅剩他和代善两人。天聪六年（1632年），皇太极终于废除了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共理政务的旧制，改成自己南面独坐，取得了汗的独尊地位。二、建立国家机构。皇太极仿照明制，逐步建立国家统治机构，以取代八旗制度所行使的国家权力。天聪三年（1629年），建立了由满汉文人组成的“文馆”，职掌“翻译汉字书籍”“记注本朝政事”，为皇太极推行汉化运筹帷幄。天聪五年（1631年），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掌国家行政事务。天聪十年（1636年），又将“文馆”扩充为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统称“内三院”，负责撰拟诏令、编纂史书、掌管和起草对外文书与敕谕、讲经注史、颁布制度等。稍后，又建立都察院，改蒙古衙门为理藩院。皇太极通过这套政权机构，把权力集中到皇帝手中。皇太极心胸开阔，具有雄才大略，他非常注意任用归降的汉人，使得中原王朝的治国思想和方略为后金所用。三、在军事上，为了平衡满族八旗的势力，他创建了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把统治下的汉人和蒙古兵编入八旗，旗主由皇帝任命，不能世袭。四、在进行这些内政改革的同时，皇太极还加紧了与蒙古、朝鲜的联络，先后使得蒙古各部臣服于后金政权，变朝鲜为属国，割断了明朝与朝鲜的藩属关系。皇太极即位后，为反映民族共同体的新面目，达到凝聚力量的目的，于天聪九年（1635年）十月十三日，正式下令把族名定为满洲。他说：“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这标志着满洲族（简称“满族”）正式形成。明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宣布将国号由“金”改为“清”，年号崇德。这标志着后金改革的初步完成，从此皇太极将主要力量放在进攻明朝上，明、清之间的战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李自成像

进军关内，占领中原。就在后金调整其统治政策，完善国家制度建设的同时，明朝则在另外一条战线上疲于奔命。明崇祯二年（1629年），出身陕西榆林府米脂县的农民李自成在甘肃当兵，朝廷调其所在队伍去北京防守，部队开到金县（今甘肃榆中），因索取欠饷同县令发生冲突，李自成带领士兵杀死了县令和参将，率众参加了农民起义队伍。两年后，他们辗转加入了闯王高迎祥部，就这样，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成为众多活跃在西北、河南、陕南等地的农民起义军中的一支。

根据古代气象资料，17世纪初期，中国北方的气候处于异常状态，气候寒冷，等温线南移，灾害性天气频繁，干旱灾害频仍。西北、河南等地区，出现了大量四处就食的流民，这些流民在找不到食物的情况下，往往变成聚众抢劫的强盗。官府如果能开仓赈济，这些强盗就又变回了平民。由于明朝的财政日绌，这些流民成为各处农民起义军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

鉴于农民起义愈演愈烈的情况，崇祯皇帝任命兵部尚书洪承畴为三边总督，对义军进行清剿。明崇祯八年、后金天聪九年（1635年），各地起义军聚集在河南荥阳，共商对敌作战的方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荥阳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农民军确定了“三面防御、向东攻击”的战略，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率领东路军，一直攻打到安徽凤阳，捣毁了明朝皇帝的祖坟和龙兴寺，这一行动，给明朝以巨大的打击。明崇祯十三年、清崇德五年（1640年），李自成起义军进入河南，吸收了大量贫苦农民、失业的手工业工人和城市平民，队伍迅速壮大。根据形势的发展，农民军提出了“均田免粮”的起义口号，得到所到之处饱受明政府横征暴敛压迫的人民的拥护。明崇祯十四年、清崇德六年（1641年），李自成指挥大军攻克中原重镇洛阳，当众处死了明朝福王朱常洵，把其所占的土地和粮食财货分给了广大农民。洛阳之战后，农民军在战略上从防御、流动转入进攻。明崇祯十六年、清崇德八年（1643年），李自成在湖北襄阳被拥立为“新顺王”，改襄阳为襄京，初步建立了政权，中央由上相、左辅、右弼组成内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政府，地方设府、州、县三级，军队分为前、后、左、右、中五营。农民军在此确定了“先取关中，以陕西为基地，然后攻击山西、河北，进军北京”的战略。同年十月，农民军在汝州击败兵部尚书孙传庭所率领的明朝大军，攻入潼关，顺利占领西安，陕、甘、青广大地区为农民军所有。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节，李自成正式宣布建国，改西安为西京，国号大顺，年号永昌。农民军在西安继续完善中央机构和政权建设，恢复生产，加紧练兵，为进攻北京做好各项准备。一月，李自成派刘宗敏、李过率先遣队开始东征，十日攻克太原。兵分两路，一路由李自成率领，经大同、宣府，攻打居庸关；南路由刘宗敏率领，出固关，攻占真定、保定。明守军或望风而逃，或开城投降，农民军两路大军于三月中旬会师北京城下。三月十七日，李自成指挥大军开始攻打北京城。十九日凌晨，崇祯皇帝在煤山寿皇亭旁的一棵小树上自缢身亡；上午，农民军占领北京；中午，李自成从德胜门进入北京城。由此，相传十六代、统治中国二百七十六年的明王朝被燃烧的地火所吞灭。

自从1636年改元大清后，皇太极就进一步加强军政力量，为进攻明朝做准备。此时清军已经拥有了明朝投降的众多大将，如洪承畴、孔有德等，并且获得了明朝登莱地区由西洋人训练的水军、火炮手和火炮，这为不善攻城的清军提供了绝好的条件。明崇祯十六年、清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皇太极病死，清朝因为继位人选的问题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最后，掌握实权的多尔衮拥立皇太极的幼子、六岁的福临继位，由多尔衮与其堂兄济尔哈朗为摄政王，解决了继位危机。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年）初春时节，北方的天气尚未转暖，多尔衮即准备率军大举进攻明朝。此时，明朝的山海关总兵吴三桂拥重兵处于犹豫之中。但是李自成农民军在北京城拷掠明朝官员、追赃逼饷的激烈措施，使他认定农民军不能长久，转而投向清朝，修书请清朝出兵助明平息农民军。多尔衮率领的十四万清军走到连山之时，接到吴三桂泣血求助的书信，多尔衮感到进军关内、占领中原的时机已经到来，遂回书吴三桂，打着为明朝皇帝复仇的旗号，开赴山海关。李自成得知吴三桂拒绝投降后，亲率二十万大军前往攻打。四月二十二日，吴三桂迎接多尔衮入关，与清军联合在山海关附近的一片石与李自成展开决战。由于李自成对清军参战估计不足，仓促应战，损失惨重。二十六日，李自成退回北京。二十九日，李自成率领新政府的文武百官于紫禁城武英殿匆匆即位，过了一夜的皇帝瘾后，于三十日狼狈撤离北京，返回关中，以图后起。五月一日，多尔衮率清军进入这个他们曾经围攻多次而未能得手的北京城，明朝的文武百官、遗老遗少出城五里以外跪迎。十月，清朝小皇帝福临登上了紫禁城的皇帝宝座，颁即位诏书于天下：“入山海关，破贼兵二十万，遂取燕京。抚定中夏，迎朕来京，膺受大宝。”

在与清较量的过程中，明王朝一直面临着西部与东部两条线的作战压力。在崇祯朝的最后几年，帝国的主要力量都被用来对付越剿越多的“流寇”。西线作战的压力，最终耗尽了大明的国力。崇祯皇帝虽然是一个勤勉的皇帝，但由于前几代腐朽皇帝所积累的社会矛盾，导致底层人民已经到了无法生存、不得不揭竿而起的地步。民间的反对力量，是明朝最终灭亡的主要因素。而清朝的入主，将给这个遭受连年天灾、兵祸的中原大地带来什么样的命运呢？这一切还都是个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