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史——举棋不定的辽东战略：从李成梁到熊廷弼

1. 辽东·建州女真·努尔哈赤

万历、天启之际，辽东的建州女真日渐强大，成为东北边疆十分棘手的问题。朝廷上下忙于党争，也为辽东边事疲于奔命。

天启年间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出任辽东经略的王在晋，可谓辽东问题专家，著有《三朝辽事实录》十七卷。他这样界定辽东：“辽地东起鸭绿江，西抵山海关，一千四百六十里；南起旅顺海口，北抵开原境外，一千七十里。三面濒夷，一面阻海。境外有虏酋土蛮等部落住牧，东北有建州、毛怜、女直等卫，西北有朵颜、福余、泰宁三卫。自泰宁抵喜峰（口）近宣府，曰朵颜；自锦义历广宁至辽河，曰泰宁；自黄泥窪逾沈阳、铁岭至开原，曰福余。三卫俱立市通贡。虏中酋首以百计，子姓部落以数十万计。”[1]

居住在这一地区的民族，先秦时称为肃慎，与周天子有朝贡关系；两汉时称为挹娄，臣属于玄菟郡管辖下的扶余；魏晋南北朝时称为勿吉，与中原王朝有朝贡关系；隋唐时称为靺鞨，地处南面的粟末靺鞨建立渤海国，时时来长安朝贡；黑龙江流域的黑水靺鞨，唐朝设置黑水郡、黑水都督府。后来黑水靺鞨臣服于契丹（辽），改称女真。契丹为了加强对女真的统治，把生活在辽阳一带接受辽文化的女真部落编入辽的户籍，称为熟女真，又称为“曷苏馆女真”（意为“篱笆内的女真”）。生活在松花江以北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以东的女真部落，保持本族习俗，不编入辽的户籍，称为生女真。此后，女真的称呼一直沿用到明末，其间由于避讳辽兴宗耶律宗真的名字，把女真改称女直。臣服于明朝的女真，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部。建州女真定居于苏子河、浑河流域；海西女真定居于开原边外，分为扈伦四部（哈达、叶赫、乌拉、辉发）；野人女真定居于黑龙江中下游一带。对于这样的沿革，王在晋有一个精当的概括：“女真，古肃慎国，在夫余东北千余里，后汉谓之挹娄，元魏谓之勿吉，隋唐谓之黑水靺鞨。部落在南者籍契丹，为熟女真；在北者不入籍，为生女真。初，靺鞨强盛，号渤海，后寝弱，臣于辽。辽避兴宗讳，更（名为）女直。地有混同江、长白山，江水微黑，亦名黑龙江。白山黑水，金所由开国也。宋为完颜氏，金归元，设开元路，改万户府五以总摄之。国初，分为三种。其极东曰野人女直，去塞远，岁附海西市开原，不入贡，亦不寇边。其一东方诸夷之为卫所者甚众，而建州领其名，并毛怜，曰建州女直，即今之□□□□（此处原文空四格，似应为努尔哈赤）之属。其一曰海西女直，则开原南北之夷，并故都督王台部也。”[2]

建立后金（清朝的前身）的努尔哈赤，就出于建州女真。王在晋感叹道：“建州等卫，分处女直诸余孽，而奴酋所居建州老营地，即中国岁取参松处。其地北屏长白，南邻朝鲜，东滨乌龙，西附我抚清、宽叆等处，以宁公塔（宁古塔）寨为巢，以五岭、喜昌、石门、骂多儿木、其夹山、兀鸡等关为要害，颇称险阻。然屡叛屡平，鸱张为边患……奈之何也边臣失算，竟至西虏合并，各边被其骚扰，不止为一隅之寇矣。”[3]

所谓“不止为一隅之寇”，显然是指建州女真的首领努尔哈赤（明朝称为“奴儿哈赤”，又称“奴酋”“奴贼”“逆奴”）。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正式宣告与明朝断绝关系，在赫图阿拉（即兴京，今辽宁新宾）建立大金王朝，史称后金，定姓为爱新觉罗。在满语中，“爱新”意为金，“觉罗”意为族，表明他们要举起金朝的旗帜，收拾女真诸部的人心。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公开向明朝宣战，从此辽东无宁日。孟森说：“太祖（努尔哈赤）亦倏进倏退，可伸可屈，深中明季苟且之隙。僭号在万历四十四年丙辰，至四十六年戊午四月十三日壬寅，以七大恨告天。（七大恨原文今不见，并非《实录》所载之文。今北京大学史料室存有天聪四年正月日印刷黄榜，为再度入关复述戊午七恨之文，事实颇有不同，当尚是戊午原状。事隔十三年，对明之心理尚未变，且明边内外耳目相接，所需此榜文之效用，尚未悟其无谓，故有复述榜发之举。可信其正是原文；纵有改窜，必最相近。《实录》之始修，已在天聪九年，时已觉榜示七恨之徒扬己丑，特史中不能不存一告天事实，乃改窜以录之。故有《实录》以后，即是改本。余别有文考之，于此不复述。）”[4]孟森所说的“别有文考之”，即《清太祖告天七大恨之真本研究》，此文援引北大研究所所藏天聪间木刻揭榜之七大恨文，第一恨为“忽于万历年间，将我二祖无罪加诛”，第二恨为“同是外番，事一处异，何以怀服”，第三恨为“欺压如此，情何以堪”等等。[5]毫无疑问，“将我二祖无罪加诛”是最大的生死之恨。

此事说来话长，不妨长话短说。英宗正统年间，明朝把建州卫一分为三：建州卫、建州左卫、建州右卫。目的是互相牵制，分而治之。宪宗成化年间，董山继承猛哥帖木儿之位，出任建州左卫指挥使，乘机兼并李满住的建州卫与凡察的建州右卫。朝廷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建州卫，出兵把董山处死，捣毁他的老巢——虎城；朝鲜出兵协助，杀死李满住父子，凡察不知所终，建州卫的军事实力大为削弱。此后，建州右卫指挥使王杲乘势而起，雄霸建州，被明朝军队杀死。继之而起的王兀堂称雄建州，遭到明军围剿而败。群龙无首的建州女真，分裂为浑河、栋鄂、苏克苏护河、哲陈、完颜、鸭绿江、朱舍里、讷殷等部。辽东总兵李成梁扶植苏克苏护河部的尼堪外兰，成为建州诸部的首领。李成梁在尼堪外兰的配合下，捣毁王杲之子阿台章京的城堡，杀死阿台章京的部将——叫场（名字）父子。朝廷发去敕书、马匹，安抚叫场的孙子努尔哈赤，命尼堪外兰修筑界藩城堡，迫使努尔哈赤归附朝廷。

这就是努尔哈赤七大恨的由来。

爱新觉罗·努尔哈赤，自称是建州左卫指挥使猛哥帖木儿的后裔，为了报二祖之仇，攻占尼堪外兰的图伦城、界藩城，消灭尼堪外兰的势力，迈开统一女真各部的步伐。先是统一建州女真各部：浑河、栋鄂、苏克苏护河、哲陈、完颜；继而兼并长白山南麓的鸭绿江部，以及叶赫、哈达、乌拉、辉发、科尔沁、锡伯、瓜尔佳、朱舍里、讷殷各部。此后着手统一海西女真、野人女真各部，和明朝分庭抗礼的时机逐渐成熟。

2. 辽东总兵李成梁

隆庆四年九月，辽东总兵王治道（字子弘，号毅斋，锦州卫人）战死，副总兵李成梁擢升总兵，从此开始了一代名将镇守辽东二十二年的军旅生涯。

李成梁，字汝契（一作汝器），祖籍朝鲜，高祖李英从朝鲜迁居辽东，当上了铁岭卫指挥佥事，后裔世代生活于辽东。出生于将门之家的李成梁，英毅骁勇，精于骑射，有大将才干。家贫不能袭职，年四十犹为诸生。颇得巡方御史器重，受其资助入京深造，始得袭职，积功为辽东险山参将，在守卫险山、孤山的战役中屡建战功，晋升为副总兵，王治道阵亡后，顺理成章出任辽东总兵。辽东总兵的岗位为他提供了施展才干的空间，他大修战具，甄拔将校，招收四方健儿为家丁，给予优厚待遇，培养了一批能征善战的“选锋”，辽东军威由此大振。

万历初年，内阁首辅张居正依法治国，也以法治边疆，他赏识李成梁的帅才，大力奖拔。李成梁感恩图报，发愤图强。《明史钞略》说：“万历初，张居正当国，以法绳边吏，无所纵舍，独奖拔（李）成梁逾于诸帅，（李）成梁亦自奋。”[6]李成梁讲究战术，捷报频传。按察使冯时可（字敏卿，号元成，松江华亭人）分析道：“辽左累年奏捷，李帅（成梁）力良多。帅非能抗虏也，贼入则深沟固垒，纵其外掠，已饱而后击之。大抵御饱贼易，御饥贼难。盖饱贼狃而多获也，有生心而无死气，又多淫湎，强弩之末自难穿缟。饥贼势穷，背死借一，其孰能御!用兵有老营为正，方能出奇。胜兵还营，鼓衰力竭，解鞍熟寝，穷寇踵其尾，一不戒，虽万人莫能谁何矣。”[7]出身将门世家的李成梁深谙战略战术，曾经到辽东前线视察的给事中侯先春（字元甫，号少芝，常州无锡人）如此概括李成梁的战法：“战有堵截，有捣巢。虏入犯，或大举或零窃，而与战者名曰堵截；虏不入犯，而我出剿者，名曰捣巢。”[8]李成梁不仅讲究战法，而且治军甚严，瞿九思多次提及，万历二年王杲之战“李将军军法严，毋敢逗留弗前者”；万历八年王兀堂之战，“李成梁益严军令”。欲知其详，请看瞿九思的描述：

关于万历二年王杲之战——“（王）杲为人聪慧有才辩，能解番汉语言字义，尤精通日者术，舞智而剽悍，建州诸夷悉听杲调度。杲乃视杀汉官如艾草，菅弗为意……欲犯辽沈，杲益大会八家儿五千余骑，意欲大举。于是兵巡使贺溱驰锦义，兵备使李松驰宁前，大将军李成梁亦驰抚顺，击牛酒犒军……于是李将军成梁以一军军沈阳，杨将军腾以一军军邓良屯，王将军惟屏以一军军马根单，曹将军簠即提兵驰大冲，挑虏战……我兵四面并起，殊疾力，旗鼓甚都。虏望见汉兵盛，辄皆反踵走，走者大半入杲寨。先是，杲九合诸酋，阻坚城以为险，深沟高垒，日夜提逻兵、击刁斗以自卫。诸虏皆自以为得天险，汉兵仓卒不能至。李将军度是时诸虏方蚁聚一寨，我破其巢，可坐而就缚也。于是列南西营为阵，类一字二字，然后以初十日用火炮、火枪、火箭，如雷直捣其寨。寨中校联颇坚固，即以斧斫校联数层，我兵攀缘而上。虏乃发矢石，弗可当。是时，李将军军法严，毋敢逗遛弗前者。我兵亦不避矢石之难……我兵益从大将军环而攻之。会大风起，遂纵火焚烧杲室屋五百余间，及茭烟火相望，诸虏大败北。我兵乘胜先登，斩首捕虏凡一千一百四级。”[9]

关于万历八年王兀堂之战——“（王兀堂等部七千余）击宽奠、叆阳城堡。大将军李成梁颇恶（王）兀堂辞倨侮，大不敬，即与游击熊朝臣、参将杨燮驰河东，副总戎孙朝梁亦提大兵至……其十三日，虏骑至千余从水奠堡、十岔口入，道上吹掌海螺，横行益亡所畏忌，遂倾折柞木而入。堡中鸣双柳，声闻四达。（李）成梁即以羽檄征副总戎兵，并冲锋，直捣诸虏。虏见汉兵盛不可当，辄弃旗鼓走。我兵益乘胜追亡，逐北虏乃尽出塞。李成梁决策欲穷追，于是以裨将秦得倚、孙守廉、李成材、李如梧、李平胡、李得全、张相、查大受、郑应时、胡尚忠等，为一字阵先锋；而使游击苏国赋、王惟屏监军，裨将姚大节、黑云龙、戴朝弁、张奇功、王九贡、李世珍、王懋德，为二字阵；而使游击刘承武、千户傅汝霖、祝光启监军，列左右。成梁与熊朝臣、杨燮、李仲武军居中，复使孙朝梁、宿振武、范芝从佐将军，皆听李宁、李兴旗志所号召，亟下令曰：进，敢逗留不进者，斩首以殉三军。既兵行至鸭儿匮，去边可二百余里，诸虏皆匿故寨中坚壁。顷之，吹掌海螺，复拥精兵披甲上马，鏖汉兵。其步虏皆奔走，上山顶鼓噪。李成梁益严军令，令击寨及山。于是汉兵并攻寨，殊疾力破之。杀气蔽空，斩勒勒把都等首凡七百五十四级，夺获男妇凡一百六十人。”[10]

申时行担任内阁首辅后，遵照张居正的一贯方针，对李成梁给予充分信任。万历十一年九月，南京工科给事中冯景隆（字叔熙，浙江山阴人），就辽东大宁堡失事，追究参将熊朝臣、备御朱延庆畏惧逃避之责，弹劾蓟辽总督周咏与辽东总兵李成梁全无调度，听任部将放弃城堡，有损朝廷威重，罪莫大焉。进而揭发李成梁屡屡冒功请赏，朝廷竟然听之任之：“今日报捷，明日告庙，而论功之命下矣，论功而总镇之升荫首及矣，习以为常，恬不知怪。即辽东总兵李成梁屡次奏称擒剿大功，率皆类此……盖因辽东地远，任其捏报，而勘核不真。且（李）成梁不惜重贿，馈送要津动以千百，而人皆乐为之蒙蔽，故得历升伯爵，今伯而且世袭矣，其诸子姓荫以锦衣外卫等官者又不止一二十辈。”冯景隆说得振振有词，皇帝却以为将才难得，不必苛求，反驳道：“边事重大，将才难得，若大将尽忠奋勇，替朝廷出死力的，却误信浮言，横加诋斥，反不如避事偷安可免訾议。这等是非倒置，功罪不明，何以服人心、作士气?李成梁封爵照旧，着益加奋励，勿以人言隳沮，有负国恩。冯景隆轻率妄言，姑着调外任。”[11]

皇帝的这一立场，与内阁首辅申时行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开原道参政王缄揭发李成梁“贪功生事，多杀无辜”，申时行毫不犹豫地为之辩护：“海西诸夷，顺即当抚，叛即当剿，其理甚明……若王缄欲脱其主抚之失，而反咎主剿之非，以驱除凶孽为贪功，以斩首夷众为枉杀，则朝廷之赏罚，边境安危所系，臣等窃以为不可也……今九边事情独辽东为难，九边官长忠勇独李成梁为最，数年以来，无岁不战，无日不防，可谓竭尽心力矣。”[12]

然而李成梁逐渐居功自傲，虚冒战功，避实捣虚，纵兵杀掠，诸如此类的事情屡有所闻，引起愈来愈多的非议。

万历十八年四月，李成梁向朝廷报捷，朝廷给予李成梁、李如桢、张国彦、郝杰等奖赏。云南道御史朱应毂对此表示异议：“迩来边臣率多纵敌以苟全，而且隐罪以冒功，于东北之虏愈为猖獗，而战不足言矣……臣服阕赴部，行至中途，即闻辽东达贼入犯八万余骑，深入八日，杀戮吾民不知其数。且猾虏料知吾兵乘彼之虚，必出捣巢，帐下潜伏精兵，以为内应。吾军不知有备，果堕其计，致损精壮家丁千有余人。”又说：“臣闻辽东达贼入寇，吾军不过袖手旁观，任其杀掠，而莫敢与之敌。俟其志得意满，饱载而归，劫尾其后，扑拾一二老病之贼，以为追剿之功。又不然俟其去后，暗将临边属夷有部落孤微者，尽数屠戮，捏称捣剿之利。督抚诸臣喜闻其胜，恶闻其败，惟计吾兵斩贼之功，而不计吾民被虏之惨，即以吾民千百而易一贼，亦且甘心矣。”因此他提醒朝廷：“饰罪冒功，欺君误国，莫此为甚，若不急为之处，日复一日，因循怠缓，臣恐辽东一失，蓟镇将不知所终。东北之隐忧所当念者如此。”由于阁部大臣庇护李成梁，朝廷没有采纳朱应毂的意见，皇帝圣旨宣称：“虏贼犯边，已着巡按御史查勘，失事将官已参革了。李成梁出塞剿捕，斩获多功，亦系按臣核实。朝廷叙功论罪何尝不明?朱应毂如何轻信妄言!”[13]

万历十九年春，吏科给事中侯先春阅视辽东，李成梁图谋“捣巢”邀功，派副将李宁等领兵攻击镇夷堡，获小胜。回师途中遭遇埋伏，李宁率先逃跑，全军大败，死伤数千人。李成梁与蓟辽总督蹇达（字汝上，号理庵，四川巴县人），隐瞒不报。万历十九年七月，辽东巡按御史胡克俭揭发李成梁先后欺罔罪状，言语之中连带讥刺阁部大臣。胡克俭的奏疏题为“边臣御虏不实，朝臣谋国不虚”，洋洋洒洒数千字。

首先，揭露李成梁“欺罔”：“辽镇总兵李成梁二十年来功次，臣非不闻之甚详，但经勘核，恩赉具有成命，臣未敢求之以苛。惟昨年十月大举，今春闰三月出塞，则职之所亲见者，总皆故套，总属欺罔。如贼不过二万，即虚张其势曰二十余万；贼本月二十八日出境，即先驰报曰二十三日出境。贼至，大将军（李成梁）统兵束手，任其杀戮，如秦视越。不惟不肯对垒，即虏求一见而亦不可得。闻自（李）成梁做总兵以来都如此。往年有副将曹簠好战，为其所忌，而陷之以罪，今日谁敢一战?夫既不肯战，姑存军士保守城池可矣，奈何今春又图冒升赏，尽驱而使之在外乎……乘阅臣（侯先春）在此，可尽数杀来张功。抚臣郝杰初亦不肯，已与阅臣侯先春议罢。及（侯）先春方离广宁，而（郝）杰不自由，全师虽出塞矣。黑夜袭杀一小营，掠其旄倪二百余颗，其间有数骑达贼一呼，李宁遂策马先逃，众各弃甲曳兵而走。原未交兵，止因互相蹂践与溺河跌岩而死。入至离边五十里镇静市，夷回又大肆杀掳，以故数千之兵，旋即不十之一二。”

其次，批评阁部大臣庇护李成梁：“大学士申时行密勿不知边陲，昨孙守廉之参，始以书阻臣，继止票听勘。臣叹边事日非，不得其言，扼腕成疾，欲告未果。今参李宁，微及李成梁，又与（大学士）许国各曲庇（李）成梁，谓不可以邀功抑之，谕臣以宽文法……故臣谓，近日边事固坏于边臣之欺蔽，亦坏于辅臣之调停。使非辅臣调停，而言官得行其说，欺蔽无所容，而功罪明、赏罚当，又谁敢不实心任事也。如徒知一将之罪为当宽，而不顾一路生灵为可惜；徒幸一时无事以为安，而不顾百年贻臭为可虑。见小遗大，谋近忘远，辅臣不当如是矣。大学士王锡爵本嚼然不渣者，常以至诚之心而听欺诳之说，每隳小人之术而不知，由曰从来杀虏在所不免。此亦自是偏护处。成梁扬言曰：‘太仓王恩府（指王锡爵）说：渠在位一日，我父子安心做一日。’总兵此言如无，是（李）成梁假虎威以吓众，固为可恶；如有之，是（王）锡爵为其所欺而不知也。”

胡克俭谴责在位的三名内阁辅臣，结果是可想而知的，皇帝下旨：“孙守廉、李宁被参事情，已有旨了。先年节次边功，俱系巡按御史覆实具奏，方与叙录。胡克俭不曾亲验，如何悬度妄议，牵蔓多端。”随即借别的事由将他降二级调外任。[14]

侯先春回朝后，站在胡克俭一边，抨击李成梁。在舆论压力之下，李成梁多次请求辞职，皇帝听从御史张鹤鸣的意见，解除了李成梁的官职。

胡克俭、侯先春的抨击并非毫无根据，李成梁功成名就之后，骄横跋扈，军纪败坏。侯先春奉命阅视辽东，把目睹的实情向朝廷报告，提出“安辽”建议二十四条，有的是理想化的举措，有的是对李成梁的批评。比如说：“大将军（李成梁）遣各将领提兵屯驻各城堡，近者一月，远者两三月，或更番往复，岁以为常。每丁军所至，城堡骚然，酒食尽出于民家，妇女多遭其淫辱。一家倾竭，蚕食别室。稍不如意，尽行毁虏。马蹄经过，鸡犬一空，弓兵悬门，人皆丧魄。且卒领将官尽是婪秽之辈，非惟不知禁戢，又身先导之，被害者安所控诉乎?其丁军未必御虏，而先遭一强虏也。民谣有云：‘若遭大虏还有命，若遭家丁没得剩。’盖深苦之也。”他所说的“大虏”是指女真军队，“家丁”是指明朝军队。对于辽东民众而言，两者都是骚然，而后者尤甚，作为统帅的李成梁难辞其咎。侯先春还批评将领忽视征战而热衷于生财：“夫边军所以备征战也，迩来私役百端，科索万状。即如镇静之夷马，开原之貂皮，清河、抚顺、宽奠、叆阳之人参、皮张、松果等类，无论其把持夷市，压买商贾。而牧放夷马，治料参斤，以至搬运百货，约用军士不止千名也。其采取木植，而清河等堡之军昼夜皆居塞外；烧炒铁斤，而宽奠等城之军终岁不得宁家。盖州之布帛，长奠之金银，海州之海参、鳆鱼，右屯之鸡鹅蛏蚬，如此之类难以枚举。凡可谋利生财，无非军士取办。”他还批评辽东士兵待遇太差导致士气低落：“夫辽左之军，惟家丁选锋月粮一两二钱耳，更叠科克，所余几何?逼之以不得不从之威，而挟之以不敢不扣之势。何怪乎营军之家十九为之悬罄也。既疲其力，又夺其财，则安望其出死力抗强虏哉?”[15]所谓“家丁选锋”乃将领的嫡系亲军，待遇尚且如此，其他士兵的待遇可想而知。辽东战事每况愈下，绝非偶然。

李成梁在辽东二十二年，可谓功过参半，晚年的过错与早年的功绩，互相掩映，孰轻孰重?万斯同为李成梁立传，对他的功过评判有独到之见。

一则说他的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但是贵极而骄：“（李）成梁镇辽二十二年，先后奏大捷者十，帝辄祭告郊庙，受廷臣贺，蟒衣金缯之赐，岁常二三，边帅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也。其始锐意封拜，师出必捷，盛名震于殊方。已而位望益隆，子弟尽列崇阶，奴隶无不荣显。贵极而骄，奢侈无度，军资、马价、盐课、市赏，岁干没无算。全辽商民之利尽笼入己，以之灌输权门，结纳朝士。中外要人无不饱其重赇，为之左右。每一奏捷，内自阁部，外自督抚而下，悉共沾庆典，大者进官荫，小亦增俸赉金，恩施周叠，震耀当世。”

再则说他屡遭弹劾，都因权臣庇护而难以撼动：“而其战功率在塞外，易为缘饰。若寇入内地，则以坚壁清野为词，拥兵观望，任其剽掠。甚且掩败为功，杀良冒级。当事明知之，共为蒙蔽，反承庆赏。督抚监司稍忤意，辄排而去之，使不得举其法。先后按臣陈登云、许守恩，廉得其杀降冒功状，拟论奏之，为抚臣李松、顾养谦调护而止。既而物议沸腾，御史朱应毂、给事中任应徵、佥事李琯交章抨击，事颇有迹，卒赖要人之力，言者反被诘责。最后，申时行、许国、王锡爵相继谢政，（李）成梁失其内主，遂以去位。”

三则说他罢官后，留下的后遗症难以治愈：“盖（李）成梁诸战功率藉帐下健儿，其后健儿若李平胡、李宁、李兴、秦得倚、孙守廉辈，皆身都富贵，坐拥专城，暮气难振，而又转相掊克，士马萧耗。暨（李）成梁去辽，十年之间更易八帅，而边备益弛。”[16]

李成梁虽然骄横，却能摆平辽东，此后的继承者不见得比他清廉，又屡遭败绩，反衬出他的独特价值。万历二十九年八月，辽东总兵马林战败获罪，内阁首辅沈一贯向皇帝极力推荐李成梁复出，说“成梁虽老，尚堪将兵”。七十六岁的李成梁受命，再度出镇辽东。英雄暮年，已无早年的锐气，治辽方略由征战改变为安抚，在开原、广宁开辟马市、木市，使建州诸部得到贸易之利，不再骚扰。所以他在辽东的最后八年，居然太平无事。

3. “辽左事势非常，变乱将起”

然而这种表面的太平无事，毕竟难以掩盖辽东潜在的隐忧。侯先春当年就已经敏感地察觉到这种隐忧，他概括为元气大伤：“臣窃以为，边境之安危，在民生之元气，未有不先扶持元气而可以安边御虏者也。今辽虏患频仍，民生涂炭，权归武弁，利饱囊中，狐假虎以噬人，狗续貂而蠹国。钱粮冒破，行伍空虚，民脂竭于科求，马力疲于私役，法令不行，将不用命，民不见德，远迩离心。”

他针对当时存在的弊端，提出带有战略性的方案二十四条，大致可以分为民生与军事两大类。为了扶持民生之元气，他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禁抽垛”。所谓“抽垛”，是为了防守辽阳，从周边二十五卫抽补壮丁。抽补的对象大多是贫弱之家，负担沉重，“一人补伍，四家帮贴”，“一经抽补帮贴，不三年而家立破，人立槁”，“变产卖妻，剥臂折腰，投井自缢者比比矣”。因此应该禁止抽垛之法。

二是“积粮饷”。辽东僻处关外，仅一线之路与内地相通，物资流通不便。丰收之年，谷物不能输出，导致价格太贱而伤农；歉收之年境外谷物不能输入，导致价格太贵而无所资脱，再遇战争，数万大军粮饷成为问题。所以应该把粮食作为战略物资储存，广宁、辽阳原有仓库虽多，却破败不堪，应予修整，一年可以积存三月之食，三五年可存一年所需之食。

三是“取地利”。天下之事无全利，也无全害，权其利害而变通，才是足国之良谋，安边之要术。开矿炼金就是一例，辽东不同于内地，四方亡命之徒无从啸聚，如果一概禁止，无异于自我放弃天生美利。如能选派廉能将官主持其事，亲验以防其欺，觉察以稽其弊，公私两利，既可以惠贫民，也可以弭盗贼；既可以积谷备荒，也可以补助兵饷之不足。

四是“消隐忧”。这点最为根本，侯先春说：“臣闻天下之患不在夷狄而在中国，故土蛮、三卫诸酋不足畏，而暴虐横行、民穷财尽可畏也；边圉空虚，人无固志可畏也；死亡接踵，民有离心可畏也；盖虏之入犯中国，未有中国人不为之用而肆虐地方者。迩年以来，虏岁掠我人以万计，辄散处于板城而恩养之，给之妇使生子女，给之牛马田土使孳息耕种，待其心志无变易，而后用为奸细，用为向导……而饥寒困苦之民又闻，先被掳者之有妻子牲畜田土也，谓虽犬羊不类，犹得以缓其死，遂因虏入而愿随之去者比比也。是则大可忧也。”如果能够确保辽东边民有牛马田土，生活无虞，那么上述隐忧自然而然便可消除，辽东的持久稳定便可维持。

关于军事方面，他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修壕墙”。辽阳、海州以西地势平衍，无山险可恃，间或有一些壕墙，高深不及三尺，无法阻挡敌方骑兵。倘若修建深沟高墙，每隔三里设一墩台，有二十名士兵配备火器火枪打射，另有三十名士兵挟弓矢枪炮周边巡逻；每隔五十里屯兵千人，视敌军所攻方向，六合而响应。小股敌人必不能入，即使大举入侵，填壕挖墙颇费时日。“攻拒久而野易清，烽堠明而兵易集，无论调伏兵马，突击应援，虏且虑归之难，而不敢深入，即入亦不敢久”。

二是“调将令”。以辽人担任辽将，有很多害处：其一，熟知军丁贫富，而克剥易行；其二，旁牵亲族要求，而展布易沮；其三，拘于人数，则屡黜屡用；其四，局于一隅，则莫见莫传。以故相倚为奸，同声附和，一切功罪勘问不明，既非地方之福，亦非朝廷之利。

三是“驻边堡”。宁远前线边墙长四百余里，墙台久已废弃，屯堡也已凋残，胡汉一家，几为无守。“零虏窥伺，乘间窃发，风飘而来，电闪而往，即出兵追袭，虏已驰去”。为长远之计，不如将边堡向前移，守住门户，以逸待劳，以饱待饥。有事则战守，无事则耕耘，以耕助战，逐步重建边墙墩台。

四是“核功罪”。近年以来，议者多怀疑辽事日为欺蔽。内之所以疑外，外之得以欺内，原因在于不明夷人之顺逆，来犯之大小，战争之主客，以及功罪之所归。“何谓夷之顺逆?辽有东夷，有西夷，奴儿哈赤、那林孛罗二夷皆在辽之东，总名曰东夷；土蛮与三卫皆在辽之西北，总名曰西夷。东夷通贡称忠顺，而西夷土蛮每大举入犯，三卫则多零窃，亦随大举。是三卫与土蛮声势相倚，而东夷之与西夷则风马牛不相及也”。应当以来犯之大小，进入内地之浅深，时日之久近，来定功罪。凡出兵堵截设伏张疑，不使虏入，或入而不深不久者，以功论；凡虏入三百里，超过三日者，以罪论。

五是“核给散”。辽东守军没有其他收入，依赖军饷为生。近年来军饷支给每不依期，有两三月而后给散，导致军丁无以为生，不得不借高利贷。如借贷一月，扣除利息，军饷仅剩十分之六七；如借贷二月，扣除利息，军饷仅剩十分之三；如果超过三个月，则军饷尽为他人所有。此外，将领常借口“有事”，向军丁摊派，以军饷抵扣，以至于军饷仅剩一二钱，甚至几分。如欲守卫辽东，必须改变这种状况，按时按量给散军饷。

此外，还有“禁科敛”“清冒滥”“罢听用”“重马政”“清驿递”“禁擅骑”“核收保”等。[17]

或许是这些条陈过于理想化，或许是辽东将帅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或许是朝廷方面无所作为，侯先春的长篇大论说了等于白说，他所揭露的弊端依然如故。他随后陆续呈进两个奏疏，同样被弃之不顾。

一个奏疏谈“今秋防守事宜”。他说，辽阳、海州地势平衍，无山险可恃，无边墙可守。这两个地方兵马寡弱，必须调拨大营兵不可。请朝廷下达明旨，命总兵官于八九月间，率领所部兵马移驻辽阳城中，派出偏师驻扎于辽阳、海州之间，辽阳副将防守辽阳之北，海州参将防守于海州之东，各据要害，互相犄角，不得株守城中逗留观望。开原、铁岭守军移师沈阳等处，金州、复州守军移师耀州，宽奠守军移师析木，以备策应。各城只令守备官督率兵马守卫，不得借口“贴防”，分散兵力。往年处处“贴防”，兵力愈分愈寡，成为不战之罪的借口，今秋更不得援此例。“虏恃得志，联营直入，则令我兵倏忽潜伏，姑勿与战，惟秣马蓐食，缮甲厉兵，徐俟其变而图之。”[18]侯先春作为一介儒生，对如何排兵布阵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辽东将帅哪里会当真!

另一个奏疏谈马政，他对辽东的马政几乎全盘否定：“辽之最急者马，而辽之最不堪用者亦马；辽之最耗国储者马，而辽之最累军士者亦马。”请看他的论证：前几年辽东马市（马匹交易），利益归于权势之家。前任巡抚顾养谦补偏救弊，实行“官买军领”，用银二万两买马，分送军队领养。奈何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官买”上营私舞弊，依然难以改变“利归权势”的旧弊。他感叹道：“辽中事势与各镇迥别，隔远关外，僻在海隅。武弁则如猬如蚁，文官则如参如辰，真有军中但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者。故虽以抚臣之重，按臣之权，而法不能尽行之于下，情不能尽达之于上也……盖将官之得以贩易夷马而恣无忌惮者，虽由法令不行，亦以官买之马少，而所不买者多也。军丁之所以买补营马，而不胜苦累者，虽由处置之无法，亦以官给之马少而所不给者多也。”在左右为难之中，他提出对策：“自今以后，凡夷马尽数官买之，将官富商不得私买一马，有私买者即以私出境外走泄事情论；凡军马尽数官给之，将官富商亦不得私卖一马，有私卖者即以私卖战马论。”[19]严禁将官富商买卖马匹，做得到吗?真如他自己所说“军中但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他的议论必然沦为一纸空文。

侯先春所揭露的积弊，此后不仅存在，而且变本加厉。辽东的社会、经济、军事陷入残破、疲敝的困境之中，从皇帝到大臣，无不忧心忡忡。皇帝说：“朕闻辽东残破已久，昼夜忧思。”[20]兵部在复奏兵科给事中桂有根的公文中说：“辽左残破已极。”[21]户部尚书赵世卿慨叹：“全辽凋瘵已极。”[22]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复杂的。各级将领对军饷、马价、盐引的榨取；朝鲜战争对辽东的影响；矿税太监毫无节制的科敛诛求，导致兵变、民变不断，纷纷投降东夷，诸如此类的因素共同促使辽东形势日趋严峻。[23]

内阁首辅沈一贯向皇帝建议，收拾辽东非李成梁不可，于是才有李成梁的复出。万历三十四年李成梁与蓟辽总督蹇达、辽东巡抚赵楫，借口宽奠新疆（孤山堡、险山堡、新安四堡等新开拓的八百里之地）孤悬难守，决定放弃，强迫居民迁徙内地。居民留恋乡土，则以大兵驱赶，死者狼藉。这种对辽东防务丧失信心的举动，遭到辽东巡按御史熊廷弼的强烈反对，谴责他们“弃地啗虏”八条罪状：

（赵）楫与（李）成梁身为督抚，不能开疆拓土，而反挈数百里膏腴土地，拱手奉夷，罪一；

不徙民实塞下，而反劫塞下六万余人，以至殍死，罪二；

以车价买贡不得，复以疆界买贡，长夷酋之桀骜，罪三；

与属夷歃血盟誓，受城下之辱，罪四；

边地弃即以内地为塞，开门揖寇，罪五；

遣人教夷索我土地，逐我人民，罪六；

盗陛下之府库，以赂夷狄，罪七；

丧地辱国，犹内外通同，务为欺罔，以冒陛下之秩荫，罪八。

有鉴于此，熊廷弼主张赵楫与李成梁当斩，兵部尚书萧大亨、内阁辅臣李廷机也应当连带追责。皇帝不予理睬。[24]

兵科都给事中宋一韩支持熊廷弼，他认为，虽然赵楫、李成梁已经解任，但是责任还得追究。他的准则是：“人臣谋国，甚不可有诡遇功名之念，亦不可有自便身家之图。古人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虽得天下不为，况守封疆者乎!一命而上，皆思为国家计久远，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况秉国成者乎!”接下来对李成梁、赵楫等人，依次进行批判。

批判李成梁——“李氏自罟爵以来，志愿差酬平生所嗛焉，未足者独不得世守辽东如滇镇耳。故向来聚族而谋者，惟是取朝鲜而郡县之，乃可以长有东土。而环视诸虏，惟建酋密迩该国，即有事于兼弱攻昧，非结连恃以为东道主，能无虑奴酋议其后耶。故自（李）成梁秉钺，即与酋首他失通好者两世矣。失殂、奴儿哈赤未几晋都督，未几晋龙虎将军，未几僭号王，未几并海西毛怜等卫。我谋未就，而酋已横不可制矣。比朝鲜中更倭难，维时颇有取朝鲜之说。所幸（李）成梁解任，李如松死于虏，其议竟寝。”

批判赵楫——“（万历）二十八年赵楫抚辽，二十九年李成梁再来镇守，两人以亲戚谋议，何事不成?凡可以曲媚建酋者，无所不至。已而酋使张海子骨利来说我新地，抚镇遂借言招抚，驱吾民以奉之。膏腴弃而不耕，旧边弃而不守矣。此则三十年事也，而具题在三十三年十月，得旨在三十四年九月。是冬李廷机激建酋几变，而贡始不来。时抚镇寂无一言者，意酋在吾绦笼中，言则虞其交携而谋泄也。”

宋一韩随带批判了原任兵部尚书萧大亨、内阁辅臣李廷机，“叙功但凭御史，已破勘复之规；通虏移遣鸿胪，难辞专擅之罪。买贡覆辙也，不难原饵之投；竖碑狂谋也，甘受谩书之辱”。[25]

辽东的忧患远不止此，皇帝派出聚敛财富的矿税太监对于辽东的危害，使得辽东民怨沸腾，离心离德。万历三十六年五月，兵科都给事中宋一韩议论辽东忧患，矛头直指辽东一霸——征税太监高淮：

——税监高淮本市井亡赖，有妻有子，少时包揽崇文门税课，深知税之有利，故贿买奸弁代奏，抽榷辽左。又鼓弄神术，溷称镇守二字，借此恐喝将领，刻削军士。年来借税杀人，黩货无厌，阴蓄夷丁数百人、战马数百匹，縻费无算。诸臣明知而不敢问死，可骇也。且名马、参貂产自建州，（高）淮不但骚扰驿递，凌轹军卒，且每借口交易输情外夷，起窥伺之谋，招侵侮之渐。而淮因欲以消其平日之技痒。（高）淮之罪罄竹不足书矣，岂止前屯激变一事已耶……（高）淮既知此，何不蚤求罢免，必待众怒难犯，始将家私宝货搬回私第龙窝，为图归计晚矣。龙窝本名打狗屯，（高）淮改今名，此其意可胜诛哉!

——近据人言，咸谓高淮之横，实藉总兵李成梁之势，故每见（李）成梁辄呼太爷，稽首俯伏。而（李）成梁于（高）淮亦以儿子辈畜之，彼此以权力互援。微高淮之力，马林必不得去，（李）成梁必不得再来登坛；微（李）成梁之力，高淮必不得捆载于辽，辽人必剚刃（高）淮之腹中。两人深相结连，人逾不可支矣。谣云：“辽人无脑，皆淮剜之；辽人无髓，皆淮吸之。”实（李）成梁代剜之代吸之矣。试观高淮参巡抚，参巡按，参前总兵，而独不参（李）成梁，意可知已。巡抚赵楫虽不与高淮比，不能不与（李）成梁相和，每见（李）成梁等所为，亦尝心知而窃叹之。然李氏气焰熏灼，已成难更之势，无但从谀税使渔猎军食为然。即抚臣咨用将领守操以下，何尝不关白总镇，倘非其意所欲用，逐之若奴隶耳。甚至抚院之去来，或凭其爱憎，抚臣即欲不听其所为，不可得也。

——此辽左大坏极弊，即有识者徒仰屋窃叹，无可奈何。盖其受病深矣。乃近日抚镇合揭，欲乘朝鲜之乱，取而郡县之，举动益属诪张……臣初犹过望二臣以经理建酋，而今乃知其无能为也；岂惟无能为，且虑其坚外夷之交，促肘腋之祸，必自此始矣。[26]

宋一韩所揭示的“辽左受病之原”，不是战事的成败，不是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民心的丧失。作为皇帝的钦差大臣，征税太监不顾人民死活的横征暴敛，使得民众与朝廷的心理距离愈来愈远，得不到民众支持的战争岂能不败!正如京营戎政尚书李化龙所说：“夫皇上差（高）淮，不过为榷税助工耳。（高）淮以堂堂天子之使臣，何至卖马、买豆、散香袋、散包头，猥琐鄙亵，出乖弄丑，损重辱国，因之激变边民，招引虏骑。此时尚不撤回，必待大变起，全辽失，而后戮之以谢天下，不亦晚乎?”[27]

4. “告天兴师”：努尔哈赤宣战

李化龙所说的“辽左事势非常，变乱将起”，并非夸张之词，形势确实不容乐观。万斯同如此描述当时的情况：“辽三面受敌，无岁不用兵。自税使高淮朘削十余年，军民益困。而先后抚臣皆庸才，玩愒苟岁月。天子又置万几不理，边臣呼吁漠然不闻，致辽事大坏。”[28]辽事大坏的突破口，出乎朝廷的预料，并非边臣原先视为头号敌人——西夷与兀良哈三卫，而是边臣千方百计招抚的东夷努尔哈赤。

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控诉明朝对女真的迫害。努尔哈赤自称“金国汗”，向军民人等宣称：

我祖宗以来与大明看边，忠顺有年。只因南朝皇帝高拱深宫之中，文武边官欺诳壅蔽，无怀柔之方略，有势利之机权，势不使尽不休，利不括尽不已，苦害侵凌，千态莫状。其势之最大最惨者，计有七件：

我祖宗与南朝看边进贡，忠顺已久，忽于万历年间，将我二祖无罪加诛。其恨一也。

癸巳（万历二十一）年，南关、北关、灰扒、兀剌、蒙古等九部，会兵攻我，南朝休戚不关，袖手坐视。仗庇皇天，大败诸部。后我国复仇，攻破南关，迁入内地，赘南关吾儿忽答为婿，南朝责我擅伐，逼令送回，我即遵依上命，复置故地。后北关攻南关，大肆掳掠，南朝不加罪。然我国与北关，同是外番，事一处异，何以怀服?所谓恼恨二也。

先汗忠于大明，心若金石，恐因二祖被戮，南朝见疑，故同辽阳副将吴希汉，宰马牛，祭天地，立碑界铭誓曰：“汉人私出境外者杀，夷人私入境内者杀。”后沿边汉人，私出境外，挖参采取。念山泽之利，系我过活，屡屡申禀上司，竟若罔闻，虽有冤怨，无门控诉……欺压如此，情何以堪!所谓恼恨者三也。

北关与建州，同是属夷，我两家构衅，南朝公直解纷可也，缘何助兵马，发火器，卫彼拒我?畸轻畸重，良可伤心。所谓恼恨者四也。

北关老女，系先汗礼聘之婚，后竟渝盟，不与亲迎。彼时虽是如此，犹不敢轻许他人，南朝护助，改嫁西虏。似此耻辱，谁能甘心?所谓恼恨者五也。

我部看边之人，二百年来，俱在近边住种。后南朝信北关诬言，辄发兵逼令我部远退三十里，立碑占地，将房屋烧毁……使我部无居无食，人人待毙。所谓恼恨者六也。

我国素顺，并不曾稍倪不轨，忽遣备御萧伯芝，蟒衣玉带，大作威福，秽言恶语，百般欺辱……所谓恼恨者七也。

有鉴于此，努尔哈赤说：“怀此七恨，莫可告诉。辽东上司，既已尊若神明；万历皇帝，复如隔于天渊。踌躇徘徊，无计可施，于是告天兴师，收聚抚顺，欲使万历皇帝因事询情，得申冤怀。”[29]

初战告捷之后，努尔哈赤派人把这份“告天兴师”文书送达辽东明朝官方，声称为七宗恼恨发兵，要求明朝派官前往谈判“赴贡罢兵”事宜。[30]关于此事，王在晋记载较为具体：“闰四月，奴儿归汉人张儒绅等，赍夷文请和。自称建州国汗，备述七宗恼恨，呈按院（巡按御史）陈王庭。内云：先年李成梁、李如松父子无故杀我祖父教场，夺我土地，一恨；又差部鞑围猎界上，杀我人，抢马匹，二恨；私自过界，盗斫粮草，三恨；求婿北关，赖我亲事，四恨；又将大兵五百名助北关交战，五恨；纵放辽民越地盗去参种，六恨；我与北关、朝鲜同为藩臣，他厚我薄，七恨。故因动发兵马叛抢是实。”[31]所说七大恨，与努尔哈赤向军民宣告的内容大体相似。

实事求是地说，努尔哈赤要向明朝宣战，蓄谋已久，所谓七大恨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

四月十五日，抚顺集市开集之日，努尔哈赤命令士兵扮作赶集的商贩，混入抚顺城内，发动突然袭击，俘获驻守抚顺的游击李永芳。抚顺城就这样被努尔哈赤轻而易举地攻陷。王在晋记叙道：“万历四十六年，辽事起。四月十五日，奴儿哈赤计袭抚顺，佯令部夷赴市，潜以精兵踵后，突执游击李永芳，城遂陷。（李）永芳降奴，去须发为夷，与奴缔姻，百惟调度，因以汉字传檄清河，胁并北关。巡抚李维翰趋总兵张承胤应援。”[32]

辽东巡抚李维翰、蓟辽总督汪可受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相继向朝廷告急，调兵请饷的奏疏纷纷沓沓送进紫禁城。朝廷接到抚顺陷落的报告，第一反应就是向兵部指示防剿事宜：“狡虏计陷边城，一切防剿事宜行该地方官相机处置，军饷着上紧给发。其调发应援，该部便酌议其奏。”[33]代理兵部尚书薛三才（字仲儒，号青雷，浙江定海人）并没有立即调兵遣将，而是向皇帝大叹苦经：辽东缺饷已历三年，户部应发额饷，从去年秋天到今年夏天，拖欠银子五十万两，即使不能全部照发，也应该先发一半，以解燃眉之急。兵部自身也拖欠辽东马价银十一万七千八百两，只能先发四万两。另外还欠新兵饷银四万七千一百两。至于调兵之事，薛三才只是敷衍一番：蓟辽总督汪可受已在选调蓟镇兵六千五百名，刻期援辽；其他各镇多事，征调不便。希望皇上拨发内库帑金，由辽东巡抚、总兵自己招募兵丁。身为军事主官的薛三才显然对此次辽东战事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仅仅把它看作以往常有的骚扰。皇帝也是如此，薛三才要求发放内帑，立即以“内帑空虚”予以回绝，要兵部户部自己想办法。不过他比薛三才敏感，意识到辽东形势危急，下旨要九卿科道研究赶紧商议“大举进剿”。[34]

四月二十一日，前往增援的总兵张承胤、副总兵颇廷相、游击梁汝贵，中埋伏阵亡，全军覆没。[35]代理兵部尚书薛三才意识到对方有备而来，向皇帝报告“东事殆不忍言”。皇帝立即指示：“辽左覆军陨将，虏势益张，边事十分危急。尔部便会推堪任总兵一员，令刻期到任，料理军务。一应防御驱剿事宜，着督抚等官便宜调度，务期殄灭，以奠封疆。其征兵转饷等事，即遵旨会议具奏。”[36]有关部门遵旨会议以后，薛三才向皇帝报告应对步骤：

一、征调真定、保定等地壮士，可得三万人；

二、各边废弃家丁皆许效用军前，可得数千人；

三、山海关为蓟辽门户，应任命一员大将提兵弹压，兼为辽东声援；

四、起用原总兵杜松驻守山海关，总兵王宣驻守关内。

皇帝一一照准，下令杜松原官起用，星夜赶往山海关赴任。[37]

闰四月初一日，河南道御史熊化向朝廷提议：宜速发粮饷，明蓟辽总督汪可受先期率兵数千直抵广宁，相机提调；巡抚李维翰移驻沈阳，与新任总兵李如柏协力拒守，待援军抵达后徐图进取。兵部赞同这一方案。皇帝批准这一方案，特别强调以下几点：

一、督臣出关调度，事出创见，似难轻举。尔部既与多官议妥，汪可受着统兵前去，相机进止，务期持重，以保万全；

二、抚臣李维翰着视虏情缓急，再为移镇；

三、顺天巡抚与保定巡抚移驻山海、易州，互相应援；

四、内地空虚，着速行招募充补；

五、兵部尚书黄嘉善着差人催他星夜前来，共图安攘。[38]

总督汪可受奉旨率兵出关，胆怯犹豫，在山海关逗留不前，还为此寻找借口。说什么先前曾大张声势，宣称发兵数万，如今仅仅数千人前往，对于奴虏不足以起到威慑作用。必须等待新任山海关总兵杜松率兵赶到，兵部补充的健马，以及工部打造的盔甲，全部到齐之后，才能出关备战。一句话，尽量拖延时间。皇帝对他畏缩不前的态度十分不满，训斥道：“毋得逗遛观望，致误军机!”[39]

朝廷不屑一顾的“奴虏”，居然吓到了堂堂天朝的督抚将帅，努尔哈赤的宣战已经收到先声夺人的效果。

5. 疲于奔命的杨镐、熊廷弼

为了部署辽东的战略反攻，朝廷任命熟悉辽东事务的杨镐（字京甫，号凤筠，河南商丘人），以兵部右侍郎的头衔出任辽东经略兼辽东巡抚，懦弱无能的辽东巡抚李维翰革职听勘，要求都察院速差有魄力的御史取代杨一桂，出任辽东巡按。[40]皇帝显然把辽东战略反攻的希望寄托在杨镐身上，赐给他尚方宝剑，重其事权，总兵以下将官如不听命死战，可以先斩后奏，军法从事。杨镐新官上任三把火，申严纪律，征召四方兵马，准备大举进攻。七月，后金军队由鸦鹘关攻占清河，副将储贤战死，杨镐祭出尚方宝剑，把清河逃将陈大道、高炫斩首，企图以此激励将领出关迎战，摆出一副决战的架势。[41]

万历四十六年年底，四方援兵已经齐集，杨镐仍没有发动战略反攻。皇帝接到兵科给事中赵兴邦的报告，得知努尔哈赤进犯会安，杨镐仍无动作，很是不满，责问道：“经略（杨镐）任事已久，各处援兵俱集，如何又有会安之失?平时备御无策，事后勘报不明，欺玩如此，镇道诸臣岂得无罪?”[42]看得出来，皇帝迫切希望辽东战事立即出现转机，毕其功于一役。这对朝廷大臣有很大的压力，内阁首辅方从哲、兵部尚书黄嘉善、兵科给事中赵兴邦等官员，为了避免“师久饷匮”，都主张速战速决。

按照当时的态势，速战速决显然不是明智的决策，唯一正确的战略是稳固防守伺机反击，逐步收复失地。但是，从皇帝到内阁、兵部都低估了努尔哈赤的力量，以为大兵一到，所向披靡，胜利指日可待，所以接连发出红旗，催促杨镐进军。

万历四十七年正月，杨镐会同蓟辽总督汪可受、辽东巡抚周永春、辽东巡按陈王庭商议决定，二月十一日誓师，二十一日出塞，兵分四路：

第一路，原任总兵马林率领副将、游击麻岩、郑国良、丁碧、葛世凤等，从靖安堡直插开原、铁岭；又令窦永澄督促北关守军配合，攻其北翼；

第二路，山海关总兵杜松率领参将、游击刘遇节、柴国栋、王诰等，从抚顺直插沈阳，攻其西翼；

第三路，辽东总兵李如柏率领副将、参将、游击贺世贤、张应昌、李怀忠、戴光裕、冯应魁、尤世功等，从鸦鹘关直插清河，攻其南翼；

第四路，总兵刘率领副将、游击祖天定、姚国辅、徐九思等，从凉马佃直插宽奠，攻其东翼，捣其后路。

四路人马号称四十七万，实际十万左右，以绝对优势的兵力，期于三月初二日在二道关会师，齐头并进，直捣努尔哈赤的老巢赫图阿拉。[43]

这种战略部署看起来气势逼人，稳操胜券，其实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冒险性，如果其中一路失利，必然会牵制其他三路，甚至满盘皆输。加之天公不作美，从十六日开始，辽东原野下起茫茫大雪，给大部队行动带来很大的困难，出发日期不得不从二十一日改为二十五日。[44]更为严重的是，泄露了军事机密，努尔哈赤对于明朝军队的行动了如指掌，集中兵力打击其中一路。双方还未交手，胜负已成定局。

战事的进展果真如此。杜松想抢头功，先期从抚顺出发，渡过浑河，抵达南岸的萨尔浒。遭到埋伏在那里的努尔哈赤精锐部队的突然袭击，全军覆没。

马林率军从三岔儿出发，得知杜松兵败的消息，立即停止进军，结营自固。猝不及防地遭到突然袭击，大败而逃。

坐镇沈阳的杨镐获悉两路兵败，马上下令李如柏、刘停止出击。李如柏奉命不进，刘早已孤军深入三百里，虽然取得小胜（连克十五寨，歼敌三千余），却铸成大错。击败杜松、马林之后，努尔哈赤集中兵力阻击刘。一场激烈的混战后，骁勇善战的大将刘阵亡。此次战役，明朝损失文武将吏三百、士兵四万、马匹二万八千。[45]

战败的塘报传来，京师震动，本以为捷报唾手可得，没有料到竟然一败涂地，以致内阁首辅方从哲惊慌失措地要求皇帝召开御前会议，共同讨论保卫辽东保卫京师的方案。皇帝也感到大事不妙，向兵部发去谕旨，对杜松贪功冒进而兵败，表示愤慨，对马林应援失期有所不满，要他戴罪立功。

战局毫无起色，开原、铁岭相继沦陷，言官交章弹劾杨镐。皇帝随即作出决定，下令逮捕此次战败的主要责任者杨镐，关入锦衣卫诏狱论死，崇祯二年伏法。[46]

为了扭转局面，朝廷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出来收拾残局。

熊廷弼，字飞白，号芝冈，湖广江夏人。万历二十五年举乡试第一，次年成进士，授保定府推官，不久晋升为御史。万历三十六年巡按辽东，对巡抚赵楫、总兵李成梁放弃宽奠疆土八百里极为不满。他在辽东几年中，杜馈遗，核军实，按劾将吏，不事姑息，风纪大振。由于人事矛盾，调任南直隶督学，依然严明，声誉鹊起。因杖死诸生一事，与巡按御史荆养乔互相攻讦，两人同时罢官。万历四十七年杨镐丧师辱国，皇帝想起了熊廷弼熟悉辽事，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

当时辽东一片混乱，军队溃散，残兵无人统率。熊廷弼走马上任，还未出京师，开原沦陷，他向皇帝分析辽东形势：辽东是京师的肩背，河东是辽东的腹心，开原又是河东的根本。欲保辽东，开原必不可放弃。敌人未破开原时，北关、朝鲜还可以成为敌人腹背之患，如今开原沦陷，北关不敢不服，朝鲜不敢不从。既无腹背之忧，敌必东西两路交攻。辽阳、沈阳如何可守?由此他提出一系列要求：一遣将士，二备刍粮，三修器械，四毋窘臣用（财政），五毋缓臣期（粮饷），六毋中格以阻臣气（朝廷），七毋旁挠以掣臣肘（言路），总而言之一句话：“毋独遗臣以艰危，以致误臣误辽兼误国。”[47]皇帝急于确保辽东平安，欣然同意，立即降旨：“恢复开原乃御虏安边急务，应用兵马、器械、钱粮、刍豆等项，着各该衙门火速处办，刻期齐备，毋得借口缺乏，致误军机。”[48]并且赐予尚方宝剑，以重其事权。

熊廷弼在皇帝如此器重之下奔赴辽东，踌躇满志。然而形势十分严峻，他刚一出山海关，铁岭又告失守，沈阳及各城堡军民迅速逃散，辽阳人心惶惶。他星夜兼程，劝逃亡者回归，斩逃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以此祭祀死节将士，杀贪将陈伦，罢免总兵李如桢，以李怀信顶替。与此同时，督促士兵建造战车、火器，疏浚城壕，加固城墙，作长期守御之计。几个月间，令严法行，辽阳守备大固。

万历四十七年九月，他从五个方面分析辽东形势，上报皇帝：

一是险要之大略——贼之出路有四：东南为叆阳，南为清河，西为抚顺，北为柴河、三岔儿间。都应设重兵。而镇江、南障四卫，东顾朝鲜，亦不可少。

二是联络之大略——四路首尾相护，每路设兵三万，裨将十五六员，分奇正，以当一面；镇兵设二万，裨将七八员，一半驻扎义州，一半驻扎镇江，夹鸭绿江而守。

三是兵将之大略——清河、抚顺、三岔儿，山多漫坡，可以骑兵步兵并行，应当用西北兵，由西北大将统率。宽奠、叆阳一带，林箐险阻，可以专用四川兵，由西南大将统率。镇江地处水陆要冲，应当兼用南北兵将。

四是坐困而转蹙之大略——各路兵马到达，尽地而守，小股骚扰，自为堵御；大敌入犯，互相应援，挑选精悍部队，不时出击阻挠。

五是征行居守之大略——善行师者，行必结阵，止必立营，贮放粮草，兼作退路。再设兵二万驻辽阳，以壮中坚；海州设兵一万，以备后劲；金州、复州设兵一万，以杜南侵。[49]

万历四十七年十一月，熊廷弼向皇帝陈述制敌方略，不外乎恢复、进剿、固守三者之间的抉择。他认为从当前形势考虑，漫谈恢复、进剿，显然过于草率，不如固守最为稳当，须知“守”正是为了“战”。为了挡住敌方的进攻势头，他主张“步步为营，渐进渐逼”，以守为攻的战略方针。然而固守也不容易，敌军有十万，我军应有十八万，而现在仅有八万，还在精简淘汰之中，不能作为实数。只有招募新兵、征调内地军队，使之达到十八万的实数。因此需要朝廷拨发十八万军队的饷银三百二十四万两，米粮一百零八万石，马豆九十七万石。[50]从当时的战略态势来看，熊廷弼主张固守，反对盲目出击，无疑是唯一正确的选择。[51]皇帝批准了这个方案：“审度贼势，分布战守方略，颇合机宜。防守既固，徐图恢复、进剿，尤是万全之策。”[52]

有皇帝的大力支持，熊廷弼经略辽东一年，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局势渐趋稳定。辽阳颓城整修一新，逃亡人民纷纷回归，遭到战争威胁的奉集、沈阳两座空城，如今俨然成为重镇，民安于居，贾安于市，商旅纷纷于途。[53]

但是，辽东的困境并没有根本改变，这一点熊廷弼看得很清楚，多次向朝廷指出局势严峻：

——兵贵精之说牢固不破，辽阳、沈阳、抚顺、清河、叆阳、宽奠、镇江，皆当贼来路，不置兵无以阻其阑入，不多置兵无以当其聚攻。而主贵精之说，必屯聚一处，其去诸处远者四百里，近亦百里，如何能济?[54]

——自开、铁失后，九十月以来，煖兔、炒花、伯要儿等营住我内地，绝虏粮食人畜报无虚日，甚至东入清河二百余里之远。[55]

他在给兵部尚书黄嘉善的揭帖中写道：“今半个残辽见在旦夕死生中，而悠悠然似极缓极太平，而不必过忙者……辽事已失误至此，请此后勿更支吾犹自以为劳也。”[56]在给皇帝的奏疏中责问：“辽阳城中独一经略卧理军务，请问皇上要辽东否?再问朝臣要辽东否?如要辽东，奈何屡屡推补各道漠然罔闻也!”[57]

熊廷弼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58]刚愎自用，目空一切，人缘很不好，容易遭到言官抨击。他一度赌气辞官，皇帝好言劝慰：“辽事败坏，皆地方官玩愒所致，熊廷弼一意振刷，恢复封疆，朕深切倚赖。今夷情甚急，岂经略释肩之时，自弃前功!着益殚忠任事，与诸臣协心共济，毋为人言所阻。”[59]在以后几个月中，皇帝朱翊钧身患重病，对熊廷弼仍分外关注，别的奏疏不看，熊廷弼的奏疏非看不可，而且无不一一批答，随上随下。[60]皇帝对辽事的关切，对熊廷弼的信赖，使得熊廷弼能够安于其位。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皇帝朱翊钧病逝，熊廷弼失去了强有力的支撑，言官群起而攻之。给事中姚宗文疏陈“辽土日蹙”，诋毁熊廷弼“废群策而雄独智”，“军马不训练，将领不部署，人心不亲附，刑威有时穷，工作无时止”。御史顾慥弹劾熊廷弼“出关逾年，漫无定画，蒲河失守，匿不上闻，荷戈之士徒供挑浚，尚方之剑逞志作威”。[61]御史冯三元更厉害，弹劾熊廷弼“无谋者八，欺君者三”。他说：“熊廷弼精神不以筹边，而意气偏以角内，才能不足胜敌，而推扯用以覆短。以杀为威，以愎拒谏，人心不附，方略全无。天下事已坏，乃欲卸担而去之。此可谓封疆之臣乎?中外之人皆知其必误辽事，特惧有阻挠之名，而莫敢言也。”刚刚即位的天启皇帝朱由校下旨：着九卿科道会议具奏。兵科给事中杨涟的观点比较折中，认为熊廷弼功过参半：“奴酋不长驱，遂以为素无大志，我可安然无恙，而不知吾之寨日劫也，堡日空也，人民日杀掠也，马畜日驱赶也。我招获之数不如丧败之数。树无皮而不能生，边寨无屯堡，人民马畜而能存乎?议经略（熊廷弼）终难抹杀其功，怜经略者亦难掩饰其咎，职所以不能为廷弼讳也。”[62]

熊廷弼愤而答辩，乞求罢官，招致更为激烈的弹劾。御史张修德攻击他“大误封疆事，重负国恩，诡言谢病，无人臣礼”。熊廷弼益加愤怒，再次上疏自我辩解，“辽已转危为安，臣且之生致死”，缴还尚方剑，力求罢斥。给事中魏应嘉、薛凤翔、御史张至发纷纷弹劾，朝议允熊廷弼辞去，由袁应泰代替。临去之时，熊廷弼还不忘为自己辩护：“辽师覆没，臣始驱羸卒数千踉跄出关，至杏山而铁岭又失，廷臣咸谓辽必亡。而今且地方安堵，举朝帖席，此非不操练不部署者所能致也?若谓拥兵十万，不能斩将擒王，诚臣之罪。然求此于今日，亦岂易言!令箭催，而将帅殒命；马上催，而三路丧师。臣何敢复蹈前轨。”[63]

平心而论，熊廷弼经略辽东，收拾残局，毕竟功大于过。言官弹劾的动机不一，其中不乏出于门户之见的无端攻击。辽东的许多问题都是前任经略积累下来的，要熊廷弼在一年之中荡涤一新，岂非强人所难!正如张鼐所说，十万大军聚集弹丸之地，“市肆骚然，民不有其室家”，“物价踊贵，而兵民两困，全线不能饱战士之腹，而朝议渐忧其师之老，又恐数十万之饷久靡难继，以速一战为快，而不知策未易言。且辽之易困者，患在客兵安插无方，而粮饷挽输接济无奇术也”。[64]这些问题不但困扰前任经略，也困扰着现任经略。熊廷弼虽是进士出身的文官，却是“有胆知兵，善左右射”的文武全才，在担任辽东巡按时就极力主张“守边”，担任经略以后，“主守御益坚”。[65]因此不可能攻城略地立竿见影，势必与朝廷的战略方针——速战速决以免“师老靡饷”——发生冲突，他的下台是迟早的事。

---

[1]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首卷《总略·辽境诸夷》。

[2]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首卷《总略·建夷》。

[3]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首卷《总略·辽境诸夷》。

[4]孟森《明清史讲义》下，中华书局，1981年，第380—381页。

[5]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正续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04—119页。

[6]庄廷鑨《明史钞略·李成梁》。参看和田正广《李成梁一门战绩的实态分析》，载《八幡大学社会文化研究纪要》第20卷（1987年）。

[7]冯时可《纪边事三》，《皇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三十四。

[8]侯先春《安边二十四议疏》，《皇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二十八。

[9]瞿九思《王杲列传》，《万历武功录》卷十一《东三边》。

[10]瞿九思《王兀堂赵锁罗骨列传》，《万历武功录》卷十一《东三边》。

[11]冯景隆《总镇重臣冒功掩罪大肆欺罔伏乞宸断重惩积弊以固边防疏》，吴亮《万历疏钞》卷四十《边功类》。

[12]《明神宗实录》卷一百九十一，万历十五年十一月甲寅。

[13]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十八年庚寅卷，夏四月。

[14]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十九年辛卯卷，秋七月。

[15]侯先春《安边二十四议疏》，《皇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二十八《侯给谏奏疏》卷一。

[16]万斯同《明史》卷三百二十二《李成梁传》。

[17]侯先春《安边二十四议疏》，《皇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二十八《侯给谏奏疏》卷一。

[18]侯先春《为审势量力酌陈今秋防守事宜疏》，《皇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二十九《侯给谏奏疏》卷二。

[19]侯先春《清马政以裨边疆重务事》，《皇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二十九《侯给谏奏疏》卷二。

[20]《明神宗实录》卷二百七十八，万历二十二年十月庚午。

[21]《明神宗实录》卷三百六十一，万历二十九年七月己亥。

[22]《明神宗实录》卷三百七十，万历三十四年癸丑。

[23]和田正广《李成梁一门战绩的实态分析》，《八幡大学社会文化研究纪要》第20卷（1987年）。

[24]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三十七年己酉卷，二月。

[25]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三十七年己酉卷，三月。

[26]宋一韩《直陈辽左受病之原疏》，吴亮《万历疏钞》卷四十一《辽建类》。

[27]李化龙《辽左事势非常变乱将起疏》，吴亮《万历疏钞》卷四十一《辽建类》。

[28]万斯同《明史》卷三百四十七《李维翰传》。

[29]孟森《清太祖告天七大恨之真本研究》，《明清史论著集刊正续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11—112页。

[30]《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六十八，万历四十六年四月丙辰。

[31]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一，万历四十六年闰四月。

[32]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一，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十五日。

[33]《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六十八，万历四十六年四月甲辰。

[34]《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六十八，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庚戌。

[35]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一，万历四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六十八，万历四十六年四月甲寅。

[36]《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六十八，万历四十六年四月丙辰。

[37]《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六十八，万历四十六年四月戊子。

[38]《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六十九，万历四十六年闰四月己未。

[39]《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六十九，万历四十六年闰四月丁卯。

[40]《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七十，万历四十六年五月壬子。

[41]《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七十三，万历四十六年八月己未。万斯同《明史》卷三百四十七《杨镐传》。

[42]《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七十七，万历四十六年十二月乙丑。

[43]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一，万历四十七年正月。

[44]《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八十，万历四十七年三月甲申。

[45]万斯同《明史》卷三百四十七《杨镐传》。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一。

[46]万斯同《明史》卷三百四十七《杨镐传》。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一。

[47]《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八十三，万历四十七年六月己卯。万斯同《明史》卷三百四十七《熊廷弼传》。

[48]《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八十三，万历四十七年六月己卯。

[49]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一。

[50]《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八十八，万历四十七年十一月癸卯。万斯同《明史》卷三百四十七《熊廷弼传》。

[51]姜守鹏《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经辽研究》，《东北师大学报》1992年第4期。

[52]《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八十八，万历四十七年十一月癸卯。

[53]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三。

[54]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二。

[55]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二。

[56]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二。

[57]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二。

[58]万斯同《明史》卷三百四十七《熊廷弼传》。

[59]《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九十一，万历四十八年二月壬申。

[60]《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九十一，万历四十八年六月丁未。

[61]万斯同《明史》卷三百四十七《熊廷弼传》。

[62]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三。

[63]万斯同《明史》卷三百四十七《熊廷弼传》。

[64]张鼐《题熊侍御疏牍叙》，《宝日堂初集》卷十一。

[65]万斯同《明史》卷三百四十七《熊廷弼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