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简史——神宗罢朝与江南民变

关键词：万历三大征

明朝万历后期

明神宗朱翊钧在位执政48年，有30年不上朝听政，因而他被后人认为是中国历代帝王中最懒惰的。特别是万历中后期，明朝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表现出了越来越严重的危机，而嗜酒、恋色、贪财，私欲膨胀的神宗恣意妄为，不但将张居正改革留下的红利消耗殆尽，还因为滥发矿使税监、横征暴敛，引发了市民阶层的强烈反抗，“民变”也成了明朝中后期特殊的社会现象。

亲政清算

万历十年（1582），“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的张居正去世，神宗为张居正辍朝一天，并谥文忠，赠上柱国太师衔，荫一子为尚宝司丞，赏丧银五百两。内阁大学士张四维继任首辅。神宗这时年已二十，开始亲自过问朝政，希望有所作为。然而，两年之后，神宗亲政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清算已死的张居正。神宗深知要想树立自己作为皇帝的权威，就必须彻底摆脱张居正的影响。同时，张居正生前因为刚正不阿，得罪了不少大臣，一些守旧派大臣在他死后乘机反扑，纷纷上奏朱翊钧。神宗对昔日威柄震主的张居正日益不满，几个月后，张居正就被指控接受贿赂，生活奢侈，安插不胜任的党羽担当要职，滥用权力，徇私舞弊以使他的儿子们得以进入翰林院，勾结太监冯保，压制舆论，蒙蔽皇帝，甚至试图篡夺皇位等一系列罪名。

万历十年（1582）十二月，神宗以欺君蠹国之罪，免去冯保东厂提督之职，抄没其家产，随后又将张居正重用的人统统罢免，同时为从前反对张居正的人一一恢复名誉或官职。

张居正死后，言官又以指摘官员瑕疵为能事，致使有大功者不能受赏，有小过即被迫辞官，朝中纷争动荡，难以正常施政。神宗亲政后，亲自批答奏疏，但由于追查张居正，仍不免轻信弹章，言官诋诽之风因而难以遏止。言官由攻击张居正，进而攻击张居正荐引的官员，又进而攻击新任的阁部诸臣。神宗亲政的几年间，言官的弹章纷至沓来，朝官的抗辩接踵而上。这些奏章又往往是空话连篇，强词夺理，真伪混杂。意在有所作为的神宗，陷入无休止地批览奏章和臣僚纷争之中难以自拔。

万历三大征

当神宗彻底摆脱了张居正的束缚之后，就开始了他的独裁统治。从此以后，神宗开始长年深居禁宫，嗜酒、恋色、贪财，私欲膨胀，恣意妄为。

万历二十年（1592）二月，宁夏副总兵哱拜起兵反叛；五月，日本发动侵朝战争；同时西南又发生播州杨应龙叛乱，神宗被迫派兵三路出征，史称“万历三大征”。其中宁夏之变是边臣处事不当引起的兵变；播州之变则是明朝推行改土归流政策，与西南土司政权发生矛盾所导致；援朝之战则是应朝鲜国王的请求，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斗。三大征中以援朝之战耗时最长，战况也最为惨烈。

日本于16世纪末期结束战国时代实现统一后，野心勃勃的关白丰臣秀吉意欲先占朝鲜，后侵中国。万历二十年（1592），丰臣秀吉发兵朝鲜，朝鲜国王李昖逃到义州（今辽宁义县），派使臣向明朝求援。考虑到中朝两国唇齿相依的关系，神宗派遣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在朝鲜军的配合之下，光复平壤，随后收复开城、王京（今韩国首尔）以及汉江以南大片领土。但兵部尚书石星却主张议和，明朝撤兵而回。万历二十五年（1597），日本再次出兵朝鲜，明政府派兵部尚书邢玠为总督、都御使杨镐为经略、麻贵为提督，第二次赴朝抗日。此次明朝将领吸取了水师训练不足的教训，加紧招募江南士兵，增强对日作战能力。朝鲜将领李舜臣在第一次抗日战斗中，率领铁甲龟船屡立战功。第二次战争时，他与明朝将领邓之龙密切配合，击毁日船多艘，最后二人壮烈牺牲。万历二十六年（1598），丰臣秀吉死，日本军心动摇，中朝联军乘机反攻，日军大败，历时七年的援朝战争最终结束。

万历三大征虽然性质各不相同，也都获得全胜，但明军将士却伤亡数十万，耗银千万两，致使国库空虚，百姓遭难，由此开始，明朝日趋衰败。

醉梦之期

神宗鉴于张居正的专擅，有意收揽大权，削弱内阁，但由于陷入朝臣纷争之中，有心勤政而难以勤政。亲政四年，便怠于政事。万历十四年（1586）秋，自称“一时头晕眼黑，力乏不兴”，宣示免朝。这年以后，神宗即以多病调摄为名，很少上朝，也不再召见大臣。大臣们送上来的奏疏仍由神宗亲览，却往往“留中”，不予理睬，既不批示，也不发还。万历十八年（1590）二月，再罢日讲，“自后讲筵遂永绝”。缺官严重而不补，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

神宗亲政后的30年，基本上是一个不理朝政的皇帝。近代史学家孟森的《明清史讲义》里把神宗亲政的晚期称为“醉梦之期”“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但是，神宗是明朝唯一的决策者。皇帝独揽大权而又怠于政事，阁臣言官相互攻讦，明朝的政局日益陷于纷乱昏暗之中。由于神宗不理朝政，官员空缺的现象非常严重。万历三十年（1602），南、北两京共缺尚书3名、侍郎10名；各地缺巡抚3名，布政监司66名，知府25名。到万历四十一年（1613）十一月，南、北两京缺尚书、侍郎14名。神宗委顿于上，百官党争于下；官场党派林立，互相倾轧，整个政府陷于半瘫痪状态。《明史》这样描述：“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同政务上懈怠荒疏相比，万历皇帝对于女色的喜好却是空前强烈。万历十年（1582）三月，神宗曾效仿祖父朱厚熜的做法，在民间大选嫔妃，一天就娶了“九嫔”。神宗还喜欢玩弄小太监。当时宫中有10个长得很俊的太监，专门“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号称“十俊”。所以，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的奏疏中有“宠十俊以启幸门”的批评。万历十七年十二月，雒于仁上疏朱翊钧，批评他沉迷于酒、色、财、气，并献“四箴”。神宗看后暴跳如雷，大怒不止，将奏章留中不发。

民变迭出

中晚年的神宗，对于朝政的兴趣，显然没有对敛财的兴趣浓厚。“好货成癖”的他曾将查抄的冯保、张居正家产全部归自己支配；为了掠夺钱财，他曾以采木、烧造、织造、采办为名搜刮民财。万历二十六年（1598），神宗向全国各地的著名市镇、通衢要地派出矿监税使，主持开矿，同时兼征税收。这些人大多为内廷太监，他们四处搜刮人民，而且征税的项目千奇百怪，无物不税，无地不税，仅仅在万历二十六到三十年（1598～1602）短短的五年间，就进奉给神宗银300多万两，其余金珠、貂皮、好马不计其数。

这种杀鸡取卵、涸泽而渔的敛财政策和矿监税使们敲骨吸髓的敲诈让百姓们苦不堪言，一时间苏州、武昌、临清等地纷纷发生了“民变”，驱逐矿监税使。万历二十九年（1601），明神宗派税监孙隆到丝织业发达的苏州征税。孙隆一到苏州，就跟当地的地痞无赖勾结，在城内各处设立关卡，凡是绸缎布匹进出关卡，一律征收重税。商贩交不起税，就没法进城做买卖，织户只好停工。在这种情况下，孙隆还要向织户收税，规定每台织机收税银三钱，每匹绸缎收税银五分，这一来更逼得许多织户破产倒闭，织工失业。当年六月六日，织工葛成率领数千织工杀向葑门税卡，把税卡上的黄建节、徐怡春两个税棍当场打死。接着，在葛成的率领下，万余名织工包围了税监孙隆的税监司衙门，在一片“捉孙隆、罢私税”的呐喊声中孙隆吓得魂不附体，翻墙逃往杭州。后来明神宗命抚、按衙门追捕“乱民”。葛成为了让众人免受连累，便主动到苏州府衙门，一人担当了“倡乱”之首的“罪责”。葛成一度被判为死刑，但顾忌群众感情，一直没有执行，十多年后被放出。

万历年间的民变遍布全国各地，规模巨大，这表明“市民”阶层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力量，他们在反对宦官势力的士大夫阶层的联合下，开始对皇权进行有限度的抗争，以维护本阶层的经济利益，这也是明代独有的社会现象。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三月，因长期酒色无节，加上辽东惨败，国事困扰，神宗皇帝重病不起。七月二十一日，神宗在弘德殿病逝，终年58岁，安葬于三十多年前精心修建的“寿宫”定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