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就齐桓霸业的管仲改革 以曹刿作为对照

管仲改革成就的定性判断

下面，我们将通过解读《国语·齐语》的相关记载，细致地了解管仲如何辅佐齐桓公规划和实施“参（叁）其国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作内政而寄军令”“轻过而移诸甲兵”“三选”“相地而衰征”等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在前任国君打下的坚实基础上，进一步显著提高了齐国的内政治理水平，增强了齐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施“亲邻国”“征淫乱”“行文道”“朝天子”等外交举措，积极主导天下事务，重建中原国际秩序，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位获得王室认可、诸侯拥戴的中原霸主。

在进入《国语·齐语》洋洋洒洒的长篇叙事之前，我们首先要定性地判断一下其中所叙述的管仲改革事迹有多大的可信度。

首先，通过前面三节的史事叙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齐桓霸业的确是达到了相当伟大的程度，以至于齐桓公在葵丘之盟期间曾经设想过与周王平起平坐，甚至封禅天地。内政大治是霸业大成的必要条件，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国语·齐语》里描述的管仲改革的规模和成就，与齐桓霸业的规模和成就是基本匹配的。

其次，我们可以考察一下其他可靠的传世文献中记载的对管仲功业的评价。据《论语·宪问》的记载：

子路说：“齐桓公杀了公子纠，召忽为他赴死，管仲却没有死。”说：“管仲没有仁德吧？”孔子说：“齐桓公九次会合诸侯，不是靠的武力，这都是管仲的功劳。这就是他的仁德！这就是他的仁德！”

子贡说：“管仲不是仁人吧？桓公杀了公子纠，管仲不能为公子纠赴死，还去辅相桓公。”孔子说：“管仲辅相桓公，成为诸侯霸主，一举匡正天下，天下民众到今天还享受着他的恩赐。假若没有管仲，我们今天恐怕都会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边开，沦为戎狄了。他难道要像普通民众那样守着小节小信，在山沟里自杀还没有人知道吗？”

当然，《论语》里也记载了孔子对管仲不节俭、不守礼的谴责，但“善恶不相掩”，他对于管仲在治理齐国、成就桓公霸业中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还是给予了高度的肯定，称许管仲是有仁德的人（孔子很少许人以仁），甚至认为“假若没有管仲，我们今天恐怕都会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边开，沦为戎狄了”。我认为，《国语·齐语》里描述的管仲改革的规模和成就，与孔子对于管仲功业的高度评价是基本匹配的。

总而言之，我的观点是，《国语·齐语》中所叙述的全面、大规模而收效显著的管仲改革，从定性的角度看，是和齐桓霸业成就、同时代名人评价相匹配的，应该具有一定的史实依据。与史事混乱的《管子·大匡》和更加“整齐美好”的《管子·小匡》相比，《齐语》可能是最接近于原始史料的记载。然而，我们也必须要意识到，《国语·齐语》作为战国人所写定的“事语”类文献，已经做了不小的整齐、修饰、美化工作，甚至可能掺杂了战国管子学派用来游说当时君主的全新政策主张。比如说，有学者就认为，《齐语》记载的“参（叁）其国而伍其鄙”的总体规划在春秋早期的齐国可能没有真正实行过，而是战国学者假托管子之名而掺入的“私货”。⁽¹⁾

接下来，我们就带着这种“将信将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通过《国语·齐语》的记载，来探寻管仲这位齐桓霸业“总设计师”和“首席执行官”的改革思想与实践。

叁国伍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

当管子回到齐国，接受三次薰香、三次沐浴。桓公亲自到郊外迎接，同他坐在一起，询问道：“昔日我们的先君襄公修筑台作为高位，打猎、围捕、捉兔、射鸟，不听治国家政事，轻视圣贤、侮辱士人，而只崇尚女色。宫中有九妃、六嫔，排列数百名姬妾，吃的一定要是精米精肉，穿的一定要是彩衣绣服。将士们挨冻受饿，军车是由游车破损后改造的，士兵是由侍妾吃剩的粮食来养活。逗笑的倡优摆在前面，贤德有才的人抛在后面。因此国家不能日有所进、月有所长。这样下去恐怕宗庙将无人清扫，社稷将没人奉献血食。敢问针对这种状况该怎么办？”

如前文所叙，齐襄公在其统治期间，逼灭纪国而开疆拓土、继续小霸中原，为齐桓公称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不是一个“不听治国家政事”的昏君。桓公这段将先君襄公贬低得一无是处的言论，有可能是战国管子学派后人为了抬高桓公、管仲，而对前任襄公的失德行为有所夸大。

管子对答说：“昔日我们的先王周昭王、周穆王，世代效法文王、武王的政绩而成就美名。召集众位长老，来考察选择民众中有道德的人，制定刑象作为民众的纲纪，式和权要相对应，用制度把民众联系起来，先整齐根本，再端正细节，用赏赐来劝勉善行，用刑罚来纠正恶行，按年龄老少制定伦常次序，作为民众的纲纪法统。”

管仲以“先王之制”为依托，指出制度建设和实施的重要性，从而引出下面一系列“整齐根本”“端正细节”的重大制度性改革举措。值得注意的是，管仲所依托的“先王”并不是已经被高度神圣化的文王、武王，而是“王道微缺”的昭王和“王道衰微”的穆王，这预示着他接下来要讲的治国举措是针对王道衰微的春秋时代而制定的。

桓公说：“具体该怎样去做呢？”管子对答说：“昔日圣王治理天下时，曾把国都（包括近郊）分为三个区、把鄙野分为五个区，确定民众的居所，成就民众的事业，设置陵墓作为他们的归宿，并谨慎地运用杀、生、贵、贱、贫、富六种权柄。”

管仲依托昔日“圣王”，提出“把国都（包括近郊）分为三个区、把鄙野分为五个区（参［叁］其国而伍其鄙）”的行政区划总体构想，为后面多项具体举措的展开奠定了社会组织基础。根据下引《国语·齐语》的叙述并参考《管子·小匡》关于“叁国”“伍鄙”的进一步解说，可以知道：国都（包括近郊）的三个区分别由齐桓公、上卿国氏、上卿高氏统领，共有六个工、商之乡和十五个士乡。具体说来，齐桓公统领六个工、商之乡和五个士乡，上卿国氏和高氏各统领五个士乡。每乡由一位乡大夫／良人统领，下有十连、四十里、四百轨。鄙野的五个区叫做“五属”，每属由一位属大夫统领，下有十县、三十乡、三百卒、三千邑。

桓公问：“如何成就民众的事业？”管子对答说：“士、农、工、商四种民众，不要让他们混杂居住。混杂居住会导致言论混杂、事业变易。”

桓公问：“怎样来安排士、农、工、商的住地呢？”管子对答说：

“昔日圣王安排士人的住处时，使他们住在清闲安逸的地方；安排工匠的住处时，使他们靠近官府作坊；安排商人的住处时，使他们靠近市场水井；安排农民的住处时，使他们靠近田野。

“让那些士人聚集在一起居住，由于清闲安逸，所以父辈之间谈论义，儿子辈之间谈论孝，侍奉国君的人谈论敬，年幼的则谈论悌。从小就跟着学习，他们的心思就安定了，不会见到其他事物就改变。所以父兄的教诲不用严肃督促就能实行，子弟的学习无须太费力就能掌握。这样的话，士人的后代就一直是士人。

“让那些工匠聚集在一起居住，分析四季的工艺特点，辨别质量的优劣，衡量节度器物的用处，选择比较协调原材料。从早到晚做这些事，把做出的器物销往四方，用这些来教诲子弟，互相谈论工作，互相展示技巧，互相陈列成品。从小就跟着学习，他们的心思就安定了，不会见到其他事物就改变。所以父兄的教诲不用严肃督促就能实行，子弟的学习无须太费力就能掌握。这样的话，工匠的后代就一直是工匠。

“让那些商人聚集在一起居住，考察四季的市场需求，观察本地的货源，从而知晓市场的行情。背负、怀抱、肩担、人扛，用牛车、马车，把货物运往四方，用有的换取没有的，贱时买进，贵时卖出。从早到晚做这些事，用这些来教诲子弟，互相谈论利益，互相显示所得，互相陈列商品以了解物价。从小就跟着学习，他们的心思就安定了，不会见到其他事物就改变。所以父兄的教诲不用严肃督促就能实行，子弟的学习无须太费力就能掌握。这样的话，商人的后代就一直是商人。

“让那些农民聚集在一起居住，考察四季的农事要领，权衡节度用具，包括耒、耜、耞、芟等。到了寒冬，要打草整地，以等待及时耕种。到耕种时，要深翻土壤，然后立即把土耙平，以等待及时雨。及时雨下过之后，就带着枪、刈、耨、镈等农具，从早到晚在田野里劳作。劳动时脱去上衣，头戴草帽，身穿蓑衣，身体沾湿，满脚是泥，曝晒头发皮肤，使尽四肢的敏捷，在田野里干活。从小就跟着学习，他们的心思就安定了，不会见到其他事物就改变。所以父兄的教诲不用严肃督促就能实行，子弟的学习无须太费力就能掌握。这样的话，农民的后代就一直是农民。

“农民居住在郊野而不与其他人亲近，其中的优秀人才能成为士的，一定值得信赖。有关官员见到这样的人才不报告的，要根据情节轻重受到五刑的处罚。官吏必须办完报告人才的事才可以安居。”

桓公问：“怎样确定国都地区（包括近郊）民众的住地呢？”管子对答说：“把国都地区分为二十一个乡。”桓公说：“好啊。”管子于是把国都（包括近郊）划分为二十一个乡：其中工、商之乡六个；士乡十五个，国君掌管五个士乡，国子掌管五个士乡，高子掌管五个士乡。把各种国事分为三部分，设立各种三官：群臣中设立三宰，工匠中设立三族，市场中设立三乡，川泽中设立三虞，山林中设立三衡。

管仲认为，“定民之居”是“成民之事”的基础，他提出改变四民杂处的无序状态，建设士、工、商、农聚居区，营造每类民众群体内部互相学习、互相劝勉的社区氛围，从而促进行政（士）、教育（士）、手工业（工）、商业（商）、农业（农）的加速发展。在国都地区二十一乡中，有士乡、工乡、商乡而没有农乡，说明国都地区主要居住的是前三类人，而农民的主要居住在后面会详细叙述的鄙野地区。值得注意的是，管仲强调，士人群体除了内部传承之外，还应该从农民中吸收优秀分子，而对工匠、商人群体则没有提出类似要求。这说明，手工业、商业是高度专业化的职业，基本在工匠、商人内部传承；而士人作为国家基层管理者、教化者以及军队士兵的来源，专业性相对较低，可以成为农民“改变命运”、谋求社会地位提升的主要选择。

据《左传》记载，前五六四年，楚王子贞描述晋悼公内政治理成就时说：“晋国士人努力教化民众，庶人努力耕种，商人、工匠乃至于役隶都安心从事本职，无意变更”，这正是管仲“定民之居，成民之事”想要达到的效果。

从社会转型角度来看，管仲在“参（叁）其国而伍其鄙”的整体框架下推进“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必然要打破齐国境内自远古以来根据血缘宗族聚居为基础的旧乡里制度，而代之以地缘为基础的乡里制度。齐国很可能是中国最早实行地缘性基层乡里制度的国家⁽²⁾。

从社会稳定角度来看，这种基层社会结构的变动必然意味着伤筋动骨的拆迁和重新安置，而被政府折腾的国都地区的民众又看不到什么立竿见影的利益，这就很容易引发民众不满，造成国都地区社会动荡。后引《韩非子·南面》（见《晋文篇》页184）里提到，管仲刚开始治理齐国的时候，齐桓公为管仲配备了全副武装的战车来防备民众闹事，管仲改革举措中一个很可能引发民众闹事的就是上面所说的这个“定民之居，成民之事”。

作内政而寄军令

桓公说：“我想参与诸侯事务，可以吗？”管子对答说：“不可以，国都地区还不安定。”

桓公问：“怎样来安定国都地区呢？”管子对答说：“修治已有的法令，选择好的沿用。然后滋长人口，救助没有财产的民众，敬爱百姓，这样国都地区就安定了。”桓公说：“好的。”

于是修治已有的法令，选择好的沿用。然后滋长人口，救助没有财产的民众，敬爱百姓。

管仲关于安定国都地区的政策建议四平八稳，并无太大新意。

国家安定了以后，桓公说：“国家已经安定，可以有所作为了吧？”管子对答说：“还不行。君主如果整顿军队、修造甲胄兵器，那么其他大国也会整顿军队、修造甲胄兵器，我们就难以迅速实现志向了。君主有进攻的武器，小国诸侯也有防御的准备，我们就难以迅速实现志向了。君主若想要迅速在天下诸侯中实现志向，那么所做的事情要可以隐藏军令，可以寄寓军政。”

桓公问：“怎样去做呢？”管子对答说：“在治理内政中寄寓军令。”桓公说：“很好。”

管子于是就制定国都地区的内政／军令：

五家为一轨，每轨设置轨长。十轨为一里，里由有司主管。四里为一连，每连设连长。十连为一乡，每乡设良人。其中寄寓的军令是：五家士人为一轨，所以五人为一伍，由轨长帅领。十轨为一里，所以五十人为小戎，由里有司帅领。四里为一连，所以二百人为一卒，由连长帅领。十连为一士乡，所以二千人为一旅，由乡良人帅领。五士乡为一帅，所以一万人为军，由五乡的统帅来帅领。国都地区的十五个士乡可编为三军，所以有国君统率的中军的旗鼓，有国子的旗鼓，有高子的旗鼓。春季举行蒐礼来整顿军队，秋天举行狝礼来演习军事。这样卒伍在里中就已经编成，军旅在郊外的演习中就已经整训好。

内部的教练已经成功，就命令民众不得迁徙。同一伍的人祭祀时同享酒肉，死丧时共同哀伤，有了灾祸共同承担。人与人相邻，家与家相邻，世代同住一地，从小一起游戏。所以夜间作战时听到彼此的声音，就足以防止发生误会；白天作战时眼睛一看，就足以相互识别；那种欢欣的感情足以使他们相互付出生命。居住时共同欢乐，行军时关系和睦，战死时共同哀伤。因此防守就能共同坚固，作战就能共同顽强。“君主若能拥有三万名这样的兵士，就可以横行天下，用他们来讨伐无道的诸侯，用他们来藩屏周王室，天下的大国君主没有谁能抵御。”

春秋早期还没有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脱产”常备军，军队的兵源来自于民众中的士人，他们平时各有职务，战时则由国家授予兵器、战车，编成军队作战。管仲“作内政而寄军令”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兵民合一”的体制，而是对它进行了制度化和精细化的改造。他将平时行政组织体系和战时军队组织体系进行了精确对应，在“兵民合一”的既有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军政一体”的国都地区治理结构；通过限制民众迁徙而培养深厚的“同乡＋战友情”；建立以“春蒐”“秋狝”为载体的常态化军事演习机制，所有这些改革举措都为建设称霸所必须的高素质军队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这种体制的顶层是三军，每一军由五个士乡提供兵源，分别由国君、国子、高子率领。国氏、高氏是西周初期由周王直接任命的世袭“监国”上卿，地位高于其他由齐侯自行任命的卿大夫。到了春秋时期，周王室早已衰败，而国氏、高氏却保持住了它们的特殊地位，而且在齐桓公归国夺权时又立了大功，到此时获得与国君三分军权的待遇，可以说是达到了臣子权势的巅峰。

桓公问道：“那军令已经寄寓在内政中了，但是齐国还缺少甲胄兵器，该怎么办呢？”管子对答说：“从轻判罪而把责罚转移到用甲胄兵器赎罪。”

桓公问：“怎么去做呢？”管子对答说：“判定重罪的可以用犀甲、车戟一副赎罪，判定轻罪的可以用饰有绣绘皮革的盾牌、车戟一副赎罪，判定够不上五刑的小罪的可以用交纳分量不等的金属块来责罚，宽宥小罪尚有怀疑的人。无冤屈而诉讼闹事的，三次禁止而不听，就罚一束箭了结事端。上乘的金属用来铸造剑戟等兵器，用狗马试验质量；粗恶的金属用来铸造锄、夷、斤、斸等农具，用田地试验质量。”

实行一段时间后，甲胄兵器非常充足。

用财物赎罪，也就是“赎刑”，在中国法制史上是非常古老的理念和做法，追述远古圣王虞舜的《尚书·舜典》就提出了“用交纳金作为赎罪的刑罚（金作赎刑）”。传世文献中最早的刑法专论《尚书·吕刑》重点讨论的就是赎刑，称其为“祥刑”，书中提出，如果对刺字（墨）、割鼻（劓）、挖膝盖骨（剕）、去势（宫）、处死（大辟）五种肉刑的判决有疑问，当事人可以通过缴纳不同数额的“金”来赎罪。

如果说《吕刑》中赎刑的法理基础是“疑罪从轻”，管仲所提出的赎刑的法理基础则是“将功补过”。他充分利用民众不愿受肉刑之苦的诉求，推行“轻过而移诸甲兵”，引导民众用向国家输送军备的功劳来抵消触犯刑律的罪过，从而为建设称霸所必需的高战斗力军队进一步夯实了装备基础。这其实也可以看成是管仲“作内政而寄军令”的具体举措之一。

三选都鄙人才，相地而衰征

正月的吉日，国都地区（包括近郊）乡大夫向朝廷述职。桓公亲自问他们：“在你们的乡，是否有平时好学、孝顺父母、聪慧而本性仁厚、在乡里中美名远播的人，有这样的人就要报告。有而不报告，这叫做遮蔽明德，要根据情节轻重受到五刑的罪责处罚。”主管官吏必须办完报告人才的事才可以退下。

桓公又问他们，说：“在你们的乡，是否有拳脚功夫特别优秀出众的人，有这样的人就要报告。有而不报告，这叫做遮蔽贤能，要根据情节轻重受到五刑的罪责处罚。”主管官吏必须办完报告人才的事后才可以退下。

桓公又问他们，说：“在你们的乡，是否有不孝顺父母、不尊重友爱父老兄弟、骄傲狂躁、淫乱凶暴、不遵守上级政令的人，有这样的人就要举报。有而不举报，这叫做私下勾结，要根据情节轻重受到五刑的罪责处罚。”主管官员必须办完举报恶人的事才可以退下。

因此，乡长回乡后就培养美德，进荐贤才，桓公亲自接见，并让他们担任各种官职。桓公命令各部门长官每年记录一次这些试用者的功绩，作为汇报和选拔的依据，选拔那种在自己职位上工作出色的人而上报朝廷，说：“有这个人做我属下的某官，工作有功绩，德行美好，慎重端正忠诚地随时待命，用劝勉的方式役使民众，平息不满的言论，足以补救他所任职位上不够完善的政令。”桓公亲自召见被举荐者，与他面谈，衡量考察他的实质，认为足以辅助他的长官完成政事、确实可以升职的，就授予更高的职务。在面谈时用国家可能出现的祸患设问而问不倒；回头询问他所在的乡，观察到他有才能并且没有大的过恶，就升格担任上卿的助手。这就是被称为“三选”的人才选拔制度。

国子、高子退朝后就修治自己各自率领的乡，乡长回来就修治连，连长回来就修治里，里长回来就修治轨，轨长回来就修治伍，伍长回来就修治家。因此，平民有善行，可以得到举荐；平民有不善，也会受到惩治。上述政策取得成功后，乡里没有逾越长者的现象，朝廷没有逾越规定授予爵位的现象，无德行的男子没有朋友，无德行的女子找不到婆家。这样，民众都互相勉励做好事。与其在乡做好事，不如在里做好事；与其在里做好事，不如在家就做好事。这样一来，士不敢考虑一朝一夕的利益，而都有一年的打算；不敢只考虑一年的计划，而都有终身建功立业的意愿。

根据《史记·管晏列传》的记载，管仲早年家贫，在泰山南麓地区做过生意，还当过兵，应该是出身于一个士人家庭，靠着自己的过人才干，经历了“三次做官三次被君主驱逐”的波折，在齐襄公时期成为公子纠的师傅，并最终奇迹般地成为齐桓公的股肱重臣。上面讲述的“三选”制，虽然是以齐桓公主导实施的角度来进行叙述的，其背后的设计和推动者应该是管仲，其目的就是建立一个制度化的渠道，吸纳更多像他这样德才兼备、出身卑微的基层人才进入各级政府。

所谓“三选”，第一选是国都地区的士乡乡长（以及鄙野地区的属大夫，详见下）每年定期向国家举荐文武人才，经齐桓公见面过目之后，到基层官府担任职务；第二选是基层官府长官每年组织实施绩效考评，将优秀的人才正式向朝廷推荐；第三选是齐桓公亲自仔细面试候选人，并对他们进行背景调查，合格后拔擢进入政府高层，成为卿的助手，也就是大夫一级的官员。“三选”制是明确了人才举荐的组织者和责任人（乡长、各级官府长官），通过乡里初步海选、国君初步考察、基层官府试用、国君深度考察、提拔前背景调查等手段确保所选拔人才的质量和可靠度。它的鲜明特色应该说是国君的深度参与，可以说是为求贤若渴、愿意为选拔人才投入时间精力的齐桓公“量身定做”的制度。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以“任人唯贤”为宗旨的“三选”制主要目的是为国家选拔优秀的基层和中层官员，最高也就是担任上卿助手的大夫；上卿和大多数高级大夫的职位仍然由国氏、高氏和出自姜姓公族的其他世袭家族把持，因此它只能被看作是周代宗法制下“任人唯亲”用人制度的重要补充。实际上，上面所述国都十五个士乡分配方案中，国氏、高氏平时各领五乡，战时各领一军，与国君旗鼓相当，也许这正是为了平衡实行“三选”制对这两个世袭上卿大族造成的冲击，确保他们不会出面阻挠改革。前面也所提到，当前六四八年齐桓公派管仲成功调停王室和戎人矛盾后，王室根据管仲当时在齐国的崇高地位（齐桓公都称他为“仲父”），要用上卿之礼款待他，而管仲称自己是“地位低下的办事官员”，不敢与天子任命的世袭上卿国氏、高氏相比，最后推辞不过，接受下卿之礼回国。管仲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而没有在世袭大族的阻挠下流产，应该跟管仲充分尊重和保障大族的核心利益不无关系。

桓公问：“鄙野五区怎么治理？”管子对答说：“考察土地的禀赋而按相应的等差征收赋税，那么民众就不会随意迁移；政令不特殊对待故旧，那么民众就不会苟且；川泽按照合适的时节开放给民众捕捞采集，那么民众就不会侥幸；高平地、小土山、大土山、水沟上的道路、水井、种谷的地、种桑麻的地要分配平均，民众就不会怨恨；不要在农忙时节掠夺民力，那么百姓就富庶；不要随意征用牺牲，那么牛羊就能生长繁殖。”

上文所述的鄙野（也就是今天的农村）经济政策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相地而衰征。”《管子·乘马数》对“相地而衰征”政策有进一步的描述，称其为“相壤定籍”：“上等肥沃土田有一定数量，中等土田有一定数量，下等土田有一定数量。因此考察土田的等级来决定征税标准，民众就不会迁徙。赈济贫困，补助不足，下民就喜欢君主。因此用上等土田的丰满来补充下等土田的空虚，‘章四时，守诸开阖’，那么民众不愿意迁徙，就如同将方物放在平地上那样笃定。”

与士、工、商聚居的国都地区不同，鄙野地区地广人稀，民众主要从事农业生产，辅以在川泽地区进行采集、捕捞。齐国此前很有可能是对于禀赋不同的各种土地按照“一刀切”的平均税率征收赋税，这就必然让某些耕种高产土地的农户变得越来越富裕（因为平均税率对他们来说是低的），另一些耕种贫瘠土地的农户生活陷入困难（因为平均税率对他们来说已经太高了），而这种贫富差距的拉大就会引发人口迁徙和社会矛盾的激化。管仲推行“相地而衰征”／“相壤定籍”的新政策，就是废除平均税率，加大对富饶地区农户的征税力度，减轻贫瘠地区农户的赋税负担，并且用来自于富饶地区的收入来赈济贫瘠地区的民众，缩小不同禀赋农业区的贫富差距，从而控制人口迁徙、促进社会公平和稳定。

桓公问：“怎样确定鄙野地区民众的居处呢？”管子对答说：“建立鄙邑。三十家为一邑，邑中设有司。十邑为一卒，卒中设卒帅。十卒为一乡，乡中设乡帅。三乡为一县，县中设县帅。十县为一属，属中设大夫。边鄙地区共有五属，因此设立五个大夫，让他们各自治理一属；另外设立五正，让他们各自监察一属的政务。这样，五正的职务是听取五属大夫的治理情况，牧（即五属大夫）的政务是听取县帅的治理情况，下（即县帅）的政务是听取乡帅的治理情况。”

桓公对五属大夫宣令说：“各自保证治理好你的所属范围，不要有放纵懈怠和不服从治理的！”

正月的吉日，五属大夫向朝廷述职。桓公挑出他们中功绩小的进行斥责，说：“界定的土地、分属的百姓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唯独你的功绩小？教导无方，那政事就治理不好，一次、两次可以宽大处理，三次就不赦免罪责了。”

桓公又亲自问他们：“在你的属中，是否有平时为人正义好学、慈爱孝顺父母、聪慧而本性仁厚、在乡里美名远播的人，有这样的人就一定要报告。有人才而不推荐，这叫做遮蔽明德，要根据情节轻重受到五刑的罪责处罚。”主管官吏必须办完报告人才的事才可以退下。

桓公又问他们，说：“在你的属中，是否有拳脚功夫特别优秀出众的人，有这样的人就一定要报告。有而不报告，这叫做遮蔽贤能，要根据情节轻重受到五刑的罪责处罚。”主管官吏必须办完报告人才的事才可以退下。

桓公又问他们，说：“在你们的属中，是否有不慈爱孝顺父母、不尊重友爱父老兄弟、骄傲狂躁、淫乱凶暴、不遵守上级政令的人，有这样的人就一定要举报。有而不举报，这叫做私下勾结，要根据情节轻重受到五刑的罪责处罚。”主管官员必须办完举报恶人的事才退下。

五属大夫于是回来就修治属，县帅从属回来就修治县，乡帅从县回来就修治乡，卒帅从乡回来就修治卒，邑有司从乡回来就修治邑，家长从邑回来就修治家。因此，平民有善行，可以得到举荐；平民有不善，可以及时受到诛罚。政事成功之后，用来防守就牢固，用来征伐就强大。

齐桓公督促管理鄙野地区的五属大夫举荐文武人才，正是在落实管仲前面提出的“吸收农民中优秀分子加入士人”的改革举措。

亲邻国，征淫乱，朝天子，成霸业

桓公问：“我想要参与诸侯事务，可以了吧？”管子对答说：“还不行，邻国还不来亲近我们。君主如果打算参与天下诸侯的事务，就要使邻国亲近。”

桓公问：“该怎样去做呢？”管子对答说：“审定我国的疆域，返还侵占邻国的土地，勘定边境线，不要接受邻国的资财；准备丰厚的裘皮、缯帛等礼物，屡次去访问看望各国诸侯，用这些办法来安定四邻，那么四邻的诸侯国就会亲近我们了。组织游说之士八十人，给他们备好车马、裘衣，多带上资财礼品，使他们去周游四方，以号召天下的贤士；准备裘皮、缯帛、玩器，使民众到四方去兜售，就可以观察到各国君臣上下的喜好，选择那种荒淫混乱的就先行征伐。”

桓公问：“我准备征讨南方，让哪个国家当供给军用的主事国？”管子对答说：“让鲁国做主事国。归还我国侵占的棠、潜，‘使海于有蔽，渠弭于有渚，环山于有牢’。”

桓公问：“我准备征讨西方，让哪个国家当供给军用的主事国？”管子对答说：“让卫国做主事国。归还我国侵占的台、原、姑、漆里，‘使海于有蔽，渠弭于有渚，环山于有牢’。”

桓公问：“我准备征伐北方，让哪个国家当供给军用的主事国？”管子对答说：“让（北）燕国做主事国。归还我国侵占的柴夫、吠狗，‘使海于有蔽，渠弭于有渚，环山于有牢’。”

这样一来，四邻各国都非常亲近齐国。归还了侵占邻国的土地之后，勘定疆界，齐国的疆土南面到陶阴，西面到达济水，北面到达河水，东面到达纪酅，拥有蒙皮革的重兵车八百乘。选择那天下诸侯中最荒淫昏乱的先进行征伐。

这里提到的齐国归还先前侵占的鲁国土地，与《公羊传》《史记·刺客列传》关于柯之盟的记载是有所呼应的；归还先前侵占的卫国和北燕国土地则不见于其他传世文献记载。此外，《左传》记载，齐桓公在仲孙湫的劝谏下放弃了趁鲁国内乱而吞并鲁国的念头，后来又先后将卫国、邢国迁到自己西部边境加以庇护，将杞国迁到自己东部边境加以庇护；《史记·齐太公世家》也记载说，齐桓公北伐山戎归国时，将燕庄公所到之处划给（北）燕国。所有这些记载都指向同一个方向，那就是：管仲团队提倡的称霸策略之一是“以牺牲开疆拓土空间来换取霸政功德”。

齐桓公即位数年，东南有好几个淫乱的诸侯，如莱、莒、徐夷、吴、越，桓公一战就征服了三十一个诸侯国。于是南征伐楚国，渡过汝水，越过方城，远望汶山，使楚国进贡丝绸给周王室才班师，荆州的诸侯国没有敢不来臣服的。于是北伐山戎，击败令支、斩残孤竹才南归，沿海的各诸侯国没有敢不来臣服的。与诸侯陈列牺牲、书写盟辞，用盟约向天地之间的诸神发誓，要与诸侯协力同心。西征伐夺取了白狄的土地，一直到达西河。置备好大小船只，乘着木筏渡过河水，一直到达石枕。挂起车辆，束紧马肚带，越过太行山与辟耳山的拘夏谷，西面征伐流沙、西吴。南面给周王室筑王城，在绛城恢复晋惠公的君位。北岳恒山一带的诸侯没有敢不来臣服的，于是齐桓公在阳谷大会诸侯。

据《左传·僖公九年》记载，前六五一年葵丘之盟期间，王室代表周公孔先行返回，他对路上遇到的晋献公说：“齐桓公不致力于积德而忙于远征，所以向北讨伐山戎，向南讨伐楚国，在西边就举行了这次会盟。是否要向东边有所举动还不知道，西边是不会了。”若与《左传》比对，桓公征伐功业可以坐实的是北伐山戎、南伐楚，而伐楚时也并没有渡过汝水、越过方城，更谈不上让荆州诸侯都来臣服。顾颉刚先生在《〈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中说，“春秋时士皆居国，非专命聘问不之他国。所谓游士，所谓周游，所谓号召天下士，皆战国时之气习也。乃至所谓齐桓公‘西服流沙’之语，尤非春秋之文，齐桓公推其极只曾西达晋境，断无达流沙之事也”，指出这一段《齐语》文字中掺入了不少战国时学者虚拟和夸张的成分，是非常有见地的。

齐桓公先后组织了六次兵车军事会盟，三次乘车非军事会盟。天下平定之后，诸侯的甲胄不用从盛器中取出，兵器不用从武库中取出，弓袋里没有弓，箭袋里没有箭。齐桓公做到了停息战争，践行文道，率领诸侯而朝见周天子。

葵丘盟会上，周天子派宰孔赏赐祭肉给桓公，说：“我一人命令祭祀文王、武王，派孔致送祭肉。”并且还宣布后面的命令说：“因为您的辛勤劳苦，我一人对伯舅您说，不用下堂跪拜接受赏赐。”桓公召来管子商量。管子对答说：“做君主的不像君主，做臣子的不像臣子，这是祸乱产生的根源。”桓公内心害怕，出来见宰孔说：“天子的威严距离我的脸不到八寸，小白我哪敢承受天子的命令说‘你不用下拜’，恐怕不下拜会在下面跌倒，给天子带来羞辱。”于是下堂跪拜，登堂接受赏赐。天子赏赐给桓公的命服包括大辂车、九条飘带的龙旗、两面相交作为军门的赤色大旗。诸侯都称赞桓公的行动顺乎礼制。

桓公心忧天下诸侯。鲁国有夫人哀姜、公子庆父的祸乱，两位国君⁽³⁾都被庆父所杀，国家君位断绝没有继位者。桓公知道后，派上卿高子扶立公子申为君，从而保存了鲁国。狄人攻破邢国，桓公率诸侯修筑夷仪而赐给邢人，使邢国男女不再遭受奸淫掳掠，牛马牲畜粗算具备。狄人攻破卫都，卫人出逃在曹地寄居，桓公率诸侯修筑楚丘城而赐给卫人。卫人的牲畜散亡无法养育，桓公送给卫国三百匹系在厩中的良马。天下诸侯都称道桓公有仁德。于是天下诸侯都知道桓公的行动不是为自己，因此诸侯都归服他。

以上两段所述葵丘之盟、干预鲁国内乱、存续邢国和卫国之事，与《左传》所述基本对应，可信度较高。

桓公知道天下诸侯都已归服自己，因此让他们朝见时减轻财礼而重视礼仪。因此诸侯们到齐国来朝见，用劣马就可做财礼，用麻编赤色带子装饰的垫板奉献玉器，一张鹿皮分为四份送给卿大夫。诸侯的使节空着袋囊进入齐国，却满载礼物归国。因此用利益来诱惑，用信义来结交，用武力来威慑，所以天下小国诸侯在答应桓公后，没有敢违背的，因为想近取他的利益、信服他的仁德、害怕他的武力。

桓公知道天下诸侯大多听从自己了，于是又更加表现其忠厚。可以为他们行动的就为他们行动，可以为他们谋划的就为他们谋划。包围谭国、遂国后不自己占有，诸侯称道他的宽厚；使齐国的鱼盐流通于东莱，让关卡只检查货物而不征税，这样来便利各诸侯国，诸侯称道他的心胸宽广。增筑葵兹、晏、负夏、领釜丘四个关塞，来防御戎、狄之地，这是为了禁止戎狄暴力残害诸侯；增筑五鹿、中牟、盖与、牡丘四个关塞，用来捍卫华夏诸侯国的土地，这是为了向中原国家表现出盟主的权威。

这样一来，齐桓公的教化大功告成，放下甲、胄、盾三类防具，隐藏刀、剑、矛、戟、矢五类兵器，穿着朝服渡过河水而不惧怕，这是文事的胜利。因此大国惭愧而不敢轻举妄动，小国亲附协和。齐桓公因为能任用管夷吾、宁戚、隰朋、宾胥无和鲍叔牙而建立了诸侯之长（即霸主）的功业。

另一种“画风”的管仲改革

到此为止，《国语·齐语》给我们描绘了一幅顺畅而辉煌的齐桓霸业历程，似乎齐桓公在迎回管仲后就迅速捐弃前嫌，高度信任和重用他；管仲不断提出改革新举措，而齐桓公只知道连连称是、大力推行。然而，关于齐桓公政权早期的情况，《管子·大匡》却记载了一个“画风”很不相同的故事。

桓公元年

桓公即位之后，召管仲回国，管仲到达国都。桓公问道：“社稷能安定吗？”管仲回答说：“君主施行霸王之道，社稷就能安定；如果不实行霸王之道，社稷就不能安定。”桓公说：“我不敢做到这样大的事业，只是要安定社稷罢了。”管仲又请桓公实行霸王之道，桓公说：“我做不到。”

管仲向桓公推辞说：“君主免臣下死罪，是臣下的幸运。但是臣下不为公子纠而死，是为了安定社稷。社稷不安定，臣下却掌管着齐国政事而不为公子纠死节，臣下不敢这样。”于是管仲跑出朝廷，到门口时，桓公召管仲，管仲返回。桓公紧张得流出了汗，说：“不得已，那就勉力称霸吧！”管仲两次行稽首礼，然后起身说：“今日君主决心成就霸业，臣下就贪图承受君命而小步跑到国相之位站着开始执政。”于是开始命令五官处理政事。

另一天，桓公告诉管仲说：“我想趁着诸侯之间没有战事的时候，在国内小打小闹地修治战备。”管仲说：“不能这么做。因为百姓贫困，您应先亲近百姓而藏起兵器。与其加强战备，不如使人们富足。齐国的社稷未能安定，您不是从改善人们的生活开始，而是从加强战备开始，这样做外不能与诸侯亲近，内不能与民众亲近。”桓公说：“好的。”加强战备的政令就没有施行。

桓公二年

二年，国家更加混乱，桓公又告诉管仲说：“要修治战备。”管仲又说：“不能这样做。”桓公不听从，果真修治战备。

先前，桓公与宋夫人在船中饮酒，夫人摇晃船而使桓公受了惊吓。桓公发怒，休弃了她，宋国接纳了她，又把她嫁给蔡国君主。第二年，桓公愤怒地告诉管仲说：“要讨伐宋国。”管仲说：“不能这样做。臣下知道内政没有治理好，对外发动战事就不会取得成功。”桓公不听从，果真讨伐宋国。诸侯出兵救助宋国，大败齐国军队。

《左传》不载宋夫人荡舟惧桓公、桓公伐宋之事，而有蔡姬荡舟惧桓公、桓公出蔡姬、蔡人嫁之、前六五六年桓公率诸侯侵蔡伐楚之事。

桓公发怒，归来告诉管仲说：“请修治战备。我们的军士不经训练，我们的兵器不够充实，诸侯所以敢来解救我们的仇敌。我要在国内修治战备！”管仲说：“不能这样做，这样做齐国就危险了。国内夺取民众的财用，士人以勇武互相劝勉，这是国家外部动乱的本源。对外侵犯诸侯，民众多生怨恨。真正行义的士人不进入齐国，怎么能没有危险呢？”鲍叔说：“国君一定要听用夷吾的话。”桓公不听从，就命令四方封疆之内修治战备。关市的赋税也提高了，桓公用增收的财富来给勇武之人授予俸禄。

鲍叔对管仲说：“以前，桓公答应您成就霸业。如今国家更加混乱，您将怎么办呢？”管仲说：“我们的君主性子急，他的才智能使他悔悟，姑且等他自己遇上困境而悔悟吧。”鲍叔说：“等到他自己遇上困境而悔悟，国家不是阙失败亡了吗？”管仲说：“不会的。国内的政事，我夷吾还在暗中料理，国家虽然混乱，但还可以等到他悔悟。其他诸侯的辅相，还没有像你我二人的人，因此没有敢来侵犯我们的国家。”

第二年，在朝廷上为争夺俸禄而互相刺杀、折颈断头的事不断发生。鲍叔对管仲说：“国家死人多了，岂不有害吗？”管仲说：“怎么会呢，这些都是贪得无厌的人。我夷吾所担忧的，是诸侯国中的义士不肯进入齐国，齐国的义士不肯做官，这是我夷吾所担忧的。至于像那些死了的人，我怎么能使用他们、爱惜他们呢。”桓公又在国内修治战备。

桓公三年

三年，桓公将要讨伐鲁国，说：“鲁国离寡人最近，它救宋国也最迅速，寡人要去惩罚它。”管仲说：“不可以。我听说有封疆的君主，不忙于打仗，不忌恨受辱，不助长过错，那么社稷就安全；忙于打仗，忌恨受辱，助长过错，那么社稷就危险。”桓公不听，兴兵讨伐鲁国，到达长勺。鲁庄公兴兵迎战，大败齐军。齐桓公说：“我的军队还是不够，我用三倍的军队围攻它，它怎么能抵御我？”

据《左传》，长勺之战鲁国战胜齐国之后，齐国又联合宋国讨伐鲁国，在乘丘被鲁国打败。宋、鲁乘丘之战在《礼记·檀弓》亦有记载，应为史实。齐、宋之间应该是同盟关系，而鲁、宋之间应该是敌对关系，《大匡》的这一段记载很可能是与史实不符的。

桓公四年

四年，桓公继续修治战备，有齐全的甲兵十万人，战车五千辆，对管仲说：“我的军士已经得到训练，我的兵器已经很多，寡人要征服鲁国。”管仲长叹一声说：“齐国危险了！君主不是与人竞比德而是竞比用兵。天下诸侯国拥有甲兵十万人的不在少数，我们想出动少量的兵力来征服诸侯大量的兵力，国内失掉我们的民众，而诸侯国都已有戒备，我们只好进行使诈，国家想要没有危险能做得到吗？”

桓公不听从，果然讨伐鲁国，进入鲁国境内。鲁国不敢迎战，在离开国都五十里的地方设立关防。鲁国要求比照关内侯一样服从齐国，要求齐国也不要再入侵鲁国。桓公答应了。

鲁人请求订立盟约，说：“鲁是小国，会盟时本来就不带剑。现在如果带剑，这样就会以交战的名声传闻到各诸侯国，君主还不如停止会盟。请不带兵器。”桓公说：“可以。”于是下令跟随的人不要带兵器。管仲说：“不能这样做。诸侯已经将战败的忌恨加在君主头上，君主还是退一步不要会盟为好。君主如果真的通过会盟来削弱鲁君，诸侯又会把贪婪的恶名加到君主头上，以后有战事，小国就会更加强硬，大国就会戒备，这对齐国是不利的。”桓公不听从，管仲又劝谏说：“君主一定不要去，鲁国怎么会不带兵器。曹刿为人，坚强而狠毒，是不能用盟约取信的。”桓公不听从，终于同他们会盟。

鲁庄公自己怀藏剑，曹刿也怀藏剑。登上土坛后，鲁庄公从怀中抽出剑来说：“鲁国的国境只离国都五十里，也必死无疑——”他左手举剑对准齐桓公，右手指着自己，说：“——同样都是死，让我死在你面前吧！”管仲跑向两位国君，曹刿抽出剑挡在两个台阶之间，说：“两位君主将要改变意图，谁也不准上前！”管仲对桓公说：“您还给他们土地，以汶水作为国境线。”桓公答应了，确定汶水为国境线而回国。

《大匡》版本说是鲁庄公以兵器威胁齐桓公，而《公羊传》和《史记·刺客列传》版本都说是曹刿（曹沫）以兵器威胁齐桓公。

桓公归国后就努力修治内政，不再一味修治战备，而是自守边疆、举拔人才、停止过错、息兵休战。

探索管仲改革的真相

按照《管子·大匡》的说法，齐桓公听从自己师傅鲍叔的强力举荐而迎回管仲，但一开始对管仲并不是言听计从，而是固执地加强战备、与邻为敌，直到被鲁庄公用剑指着的时候才幡然悔悟，在此之后改弦更张，致力于在管仲辅佐下，成为一个王室倚赖、诸侯拥戴的霸主。

如果我们回顾“齐桓霸业的启动”一节所述史事（主要基于《左传》），会发现齐国处理国际关系的策略在前六八一年柯之盟前后的确发生了重大转折。前六八五年齐桓公归国即位之后，当年即出兵与鲁国干涉军在国都附近的干时交战，大败鲁庄公，并乘胜攻入鲁国，逼死公子纠，迎回管仲。前六八四年春，齐国又出兵讨伐鲁国，战于长勺，齐国战败。同年夏天，齐国、宋国又讨伐鲁国，宋国在乘丘被鲁国击败，齐军班师回国。同年冬天，齐国以谭国不敬为由，出兵攻灭谭国。前六八三年到前六八一年之间，齐国多次讨伐鲁国，三战三胜，占领了汶水以北的大片鲁国领土。前六八一年夏，齐国又以遂国不参加盟会为由，出兵攻灭了遂国。然而，柯之盟后，齐国“画风”突变，致力于尊崇王室、团结诸侯、管控中原国际秩序，采取军事行动不再是争强斗狠，而是带领诸侯维护盟约、讨伐不服，因此在前六七九年鄄之会上就得到了诸侯的尊奉，成为实际上的霸主，前六六七年幽之盟上得到了周王的赐命而得以“转正”。

如果我们仔细对读《国语·齐语》和《管子·大匡》对于齐桓公—管仲早期关系的描述，我们会发现，两人关系“一帆风顺”的《国语·齐语》版本重在描述内政，而两人关系“磕磕碰碰”的《管子·大匡》版本重在描述外交。也就是说，这两个版本并没有直接冲突，它们有可能都反映了部分的真相。基于这种看法，我倾向于认为历史的真相是：

齐桓公刚上台时，他真正信任的是师傅鲍叔。在鲍叔的强力举荐下，桓公召回管仲并委以重任，但是他并没有全盘接受管仲的内政外交策略，而是形成了“管仲主导内政，齐桓公主导外交”的局面。在内政上，管仲得以施展身手，推行《国语·齐语》中描述的各项改革举措；在外交上，齐桓公如《管子·大匡》《左传》中描述的那样尚武好战，接连攻灭小国谭、遂以扩张领土，并与鲁庄公领导的鲁国交战。这种“各管一摊”的局面一直到柯之盟后，才发生了重大转折：齐桓公意识到依靠武力强权无法赢得诸侯拥戴、成就霸业，他决定全盘接受管仲的治国称霸战略。后世所传颂的齐桓公与管仲之间那种肝胆相照的君臣关系，很可能是经历了一个长达数年的“磨合期”之后才真正建立起来的。⁽⁴⁾

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管仲改革的重大举措很可能不止我们在《国语·齐语》里看到的“参（叁）其国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作内政而寄军令”“相地而衰征”“三选”这几条。比如说，根据《管子·海王》里的记载，有学者认为管仲推行了“官山海”政策，就是充分利用濒海之利（主要是产盐）和依山之利（主要是产铁），实行官营盐铁专卖，从而显著地增加了中央财政收入。⁽⁵⁾然而，如前所述，《管子》内容繁杂，各篇成文时间可能晚至西汉时期，很难断定《管子》中所提及的众多改革举措是否真实施行过。就以上面提到的“官山海”为例，如果仔细阅读《海王》篇的内容，会发现通篇都是管仲向齐桓公陈述“官山海”的政策主张，却并没有任何记载说明齐国后来的确实行了这项新政；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语·齐语》花了不小的篇幅记载了改革举措的实施情况和所取得的成效。此外，在《海王》篇里，管仲提出的改革目标是“因山海而成就王业”，齐桓公后面还问他：“没有山海资源的国家就不能称王了吗？”如果我们回想管仲坚决地制止齐桓公僭越称王的史事，很难相信他会在国内公然提出“因山海而成就王业”的目标。所以，本书所叙述的管仲改革的重大举措，仍然以最为可靠的《国语·齐语》为准。实际上，即使是《国语·齐语》里面所叙述的举措，也被学者怀疑是否真实施行过（比如，上文提到的质疑“参（叁）其国而伍其鄙”之说）。

在细致地分析了管仲如何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历程之后，我们可以从一个更广阔的角度来探讨一下“管仲现象”，也就是出身卑微的士人或低级官员凭借出众的才能挤进以宗法制、世袭制为正统的卿大夫体系，得到国君破格重用的现象。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这种现象其实在鲁国也发生过。鲁庄公在齐国内乱之后曾试图与新上位的齐桓公竞争，求贤若渴的他在放走了管仲之后，遇上了主动进见的士人曹刿。此人面对国君镇定自若，质问鲁庄公凭什么与齐国交战，其观点令庄公耳目一新；更令人惊喜的是，此人不光会坐而论道，还有过人的军事指挥才能，首次出场就指挥鲁军取得了长勺之战的胜利。然而，当鲁庄公对曹刿委以重任之后，他再也没有能力复制长勺之战的辉煌，三战三败，到柯之盟时沦落到怂恿鲁庄公一起用武力劫持齐桓公返还侵地的“无赖”境况，此后黯然淡出了鲁国政坛。

曹刿谏铸钟、论修政

由于有《管子》《国语》《左传》中保存的大量记载，管仲的治国理政思想长期以来一直是先秦思想史研究中的重点课题。令人惊喜的是，二〇〇四年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以下简称《上博简》）中披露了一篇题为《曹沫之阵》的文章，以曹刿（即文中的曹沫）与鲁庄公问对的形式，详细阐述了曹刿的军事和政治主张。《曹沫之阵》的公布，让我们第一次有机会能深入了解这位“昙花一现”的鲁国奇才的“理论水平”，并且可以通过与管仲思想的对比，第一次有机会感受齐、鲁两个主要诸侯国在高级人才层面的实力高下。

鲁庄公将要铸大钟，钟型已经做好了，曹沫进见，说：“从前周王室分封鲁邦，东西七百里，南北五百里，无论山野或水泽，都没有不归顺的人民。现在国家越来越小，而钟却越造越大，人民将有怨言，君主要认真考虑。从前尧款待舜时，用土簋吃饭，用土喝水，而拥有天下，这不是在物质之美方面清贫，而在道德修为方面富有吗？从前周室……竞必胜，可以有大治的邦国，周代典籍中都有记载。”

庄公说：“如今天下的君子既然都可以知道，谁能兼并其他人呢？”曹沫说：“君主不要为哪位邻国之君能兼并他人担忧，臣下听说：‘邻邦的君主英明，我们就不可以不修明政事而善待民众，不然恐怕会灭亡；邻邦的君主无道，我们也不可以不修明政事而善待民众，不然就无法攻取它。’”

庄公说：“从前施伯曾对寡人说：‘君子得到或失去，都是天命。’跟你说的不一样。”曹沫说：“与臣下说的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君主没有把话想透。臣下听说：‘君子以贤明著称而失败，这是天命；以无道著称却能正常去世，也是天命。’不然，君子以贤明著称，为什么有的不能得胜？以无道著称，为什么有的却长久保有而不失败？”

庄公说：“太慢了！我现在才听到这些话。”于是命令人毁坏钟型而认真地听取国政，白天不睡觉，不喝酒，不听音乐，居室装饰没有华丽文采，每餐不吃两种菜式，兼爱万民而没有私心。

以上是第一部分，可以归纳为“曹刿谏铸钟、论修政”。这一段的看点是施伯和曹刿对于君主（即文中的“君子”）成败原因的不同观点：施伯认为君主成败最终是由天命决定的；曹刿则认为君主成败在于自身是否努力修明政事，而所谓“天命”只能用来解释那些用常理无法解释的特例。两人观点的不同和他们的出身背景应该是有很大关系：施氏是鲁国的世袭大夫家族，而曹刿是纯粹依靠自身努力才得到鲁庄公重用的士人。

曹刿论守边、三和、显道

过了一年，庄公问曹沫说：“我想要与齐国作战，想问要怎样布阵？怎样守住边境城邑？”曹沫回答说：“臣下听说：‘有坚固难破的谋画，而没有坚固不破的城墙；有确保攻克的政策，而没有确保攻克的阵式。’三代的阵式现在都还留存着，有人以此克敌，也有人以此灭亡。而且臣下听说：‘小邦居于大邦之间，国壤交接，不可以先挑起怨恨，疆界地区不要先急着占有，这就是从边防抵御的办法；不要舍不得货财美女，而要用它们事奉敌国的宠臣，这就是从敌国内部抵御的方法。城郭一定要修整好，缮治铠甲，磨利兵器，一定要怀着交战之心来防守，这是最佳的防守之道。’臣下又听说：‘不在邦内达到和谐，不可以出“豫”⁽⁶⁾。不在“豫”时达到和谐，不可以出阵。不在布阵时达到和谐，不可以出战。’因此阵只是三教的最后阶段。君主一定要谈，臣下就从本源开始谈好吗？”

庄公问：“在邦内达到和谐要怎么做？”曹沫回答说：“不要耽误了民众的农时，不要掠夺民众的利益，计量臣子的功绩而给予适当的食禄，对有罪的施加刑罚，对有德的给予爵赏。畜养群臣，贵贱要用同一个标准，食禄的给予不要违背这个标准。《诗》本来就说过：‘恺悌君子，是民众的父母。’这就是在邦内达到和谐的做法。”

庄公问：“在‘豫’时达到和谐要怎么做？”曹沫说：“三军出征，君主要亲自率领，一定要有两位将军，每位将军之下一定要有几位嬖大夫，每位嬖大夫之下一定要有几位大官之师、公孙公子。凡是有司领导……军队按期集结就不难了，这就是在‘豫’时达到和谐的做法。”

庄公又问：“在布阵时达到和谐，要怎么做？”曹沫回答说：“战车之间要容纳士卒一伍，伍间要能放下兵器；地位高、食禄多的，让他们走在前面；三行士卒之后，是拿短兵器的士卒；每十个伍之间，必定有公孙公子：这就叫军纪。五人成为一伍，其中一个人有功劳，另外四人都进行奖赏，作为裁断功过赏罚的标准。要求士卒不要只崇尚获敌，而要崇尚听从命令，这样士卒在战场就不会私自后退。率领战车的要与战车在一起，率领徒兵的要与徒兵在一起，这样才能上下同生共死。又告诫道：‘奔跑，你们的作战队形一定会乱掉；不奔跑，你们才能保持作战队形奋起、顺利地依战法会合。’所以将帅不可以让军队肆意奔跑，肆意奔跑就会不成行列。战争有更显明的道理，那就是：不靠战斗本身而是靠战前部署来克敌。”

庄公问：“不靠战斗本身而是靠战前部署来克敌，要怎样做？”曹沫回答说：“敌人的兵器不磨砺，我方的兵器一定要磨砺。敌人的甲胄不够坚固，我方的甲胄一定要坚固。敌人派遣士，我方就派遣大夫。敌人派遣大夫，我方就派遣将军。敌人派遣将军，我方国君就亲自上阵。这就是战争的显明道理。”

以上是第二部分，可以归纳为“曹刿论守边、三和、显道”。他关于“和于邦”的见解都是没有什么新意的原则话，与管仲高屋建瓴的政策建议差距很大。值得注意的是，曹刿提出的“畜养群臣，贵贱要用同一个标准”与讲究尊卑有别的周礼有明显冲突，这明显是因为他出身低贱而跻身于众多世袭贵族之间，希望得到平等对待的缘故。

他关于如何“和于豫”“和于阵”的建议具体而富有新意，这显示出他对于军事战术的确有一定研究；回想起来，曹刿最开始的走红也就是因为他在长勺之战中的亮眼表现。他提出在战阵中“地位高、食禄多的，让他们走在前面”“每十个伍之间，必定有公孙公子”，应该是挑战传统的新做法，要求养尊处优的贵族承担与他们地位相匹配的责任，反映出曹刿所代表的士人阶层的愿望。

然而，在用“不靠战斗本身而是靠战前安排来克敌”的“显明道理”吊起鲁庄公的胃口后，他给出的具体建议却是一段“正确的废话”：如果你的兵器比对方锐利，甲胄比对方坚固，派出的官兵比对方强，你就能得胜。实际上，这段“正确的废话”已经暗示了鲁国与齐国争战最终会失败，因为齐国的经济、军事、人力资源等整体实力比鲁国要强大，鲁国也许在某次特定战役中能够聚集起优势力量取得胜利，但齐国兵器比鲁国锐利、甲胄比鲁国坚固、派出的官兵档次比鲁国高的情况肯定是大多数。我们可以想象，在曹刿率领鲁军与齐军交战屡次失败之后，他就可以用上面这段理论为自己开脱。

曹刿论用兵之机、复战之道

庄公问：“已承蒙教诲了，我方出师有关键时机吗？”曹沫回答说：“有。臣下听说：‘敌方三军出动，主将地位卑下、父兄都不推荐、由朝廷遥控指挥，这就是我方出师的关键时机。’”

庄公又问：“我方三军‘散果’有关键时机吗？”曹沫回答说：“有，臣下听说：‘敌方三军还没有排好阵形时、没有“豫”时、正在爬坡渡河时，就是我方“散果”的关键时机。’”

庄公又问：“发动战斗有关键时机吗？”曹沫回答说：“有。敌方离去不够迅速，前来不敢迫近，发动攻击的节奏不够迅疾，这就是我方发动战斗的关键时机。因此布阵迟疑必败，战斗迟疑必死。”

庄公又问：“两军已经开战了，有致胜的关键吗？”曹沫回答说：“有。敌方奖赏少而且不公平，诛杀重而不明察，战死者没有人收殓，受伤者没有人恤问，已经开战而有懈怠之心，这就是开战后我方致胜的关键。”

庄公又问：“败仗之后再战，有方法吗？”曹沫回答说：“有。三军大败，死者要收殓，伤者要恤问，善待死伤者是为了安抚、鼓舞生者。君主要自我认错来取悦万民：不要为了田猎去危险的地方，不吃熟食以示自我处罚，不要诛罚而要奖赏，不要怪罪百姓而改换他们的将军。君主如果是亲自率领军队，那就必须聚集相关官员告诉他们：‘诸位要勉力，前次的战败过错不在你们，而在寡人。我们前次的战役刚好不顺天命。’回师再战时，一定要召集国内的贵族及奇士，让他们率领士卒，不要再依照之前的常规队形编排。所有的贵人，都要让他们排在军队的前面一行，如果排在后面就会被灭亡。向前推进就依照规定给予食禄爵位，掌握好这关键就不可阻挡。”

庄公又问：“战况胶着之后再战，有方法吗？”曹沫回答说：“有。已经交战过后，重新‘豫’，号令军中：‘修缮甲胄，磨利兵器，明日要再战。’厮徒做饭，来慰劳已编入战斗行列的战士；已经失去车甲的战士，命令他们不要再归入战车的行列，明天将要战斗，让他们列在军队行列前面。又安排我方的间谍来告诉我方将士说，‘敌人的将帅都受伤了，车辇也都坏了’，说要早点进攻。于是命令没有受过战斗训练的新兵：‘一早吃饱饭，载运兵器，各自运好你们的货物。’开战之后要衡量其功过，不要懈怠，不要使民众疑惑。等到您龟卜占筮时，都说结果是‘胜利’以鼓舞将士，改换您鼓面的蒙皮，整理好军备。明日回师再战，一定会越过前日盘战胶着的地点。这就是战况胶着之后再战的方法。”

庄公又问：“酣畅的战斗之后再战，有方法吗？”曹沫回答说：“有。必须谨慎戒惧，那样怎么会不克敌致胜呢？不要过于冒进而陷入危险，稳扎稳打，一定要超越前次攻击的地方。奖励有斩获的人，饬戒畏惧的人，以鼓舞他们的斗志；要促使勇敢的人欢喜，惶惧的人惭悔，万民都愿意掉脑袋，想要克敌制胜。这就是酣畅的战斗之后再战的方法。”

庄公又问：“艰苦的战斗之后再战，有方法吗？”曹沫回答说：“有。收拢而聚集战士，约束而厚待他们，重赏而薄罚他们，使他们忘记死亡的恐惧而愿意献出生命。让好战车、好战士去攻取敌人的饵军，让他们的斗志奋起。勇敢者使他们欢喜，畏惧者使他们惭悔，这样以后能改变前次战斗的不足之处，从而获得更好的战果。这就是艰苦的战斗之后再战的方法。”

此为第三部分，可以归纳为“曹刿论用兵之机、复战之道”。在他看来，出师、“散果”、开战、致胜的关键，就是抓住“敌弱我强”“敌乱我整”的时机果断行动。但是庄公也知道，与齐国交战，往往不会是抓住机会一举获胜，而是会遇到败仗、胶着、酣战、苦战等各种状况。当他询问曹刿应该如何应对时，曹刿侃侃而谈，颇有见地，再次证明他对于具体军事战术的确是有深入研究的，其中“又安排我方的间谍来告诉我方将士说‘敌人的将帅都受伤了，车辇也都坏了’，说要早点进攻”“等到您龟卜占筮时，都说结果是‘胜利’以鼓舞将士”等以诈谋操纵士兵心理的做法与他在长勺之战时所使用的诈谋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这部分他又提出“所有的贵人，都要让他们排在军队的前面一行”，这与上一部分“地位高、食禄多的，让他们走在前面”相呼应。

曹刿论攻守、亲和义、三代之道

庄公又问：“善攻者要怎么做？”曹沫回答说：“民有三宝：城池、固地、阻隘。三者完全用到而没有疏忽，国家就会壮大。善攻者一定用他所拥有的，去攻击敌人所没有的。”

庄公问：“善守者要怎么做？”曹沫回答说：“他的粮食足以喂饱民众，他的武器足以在战斗中取得胜利，他的城墙坚固可以捍卫疆土，上下和谐而笃厚，结交大国，大国亲近他，天下哪国都不能战胜他。士卒要少而发挥多的功能，少就容易察知，到成功时也好治理。如果战胜，君主要亲自处理胜利后如奖赏之类的事务。使唤民众，君上不亲近民众就不会敦勉，不和睦民众就不会笃厚，不正义民众就不会服从。”

庄公问：“亲近要怎么做？”曹沫回答说：“君主不要怕亲自操劳，来观察上下的真情假意；匹夫寡妇的狱讼，君主一定要亲自审听。君主所知道的或许有所不足，但是不会不公正，那么民众就会亲近。”

庄公又问：“和睦要怎样做？”曹沫回答说：“不要偏私亲信近臣，不要凌越诸父兄长，奖赏要公平，听意见要公正，那么民众就会与君上和睦。”

庄公又问：“正义要怎么做？”曹沫回答说：“陈列功绩，崇尚贤能。有能力治理百人的，让他当百人的官长；有能力治理三军的，让他做三军的主帅。官职要授予有知识、有能力的人，那么民众就会认为君上遵行正义。而且我听说：‘士卒有长，三军有帅，国家有君，这三者是作战的主心骨。’因此做民众君长的人，不要舍不得把爵位赐给有功之人，不要干预军队的具体作战，不要逃避自己的罪过，要用这种态度来督导对国家民众的教化。”

庄公问：“做到亲、和、义这三者就足以作战得胜了吗？”曹沫回答说：“要警戒！战胜之后不可不谨慎。君主‘为亲、为和、为义’不坚持到底则胜利不恒久，不和睦则民众不笃厚，不谦虚畏惧则……其志者，是很少的。”

庄公又问：“我听说：‘一句话可以让三军都劝勉，一句话可以让三军都勇往直前。’有这种话吗？”曹沫回答说：“有。‘只注意祭祀鬼神，而轻忽武事，不是教民之道。’君主应该知道，这是先王传下来最高的道理。”

庄公说：“沫，我先前所说的实在是不对，恐怕是被小道所迷惑吧！我很想听听三代之所以成功的原因。”曹沫回答说：“臣下听说：‘从前三代明王兴起得到天下，是根据他们各自所处的世代，以及他们自身的修为。’现代与古代或许有所不同，臣因此不敢用古代的情况来答复君主。但是古代也有普适的大道理，那就是：一定是以恭敬节俭得到天下，而以骄傲泰侈失去天下。君主应该要好好地听听夏禹、商汤、夏桀、商纣兴亡的道理。”

此为第四部分，可以归纳为“曹刿论攻守、亲和义、三代之道”。曹刿正确地认识到，军事是政治的延续，内政昌明是外战胜利的真正决定因素。然而，当鲁庄公问他如何做到“亲近”“和睦”“正义”时，他的回答又显得平淡无奇，没有一条可以与管仲相比的高见。实际上，曹刿关于如何做到“亲近”的建议，其实是把鲁庄公自己的理念——“大小刑狱案件，我即使不能保证明察秋毫，也一定尽力按照实情进行裁断”（见页190“长勺之战”）——拿过来教鲁庄公。

这部分最令人瞩目的观点是“有能力治理百人的，让他当百人的官长；有能力治理三军的，让他做三军的主帅。官职要授予有知识、有能力的人，那么民众就会认为君上遵行正义”。当时鲁国的高层卿大夫都是根据宗法血缘获得世袭官位的公族宗主，在这样的背景下，曹刿提出要完全以知识、能力来作为选拔任用官员的标准，即使是三军主帅的职位也不例外，这是像他这样没有贵族家世背景却有知识、有能力的士人的共同诉求，在当时绝对是革命性的思想。

当庄公问曹刿有没有一句口号可以“让三军都劝勉”“让三军都勇往直前”时，他提出来一句“只注意祭祀鬼神，而轻忽武事，不是教民之道”，还说这是“先王传下来最高的道理”，可是这句话说出来哪里像“最高的道理”，哪里会有半点激励三军的效果呢？我们可以想见，曹刿这个钻研了一些军事战术、自我感觉特别良好、但并没有多少执政经验和深谋远虑的士人在面对君主宏大问题时黔驴技穷的窘态。鲁庄公还不死心，又问他三代成功的原因，而曹刿回答的“一定是以恭敬节俭得到天下，而以骄傲泰侈失去天下”也真的可以说是“卑之无甚高论”。

综上所述，鲁庄公想要重用曹刿与齐国争战，而曹刿也正确地指出，军事行动能否胜利归根到底取决于内政是否修明。然而，曹刿毕竟不是管仲，他是战术家而不是战略家，更不是治国奇才，提不出什么系统性的内政改革方略。实际上，既然曹刿没有能力辅佐鲁庄公从内政基本面上振兴鲁国，那么按照他自己提出的军事理论推断，鲁国在后来也必然会屡战屡败。

探索鲁庄公—曹刿故事的真相

在深入探究了曹刿的政治军事思想之后，我们可以更加细致地分析一下，实力不济的鲁庄公是如何被曹刿“洗脑”走上武力争霸的道路：

在齐襄公、公孙无知相继死于非命之后，隐忍多年的鲁庄公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他想要抓住齐国动乱的机会实现“翻盘”，甚至成为下一个“小霸”。然而，送公子纠回齐国夺权的行动没有成功，鲁庄公亲自率领的鲁军又在齐都郊外的干时被齐军击败。随后，鲍叔率军乘胜攻入鲁国，逼迫鲁人杀死了公子纠，又迎回了奇才管仲。从旁观者角度看，鲁庄公的“翻盘”行动已经失败。

前六八四年，政局基本稳定的齐国正式派军队讨伐鲁国，此次讨伐的诉求很可能是逼迫鲁国与齐国媾和，要求鲁庄公承认企图杀害齐国现任国君的错误，承诺放弃对抗，重启齐襄公去世前在齐姜不懈努力下形成的齐鲁关系改善势头。在曹刿进宫之前，“肉食者”们应该已经跟鲁庄公开会研究过是否抵抗之事，而鲁庄公应该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表达了自己“将战”的意图。“肉食者”们应该是主张求和，君臣双方产生了矛盾，这才给主战的曹刿入宫进言提供了契机。

如果从春秋时期的政治常识来考虑的话，鲁国选择迎战还是求和，主要应该看这三个方面：第一，鲁国是否占理？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整个事情的起因是鲁国入侵齐国、干涉齐政、谋杀齐君，而且一直没有正式认罪，这次是齐国有理、鲁国理亏。第二，鲁国的经济军事实力是否强过齐国？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齐国在齐襄公时期就比鲁国强大，而齐襄公去世后的高层内乱并未损伤齐国实力。第三，先前齐鲁交战，鲁国是否占上风？答案还是否定的，因为鲁国去年在干时惨败，后来又被齐军攻入国境。“肉食者”们可能正是基于这种理性务实的“近谋”，得出了应该求和的结论。

然而，这时鲁庄公的心智被一种不愿服输的执念给牢牢攫住了。他在“对齐亲善派”压制下已经隐忍了十年，实在是不愿意放弃这个珍贵的“翻盘”机会，他想要继续斗争下去，为在齐国暴毙的君父鲁桓公报仇，并且继承君父遗志与齐国争霸。鲁庄公内心真实想法当然是“将战”，但是鲁国与齐国在硬实力上的差距也的确让他感到纠结。

士人“军迷”曹刿得知了朝堂上的对峙状况。他对自己的朋友们宣称，朝堂上那些“肉食者”们都很鄙陋，唯独自己这个民间奇才有“远谋”，自己要进宫给鲁庄公指点迷津。曹刿很清楚，陷入孤立的鲁庄公此时最需要来自于他人的奉迎和怂恿，如果能鼓励鲁庄公出战，自己将得以一展才华、成就功名。由于鲁庄公先前正是听从了“肉食者”施伯的建议才放走了奇才管仲，所以此时鲁庄公很可能是以“不可再错过本土奇才”为由破格召见了曹刿。

曹刿见到鲁庄公之后，一开口就不同凡响：他没有按照“君问臣对”的正常套路来为鲁庄公分析战与和的利弊，而是反过来“臣问君对”，要求鲁庄公自己说凭什么与强大的齐军作战。首先，通过这样一个翻转，他这个士人“军迷”一下子成了居高临下评点君主的“上师”，在心理上已经占据了上风。第二，曹刿如果在战前把“击鼓时使诈”的战术方案说出来，鲁庄公是不可能相信的（战胜后鲁庄公也是听了讲解才明白）；而基于硬实力的理性分析又必然会推导出“应该求和”的结论，所以曹刿也只能让鲁庄公自己说，然后随机应变。

鲁庄公接下来在曹刿的诱导下说出了“善待身边官员”“依礼对待鬼神”“据实审理案件”三条理由。冷静地看，它们都是鲁庄公搜肠刮肚硬凑的“好人好事”，根本不足以证明鲁国能取得眼前这场战斗的胜利，如果在“肉食者”面前说出来只会遭到批驳和嘲笑。鲁庄公其实也清楚鲁国硬实力不济，所以也只好拿“君德”这种软实力来碰碰运气。曹刿敏锐地捕捉到了鲁庄公的意图，于是顺水推舟，从这三类事迹中“以小见大”提炼出三项君德，然后用“国君有德就能抵御强敌”的“远谋”来奉迎和怂恿鲁庄公。

曹刿之所以会选择最后一个理由“据实审理案件”并大加吹捧，不是因为这个理由本身有什么特别，而是基于下面两个原因：第一，直接选第一个“善待身边官员”进行吹捧的话，就会暴露自己奉迎鲁庄公、怂恿他出战的真实目的。第二，人在为自己辩护时，说出的第一个理由肯定是最强的，越往后越是凑数。否定鲁庄公自认为最强的理由，而肯定他自认为最勉强的理由，会让鲁庄公觉得曹刿绝不是在迎合自己，而是真有高见。

因此，曹刿要故意摆出一副“这个不行，再想一个”的“上师”姿态，逼迫鲁庄公再多说两个，达到“事不过三”后，再围绕第三个理由来进行吹捧，将其中蕴含的君德拔高成足以出战的“大德”。实际上，曹刿无法知道鲁庄公的三个理由分别会是什么具体内容，他也不需要知道。鲁庄公最后说的是“据实审理案件”，曹刿就说，这是“忠之属也，可以一战”。如果鲁庄公最后说的是“善待身边官员”，曹刿就会说这是“惠之属也，可以一战”；如果鲁庄公最后说的是“依礼对待鬼神”，曹刿就会说这是“信之属也，可以一战”。反过来说，如果鲁庄公第一个说的就是“据实审理案件”，曹刿就会用“小忠未遍，民弗从也”将其否定，让鲁庄公再说两个。

总而言之，曹刿通过否定前两个理由显示出自己绝不是曲意奉迎，通过夸大第三个理由来迎合国君想要抓“救命稻草”的心理，把凑巧撞上的“忠”德封为鲁庄公需要的那根“救命稻草”。这种针对鲁庄公心理“量身定做”的话术，无疑俘获了鲁庄公的心。

在此基础上，曹刿又说“战则请从”，也就是告诉鲁庄公，自己不仅能庙堂论战，还能临阵指挥。从《左传》记载看，曹刿并没有向鲁庄公陈述具体战术方案，而鲁庄公竟然就放心任用他指挥这次战斗。很明显，曹刿“有德就能抵御强敌”的理论贴合了鲁庄公自己本来就有的侥幸心理，使得鲁庄公不但重拾信心决定出战，还决定豪赌一把，让这个没有任何实操记录的士人奇才全权指挥战斗。一言以蔽之，鲁庄公已经被曹刿初步“洗脑”了。

曹刿敢于请求指挥此次战斗，说明他心中必然已经有了胜敌之策。曹刿的真实策略是：硬实力不济的情况下，鲁军战胜的唯一出路就是靠榨取软实力，当然这个软实力绝不是什么审理案件体现出来的“忠”德。鲁国是周公之后，在诸侯中守周礼最为谨严，这就包括交战时守军礼、讲规矩。在曹刿看来，鲁国“谨守周礼”的国际声誉就是最好用的软实力。说得直白一点：从不耍流氓的老实人突然开始耍流氓，头一回肯定能占到便宜。在随后的长勺之战中，鲁军就是通过违背双方同时击鼓然后进军的军礼，取得了气势上的优势，从而赢得了战斗的胜利；而齐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齐人根本没料到自己撞上了鲁国第一次在战场上“耍流氓”。

战胜后的鲁庄公，就像一个绝地翻盘大赚一笔的赌徒，一方面自信心爆棚，另一方面也非常感激和崇拜曹刿。之前一直没有透露战术思想的曹刿此时趁热打铁，做了这样一场“化诡诈为高明”的战术思想分析：首先，曹刿绝口不提鲁军靠违礼使诈取胜的事实，而是抓住“勇”这个褒义概念做文章，阐述了“积蓄勇气是战胜关键”的战术思想；其次，曹刿绝口不提鲁军靠自身诡诈难测取胜的事实，反过来强调齐国诡诈难测，阐述了“胜而不骄、谋定而后动”的战术思想。这番论述说得正义凛然、有条理、有洞见，让曹刿的“神机军师”形象在鲁庄公心目中定型。

至此，曹刿的军事才能已经得到了实战验证，他在战前表现出的“迷之自信”被证明不是狂妄，而是奇才本色。就这样，一个血气方刚、不愿认输的年轻君主和一个自恃远谋、想以鲁国为“赌本”大干一场的士人“军迷”正式结成了联盟，开始一起做一场“战胜齐国、成就霸业”的春秋大梦。至此，鲁庄公已经被曹刿彻底“洗脑”。

换句话说，曹刿在战前克服了自己身份地位低、无实操经历的硬实力劣势，利用鲁庄公“病急乱投医”的非理性心态，以诈谋话术俘获了国君的信任；在战场上又克服了鲁军不在理、不强大、刚战败的硬实力劣势，利用齐人认为鲁人必然守礼的惯性心理以及延后击鼓出战能积蓄气势的战场心理，以诈谋战术赢得了战斗的胜利。“实力不强，攻心为上”，这就是曹刿致胜诈谋的实质。

大概就在长勺之战胜利之后，鲁庄公与曹刿进行了多次推心置腹的长谈，《曹沫之阵》所记载的可能就是这几次长谈的主要内容。整体上说，曹刿的军事理论水平还是相当不错的。然而，当鲁庄公真把曹刿当成了自己的管仲，开始询问他如何治国理政时，曹刿的回答就“卑之无甚高论”了，和他的对手管仲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然而，对当时的鲁庄公来说，曹刿前面阐述的军事战略战术已经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而后面说的那些非常老套的治国理政之道也正与鲁庄公自己的想法相合。鲁庄公接下来采取的整体策略就是：一方面重用曹刿作为军师，指导鲁军运用“曹氏战法”来进行武力争霸；另一方面尽自己的能力，按照四平八稳的“先王之制”来勤政爱民。鲁国从此进入了一种内政层面“励精图治”、军事层面“出奇制胜”的争霸状态。

从《曹沫之阵》的记载来看，曹刿非常清楚，虽然靠使诈可以改变某次战斗的结果，但鲁国与齐国武力争霸最终的结果还是要看两国经济军事硬实力的对比。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硬实力较弱的鲁国岂不是必败？那倒也未必。曹刿的盘算应该是：第一，先靠诈谋赢得一两场战斗的胜利，把鲁国拖入争霸战争，让自己得以施展才华；第二，用战争的压力激励鲁庄公修明内政；第三，指望着力度颇大的管仲改革事业会“翻车”。实际上，管仲改革刚启动时，遭到了齐国既得利益集团的激烈反对，当时管仲出行都需要重装兵车保护以防备刺杀。（据《韩非子·南面》）

“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曹刿就是典型的“行险以徼幸”的小人。可惜的是，小奇才曹刿在齐国的对手是大奇才管仲，管仲改革并没有“翻车”，经济和军事齐头并进的齐国再没有给他侥幸的机会。

从新政到旧礼：管仲改革的地位转变

正是通过与曹刿的比较，我们才能够真切地体会春秋首霸“总设计师”管仲的高明。他充分利用齐庄公、齐僖公、齐襄公时期打下的良好基础，赢得了齐桓公这位性急而有大志的君主的高度信任，积极而稳妥地展开全面和深入的综合改革。在国内方面：他重新规划了国都和鄙野地区，促进行政、教育、手工业、商业、农业的专业化发展；大力从基层士人中选拔文武人才充实中层官僚队伍，并从鄙野农民阶层中选拔优秀分子进入士人阶层；在日常行政中不声不响地推进军队建设和军备制造，为齐国称霸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和军事基础。在国际方面：他成功地引导齐桓公放弃穷兵黩武的短视策略，辅佐他尊崇周王、亲睦诸侯、存亡继绝、攘夷讨罪，走上了称霸之路，并在葵丘之盟霸业达到巅峰时果断制止了齐桓公的僭越念头，使得他最终能以春秋首霸的光辉形象载入史册。虽然管仲在去世前的忠言苦谏没能让齐桓公远离奸臣、得到善终，但也算是尽到了肱股之臣的责任。

前五一六年，当时的齐国公室衰败，卿族陈氏势力日渐壮大，贤大夫晏婴在与齐景公谈起如何应对时提出：“唯有重振礼治可以止住这种势头。根据礼制的规定，家族的施舍不能危及国家稳定，民众不迁徙，农民不流动种地，工匠、商贾不改变职业，士人不失职，官长不怠慢，大夫不私自收取公室的利益。”有意思的是，晏子所提到的“民众不迁徙，农民不流动种地，工匠、商贾不改变职业”正对应管仲改革举措中的“定民之所”“成民之事”“相地而衰征”（参见页281—295），“士人不失职”对应葵丘公约里的“士无世官”，而“官长不怠慢”正对应葵丘公约里的“官事无摄”（参见页260）。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充满生气的改革举措固化成国家正统“礼制”的过程。在春秋早中期，管仲提出的上述改革举措对于当时的礼制来说无疑是“新政”。由于这些新制度成就了齐国在春秋时期的巅峰——齐桓霸业，其正确性已获公认，因此得以“登堂入室”，逐渐成为代表国家正统意识形态的“礼制”的一部分。到了齐景公和晏子所处的春秋晚期，这些昔日的改革举措已经固化为高尚和庄严的先代礼制，它们所蕴含的“改革红利”早已释放殆尽。

然而，晏子可并不是这么看的，他的思路是：既然先代礼制成就了先代盛世，那么，如果齐景公能够下决心重新推行先代礼制，就能遏制公室继续衰败的势头，甚至重现先代盛世。这与孔子周游列国、呼吁国君能给他机会推行西周初年“周公之制”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而正如孔子到处碰壁、无人重用的结局一样，齐景公在听完晏子慷慨陈词之后也只能长叹说：“对啊！可惜我不能做到这些。”当时公室衰败、卿族壮大是不可逆的历史大势，不要说像晏子所说的那样复辟先代礼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使管仲死而复生、再设计一套综合改革方案出来，齐景公也没有当年齐桓公所掌握的经济资源和政治权威来推行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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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臧知非：《齐国行政制度考源——兼谈〈国语·齐语〉的相关问题》，《文史哲》1995年第4期。

(2)　参见辛田：《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转型研究》，山西师范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

(3)　“两位国君”指在守丧时被杀的子般，以及正式即位后被杀的鲁闵公。

(4)　关于齐桓公和管仲君臣关系的转变，参见池万兴：《〈管子〉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

(5)　参见邱文山：《春秋时期齐国的全方位改革》，《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杨剑虹：《试论齐桓公的经济改革》，《楚简楚文化与先秦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

(6)　从上下文判断，“豫”应该是指出城之后、列阵交战之前的集结、准备工作。